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中奖双色球号码:赤诚忠心 此书可鉴——读于幼军新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

赤诚忠心 此书可鉴
　　——读于幼军新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吕日周

　　　　（一）

　　近获于幼军赠送新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欣喜之余，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感触和共鸣良多，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与幼军交往时间不长，实属君子之交。在他2005年7月履新山西主持政府工作之前，我俩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我读过他上世纪80、90年代与人合著的《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卷、第二卷，深为他的远大志向和豪情文采所感染。他在广东、深圳、湖南多个领导岗位上大刀阔斧、力推改革开放的种种传闻，又让我油生敬意，一直引为同志知己。获悉他调任山西的消息，我和许多深爱家乡故土的干部群众一样喜出望外，期望他能一如既往，敢闯敢干，奋力开拓山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果如其然，幼军甫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他到任没几天，就约我见面，听我说说治晋方略，我说他记，整整一小时。他那礼贤下士的精神，令我动容。我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吕丁解晋》，过了两天又见面时说已读完了这本厚厚的书。还要我发现了好书就代他买上，他的这种学习精神和无穷的精力，使我更增添了信心、调动了积极性。
　　在山西任职两年多，幼军真正践行了自己在就职演说中所讲的话：“站起来当伞，为群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他闻鸡起舞、殚精竭虑，足迹遍及山西所有县（区），深入机关、企业、农村和百姓家庭，开展调查研究，很快摸清情况，对症下药，提出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事关山西全局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举其要者有：启动煤矿资源治理整合的“三大战役”，在任两年共淘汰关闭非法或落后小煤矿7000余个，有效改变了山西煤矿行业多、小、散、乱、差的格局；针对山西生态环境差和水资源短缺的“软肋”，在亲自调研，拿出方案报省委、省政府集体决策后，启动实施了蓝天碧水工程、造林绿化工程和兴水战略，在全省形成了摧枯拉朽治污、铺天盖地种树、全民之力兴水的良好势头，短短两年多时间，全省所有公路乃至乡村道路两旁，林木成叠、绿树成荫，动工建设34个大中型水库和应急水源工程，且大多都已建成；大力推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改革开放，实施了省属国企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相继在上海、香港和广州举办了招商引资洽谈会，规模成效空前，对外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精心组织实施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山区“两区”开发战略，以产业开发为龙头，上了几百个产业项目，统筹带动“两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启动实施了全省棚户区改造和沉陷区治理工程，根本改善了大同、太原等矿区城区数十万户居民恶劣的居住状况，等等。这些举措的实施，让三晋百姓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
　　在两年多时间里，我曾代表省政协参加过几次他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征求意见、修改文件时，幼军口问笔改，深根究底，直到统一认识为止。我提出山西不应在河泉源头、城区郊区、旅游景点和平川盆地挖煤，应把这些地方确定为煤炭资源自然保护区，改变过去“鹰兔同笼，互相抵消”的开发模式。他立即表态，写入指导思想中；我提出山西光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而未提出饮用水指标不行。他马上表态，太原市应首先把实现饮用水指标列入计划；我提出全省应推广长治市潞宝集团大抓企业绿化，实现“森林中找企业，企业里尽森林”的目标，他便带队调研，决定在全省右玉林业现场会上大力推广。他倡导和审批了我成立全国首倡的省改革创新研究会。在研究会给他起草的一个普通的贺信上，也进行了全文的修改。幼军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在各行各业认真工作，赢得全省干部群众普遍的、由衷的认同拥戴，在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烙下了良好的口碑。在2006年1月召开的省第十届人代会上，幼军全票当选为山西省长。那段时间，幼军身居要职，成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我虽与他多次谋面，但总没机会坐下来促膝长谈。
　　2007年8月底，幼军调离山西，三晋干部群众依依难舍，好评和挽留之声如潮。山西人民需要他、山西人民留不住他的泪水从无数干部眼中流出。有些省级老领导要我给中央写信表达他们挽留的意见，在改革创新中受到他保护的干部更是泣不成声。幼军离开山西的那一天，省委大院内欢送的干部队伍中增加了一大批家属、学生和坐着轮椅的老人。而大院外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拥来的市民，他们呼喊着“于省长不能走”。人群中打出一条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写着：“春风化雨满三晋，黄河太行永记您。”听到他走的消息，连在雁门关外一位放牛的老汉也问我：“不是说我们是主人吗？那调走于省长，怎也不问我们一声？可惜呀，他来的迟了，又走的早了。”
　　半年后，幼军遭遇了从政生涯中最大的波折磨难，但山西的干部群众依然念叨他的好处，念叨他为山西发展、为山西百姓做过的件件好事，并为他的遭遇深感痛惜，我没有听到山西人说他的坏话。为官如此，实属难得。尽管有段时间，社会上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沸沸扬扬。但我和山西许多老同志一样，始终深信像他这样有理想、有抱负，且胸怀坦荡、言行严谨、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尽管会犯这样或那样的工作错误，也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但绝不会有意做那些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接下来两三年，幼军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一个人默默地躲在国家图书馆，安心读书著述。那段时间，每隔三两个月，或每次到了北京，我都要想方设法联系上他，打个电话鼓鼓劲，或见个面聊聊天，共同探讨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如此一来，我俩接触多了，心也贴得近了。
　　时光如梭，两三年很快过去。今年初，幼军复出工作了，我为此由衷高兴。而让我更感欣慰的是，幼军虽历经磨难，但并未消沉，只是比以前多了几分从容淡定。这两三年，他把书本当做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埋头读书，潜心著述。于是，“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而且，凝结着其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探索和感悟的心血之作——《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也呱呱落地、出版面世了！

　　　　（二）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原名《社会主义四百年》）丛书的第三卷，是幼军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实践运动进行深入探究和思考的延伸。作为一部通俗的理论和史学著作，该书沿袭了前两卷所采用的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风格，聚焦于中国“五四运动”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40多年间发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大视野、全方位、多层次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不好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更难写。其难度在于不仅要驾驭如此上下五百年、纵横多个国家、多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文字功底，而且在于写中国这一段历史，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一些至今政界和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的理论和史实等方面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这就要求作者沉下心来，下大功夫去做充分扎实、深入细致的研读、分析和考察工作，从浩若烟海、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拨云破雾、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使自己回溯、进入到历史纵深处；要求作者鼓足勇气，冲破一切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偏见和禁忌，去发现并揭示历史真相，激浊扬清、正本清源。从该书的写作过程和内容特色看，这两条，幼军都始终秉持并努力做到了。
　　首先，为了写好这部著作，幼军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奋力排解事业挫折、人生磨难带来的苦郁烦扰，在两年多的赋闲时间里，他职闲人不闲，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躲进小楼成一统”，每天“泡”在国家图书馆这个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恣意遨游，研读了三四千万字的书籍论文及史料，查找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又“踏破铁鞋觅芳踪”，先后踏足十几个省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及重要人物活动地，实地调研考察，收集相关资料，请教当地老前辈和专家学者。这些再加上其多年的学习积累、政坛历练和实践感悟，为写作该书奠定了丰厚扎实的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也就有了讲真话、讲新话，而不讲老话套话、虚假之言的底气。在该书的“后记”中，幼军写到：“既言述史，反映中国近现代这一段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笔者力求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原则，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的态度。”“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
　　诚如斯言，《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通篇体现贯穿了这一写作原则和态度，特别是对那些过去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左”的年代曾经下过的结论，目前政界、史学界还存在意见分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均作了重点考证、深入分析，在掌握翔实史料和思辨论证的基础上，力求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真相。比如，对中共创建之初的那段历史，该书用了一至五回的较大篇幅，进行全面客观、生动形象的描述。第一回写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披露了许多不为人们熟知的史料细节。其中讲到，在一大会议上，围绕党的性质、革命方式以及组织原则等问题，与会代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最终照抄照搬俄共模式的意见占了上峰。据此，作者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许多局限和缺陷，尤其是在组织原则上片面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就“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中共成立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书中强调：“瑕不掩瑜。历史雄辩地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在理论上、政治上逐渐成熟坚强，为完成历史使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求索和奋斗历程。”
　　又如，对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盖棺也难论定。鉴此，幼军在该书前几回中，给予了陈独秀浓墨重彩的描绘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他在传播马列、筹划建党、起草制定党章党纲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国共合作以及领导工人运动等历史过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针对党内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犯“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指责，该书的第五回专门作出分析回应。指出：这一指责有失公允。因为，“正是陈独秀，不仅领导、部署，而且亲自参加和指挥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影响重大的工人运动”。“陈独秀在领导工农运动中头脑清醒，对当时一些地方工农运动出现的过火行为及时批评指出，要求各级中共组织注意引导、纠正，以免授人以柄、延误大局，他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这些分析评判，依据充分扎实，令人读后信服。
　　再如，中共党史中另一重要人物张闻天，也是幼军书中着墨较多的。该书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二回和第二十一回，分别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高尚品格，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颂扬。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博古等人推行单纯军事防御的错误路线，并与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延安时期，“总书记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大家讲话，允许不同意见争论，鼓励探讨问题。他主持会议研究问题，总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从不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毛泽东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在庐山会议上，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更是舍得一身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强权抗争。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大胆发言剖析“大跃进”错误，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鼓而呼，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读了这些场景描绘，一个赤诚坚定、胸襟坦荡、无私无畏、堪称“第二种忠诚”典范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又禁不住为张闻天的悲凉遭遇而扼腕叹息、感慨万千！
　　诸如此类例子，在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一书中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三）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不仅是一部通俗而又厚重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闪烁着思想火花和体现创新精神的理论著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能够明得失。读史写史，不能仅停留在记流水账、就事论事，而应该学会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发现规律、把握趋势，善于从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不断地充实自我、提升自我。认真研读幼军这部新著，可以深切感受到，这正是该书所追求的境界和力求达到的效果。诚如书中所言：“历史没有如果，后人也不应离开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但后人完全可以也应该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当下和今后的事情。”

　　为达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境界和效果，《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各回所描述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作了画龙点睛的理论评述。这些评述，言简意赅，客观中肯，凝结着幼军这些年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与实践运动的深刻思考和切身感悟，读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对于促进当前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也具有积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举其要者如：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评价，该书首先肯定这场运动对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党内倡导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又指出了这场运动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书中披露，延安整风运动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实际上所学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及党内文件。在中央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著作仅有一篇，还是“由几段语录摘录而成”。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更是使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对此，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中共党史和理论权威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人创新什么研究，要研究的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此外，“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山呼万岁’等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
　　又如，对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生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该书都坚持不回避、不隐恶，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揭示其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力求全面、深刻、客观、中肯地剖析其产生的错综复杂原因。关于“反右派”，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关于“大跃进”，幼军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几组不同数据，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幼军毫不讳言地指出：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和主要决策者，无疑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该书的第二十二回讲到：“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如何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但另一方面，幼军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反复强调：造成这些历史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不能只从毛泽东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上找原因。该书第二十一回总结“庐山会议”教训时，列举了以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
　　幼军这些理论思考和点评，虽然不尽全面完善，但却不失客观中肯，体现了他对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体现了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对于今天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正确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进一步搞好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2011年6月6日
　　　（端午节于山西汾阳市贾家庄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