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邓小平处理对日外交的战略思维

董振瑞

 
　　通常，人们习惯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确，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作为隔海相望的两个近邻，无论从地缘政治、战略地位，还是从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来说，中日两国的利益在方方面面的都是紧密相关的。
　　目前，日、中两国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对日进口1339.5亿元，双边贸易额高达2360.2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比重的10.85％，日本是中国继欧、美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样，对华贸易高居日本对外贸易的首位，占日本外贸比重的17.7％，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张季风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经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33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对日外交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双边外交之一。
　　历史反复证明，作为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都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都不能完全排除或者无视对方的存在与影响，唯有尽可能地寻求相互之间重大利益的一致性，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各自的核心战略利益，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制约着中日两国自身政治、经济、安全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更影响、制约着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对日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复杂、敏感和棘手的关系之一。“剪不断，理还乱”，是这种关系的基本表征。基于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族感情等方面的原因，中日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始终充满着崎岖与坎坷。这种崎岖与坎坷，时而表现为双方剑拔弩张的外交争端，时而又表现为双方互不相让的民间对立。如果再加以特定的“气氛”和“事由”，这种争端和对立不仅不会消弭，反而会急剧升级，进而直接损害双方现实和长远的战略利益。这样既于事无补，反而又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凭设一座障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学习他的对日外交思想，尤其是学习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视野下，从全局、长远角度来谋划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和处理对日外交的战略思维，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作为中日外交的重要见证人和亲历者，邓小平深谙中日关系的重要和敏感。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征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他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全局、长远角度着手，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出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谋划中国未来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处境出发，高度重视对日外交，始终把对日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强调要把中日关系看得长远一些；另一方面，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对于日本国内一小撮极右势力的暗流涌动，以及国际上一些对华持强硬态度，主张遏制中国、分化中日关系的声音，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适时予以坚决回击。

一、应该把中日关系看得长远一些，短视是有害和不可取的
　　1977年6月，第三次复出伊始，邓小平就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布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拉开大幕，我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经济建设，成为邓小平最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认为，外交要围绕这个中心、这个大局来开展工作。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1页。】在他看来，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在外交上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积极调整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在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调整对美、对日外交。特别是调整对日外交，对于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这是由于：
　　其一，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充裕的资金。这些生产要素，恰恰都是刚刚开锚起航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要想加快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借助日本力量就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捷径；而要想借助日本的力量，首先就必须处理好对日外交。
　　其二，调整对日外交，对于平衡和分减苏联的战略压力，联合日本共同“抑苏”、“反霸”，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战略考虑。这样做，既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有利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周边环境。
　　作为日本来讲，也有同中国加强关系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日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战后4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严重、最深刻的一场危机，为此，日本经济一度出现了负增长。为了推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急切地寻找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日本的政治家、经济家们来说，刚刚开放国门的中国，无疑是一块“新大陆”。他们希望同中国合作，向中国转移资金、技术，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扩大双边经贸往来。另一方面，从政治和战略上考虑，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处理好对华关系，既有利于日本在本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平衡美国的影响，而且还能借助中国的力量，起到联手制约苏联对外扩张的目的。
　　可见，处理好对日外交不仅前景广阔、意义重大，还具有其现实性、可能性。综合这些方面的考虑，邓小平认为，应该把对日外交置于重要位置。
　　第一，他认为，中日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中日友好超过了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1978年6月，当中日双方代表团就《中日和平条约》的谈判陷入困境时。6月6日，邓小平特意会见了日本日广播协会代表团，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不管过去两国间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是良好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在他的大力推动下，8月12日，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份重要的政治文件――《中日和平条约》顺利签署。这份文件既是之前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之后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随后，在出访日本期间，邓小平又多次对中日关系发表了看法。他指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的余地。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1981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很快，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经贸关系日益扩大，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重视。1982年9月28日，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铃木善幸时，他总结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国力日益提高。进入1984年，全面改革开始展开，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经过几年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站在新的高度，邓小平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化。这一年，在会见日本首相上中曾根康弘时，他对中日关系作了进一步概括。他说：“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之后，他又反复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和宣传。
　　1987年5月5日，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时，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一个月后，在会见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日方代表时，他又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制定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官方关系，民间往来很多。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人事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冯朝阳：《邓小平会见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日方人员》，《人民日报》1987年6月29日。】
　　同年11月16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他又再次强调，中日友好，归根结底不仅是涉及到亚太地区的问题，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9页。】
　　第二，他提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短视是有害和不可取的。
　　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来说，明治维新前是“中强日弱”，明治维新后则是“日强中弱”，历史上在东北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中日“两强并立”的时代。
　　二战后，日本实行了低姿态的“经济立国”战略，只经过了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便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在此背景下，日本国民自信心空前高涨，开始加快迈向政治化大国的步伐。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也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第一次现实地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可能。
　　对此，日本和中国国内的一些人看法不一，议论纷纷。一些日本人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很难发展起来；另一些日本人则不断鼓噪要从经济、战略等方面打压中国，防止中国快速崛起。另一方面，眼观日本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和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中国国内一部分人感到悲观，认为有日本这样一个强大的近邻，中国很难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另一部分人则针对日本出现的打压中国的声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日强硬的言论。
　　对于这些纷繁芜杂的看法和观点，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站在维系中日友好关系的历史高度，他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日双边关系，既是平等的，也是互惠互利的，符合双方实际利益的。因此，需要双方着眼长远，共同努力，共同维护，任何损害或者不正确对待中日关系的做法都是短视和不可取的。
　　1981年6月18日，在会见佐佐木义武率领的日本众议员访华团时，他指出：“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
　　在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向来都是重头戏。务实地发展双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的人员、贸易交流，不仅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也能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淡化较为敏感的政治和历史议题，尽可能地为双边关系发展排除障碍。站在谋划中国未来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处境的高度，邓小平以中日经济合作为切入点，反复阐述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驳斥任何损害中日关系的短视行为。他认为，如果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了，就有助于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发展。
　　1981年10月28日，在会见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他指出：在广泛的领域里，中国需要日本的帮助，日本在许多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当前和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日两国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会见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人民日报》1981年10月29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日经贸合作的日益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冷战背景下国际局势的演变，邓小平更多地从相互依存的角度强调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一些，短视是有害的。
　　1986年9月5日，在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人士时，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紧密”，“另外，从政治角度，也就是从和平的角度考虑，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虞家复：《邓小平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人士》，《人民日报》1986年9月6日。】
　　1987年9月11日，在会见由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时，他更加直接地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页。】
　　1989年9月19日，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时，他又强调：“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周慈朴：《邓小平会见伊东正义一行》，《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
　　他的这一思想，在同年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得到了集中阐述。他说：“（中日）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孙毅：《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从此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4日。】特别一提的是，这次会见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足见他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殷殷期望。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总的来说，中日关系进展顺利。美国媒体曾不无感慨地评论说：“近两千年来，中日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尽管同美国有龃龉，中日关系蓬勃发展》，《参考消息》1982年6月11日。】

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不要忘记我们两国的这一共同古训
　　在强调中日友好的同时，作为近邻，我们应时刻谨记：从地缘政治而言，在东北亚地区，美、俄、中、日等大国势力纵横交错，在相对狭小的战略空间，协调、平衡、分配诸大国和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利益，向来是这一地区战略角逐的焦点。作为这一地区战略利益的集中代表，中日两国无疑又首当其冲。东北亚特殊的地缘政治决定了中日两国任何一方在谋求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总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另一方的利益。尤为敏感和关键的是，在诸如“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光华寮事件”、钓鱼岛归属等问题上，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制于历史问题和双方纠葛难清的民族感情。如果说，中日关系“天然”地具有“合作性”的一面，那么，与之俱来的是：它还“天然”地具有“斗争性”的一面。这是中日关系长久以来固有的两难困境。
　　在反复强调双方都要站在历史高度的同时，依据这一“两面性”特点，邓小平对中日关系中涉及到的重大原则以及大是大非问题，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对于日本极右势力的一举一动，对于日本国内外挑拨、分化中日关系的图谋和声音，始终密切关注，高度警惕，并适时予以坚决回击。
　　第一，“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
　　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然而，战后一些军国主义遗毒们不仅不思悔改当年的战争罪行，反而企图美化侵华战争，继而发展到企图篡改侵略历史，推卸日本的历史责任，为军国主义开脱。这股暗流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严重破坏和侵蚀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
　　1982年1月，日本自民党大会通过了“弹劾左翼偏向的教育”的决议，并将此作为该党的运动方针之一。同年3月，他们大肆活动，开展了“修改教科书活动”。在该年的文部省例行审定中，把“侵略”改写为“进攻”或者“进入”，把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歪曲黑白地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还把原教科书中“日军进行强奸、掠夺、防火……遭到国际上的谴责”等统统删去。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公开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了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又将为军国主义翻案的《新编日本史》审定为合格教材。【张历历：《百年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435页。】日本的这些举措，极大地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引起震动。
　　对此，邓小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并适时给以坚定回击。1985年8月29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时，他告诫道：日本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对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动向都很关注。中国和日本都有这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日本政界人士不要忘记我们两国的这一共同古训。【张荣典：《邓小平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人民日报》1985年8月30日。】
　　一个多月后，在会见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时，他又当面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7页。】
　　1986年8月5日，在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他进一步表态说：“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8―1129页。】
　　针对日本国内一些极右势力的不时鼓噪，1987年5月，在会见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时，邓小平尖锐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不久，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他又强调：“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战后一部分人一直存在着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2―1193页。】
　　第二年，在会见日本首相特使伊东正义时，他又一次提出不能助长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气焰。他说：中日两国关系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是近几年来从教科书问题开始，不断出现一些麻烦。值得注意的是，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如果对这些活动处理得过分软弱，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一种倾向，成为破坏中日友好的一种力量。【冯朝阳：《邓小平会见伊东正义》，《人民日报》1988年4月20日。】
　　第二，“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一切向前看，就包括不添麻烦”。
　　中日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些是涉及双方核心战略利益的，是结构性的，有些则是涉及双方民族感情的，是感性层面的。因此，不能一足而论。对此，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认识，采取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态度，强调要站在中日友好合作的大局上来考虑中日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回避、不妥协，主张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尽快解决好。
　　1978年8月10日，在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时，他强调了要冷静处理中日关系中的纠葛。他说：“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针对中日贸易中存在的贸易不平衡，他强调要通过共同合作予以解决。1985年10月11日，在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时，他说：“如果我们的关系真正是正常的，而且持续发展，那末在经济贸易方面应该是又发展又平衡。我们双方应寻求一些办法，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总是一个大问题，可能导致我们之间贸易额下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6页。】对于政治上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两国政治家都应该重视和关心，通过充分磋商的方式，给以妥善处理。
　　1987年6月28日，在会见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日方代表时，他进一步指出：“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6―1197页。】
　　第三，“有人担心，中国如果强大，日本就不好办了。然而担心是不必要的。”
　　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过短短几年发展，双边贸易便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1978年中日贸易额只有48.2亿美元，到1981年就超过100亿美元，到1991年又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28.09亿美元。这一贸易额是1972年中日复交时贸易额的21倍（10.38亿美元），是1978年贸易额的4倍。【张季风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经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世界范围特别是日本国内的高度关注。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有些人开始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对此，邓小平强调，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还会给日本带来好处。
　　1985年3月28日，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时，邓小平鼓励日本企业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大胆地把资金、技术投到中国来。他说，中日两国是近邻，要互相合作和帮助。中国发展了，也会给日本带来好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6页。】
　　1985年8月29日，在会见田边诚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时，他又指出：“可能日本有一部分人担心中国发展太快，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成为同日本竞争的对象。……我看这个担心不必要，中国落后日本至少二十年，到那时候中国有某些发展，日本可能发展会更快。”【《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页。】
　　1986年9月5日，在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人士时，他又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缺的，日本有；日本缺的，我们有”，“另外，从政治角度，也就是从和平的角度考虑，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别国的发展会对自己不利。相互帮助，促进各自的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虞家复：《邓小平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人士》，《人民日报》1986年9月6日。】
　　1986年9月27日，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他又从经济合作角度，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说，中日经济合作是长远的事情。两国是近邻，这是得天独厚的。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日本也没有害处。中日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可能到下个世纪更为明显。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有的，中国缺乏，中国有的，日本缺乏。中国的问题是还没有开发起来，所以中国希望日本能从长远出发帮助中国发展起来，这样对日本也有利。可能人们会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了会和日本竞争，其实不然。如果中日贸易发展了对两国都是有利的。从长远看，你们在世界上要再找一个大的贸易伙伴，我看只有中国。【冯秀菊：《邓小平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
　　综上所述，“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日外交的真知灼见。外交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未来十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围绕这个根本利益，就需要从外交上去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要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首当考虑的是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在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处理好对日外交无疑又是最为重要的。对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依据中日关系的现实，分析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历史高度，站在谋划中国未来所处战略格局的高度，邓小平“登高望远”，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对日外交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对于今天指导我们开展对日外交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中日关系已具备了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坚实基础，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暖春之旅让中日友好春暖常在――外交部长杨洁篪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人民日报》2008年5月11日。】
　　（作者董振瑞，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