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谈国民性：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

2011年10月19日 11:42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施萍

核心提示：1925年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并指出了改变的方向：“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将来的伟人应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作者：施萍，原题：《论林语堂的“立人”思想》

《剪拂集》时代：重塑国民性

胡适是这一时期对林语堂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胡适于1916年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一套文学观，即“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原则又启迪他特别关注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1916年10月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变革的关键是语言形式，即从“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林语堂是这一主张的力行者，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旨在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以取代往者言文脱节的状况，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在“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小学”备受文化启蒙者的重视，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氏昆仲、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同这些“五四”先驱们一样，林语堂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很快由工具的批判转向了思想与社会的批判。1924年9月，林语堂加入了《语丝》社，开始了一段品评时事、纵横捭阖、书生意气，批“名流”，斥“文妖”，拂逆时代潮流的“叛徒”生涯。重塑国人形象，是他用力最深的话题。1925年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1]，并指出了改变的方向：“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2]，甚至认为将来的伟人应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3]而且开出了针砭民族痈疽的六条药方：“一曰非中庸，二曰非乐天知命，三曰不让主义，四曰不悲观，五曰不怕洋习气，六曰必谈政治。”[4]

女师大学潮前后林语堂对国民性的批判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特定社会角色的审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知识界发起、传播的，在反抗专制争取民主过程中这个阵营曾取得过空前一致。随着这个阵营的分化，代表人物《语丝》派及《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激烈论争。林语堂在《祝土匪》、《打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等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出对失去“叛徒”身份的知识阶级、正人君子、名流的失望与鄙薄，提出“倘是要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国民政府实现于中国全境，非先把智识界内部肃清一下不可。所以欲倒军阀还是须先除文妖。”[5]对逐渐沉默下去的知识界深感忧愤，疾呼：“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到我们的咒诅”[6]，并表示与这类维护污秽满地的现状的知识者彻底决绝，他要走过去：“我讨厌这个城，不但是讨厌这呆汉，你看城里各处——也无可改良，也无可改坏。这大城有祸而且我愿意马上看见烧灭他的火柱！因为日中以前，必先有这种火柱出现，但是这些都有他预定的命运及时期”[7]。

林语堂想借西方文化的药方来疗救国人之病症的想法，是简单的，也是幼稚的，在那个狂飚突进的时代，在一个文化形态转型的时期，激进主义者往往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破坏，虽不足以作为重建的理论依据，但他们的偏激常常蕴含着真理的因子。林语堂“全盘西化”的论调值得商榷，但他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却表明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在这场运动中是与前辈大师们声气相通、步步相随的，对这段时间的文学活动林语堂自己也有过客观公允的评价。他认为初回国时的作文，“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的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8]但林语堂对当年的书生意气却又恋恋难忘，“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9]。林语堂的“敝帚自珍”坦诚率真，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林氏思想的一贯性。

在此期间，林语堂还有两篇关于幽默的文字：《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这是林语堂最早在国内提出“幽默”这个概念。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林语堂自己在此后的八年内，也几乎不谈幽默，直到1932年《论语》横空出世。一方面因为当时急于探讨国家民族生存大计的文学界无暇顾及这样区区的文章笔法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林语堂本人提倡幽默的本意恐怕更多地是以此为切入口，倡导一种幽默的人生观，即“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10]人生观，他想用西方“humour”文字来逗引出中国人心中被板面孔的道学压抑了千年的幽默感。《幽默杂话》中这样一段问答证实了以上的推测：“问：阁下谈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来的攻击板面孔。答：这正是问题中心，板面孔一日不去，幽默文学家一日不能发达，而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县老妈一类的笑话，或赋痰迷诗。……故正经说，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观以幽默的人生观，则幽默文学不能实现，反而言之，一个人有了幽默人生观，要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辅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出来”[11]，既然幽默在中国不发达，不是国粹，林氏必须借助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文字来滋养国人的幽默人生观，为幽默文章作者提供效法的对象。因此八年后幽默小品的成功是这位当时大肆攻击“板面孔”的封建道学的斗士始料未及的。

总之，这个时期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和思想文化批判，都是与思想启蒙运动息息相通，以“重塑国民性”为指向的。林语堂对国民性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深刻着个人的烙印。他关注的是普遍的整体中国人，后来又聚焦于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批判手段较多地借助于中西文化比较，希望将西方文化中某些优秀因子嫁接于中国人身上，以改良蒙昧落后的国民性。因此，他所推崇的优秀的中国人，是“十足欧化”的中国人，是同专制、黑暗与传统糟粕不妥协地战斗的中国人，如孙中山。而林语堂本人也身体力行，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向黑暗专制宣战的斗士激情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鞭挞，说明了他对思想启蒙者这一角色的认同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