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的革命之母

　　不该遗忘的革命之母

　　海外华侨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记者/任蕙兰

　　革命是流血，是玩命，也是烧钱。

　　试问，从枪支弹药、悬赏花红到士兵吃喝，哪一项不要花钱？但依靠会员每年缴纳1元(日币)会费的同盟会并无多少财力基础，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都成问题。筹款就成了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项要务，而由于颇具经济实力的国内资产阶级与立宪派暗通款曲，并不看好革命党的前景，孙中山遂将目光投向海外。

　　孙中山一贯走“输入型起义”的道路——海外筹钱，国内起义。他曾试过向列强借贷筹款，但收效甚微，起义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向海外华侨发债和募款。诚如孙中山所言，“华侨乃革命之母”。

　　据学者统计，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同盟会共筹得各种款项74.04万港元。武昌起义胜利后，华侨捐款热情更高，从武昌起义到1912年年初，海外华侨汇往国内的资助款总数约为238万港元。

　　海外募款为革命输入源源不断的血液，小人物集腋成裘的贡献促成了武昌起义之前的一次次起事，革命党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革命理念随着一次次血战深入人心，历史在量变中迎来一次偶然又必然的质变。

　　华侨的产业、田宅换成了一批批枪支弹药，轰响清王朝的丧钟，硝烟散去，鲜有人记得捐款破产而晚景凄凉的华侨，而财力有限但倾其所有的底层华工，多数遁于史笔，让我们重新缅怀这些先烈的名字，历史，不应该将他们遗忘。

　　毁家纾难

　　1894年的某一天，在遥远的檀香山，当地有声望的华人聚集在一起。一种预感令会堂的气氛变得不太寻常，人们心底隐隐有些兴奋——国内很快将有大事发生。

　　这是在第一次广州起义爆发前的情景。当时，夏威夷群岛还未合并到美国，是一个移民可以通过努力发家致富的自由之地。在这场秘密集会上，孙中山痛陈清政府腐朽，列强环伺中华的危局，情至深处，声泪俱下。不少人面有动容，但仍有犹疑之色，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知道，此时需要一个起头人，他当即表示愿以每头六七元的价格贱售农场的家畜，充当军饷，孙眉的慷慨之举带动了其他华侨热情捐款，孙中山当即筹得6000多美元的革命经费。

　　孙眉早年在檀香山做华工，后来在茂宜岛租了数百亩土地经营农场，当地人称“茂宜王”。1894年，孙中山来到夏威夷宣传革命，孙眉既出钱又拉人，推动“兴中会”创立，之后他的茂宜农场就成了孙中山的“革命提款机”。

　　1899年，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美国对于各岛农牧租地条例施以种种限制，茂宜农场的收入大不如前，孙眉仍带头变卖1000多头牲畜，认购革命党发的债券，最终，他的产业因不堪烧钱的革命之重负而走向衰败。1907年孙眉宣布破产，与母亲等举家迁往香港居住，过着拮据的生活。

　　远离革命核心圈子的富商华侨，纯粹晓之以民族大义，动之以同胞感情，远非一时一日之功效，有时孙中山不得不许之以重诺。革命骨干的直系亲属若是有产者，往往出钱最多。陈璧君为支持汪精卫也几乎掏空了娘家的底子。既出于一个党徒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是一个人对族亲的无条件信任。

　　孙中山后来因同盟会账目问题受到章太炎等的攻讦，委屈地讲，如果不是干革命，他们兄弟俩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既然肯为革命破家，自己又怎么会挪用公款？事实上，何止是孙家，革命党徒但凡有产业的，多半hold不住，要毁家纾难。

　　华人最多的东南亚一带是革命募款重镇，在南洋一带经商的闽粤商人向来有回馈乡梓的传统。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吴世荣便是一个代表人物，他21岁时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大笔遗产，经济独立，花钱自由。190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槟时深受冷落，吴世荣热情接待，他的“瑞福号”别墅成为革命党人的落脚点。

　　孙中山1910年11月以“中国教育义捐”的名义，为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筹款，吴世荣变卖店业带头捐献，当场募得捐款8000余元叻币。为了支援革命，吴世荣将自己的产业、园丘一块块变卖出去，最后连“瑞福号”别墅也变卖出去，晚年生活困苦。

　　类似的许多故事在南洋各埠发生，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独捐5万元；潮州萧竹漪抵押田产数千元，全部捐输革命；糖场商人会员蔡乾初捐款十次以上，直至破产。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6次起事。以孙中山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2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

　　在支持革命的富商之中，相对于中年人的犹疑算计、患得患失，血气方刚的“富二代”更易受到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也更易做出“毁家纾难”的决定。

　　李海云就是一个典型。其父早年在美洲经商，晚年集资在香港设立了远同源商号，经营港、美两地的汇兑业。1909年，李海云被引荐给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多次用钱解决了《中国日报》的经济危机。

　　李海云被载入史书的义举是解了新军起义燃眉之急。1909年冬，革命党运动广州新军起义日渐成熟，请香港机关部速筹2万港元，黄兴、胡汉民向在美国的孙中山求助，孙中山自信在两月之内可筹足，但实际从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地总共汇来8000元(旧金山的钱寄达香港时，起事已失败)，而新军运动已大致就绪，一触即发。

　　最后李海云破釜沉舟，尽提远同源商号现款2万多元，献诸革命党机关部，才使起事得以进行。李海云对外谎称因投资金银业失败亏空公款，请父亲向股东说项，最后股东获悉李海云毁家赴义的真相，都给予谅解，答应不向法院追究。

　　可惜的是，广州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从1905年到武昌起义期间，革命失败的遗憾失望一直折磨着华侨，但仍有部分忠实党徒一如既往解囊相助。革命道路开了头，势必要走下去，直至倾家荡产。

　　当年捐助革命党活动的积极人物，辛亥之后被征召的只是凤毛麟角：广东光复，香港富商“三李”之一李纪堂被广东都督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后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卓峰被孙中山颁以“优等旌义状”，后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但大部分华侨散于草莽。

　　仗义每多屠狗辈

　　华人工商业在海外蓬勃发展，但华人在居住国地位低下，个中苦楚自知，不平衡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令华侨的强国意愿非常迫切，热心资助革命。在特殊的形势下，华侨被时代的潮流卷离原来的位置。按照人生轨迹，他们或将经营产业，富甲一方，安乐终老，但当其决定以万贯家财为革命排忧解难，就为历史大局和个人生命开启了另一种可能。

　　华侨富商仗义疏财的善举散于逸史别传，而以血汗钱倾注革命的中下层华工，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张群像，鲜有某个名字能在史书中得一“事略”。

　　华侨富商中有不少令人慨叹的毁家义举，但大部分经济情况较好的华侨对革命反应冷淡，胡汉民就抱怨过，“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比起以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党，华侨富商更推崇谋求自上而下实现“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在他们看来，康梁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就可以掌握政权。相较之下，海外的中下层华侨对革命更热心，集腋成裘的义捐为几次起义提供了重要经费。

　　在当时情况下，生活在底层的华工为了安身立命，多附于帮会，帮会组织成为革命重要的财力后盾。

　　1905年孙中山前往越南运作宣传时，洪门三合会当场捐款1.2万元。三合会首领黄景南是一个做生意的小商贩，收入不多，平日省吃俭用，一次就捐了3000元。在越南从事体力劳动的侨胞，十有八九加入洪门三合会，大堂口数百人，小堂口也有几十人。后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在越南辗转，多借助三合会的势力募款宣传。

　　孙中山在美洲的募款则得助于洪门组织致公堂。美洲很早就有了互助互济的致公堂，华侨十之七八参加。美洲致公堂对革命筹款的贡献巨大，武昌起义前两年国内起义经费几乎均由其所筹集。以黄花岗一役为例，筹饷总局共收到海外各地华侨的义捐，总计超过15万元，其中美洲为9万元，占全部捐款的一半以上。

　　黄花岗一役加拿大筹集7万多元，居世界各地华侨之冠。革命党在加拿大的募款主要通过和致公堂合作成立的“洪门筹饷局”，加拿大各地的致公堂人士除了个人捐款以外，还抵押致公堂的楼宇，变卖致公堂的产业襄助革命。当时，维多利亚致公堂将本堂的一座楼宇连同地皮，抵押给该省的产业有限公司，折合港币3万元作为起义经费，其他各埠致公堂也纷纷效仿。

　　毗邻加拿大的美国，洪门组织遍立各埠，会众有15万人，孙中山深知美国华侨的分量，同盟会成立一年前，他就加入檀香山致公堂，并获封为“洪棍”(最高之元帅地位)。1911年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1911年夏季，美国致公堂效法加拿大成立“洪门筹饷局”，短短5个月即募集到15万美金的巨资，其后不到1年时间，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

　　一次“偶然”的胜利

　　有产者破了家，无产者一身债，一次次起义失败让海外募款都打了水漂。据统计，1894年到武昌起义间的十次革命，一共用去57.98万港元，短短数年间华侨便不堪重负。为何花了这么多钱、精心策划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据一些学者研究，一方面大规模劝募活动容易走漏风声，“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蒋永敬语)，另一方面几次起义失败的内因都可归咎到经费不足或后援资金的缺乏。“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

　　胡汉民谈及1908年的云南河口之役时感叹：“此回滇师之不能极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拆一笔明细账看看，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赏给熊通2000元(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占山上炮台花红2800元，交甄吉亭2200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2200元(给王和顺军)，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钱作伙食，全军3000多人，一天就得花去1000元，前后约30天，合应3万元……哪一项能少得了钱？钱，似流水，一去不回。

　　河口起义令革命党元气大伤，两年内没有动作，孙中山费了老劲重筹义款，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又以失败告终，孙中山致赵公璧函称，“此次事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而屡战屡败令革命党的筹款活动更加艰难，孙中山在海外华侨劝募会上曾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黄花岗起义是策划最详，花钱最多的一次。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致谢秋函中再次强调：“近日省城之事告败，其原因皆金钱之不足。”

　　钱多钱少似乎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和前几次起义相比，最终取得胜利的武昌起义却是一场“穷革命”。

　　武昌起事前不久的黄花岗起义耗尽了革命家底，黄兴电告筹饷局募款：“最要者四川民党已起，长江一带，皆需钱响应……”但华侨再度“奋起”谈何容易？革命党人筹款极其艰难，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匪夷所思的故事。湖南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曾率领几名哥老会会员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因佛像太重，不好跑，就想办法打破，结果只弄断了一只手。天亮和尚惊觉，他们只好放下金佛逃跑了。另一湘籍革命党人邹永成暗暗在食物里放进闷药，企图麻醉姑妈，偷出首饰，等到一干人按时行动，却发现姑妈“立于堂前，谈笑自若”，也没得手。

　　武昌起义最大的一笔经费，是革命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5000元，但这笔钱没派多大用，革命党人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设了个据点，后来据点被抄，只有少许子弹被偷偷带进军营，因为新军子弹被控制，这些子弹救了急，不过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都来自楚望台军火库。革命党人意想不到的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4000万元左右的银子。

　　海外华侨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前几次前仆后继的起义让革命理念深入人心，而当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激化矛盾，历史就在无人预料到的那刻突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