广州逍遥哥: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家”

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家”                           许锡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革命”一词已经被损毁了，革命，有如谈虎色变，已经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暴力象征，其实世界上，只要有暴力的地方，革命就自然消失了。革命从来是精神世界与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而不是靠暴力可以达到的。因此为革命正名是很有必要的。 同样一个东西，用不同的标准及不同的视角去观照与衡量，常常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中国自古贪官污吏出得多，除了权力从来没有获得约束外，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打造出来的现实，这种文化价值观，造就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并且大家都追求这种权力及其所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贪污受贿的权力与机会。中国人自古就是按照家族与等级制来生存的。家族生存的结果常常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此同时遭受横祸的时候，也就要株灭九族。官位身份等级制常常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成功之路与幸福观念。成就霸业，一统江山，成王败寇的思想观念，其数千年来，不但是朝野如此，即使是在江湖领域也不例外。人是按照思想观念及精神家园的方式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上的。究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纯粹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以思想观念的方式指导行动，而行动造就事实结果，而事实结果反过来又强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这里很容易陷入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题。追问起来，其实意义不大。但是，我知道有主体意识的人，而不是工具的人，他懂得并且也知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什么借口，都不能够为一个人的罪恶洗脱罪责。世界不断地变化，但是，唯有一种变化是真正的革命，那就是世界观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变革。佛陀、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哥白尼、牛顿、尼采、爱因斯坦等等，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人只有在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发生改变的之后，才谈得上对世界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二千多年来，事实上是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革命家，只出现过轮流抢夺交椅的人，而且抢夺交椅的方式千年不变，那就是用枪杆子抢夺，抢到者为王，抢不到者为寇，但是无论王与寇，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精神家园都是一样的。孔子作为中国第一圣人，其实也不是革命家，他对世界的认识完全遵循周礼，因此，周礼的发明者才具有一点革命家的味道，孔子其实只是一个前人思想观念的鼓吹手，他自己倒也还有点自知之明，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什么思想家，更不是什么圣人。孟子又只是孔子的鼓吹手,他们都没有改变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只是巩固了旧有的认识方式而已，作为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人的位置虽然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却完全是一样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取得成功，以及对成功的渴望，而成功就是做人上人，以至达到登峰造极，成就霸业，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并以其为核心划定一个圈子，幸福感与成就感都以进入这个圈子为荣。有一人能够进入此圈，则家族兴旺发达，有一人罹难，则株连九族。而普通平民挤进圈子的方式，除了战功，就是读书高中科举然后做官，此外就是送美丽的女儿进宫，供独夫民贼淫乐，获得宠幸，从而有幸运的宠儿家业兴旺发达。作为一个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其成就感与幸福感即以此为标准，以此类推，几乎从来不曾改变过。中国数千年来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乱纷飞，饥寒交迫、天灾人祸，其惨绝人寰的苦难其实早就蕴含在这种从皇帝圣人到芸芸大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中了。一个民族，价值观上的自洽与完美，才是文化成熟的表现。数千年来，在中国，真正的观念革命是没有的，人命倒是被革去了无数。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说：“范式一旦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1页）范式是库恩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库恩在这里使用时无疑就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世界观。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会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这个世界，从而产生不同的作用后果。试想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的变化，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质量与能量之间竟然有这么一个惊人的转换关系，而且许多的发明与创造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库恩把范式的改变看成是真正的革命，他说“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如果把这个思想用之于社会领域，其实也是同样合用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如果我们认定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及价值观，并且要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按照一种新方式来生活，那么，这个变化才是真正的革命。如果椅子还是那把椅子，只是不同的人在争取而已。那么看起来是在斗争，其实，不过是换了一把交椅的主人而已。钱满素教授在其哈佛博士论文《爱默生和中国》一书中说：“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就不过像波浪一样——只是水面的振荡，水下却依然如故。”（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版第167页）。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切武力的与非武力的变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变化。改朝换代的结果，只是坐江山的人不同而已，而无论谁坐江山，都不过是一样的结局。谁说中国历史喜欢闹革命？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   外出出差，遇见几个老教授，于是攀谈起来。说到宪法，我们又争执了起来，我说宪法是保护公民防止政府权力侵害公民权利而设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公民的利益，而政府的权力往往容易侵犯公民的利益，这个时候才需要宪法。老教授很是激动地说：“我来问你，宪法要不同维护与保护国家的利益？”他显然对我认为宪法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而防止政府的权力扩张深感不满。因为我居然把公民与政府对立起来看了，而把公民与政府对立起来其实也就是把公民与国家对立起来了。我反问他国家的利益是谁的利益？老教授这个时候突然感觉无从回答，似乎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久以来我们任何问题，一旦遇到国家就终止了，因为国家利益无需再去怀疑，也不容许讨论。我非常理解老教授，他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知识人的思想观念的代表，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思考，并且以这样的世界观在制定我们的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我们的行动方式。不会有更多的内容了。国家、政府、社会、人民、民族、政党等等这些宏大的概念，在那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中是没有区别的。愚昧的观念产生出愚昧的制度，并且产生愚昧的实践结果。他们那一辈人中，当然也有一些对这些概念有非常清醒认识的人，但是，他们被迫生活在一大堆糊涂观念的人中，并且几乎都成了牺牲品。因此，一个天才，如果他出生在错误的时代那是悲剧，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思想信息完全被专制权力掌控与封锁的年代，任何清醒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都会被一种暴力视为异端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会看到一个社会的落后，最直接的表面是物质感观上的落后，然后是技术产品的落后，然后我们慢慢会看到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后面有看不见但是能够感觉到的制度的落后，制度落后的后面实际还有支撑这些制度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落后。据说非洲有一个原始部落，外面的文明世界称其为“马拉松族”，其来源是因为，这个部落用非常原始的狩猎方式生存，其狩猎的方式就是手持木棍之类的原始武器，追赶羚羊之类非常善跑、耐跑的动物，常常在追赶几十公里，要把所追赶的羚羊累倒在地，然后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动物捉住。这样练就的长跑功夫十分了得，如果出山跑马拉松，他们这个部落的人几乎人人都可以在奥运会上的马拉松赛上拿冠军。于是有人去这个部落邀请他们出山，派人去参加竞赛，与他们的酋长讲了半天道理，但是他们的酋长就是不同意，酋长问：“那里有许多羚羊吗？”来者答：“没有，一只羚羊也没有。只是大家一起去跑。”“那么兔子呢？”“兔子也没有”。酋长听了冷冷地说：“我们不去，因为外出狩猎，我们的规矩就是从来不愿意空跑”。类似的故事，鲁迅先生也讲过一个（鲁迅就人类意义上也不是革命家，但是，他是中国丑陋文化的死敌，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文化的革命者。）：从前有西方的铁路工程师到一个拉美的原始部落里，想在这里修铁路，原始部落的人死也不肯，而部落酋长更是坚决反对。没有他们的同意，铁路工程师就修不成铁路。后来一个牧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得知他们信奉祖制经典，祖制经典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一个赤脚大仙，曾经推着独轮车从彩虹桥上走过。牧师把这故事一讲，再把铁路比喻成彩虹，把火车经过比喻成赤脚大仙推独轮车从彩虹上走过。于是，铁路很快就得以开工了。一个愚昧的思想观念必然产生愚蠢的结局。传统人与现代人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能不能用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能不能产生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他的理性分析能力促使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建立在厚实的逻辑的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分析与实验的基础上的。而一个愚昧的民族的文化，却往往只有靠类比才能说明一些东西，你说某某伟大，那是不能说明白的，必须把他比喻成红太阳，如果一个人要感恩，就必须比喻成爹亲娘亲，不如某某亲。世界上许多不相干的东西，被他们用类比的方式胡乱地扯到了一起，比如月亮与太阳分别被比成阴阳、男女之类。这个愚昧的民族，你跟他讲任何道理都是讲不通的，但是，你一比喻他就服了。道理是不用多讲的。在一个不善于讲道理的社会里，你只有靠打比喻，靠搞低俗的玩笑与一点小恩小惠来获得人们的好感，并且取得成功。只要你能够成功，任何恶劣的手段都可以使用。革命永远只能是思想观念，特别是世界观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十分重要的。库恩说：“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思想为什么要独立？言论为什么要自由？信息为什么要通畅？只有这个过程才会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被人们的理性生活自然选择出来，相信任何愚昧落后的民族，如果他们在一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都会选择一种更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生活方式。而环境往往因为封闭，使他们看不到更为优越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双眼被一块红布遮住了天，也遮住了双眼，然后你问他们看到什么，他们会说自己看到了幸福。这就是人在封闭的环境里常常不自觉地愚昧地“幸福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在小时候从非洲来到美国北部，看到美国人喜欢戴手套与裹着围巾，因此就认为美国人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自己是热带非洲来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残冬腊月，后来有一次，他的双手冻裂了，鼻子都快要冻掉了，他才知道不是美国人太愚昧，而是自己太愚顽，有幸的是，安南从小就来到了美国，这是他后来转变思想观念，并且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人生经历。说明开放环境中，人们总有办法认识到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相应的思想价值观念。  中国有革命吗？实际上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个皇帝被打倒，那个皇帝被扶上来了，这个朝代被推翻，那个朝代又上来了。打江山坐江山，世世代代，不过如此。那打来的江山，大概与非洲原始部落打来的羚羊有得一比。果然老教授有点生气地告诉我：“打来的江山岂能白白易手？”我说：“是啊，打来的羚羊，岂能白白送给别人？”讲到底，老百姓其实并不是人，而是非洲原始部落打到的羚羊而已。既然不过如此，那么谈话还是就止打住吧。再谈下去，可能会感觉到呼吸的急促并且会有胸闷的感觉，双方可能都要准备急救车了。 2007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