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球的随缘性: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孝顺？

        在国内总有一些人，先天抱有一种成见：认为西方人总是在欺负中国，总是对中国有着不公平的对待和偏见。客观地说，这种成见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多数人想到这里就思维停滞了，不再去深究这其中的缘故原到底在哪里。

        举个例子，教育界的人士，往往就认为西方的教育水平评价体系，一直对中国的大学存在歧视——我们认为北大、清华等已经相当不错，足以媲美“世界一流大学”，可国际排名却总是进不了前五十。这不是偏见是什么？本来我原先也是这样认为，但当我刚刚看到一则消息：北京大学公示2012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资质中学名单，提出了有“不孝敬父母”等4种行为的考生不得被推荐后，我才觉得，12:47一流大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来这样的人才选拔标准的，看来大部分的不足似乎在我们这边。

        我个人认为北大的这条规定很垃圾，但似乎又很符合我们这里的“社会精英”一贯的思维：没有“孝顺”何来对权威者的“忠诚”？学生既然连家长的话都能不听，那还能把我校长的话放在心上？治校，须从治“孝”开始，须从治家开始！

而且，这条似乎也很符合广大老百姓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连父母都不孝顺，那这个人的人品就不怎么样；人品不怎么样，又怎么能进入“一流大学”受教？

        如果笔者公开质疑“孝顺父母”，肯定会被一大群人上来骂得狗血喷头，甚至有愤愤不平者，上门会把我打的满地找牙。所以，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首先申明自己的观点：不反对孝敬父母，而且还要提倡这种道德，但前提是，要分情况具体去看，不可笼统地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因为这里面又要有个前提，那就是父母是个正常的人，不能不讲理，也不能是神经病，更不能是虐待狂。。。。当然我这么说似乎有点过分，因为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都是友善极致，甚至还有溺爱，但即使全无恶意，如果一味地宣扬“孝顺”，无条件盲从父母的旨意，这样的孝我们能接受吗？这才是最过分的呢！

        子女和父母本来是平等的主体，两方相互尊重对方，相互抚赡，天然的亲情再加上民主的家庭氛围，相互之间关系肯定错不了，何须要特意强调“孝顺”？再说，难道“顺”了一定就是孝敬吗？我看未必！

        西方没有刻意强调孝道，也不代表子女和父母之间没有友爱；中国的家长及统治者天天念叨要“孝”，结果却是“爱”的成分越来越少，“顺”的成分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愚忠”和“愚孝"。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及家长们都非常欢迎“孝道”的。因为这有助于稳固自己的权威，有助于被统治者及子女们听命于他们，实在是因为忠和孝都是连在一起的。本来，孝的成分里本来不乏有关爱，但一旦将人类自然的法则亲情爱情凝固为一种在家长制社会里必须遵循的制度后，就会产生专断和僵化，甚至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利用人的善良，利用父子、君臣的关系，肆意地毁坏“孝”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父母与子女，如果缺乏平等的社会地位，孝就极容易被实施为不讲理的统治和盲从。

        历代的统治者及精英人士鼓吹孝道，其原因之一还在于试图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养老是个很大的问题。本质上，养老应该是社会责任，而不是子女的义务，所以西方国家才会有完善的法律体制和福利体制保护好个人。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政府还是接受不了政府是由人民养活的现实，他们认为国家养活了你们这些老百姓，所以政府没有义务给每个人的养老问题负责，即使有点，也是恩惠而已。在这种观念下，当权者更不可能把钱拿出来作为社会福利给人养老，所以只得大力提倡孝道，以孝治国，让自己的孩子去负责一切。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孝并不是真正的孝，而是当政利益集团希望的那个孝，稍有常识能力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年青的时候为社会为国家作出来贡献和财富，当他老的时候社会和国家就有义务为人养老，而不是依靠子女来养老，而实际上子女并不欠父母的真正欠的是国家和社会。

        说这些并不是说子女不需要怀着一颗爱的心去回报父母的养育和关心，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基于爱而非其它。有人说抚养自己的孩子就是恩，我觉得这种人没有分析对路，自己生的孩子自己不养谁养？这是义务，何来的恩情？父母关心子女，子女关心父母，乃是来源于爱和责任，并非恩情或补偿等等。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做自己，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但是，当身边所有人都对你说，别人，譬如父母、君王、上级或其他权威的意志强加都是为了你好，你就会晕掉，会否认自己本能性的抗拒，会接受这种被美化的强加。同时，你的生命力就会脆弱乃至衰竭。

        孝在心中。 用爱代替孝顺，这是我的观点。要自然，不要让孝成为无良父母傀儡子女的工具，也不要让孝成为年轻子女身上一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负担！

        最后，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一段关于对中国“孝道”的论述作为文章的结尾。他写道：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帝国的太平（如现在提倡和谐稳定），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的最适宜的方法。

        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订了无数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

        尊敬父母就必然尊敬一切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如时下，让老人看孙子，逼老人卖房子等）。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消减亲情，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消减人们对于是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消减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

        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情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式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么我们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