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3d百个位和值走势图:在世界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中理解五四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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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
文艺复兴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苏醒，回顾昔日的荣光，全面复兴包括古代自然观在内的古代文化，以此争取人与自然的解放。第二阶段大致在16、17世纪。人们逐步意识到时代的不同，孕育新的时代精神，近代科学精神即在这一土壤中萌芽、成长。
第一阶段是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黑格尔深刻揭示了人和自然在中世纪的地位，“在宗教生活的对面，矗立着一个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人的心情、欲望和人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价值在基督教看来就仅在于它是有待克服的障碍”。在中世纪神学家的眼中，“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可见你要把自己看的很渺小，这样你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大的”。这样的话听起来似曾相识。中世纪后期，圣母玛利亚的出现标志人性的复苏。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彼得拉克的名言是，“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对于惩罚世人要求世人放弃一切的上帝，宗教改革领袖路德直截了当地说，爱他？我不爱他，我恨他。这就是人的发现。
文艺复兴运动第一阶段还有自然的发现。一位人文主义者感到，“当天空成为一个小的蓝色的穹形，嵌着许多星星，我觉得宇宙是太狭窄了，我几乎要闷得透不过气来。但是现在宇宙在高度和广度方面都扩大了，包含了成千的漩涡。我的呼吸开始舒畅起来，而且觉得宇宙比起以前要壮丽得多”。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文艺复兴运动第一阶段关于自然的观念。
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相互促进。非洲最南端风暴不断，被称为“风暴角”，欧洲的航海家则将其改为意味着希望的“好望角”。麦哲伦环球航行回到原地仅17名船员，每一个船员都得到了一个礼物，就是小小的地球仪，上面刻了这样的一句话：“你首先拥抱了我。”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气概！地理大发现促使了人的发现，人的发现又促使了地理的发现。北欧航海家庭的门侧题词：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次要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这两种解放互相促进。
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充分说明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与古希腊的相似。画面中间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最有名的两位哲学家。这样的一幅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的出现并非偶然，表明这两个时代的人心灵上的相通。他们都是第一次——在古希腊确是第一次，文艺复兴第一阶段刚从中世纪的囹圄中苏醒过来的意大利则仿佛是第一次——如同儿童一般，以天真的童心面对自然，面对世界，看到一个整体的、活生生的，并且与儿童对话的自然。正如罗素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没有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到不可解。
文艺复兴运动第二阶段的特征是觉醒与前瞻，是对崇古的反叛，强调与时俱进。培根意识到，古代的哲学和科学只是“科学的童年”。在获得解放的初期，文艺复兴第一阶段的人们羡慕童年时代的无忧无虑、无所拘束，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想寻找最终答案，以一种与童年时相仿的目光看待世界。然而，如果容忍“智力世界的界限”依然停留在古代发现的狭小的圈子里，那将是人类的耻辱。儿童的体魄已经成长，手工业的发展，还有中国三大发明的传入。火炮轰开了君士坦丁的城墙，造纸和印刷传播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指南针推进地理大发现。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知识阶层队伍，工匠与原有知识阶层的交往，也就是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库恩强调这一点对于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第二阶段开始。第二个阶段在更广阔的、更底层的、更基础的、也是更琐碎的日常生活开始。第一阶段是精英的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而第二阶段是脚踏实地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现代化由此起步。
斯鲁威尔在他的《西方无神论简史》中论证，“文艺复兴分为两个不同的但不是完全无关的阶段：一个是早期贵族的和古典的文艺复兴，它的兴趣在于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它所回顾的是它所认为的人类的黄金时代——它通常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阶段，——还有一个阶段是后期文艺复兴，它承第一阶段并予以补充；——它是一个群众性和经验色彩更多，传统性和等级制较少，而更富于科学性并着眼于未来的文艺复兴时期”。
二、由文艺复兴运动到五四运动
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对于理解启蒙运动、德国的狂飙运动、俄国的12月党人和普希金、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理解中国的五四运动等有着重要意义。
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同，因而在具体内容和展开方式上有了新的特点。由于君权强盛，要求中庸、适度，体现秩序，以维系君权，以及僧侣和贵族的地位，所复兴的只是古典时期的形式，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与文艺复兴运动而后的发展一样，人们随后很快对复古倾向感到不满，预示相当于文艺复兴第二阶段的启蒙运动。由于特定的语境，因而启蒙运动有着鲜明的特征。
启蒙运动是情感与理性的综合。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那么18世纪就是“我在故我思”。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应用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和还原方法考察社会，考察个人。被解放的不再是人的自然性，也不再是情感的发泄，而是在社会刚形成之际每一个人都应享受的天赋权利，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最起码的权利。社会则是由无社会性的个人“集合而成”。文艺复兴运动所致力于的是面对宗教神学人作为“类”的解放，是人的生理本能、自然性的解放；启蒙运动所解放的则是每个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受的最基本的权利，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的社会本能，是社会性的基础。
启蒙运动是精英与平民的结合。在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由
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进一步传播到德国，引发“狂飙突进”运动。运动得名于1776年出版的同名悲剧《狂飙突进》。此剧宣扬反抗精神，主人公维尔德说：“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像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狂飙突进”者们反对启蒙运动过分强调理性，要求通过抒发个人情感来揭露社会，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们歌颂“天才”，主张“自由”、“个性解放”，其典型自然是《浮士德》。参加者还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他们一般远离民众，犹如浮士德，翱翔于时空之中。显然，“狂飙突进”相应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阶段。由于德国其时相对落后，“狂飙突进”较为软弱，第二阶段为铁血首相俾斯麦所左右，并为日后法西斯专政埋下了隐患。
俄国稍迟也受到影响，主要体现在十二月党人的活动。普希金以其不朽的诗歌参与。1824年，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通过《俄罗斯法典》，宣布人人生来平等，“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很快被镇压，预示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道路将更为艰难曲折。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两个阶段的叠加。虽然也有对民主的诉求，但国家图强的功利目标掩盖了第一阶段的人的解放，导致日后走向军国主义。
还可以列举出一些。由上述粗浅的梳理可见，各国走出封建社会，由传统到现代普遍要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人的解放，然后再是社会的发展。当然，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转型发生的时间和当时的世界背景也不同，因而这两个阶段会有各自的特殊性。一般来说，封建政权越是强大，距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心越远，转型发生的时间越迟；反过来，正因为发生的时间迟，所以赶超的重任在肩，于是掩盖甚至压制第一阶段，社会发展压制人的解放，到头来会给第二阶段的发展投下阴影。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影响到中国已是20世纪初，那就是五四运动。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五四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走上了转型之路。由洋务运动经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大致沿着经济、政治到文化的途径渐次推进。五四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初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距文艺复兴运动第一阶段约500年，距启蒙运动也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也与意大利或法国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如此，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第一阶段在中国的重演，五四运动仍带有人的解放的标记。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指向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孔家店”，要求恢复和展现被封建礼教吞没了数千年的人的本性，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这一指向和讨伐的典型。作为五四运动旗帜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到30年代，还有“科玄之争”，进一步传播科学思想。
然而首先由于传统强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千年的深厚积淀绝非能在几年或几十年内有所改观。传统中的非理性倾向也使得鲁迅等人不可能理性地分析人性，只能以小说等形式“呐喊”。其次，其时西方的现代化已达顶峰而暴露出弊病，回过头来希望向东方学习。历史学家汤因比慨叹道，“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由此开始兴起中国文化救世的思潮。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之复兴。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约，直接目的是富国强国。在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中西方存在根本的差别。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先是个人的解放，然后再由下而上立国，并制约国家的权力；而在中国，万事国为先，个人从未得到真正解放。加之国难当头，救亡比个人的解放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为了抵御外敌先要强国，个人应更多地向国家让渡权利，把命运托付给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未贯彻到底，更不必去说应归于个人的“天赋权利”。特别在日本全面入侵后，抗日救亡更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五四运动及其掀起的波澜很快消沉下去，相应于文艺复兴第一阶段的“人的解放”未能完成。（以此观点视之，日本入侵中国的罪状还在于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停滞和弯路之后，重新开始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更为艰难。）
1949年后，强国仍然是压倒一切的重任，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推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之类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言行随处可见。然而人作为“类”的解放和作为个人的解放是人类的发展规律，这一潮流不可阻挡。在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被延误了如此漫长岁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次降临，那就是改革开放。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明显地以1992年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表现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既是半个多世纪前五四运动的继续，又呈现出新的特征。一开始是标志人性复苏的伤痕文学，然后是对50年代以来曲折道路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以及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这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迸发出来的热情随即便归于沉寂。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明智地将其引向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发展具有文艺复兴第二阶段的一般特征：由精英向平民回归，由理想走向务实，转向物质生产和消费，以及转向平民和大众文化，更重要的是转向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才能从基础上冲破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人身隶属和依附关系，个人才能在社会中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在第一阶段位于舞台中心的中国的精英们在这一时期“失语”而从其文化宝座上跌落下来。
这一阶段更具有特殊性。
首先，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年代对人的自然性的压制，以及由于第一阶段的仓促，人未得到充分解放，于是在这一阶段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试比较西欧文艺复兴第二阶段的新教伦理），但并未在理性上对封建礼教作进一步批判。与此同时，本应在这一点上承担重任的精英们或在转型中提前出局，或者本身也陷入在物质生活上的生存危机之中，或者由附在“皮”——政权上的“毛”，以求获得“政治生命”，变为附在新的皮——大款上的“毛”，以求在经济上得以生存。这一时期的穷奢极欲和种种腐败都与此有关。生理需求有待于上升到心理需求并得到后者的引导（请见拙文“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
其次，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市场经济已经萌发。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基础，而城市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摇篮。启蒙运动时期，市场经济已从各种权力中独立出来，亚当·斯密因此而得以从事客观的研究，洛克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者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以市场经济为对象而得出关于个人和天赋人权的认识，而且在这一抽象过程中得出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底线，得出在个人本位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反过来以此来规范和指导市场经济。相反在中国，经历了40多年（1949-1978,1978-1992年间仍以计划经济为主）计划经济后，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有待论证与合法化，在实践上有待完善规则而使之健全运行。于是，一方面启蒙运动的理念因没有经济基础而难以生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因没有启蒙运动的指导而只能“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于是“第一桶金”的罪恶和原始积累的混乱便充斥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中。文化与经济基础必须协调发展。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启蒙运动理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必须同步进行。
第三，通过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得到确认。而在中国，一方面启蒙运动旨在解放个人，另一方面，转向市场经济进而全方位的社会转型都是在政权的领导下，这就出现种种悖论。有必要理顺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理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进一步为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第二阶段铺平道路。
总之，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不具备条件而匆匆收场的情况下开始的，因而有必要在第二阶段发展的一定时期回过头来补第一阶段的课，以使第二阶段得到更好的发展。
本文在笔者《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三和第七章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