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透中二等奖多少钱:中考语文古诗词：超越时空的主题（季进）

中考语文古诗词：超越时空的主题（季进）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在中西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的“诗心”与“文心”。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的根本前提或许就在于此。平行研究，即对无实际接触证据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文学施展身手的重要天地。它不侧重影响，而是研究关系。因此，它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一般人眼里也许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国著名学者方平先生却首次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异化”这个有效的可比尺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与探索。
　　一
　　蒲松龄，清代著名文学家。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他出生于“累代书香”之家，早岁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中年时期，曾随友人在宝应作幕宾数年，后居乡以授徒自给。他刻苦好学，知识广博，工于诗文，善制俚曲。
　　在清初，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惟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使他悲愤万分：“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他的思想中虽然有热衷功名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把满腔思绪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历二十年左右时间，才完成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十六卷，凡四百余篇。“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这部小说集托笔于虚幻想像，借谈狐说鬼以讽喻社会，熔铸着蒲松龄一生的心血。
　　《促织》是蒲松龄最优秀的笔记小说之一。故事一开头的三句话就点明了悲剧根源：“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接着又用不多几句话把只知逢迎皇上的抚军，和只知向上级献媚的地方官都点了一下。于是笔头再一转，带出了地方上一户平民人家和一出令人辛酸的悲剧。
　　故事情节从成名搜捕蟋蟀开始。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早出暮归，整天伏在败墙丛草之中，探石发穴，痴了疯了一般，一心只想捉住一只蟋蟀，可以让他向官差交待。可是他一次又一次交不了差，一次又一次在县令的大堂上挨无情的板子，被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后来连床都不能下了。
　　
　　
　　可蟋蟀还是要捉的，官府交下的差使就像蟋蟀的一对巨大的利牙，把他紧紧咬住了，休想挣扎一下。成名只得求神拜佛，只得拄着拐杖，拖着两条重伤的腿，“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他几乎是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天下虽大，对他来说早已不存在，他整个生命的意义都集中在一点：蟋蟀，一只跟他毫不相干的小东西，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当他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一只蟋蟀，屏气敛息地扑过去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情形，仿佛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天从人愿，成名捉住的果然是一只凶猛善斗的蟋蟀!从此可以不用瑟瑟发抖地向脸色铁青的官老爷苦求哀饶了吧？从此可以不挨无情的毛竹板了吧？从此可以过人的正常生活了吧──至少可以喘口气了吧？他们举家庆贺!妻子、孩子和他的脸上都浮起了一丝笑意。蟋蟀成了他们家的命根子了。
　　谁知一转身，天地马上变色，天大的灾祸又降临了!妻子吓得“面色灰死”，孩子吓得放声大哭，逃出门外，跳了井了。夫妇“抢呼欲绝”，“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切全起因于孩子不小心把蟋蟀弄死了。
　　于是悲剧来到了它的顶点：人变成了蟋蟀。
　　至此，作者通过小小的蟋蟀，脉络分明地把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都串联起来了。蟋蟀对于深宫中的万岁爷，只是给他无聊的生活解闷的一种玩意儿，对于封建朝廷的大官小吏，是借机逢迎献媚的一种手段。对于主人公成名一家，蟋蟀却成了一场从天而降、躲不掉逃不了的灾祸。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压迫与剥削，通过小小一只蟋蟀充分加以揭露。
　　从故事布局来说，作者在写到这悲剧性顶点时，又安排了一个喜剧性转折点。正因为人变成了蟋蟀，这到了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才得否极泰来，眼前豁然开朗，才得破涕而笑。最后的结局竟像春梦一般美好：田有顷，楼阁万椽，牛羊成群……
　　这样，故事的喜剧性转折点和故事的悲剧性顶点，二者叠合为一，前者甚至掩盖了后者。方平先生认为，过去我们论述《促织》，着眼于“……相对默然，不复聊赖”的悲惨画面，认为此情此景，对于统治阶级的控诉达到高潮，那是不错的，但往往没有注意到高潮后面还有浪尖滔天，把“人变蟋蟀”仅仅看做情节急转直下的需要，它的深刻内涵因此被忽略过去了。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现在却似乎发生了莫明其妙的变化，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一头无可奈何的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对于成名这一家，难道情形不正是这样吗？蟋蟀，成了主宰他们一家的生和死、凶和吉、祸和福的凶神恶煞!
　　这种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异化关系、人的“异化”，正是《促织》的深刻内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促织》与相隔二百年、远在千万里的《变形记》有了精神上的一致性。二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虽说十分寂寞，但死后却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他的作品始终受到推崇，被誉为对今天社会的预言，被视为五十年以后出现的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
　　卡夫卡的一生平淡无奇。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自幼酷爱文学，中学毕业后，于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专攻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律，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以后一直在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所供职。1922年因严重肺病辞去职务，辗转各地进行疗养。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对于卡夫卡的身世，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曾经这样概括道：“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就是在这样陌生的世界里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卡夫卡一生始终都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供职以后，他蛰居柏林郊外，从事业余创作。1908年以后陆续创作了《变形记》《乡村医生》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美国》《审判》《城堡》三部长篇（但生前均未出版）。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所表现的，是被社会障碍所摧毁的个人的孤立无援的心理。由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名字里往往都带有一个“K”字，因此，也可以说，作者所全力表现的，是K在充满敌意的社会面前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正如英国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卡夫卡的作品，“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
　　中篇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一块重要奠基石。
　　一天早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了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起不了床，就赶不上早班火车，就要贻误公司的生意。如果因此被解雇，那叫他如何挣钱养家，如何攒钱还债呢？他越想越感到恐惧。这时，外面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催他起床，当他回答母亲时，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变成虫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传来公司秘书主任的声音，对他高声训斥、威吓。格里高尔已经失去为自己辩解的说话能力。他一开口，秘书主任便识破了“这不是人的声音”。在秘书主任的催促下，父亲只得派人去请医生和锁匠。这样，格里高尔只得拼命从床上滚下，忍痛用牙齿咬着钥匙扭开了门。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大惊失色。
　　格里高尔变形以后，生理上完全变成了甲虫。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躺在阴暗的角落或倒挂在天花板上。家里人一方面盼他仍能回到人间，一方面又嫌弃他、厌恶他，整日将他关在房中。只有妹妹葛蕾特出于义务感和同情心，尽量照顾他，给他送取食物，清扫房间。
　　他的变形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首先是女仆辞职而去，家务全落到母亲和妹妹身上。接着全家为今后的经济来源而担忧。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全家人都拼命干活，甚至挤在一起，让出房间招徕房客。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不但不能替父母和妹妹分忧出力，而且成了家庭的累赘。一次，母亲和妹妹为格里高尔收拾房间，母亲突然看到变了形的儿子匍匐在墙上的大镜框上，吓得晕了过去，父亲赶来用苹果砸伤了格里高尔的脊背，搞得举家不宁。又一次，房客们发现了格里高尔爬出房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退租。发生了两件事情之后，他被认为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连一直怜悯他的妹妹都下决心“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也自惭形秽，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直到有一天，作粗活的临时工老妈子发现了他的干瘪的尸体。
　　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两老一小辞退了房客和老妈子，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的春天的阳光里，父母亲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用人变的甲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荒诞和虚妄的。作者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这对于读惯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确实难以理解。但是，这篇小说的艺术力量恰恰正在于此。它和《促织》一样，描写了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人异化成为非人!
　　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既可以异化成非人或畸形物，那么，人变成了甲虫，就其实质而论，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语言的句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处境就是格里高尔的结局。
　　“它”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按住“它”不放，还要“它”把生存线上的挣扎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它”可笑地拼命在床上乱踢着许多双细小的腿──非得在七点一刻以前起床不可呀，否则老板要亲自找上门来了。
　　“它”发觉自己变了甲虫之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害怕被开除，惟恐受斥责，等等，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变形记》用虚幻、夸张以至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不成其为人、人已堕落为甲虫的异化悲剧。在它荒唐的艺术形式底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
　　三
　　由《变形记》反观《促织》，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和启迪。
　　我国古代原本就有“庄周梦蝶”的寓言，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多么逍遥自在；也有“薛伟化鱼”的山海经，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还有民间文学中殉情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翼鸟象征着封建社会中最可贵、最难得到的爱情。而《促织》中的“人变蟋蟀”的深刻意蕴，与它们都有所不同。它只能在20世纪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回声，那就是《变形记》中的“人变甲虫”。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
　　在中篇小说里，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早已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了；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格里高尔有可能不变甲虫而变成一只昆虫，反正不成其为人。而在《促织》中，人变蟋蟀，这里却有严密得多的内在逻辑。假使人可以像善变的孙悟空那样变这变那，那么成名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变一只蟋蟀就是他最大最高的愿望了。
　　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挨打。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从像虫子一般可怜的人的眼里看去，蟋蟀仿佛具有神的意志和神的巨力，威严极了，可怕极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方平先生指出，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人的异化，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
　　当然，蒲松龄并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他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已经把他的作品带进了“异化”的境界，因此，《促织》中的“人变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也许它以为它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吧，以为它的出现在这个凄凄切切的故事里，就是为了带来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了“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