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狗音乐电脑版8.0.1.6:中国管理文化精神第一章导论?文化与管理（之二）文化与文明之关系

中国管理文化精神第一章导论 文化与管理（之二）文化与文明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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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明

管理

思维方式

中西文化比较

    3、关于文化与文明涵义之界说

    在总结前人的探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作出一个基本的界说。是否可以这样说,凡是由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为满足人类感官需要和为了实现或表达某种价值观念而规定的形式化的一切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凭感官就可以观察感受得到的东西包括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均宜称之为文明。凡是由人类的精神活动、智慧积淀而形成的潜在的、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须要用心灵去体验感悟才能够领会、理解和把握的，能对人类的心灵起潜移默化作用的因素，均宜称之为文化。其中包括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普遍起作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以及思想理论学说等要素。因此,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存方式选择取向，也是可以的。前引梁漱溟先生关于“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的看法，大概意思与我们的看法还是吻合的。

    下面试举例说明：以医学为例，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作为人类认识生命机理和与疾病打交道的手段方法及与之相关的有形产品，都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但是在对生命机理与病理病因的认知途径和方法上，在医学理论指导和治病的方法上，则明显表现出中西方思维方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论、经络论、臓象论、气化论。在运用这一理论研究病理病因时，中医认为，外部环境的因素是由于风、寒、暑、湿、热、燥等气候、气运变化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邪气内侵；内部的因素则是由于阴阳失衡，五行气质偏盛或衰弱造成的。而根本原因却在于人的心态不平衡，所谓“怒伤肝，喜伤心，忧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宗明义提出：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由于心态不平衡，导致荣卫之气功能降低，影响生理平衡，造成经络不通，气血运行受阻，从而形成病灶，产生疾病。（这些因素都是人们可以感受得到,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因素。）故治病的方法是上工治心病，下工治身病;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而治身病、已病之法，重在调理阴阳、平衡五气，扶正祛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系统整体思考、辨症施治。在具体操作上,中医针灸学强调：

“法则天地阴阳之理,察验四时八节之气,合于日月星辰之光”（《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篇廿六》）

的针灸原则，“子午流注说”则更具体地提出要遵循人体经络运行的规律,根据不同的时辰选择下针的部位和穴位的要求。[7]因为在不同的时辰经络运行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而时辰变化则是由天体运行的位置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医是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可惜的是,现在包括中国人在内，能从这种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医的人是太少了。某些企图否定中医的人更是无知之至，也可恶可怜之极。）故中医治病的方法是重治本，强调恢复人体内在的自我调节系统,并使之与大自然运行的节律相协调，讲平衡、讲转化，讲和谐。

    西医的理论基础是生物学、解剖学。西医认为，人生病的原因在外部环境是声、光、化、电、磁等物理化学因素的刺激，在人体内部则是由于病菌的作用（这些因素大都是可以通过肉眼或仪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因素）。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是天人相分的,仅停留于肌体本身,甚至只局限于病灶的局部认识。其治病的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在中医看来恰是庸医的做法），其关心的重点是如何杀死病菌，或从有形机体上割除病变部分。故西医的治病方法是重治标，强调外在医疗技术的作用，讲对抗、讲斗争、讲分离。从中西医的差异以一斑窥全豹来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整体差异，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这种特征。

    再比如,人类社会的建筑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之物属于文明,但中西方建筑的特点所体现出的建筑理念则属于文化。西方建筑的特点或粗犷雄浑、富丽堂皇，或棱角分明、线条垂直，或尖尖的屋顶直插云宵,追求鹤立鸡群的效果,给人一种强悍威猛、不可一世的感觉，强调表现其个性, 突出反映其英雄崇拜的理念。而中国四合院式建筑（以故宫为代表）在建筑理念上选择坐北面南、子午对应（顺应地球磁场的作用力方向）的门庭朝向,其特点则是飞檐斗拱、错落有致、堂室有别、曲折回环，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四平八稳的效果,强调表现群体和谐,显示出一种气度恢宏、变化万千的磅礴气象，给人以温润含蓄、凌空飞翔、飘逸超然的感觉，体现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圣贤境界。而这些内在意蕴的区别就显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一切人类遗存的历史文物，亦均可作如是观。

由此可见，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可以界定和区分的。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于：文化就是形而上的“道”，文明就是形而下的“器”。文化是体，文明是用。如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是内容，文明是形式；文化是本质，文明是现象。文化观念外化为有形的东西就是文明。文化与文明之合称或统称，谓之“人文”。任何文明背后都有其文化内涵在起作用。文化决定了不同文明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体现并积淀在不同的文明形式中。而不同的文明表现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演化的状态,是不断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而文化观念却往往是千古一贯,没有多大的变化,并且决定着文明发展的价值趋向或精神导向。文明无国界,文化则有民族。

     作为人类发明创造的一切有形的能够满足人类感官需要的文明成果,全人类不分种族、民族都可以互相学习利用,并无太多太大的障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医学手段方法、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等的学习利用。因为文明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多具实用性功能，对它的运用主要与知识、技能、方法的掌握有关。但文化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精神信仰等的引进、学习与接受则往往很困难。因为文化一般不具有立竿见影的实用性，而主要与人们的心理或心灵需要有关，在互相认同上会产生某种“理障”，乃至于“智障”（主要指人的悟性、慧根）。至于说数十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如重西医轻中医,迷信西方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鄙薄传统文化的直觉思维方式等现象，则是由于近代以来国运不济,文化断层,道统、学统失传,知识分子忘记了“人能弘道”的责任担当,屈服乃至臣服于西方经济科技的强势所造成的,另当别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也必须改变。否则，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民族精神将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

    以上就是我们对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二者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的基本看法。

（三）管理思维方式与民族文化之关系

在文化内涵的各个构成要素中，思维方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的不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反映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因而思维方式既反映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思维方式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特点,也决定了文明表现形式的不同。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大都发现中西方文化不是在某个领域或层面存在差异，而是在各个领域和层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全方位的差异就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引起的。刘长林是国内学术界较早进行思维方式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思维方式有极强的渗透性。它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科学、道德、宗教、艺术、法律、哲学等各个不同的精神领域。作为一种观念，它贯穿于该民族的政治、经济、外交、生产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中，而对于它们的形态和特点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思维方式还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和守常性。它们一代一代地被人们承继下来，使用下去，往往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为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变革所动。”[8]正是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才使得中西方在上述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在管理上的表现，是区分不同管理文化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它会影响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管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管理思维方式是人们关于如何观察、思考、认识以及进行判断、决策、处理管理问题的基本的思维方法和态度。它要回答研究解决管理问题的出发点、着眼点、入手处和归宿点的问题。因此，它是研究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前提。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管理思维方式上也存在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