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三：焦虑失衡恐慌 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十一，中国人担心什么?

　　没有人会怀疑，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15年的中国心态史上，主旋律是进取，亦有怕相随——所以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重视教训，有所畏惧。因为中国人在走从未走过的路，因为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因为我们只能憧憬不能算命，因为患得患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15年，跨世纪，中国对“怕”字有重新认识。我们要描述的是，20、30、40岁的不同代际心态，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压力与生态，心理诊所之外的中国人真正的心灵史。

　　1996年到2000年，总担心的事物是：节奏慢半拍、股市垮掉、乔丹退役、足球冲不出亚洲、城市没有地标、网友见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没有夜生活……中国人一心要进入“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激越期，中国人最怕的是“赶不上趟”。

　　2001年到2011年，水深火热。政治体制静水深流，经济体制热火朝天。大世界，大时代，眼看他起高楼(最野蛮、最雄壮、最山寨)、眼看他宴宾客(体育盛会、周年大庆、世博)、眼看他楼塌了(9·11、全球多发性地质灾害、各种工程质量的楼歪歪)。中国人的奔跑姿态、一往无前的急行军遭遇恐慌：灵魂想慢下来，身体却不答应。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问。《我们时代的100怕》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对当下中国的生动写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们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临近结局，自食其果。

　　生活不总是尽如人意，中国人怕什么：怕堵车——“一心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堵在北京四环路上”(许知远语);怕空气污染;怕地沟油;怕没房住;怕装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过CPI;怕股市套牢;怕坐高铁;怕山寨;怕创新性破坏;怕爱国贼;怕网络暴民;怕人肉(有时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种“门”的出现(有时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义(又恐自由主义);怕出轨但又偷偷越轨;怕喝酒但又拼命劝酒;怕一睁眼还活着;怕一闭眼还睡不着。

　　中国人不是“胆小”而怕事，而是“胆大”而出事。怕矿难、怕金融危机、怕地震、怕进医院、怕醉驾、怕A货、怕B罩、怕压力、怕努力、怕上当、怕下葬、怕艾滋、怕爱情、怕没朋友、怕朋友不仗义、怕限购、怕限行、怕通胀，又怕通缩。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累不累?!

　　人们恒久关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区安全吗?我的城市安全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怕越来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苟且、如常，这是最大的可怕。

　　怎样才能不怕?回归常识，找回良知，对未知之事心存敬畏。 (文/胡赳赳)

　　吴思：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生于1957年

　　怕，分“共怕”与“阶层之怕”。全国人民共同的怕是通货膨胀。你的工资也许在涨，但很可能涨不过通胀率。全国人民还可能怕大动乱，但特别穷的人可能不怕。我们还怕严重的污染、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突然出现的以前没见过的像Sars一样的病。但更深层次的怕是分阶层的，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怕，有些怕还是相互冲突的。

　　农民工怕什么?第一代农民工怕找不到活，但他们不会因为找不到活而无以为继。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赚几万块钱就可以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种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不安全感就强烈了，他们十分害怕失业，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回去了，农村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种地了，甚至没有地可以种了。第二代农民工怕无法在城里买房子，怕娶不上媳妇，怕养不起孩子。他们的这些怕已经变成一种长期的隐忧，而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亿多农民，如果解决不好，会带来全国的不安定。

　　城里人的大学生也怕。他们刚刚毕业，怕找工作，怕买房子。已经工作的年轻人赚着工资怕房价涨，买了房的人办着按揭怕丢了工作。

　　中小老板怕得更多。本来市场就挺可怕的，国家政策左一条右一条，还有人敲诈勒索。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税也越来越高，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更大的老板倒是不怕这些，但他们怕中国的未来不安定，他们的生活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移民。

　　高级的官员看到各处的群体事件，也表现得恐惧与不安。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他们的心里也没底。真的改起来，自己会怎么样?国家会怎么样?自己的后代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这个恐惧才是最深的。 (采访/邝新华)

　　骆新：我们焦虑是因为不知道我是谁

　　东方卫视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

　　中国人的怕有三种社会心态：焦虑，失衡和恐慌。

　　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失衡是因社会贫富不均，恐慌是因缺乏社会安全感。

　　这个社会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社会，一切东西我都可以造得出来，生活也还可以，但是与现代化配套的现代性的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也是中国人怕的原因。

　　往小了说，中国人的恐慌来自对自己未来竞争力的担忧，老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所养，工作能不能保得住，会不会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高铁事故……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代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动荡。

　　现在，人们的参政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政治的互动性却还不够。我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刚去了虹口一个社区，基层领导压力非常大，都快崩溃了，上面下达指令，层层分解，要完成GDP、维稳任务，上访不能出社区，出社区一票否决制，民众有大量生计上的考量，比如说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求学问题，现在都要求在基层都给化解掉，可是，基层领导的资源调配能力又有限。另外，上面经常会搞一些大的活动，其他都是二传手，最后领单子的人还是基层领导。他们资源有限，压力巨大，承载着超出行政功能之外的许多任务。

　　在我的接触中，高层领导或企业家们最害怕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被突然剥夺。我有个朋友在山西开煤矿，他投了几亿，山西老出黑煤窑事件，中央要求山西整合煤矿资源，他的煤矿必须要贱卖，一夜之间就赔了两个多亿。

　　中产也焦虑。我有一朋友要去北京发展，跟一家英国公司谈妥了工资，公司定额支付房租，中间限购令一出，北京房租噌噌往上涨，最贵的涨了一倍，到北京后，她发现有严重的被剥夺感，原来能租个好房子，一下租不起了。

　　我处在传媒行业，这是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看起来挺风光，有社会尊严，但我们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中，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上直播台，生怕说错话，每天就像是往一支手枪里压一颗子弹，往头上啪扣一下扳机，今天我顺利地从直播台上下来了，没事了。说不定哪一天扣扳机，!那颗子弹就射中了脑袋。

　　比如毒食品，都在说加强监管，但加强监管仍然是单向思维，安全不仅来自公权，还得来自企业，来自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达成一个社会共识。我一直认为，所谓的诚信既不来自简单的教育，也不完全靠我们内在道德自律，它是来自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纠错能力。我记得雷颐先生曾经说：庙堂有道，民间无道，或是庙堂无道，民间有道，现在的问题是庙堂无道，民间也无道。

　　在以前，老说钱不能买到一切，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后来你发现钱又能解决许多问题，人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给异化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焦虑更多的不是物质上的焦虑，我们的不安全感不是物质的不安全感，而是我们灵魂深处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快乐来自哪儿。 (采访/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