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大乐透最准确计算方法:.百年思想脑震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2:18:36
百年思想脑震荡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百年中国脑震荡（下）
2008-02-22
草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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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县人，曾就读于兰大数力系、哲学系，川大哲学系，现任教于 华中科大哲学系。思想家、演说家。曾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著有《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两卷，提出“文化立国，大学重建”。在京、鄂、 湘、粤、浙、赣、晋、甘、云等地50多个高校政企单位讲演150多场。入选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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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应当解散，大学则必须重建！
大学：现代文明的轴心（上）
大学：现代文明的轴心（中）
大学：现代文明的轴心（下）
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大学培养蓝领：教育的无知，还是经..
百年中国脑震荡（上）
百年中国脑震荡（下）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
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 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 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 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 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 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 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 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 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 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 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 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 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 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 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 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 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 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 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 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文革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 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 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 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 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 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 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 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 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 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 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 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 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 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 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 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 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 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 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 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 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 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 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 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 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 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 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 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 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 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 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 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 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 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 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 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 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 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 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 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 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 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 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 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 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 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 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 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 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 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 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 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 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 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 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 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 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 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 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 与激励有关系。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 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 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中国人热衷于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手下的人撞垮 的世贸大厦，建成都30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还有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已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 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据说通通都搬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比 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了，还要建设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 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追求自由与超越，也许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 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 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 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都在争GDP水平，它心态与许多傻冒们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记录是一样的。这种数字游戏既得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又立不起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
这些年来，有一种不断变换句型的说法经常成为国人的焦点，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看中国不都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不知道经济学家搞清楚什 么“四小龙”、“四小虎”的神话在金融风暴中一夜间破灭没有，也许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在西方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产业结构里，你以人家的标准、人 家的智慧、人家的品牌、人家的管理组织生产，你的打工仔再劳累，生产的产品再是堆积如山，你赚的小钱再多，也改变不了脑震荡的民族全面依附于人的命运，你 恰恰是完全陷入了人家的体系里不能自拔。一旦人家的产业结构变了，尖端技术更新了，口味改变了，你这GDP通通成了泡沫，辛辛苦苦经营的工厂成了垃圾，自 己仍旧是一无所有的游魂。
治愈这种脑震荡，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那里去寻找某种启迪。国人需要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立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 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必须是自我启蒙。我第一次在贵校的讲坛上，就是讲20世纪中国的大学运动， 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则培植了一整代民族精英，甚至连国民党、共产党的政 权，也都是建立在黄埔、延安的“准大学”基础上的。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让国人心中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坐标。 我强调的大学文化特区，区别于仅仅照搬别人二手货的经济特区，应当以青年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创造为核心。著名的上海思想家朱学勤先生，说现代中国最重要是经 济，是政治，最不重要的是文化。文化相当于身上的脂肪，可有可无。我理解，他说的这种文化，就是脑震荡状态的大脑，的确是跟脂肪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健全的大脑。因此，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2008-02-22
草根简介
用户： 姚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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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县人，曾就读于兰大数力系、哲学系，川大哲学系，现任教于 华中科大哲学系。思想家、演说家。曾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著有《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两卷，提出“文化立国，大学重建”。在京、鄂、 湘、粤、浙、赣、晋、甘、云等地50多个高校政企单位讲演150多场。入选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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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 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 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 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 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 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 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 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 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 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 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 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 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 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 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 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 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 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 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 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文革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 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 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 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 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 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 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 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 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 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 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 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 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 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 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 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 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 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 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 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 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 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 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 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 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 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 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 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 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 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 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 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 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 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 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 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 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 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 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 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 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 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 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 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 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 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 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 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 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 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 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 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 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 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 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 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 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 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 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 与激励有关系。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 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 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中国人热衷于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手下的人撞垮 的世贸大厦，建成都30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还有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已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 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据说通通都搬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比 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了，还要建设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 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追求自由与超越，也许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 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 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 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都在争GDP水平，它心态与许多傻冒们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记录是一样的。这种数字游戏既得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又立不起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
这些年来，有一种不断变换句型的说法经常成为国人的焦点，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看中国不都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不知道经济学家搞清楚什 么“四小龙”、“四小虎”的神话在金融风暴中一夜间破灭没有，也许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在西方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产业结构里，你以人家的标准、人 家的智慧、人家的品牌、人家的管理组织生产，你的打工仔再劳累，生产的产品再是堆积如山，你赚的小钱再多，也改变不了脑震荡的民族全面依附于人的命运，你 恰恰是完全陷入了人家的体系里不能自拔。一旦人家的产业结构变了，尖端技术更新了，口味改变了，你这GDP通通成了泡沫，辛辛苦苦经营的工厂成了垃圾，自 己仍旧是一无所有的游魂。
治愈这种脑震荡，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那里去寻找某种启迪。国人需要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立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 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必须是自我启蒙。我第一次在贵校的讲坛上，就是讲20世纪中国的大学运动， 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则培植了一整代民族精英，甚至连国民党、共产党的政 权，也都是建立在黄埔、延安的“准大学”基础上的。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让国人心中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坐标。 我强调的大学文化特区，区别于仅仅照搬别人二手货的经济特区，应当以青年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创造为核心。著名的上海思想家朱学勤先生，说现代中国最重要是经 济，是政治，最不重要的是文化。文化相当于身上的脂肪，可有可无。我理解，他说的这种文化，就是脑震荡状态的大脑，的确是跟脂肪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健全的大脑。因此，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