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取消改签要加钱吗:毛泽东思想的五大灵魂（中）

2．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在实践中不总是协调一致。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会影响认识的深化，也会影响实践的深入。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就会有不同的认知。认识上的真假之分不等于价值上的利害之分，也不同于方法上的优劣之分。认识上的真理反映着客观规律，但客观规律既可能有益于主体也可能有害于主体，认识到了真理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在实践中应用的方法。主体价值上的追求，不等于认识上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实现这种价值追求的方法。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是受世界观制约的，世界观不同，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也因人而异。然而，实践活动必然使它们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一种认识不付诸实践的时候，只会在思想观念和精神情感上对人产生影响，一旦付诸实践，它所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对人发生价值上的利害影响。一种认识应用于实践的时候，必然要求人们找到把这种认识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手段、技术。于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实际地发生着立场上的对错、认识上的真假、价值上的利害、方法上的优劣之间的不同结合。立场上的对、认识上的真、价值上的善、方法上的优之间的结合，立场上的错、认识上的谬、价值上的恶、方法上的劣之间的结合，是四者结合的两极，在两极之间还有结合的各种情况。各种不同的结合会造成不同的实践活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认识上缺乏真理性的实践活动、方法上缺乏可行性的实践活动，都会使实践活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失败；有了真理性认识的指导，也有了可行性的方法，但如果价值目标不合理，这样的实践活动虽然可以成功，但却会给主体带来否定性的、有害性的价值影响；有了真理性的认识，有了有益的价值取向，如果方法上可行但不是好的、优的，就可能出现一种效益不好、资源浪费的实践活动。最重要的是，人的认识和实践都受世界观决定和影响，受立场的制约。例如，对贫富悬殊，如果你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来看，那就是合情合量理的，应该长期维持；如果你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来看，那就是太不合理了，必须立即改变。
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核能技术、克隆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存在着立场、价值、认识、方法之间的矛盾情况。例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究竟有害无害？我国应该引进转基因种子吗？
如果把时空因素引进来考察，就会发现立场、价值、认识、方法及其相互关系随着时空范围变化而有着不同的情况。特定时空范围内认识上的立场、价值、认识上的肯定性取向、方法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会随着时空范围的变更而改变。在时空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立场上的正确与错误问题、价值上的肯定性与否定性问题、认识上的真理与谬误问题以及方法上的可行与不可行、有效与无效的问题，甚至可以变成无法确定的问题，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限地复杂化起来。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同于改造自然的特殊性，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立场、价值、认识、方法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新的复杂性。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们如何结合起来有效地从事包括生产、利益分配在内的各种活动的问题，人们之间的结合可以区分为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结合，一种是由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性质、特点决定的分工体系中的功能、职能上的结合；一种是在利益体系中的利益上的结合。因此，社会关系可以区分为功能关系、利益关系两大类。社会关系演变规律就是功能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规律。于是，利益关系就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价值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当人们从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评判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完善时，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观点往往是存在差异的；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有利于自身发展时，这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关于某种利益关系的评价就可以区分为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一种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时，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关于建立何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就有一个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当考虑某种利益关系通过何种方式建立或改变时，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关于方法可以进行可行不可行、好还是坏的分类。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立场、价值、认识、方法问题就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长远要求之间，都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对立乃至对抗，社会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的变动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有的受益、有的受损的局面。于是认识上被肯定为规律、真理的东西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那里就会得到不同的价值评价，改变利益关系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主张，某些群体所肯定的真理、价值、方法，在其他群体会遭到否定。
总而言之，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立场、价值、认识、方法之间客观地存在的区别性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矛盾性，是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上不一致的客观根源。但是，立场、价值、认识、方法在实践活动中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又给人们提供了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统一起来的客观可能性。主体要成功地、有益地、高效地从事一项实践活动，就必须既看到立场问题、价值问题、认识问题、方法问题是彼此区别的四类问题，承认这四类问题之间会出现不一致、不协调的可能性，又要在这四类问题中进行选择和协调，使四者一致起来。在立场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立场，特别要关注和选择劳动者的立场；在价值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有益于主体的又能与真理性认识相一致，而且在方法上可行的价值目标；在认识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不仅要选择正确的立场、肯定性价值，还要选择真理和能够找到可行性方法的认识；在方法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是可行的、能有效地实现价值目标的，而且符合真理标准的方法和工具。当人们能够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统一起来；反之，就会造成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乃至割裂、对立等情况。妨碍人们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使它们一致起来的原因既可能是世界观的，也可能是价值利益上的，还可能是认识上的、方法上的，如理念、技术、技巧等。在分析这些原因的时候，切忌简单化。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区别开来，承认四者之间可能有不一致情况的存在，不仅可以全面地分析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形，对实践活动的后果作出全面的估价，提高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水平，还可以对哲学领域中各种哲学学说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世界观不正确的哲学理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得出的观点，不可能科学。认识论上正确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正确，认识论上错误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没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世界观上的错误经常导致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缺陷，而脱离了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也很难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实践既是认识产生的源泉，又是认识实现的唯一途径，因此科学实践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联系贯通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实践过程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认识和价值、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由不一致到一致的动态过程，从而实现立场、价值、认识、方法的统一，实现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下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人的有目的活动过程，是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超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限制得到不断发展、不断解放的过程，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一切理念的形成、实现和发展的过程。这样，认识论上把握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就可以和价值论上研究的人的价值形成、发展的规律、人的价值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规律统一起来。唯物史观对于特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分裂为阶级及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发展上的矛盾，进行实践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把阶级之间在利益价值上的对立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表现，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上的追求进行历史的评价。对于剥削制度的批判也不是从超历史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实现和发展的要求出发，既指出某种剥削制度对于被剥削人民群众的不公正性，又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出发给予历史的评价。
总之，唯物史观中的价值论分析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因而也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分析是从历史的具体的人的发展要求推动下从事的实践活动出发的，因而也是一种价值论的分析，从而将社会发展要求、生产力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起来。这一切都是在世界观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唯物史观中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统一的。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谬论。为了使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真正成为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自觉活动，理论、理性的准备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未来的实践方案在认识论上应该是科学的，在价值观上应该是具有肯定性价值取向的，在方法论上应该是可行高效的，使未来的实践活动在明确可靠的知识判断、价值判断、工具判断或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进行。为此，首先要在周密调查研究主客体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理性设计方案；其次，要对这种理性设计方案进行严格的论证。如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对方案进行逻辑的、理论的证明等等。把“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理解为否定实践活动开始之前对方案进行过去实践经验的、逻辑的、理论的证明的必要性，是一种误解。在这个阶段上，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是要从以往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出发，但这种理论由于面对着新的实践活动，仍然需要将这种理论和新的实践活动关系的加以证明。因此，否定上述证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于否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等于提倡盲目的实践活动，那样的话主体就会在实践活动中付出本来不该付出的代价。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越是复杂重大，依靠以往实践经验的、逻辑的、理论的证明越是重要，越是不可缺少。当代电子计算机的模拟实验、虚拟实验就是适应现代实践活动的复杂化要求而产生的。试想，核爆炸、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的发射，能在以往的实践经验上、逻辑上、理论上都没有得到证明的那种理论指导下盲目进行吗？那样的话，岂不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吗？在上述证明过程中，当论证出现分歧的时候还要采取社会途径去解决，如采取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决定等等方法。这些方法形式可以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依靠某种社会权力解决问题。权力当然不等于真理，但是任何理论一旦要应用于实践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人们的交往形式发生关系，要同交往形式中的权力发生关系，要由权力发给应用于实践的通行证。不管你愿意与否、承认与否，事实都是如此。如何使这种决策权力的形成和使用建立在科学的民主的基础上？这还是个问题。经过各种形式的论证并获得了社会权力批准的设计方案也就获得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充分依据。然而在这时，我们却应该清醒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论证及社会权力的批准，实质上还是一种理性的间接的证明，就是电子计算机上模拟实验、虚拟实验也还是在主体认识到的、设想到的条件下进行的，仍然处在思维、理性的范围之内，社会权力的批准是社会权力承认的一种认识上的批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在这时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我们认识到即将付诸实践的设计方案既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又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实的方案。经验具有直接性的优点，但存在狭隘性的缺点；理性克服了经验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又具有间接性的弱点；实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性，因而它既高于经验也高于理性，理性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只能在实践中见诸客体才能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因此不论在理性范围内进行了怎样充分论证和经过了怎样权威的社会权力批准的设计方案，最后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真理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认识，真理不需要再检验。实践在发挥作用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待检验的理论必须是指导改造特定客体的实践活动的理论，特定的实践活动无法检验和它无关的理论，而且待检验的理论还必须是关于实践对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象无关的理论，实践也是无法检验的；其次，通过实践并由实践结果检验出来的理论的真理性是相对于实践对象而言的，离开了实践对象，这种真理性就会显示出相对性。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具体对象的正确反映。这就表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在应用的时候总是指向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主体——实践——客体的具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体、客体、主体关于客体的理性认识、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及其实践结果都是清楚的、确定的。毛泽东说：“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应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而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这个论断存在着矛盾：一项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又只能在该实践过程结束时根据实践结果加以判定。这种判定对于已经结束了的该实践过程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吗？这表明实践检验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实践检验的麻烦还在于现实中，特别在社会历史中，当实践对象是一种在时空上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时，当主体是人数众多到亿万计的人民群众时，当实践过程延续到难以确定其时空界限时，确定主体、客体、实践过程、实践结果就会变成一种异常复杂的事情，于是实践检验的问题就不像理论上说得那么容易了，现实生活中就实践检验发生的许多争论，往往是由这种复杂性引起的。复杂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往往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些结果还不是近期就可以看到的。这时用实践的什么结果作为检验标准呢？用实践结果的总和，但这种总和常常带有不确定性，用不确定性的结果总和去检验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吗？用实践的部分结果，但这种部分结果能够对指导着整个实践活动的全部理论作出全面的检验吗？用直接的近期的结果，但是忽略间接的长远的结果是科学的吗？因此，实践标准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正如列宁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绝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些一时无法应用于实践的理论，特定条件下的实践就无法对它们的真理性作出检验，但一时不能应用于实践的理论并不等于永远不能应用实践，一时不能得到实践证实的理论也不等于就是错误的理论；有些抽象层次高的理论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实践才能得到完全的检验，一、二次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的否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这种理论作出了死刑判决。
人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往往是围绕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进行的。长期以来哲学上也是这样谈论实践标准的，但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理性和判断，除了认识论内容之外，还存在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的内容，所以实践结果不仅检验着认识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也检验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马克思提到的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似乎可以被理解为实践对这三方面论域的检验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对实践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由于实践结果同时检验着指导实践活动的立场理性、价值理性、认识理性、工具理性(包括权力理性)，因而也检验着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四者之间的一致还是不一致的关系，并为主体在后续活动中去调整、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根据，主体就能够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实现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
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对于人类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在遭受挫折乃至失败的情况下，人们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和坚持实践标准，但在理论指导一个时期的实践获得成功并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因为对理论的信任乃至崇拜而引发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并忽视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在应用理论的过程中，随时准备让理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随时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用对新实践的新总结、新概括去改正、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理论。
五、文化观——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众文化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批判性的总结，他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西方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形形色色的文化观相比，毛泽东的文化观旗帜鲜明，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毛泽东及他的个人思想方面研究的一个难点，然而这又是一个热点。因为，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毛泽东，也有助于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明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1．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早期文化观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明确的目的性。毛泽东从来没有成为大学问家的设想，也没有搞纯学术的打算。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他既不希望同学们个个成为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他对当时流行的“文凭主义”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厌恶至极。　　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使毛泽东从小就树立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他发愤读书，认真思考，努力追求，希望能救国救民，医治已经日益衰弱的中华病人。为了这个目的，他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启蒙，又受中国古代英雄章回小说及世界英雄豪杰列传的影响，渴望能够有通古今之变、救时势之危的“巨夫伟人”横空出世，济世救贫，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1915年9月6日，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说：“以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希望中国能够产生像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哲学、革命家、伦理家，以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对近代以来的国人，他崇仰曾国藩、谭嗣同、陈独秀，希冀圣贤慈悲救世。　　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毛泽东的政治和文化观点也在不断地变化。从探求大本大源到探求主义，是其变化的重要方面。从1920年起，毛泽东开始坚信，必须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仰的主义。因为他深知主义犹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处。毛泽东寻求主义、确立信仰，以此找出改造社会的途径，标志着青年毛泽东的寻求从纯理论向现实转化。他所寻求的主义既要有理论的深刻性、彻底性，又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不如此便不能达到政治和文化目的。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苦难的中国找出一条摆脱苦海的道路。　　

毛泽东这一改造社会的强烈的目的性，一方面来自他受过的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如岳飞、王船山、顾炎武；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客观形势和社会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中国人又从未间断地去救国，从洪秀全、曾国藩，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陈独秀，无一不给青年毛泽东带来震撼。他崇拜康、梁的改良救国，后又目睹了孙中山的革命救国，甚至还参加了革命新军。但后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触及根本。在他看来，我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对症下药，首先要发动一场思想和道德领域的革命，打碎精神枷锁。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毛泽东早期文化中这一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强烈的目的性一经确立后，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是中国文化塑造起来的农家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而后受到西文思想的影响，在不断地吸收、比较、抛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相比，毛泽东属于晚辈。他曾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受到他们宣传的鼓舞。但是，作为五四时期转变一代中的一员，他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走完了以前的革命家所需要的更长时间的转变过程。和“五四”时期其他先进分子一样，毛泽东看到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中国传统文化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能为力，而先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则显得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强劲有力，要求实行文化上的更新换代，以重建中国的新文化的呼声从他们心底发出。于是，开始提倡新学，批判旧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毛泽东以开放的心态，对各种文化思想广泛吸收，对各种思潮大胆尝试，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毛泽东一时的冲动。中国自古就有乌托邦传统，《礼记》中曾提出大同思想。到了近代，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同境界。这些空想主义理想都曾经鼓舞青年毛泽东。曾几何时，互助合作和新村主义的理想诱使他躬身试验。

青年毛泽东很早便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在研读严译世界名著八种时，对《天演论》读得最细，思考得最多，对进化论的各种思想的触摸、吸收、选择、放弃，对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的尝试，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方面，通过比较使他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同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所突出的平民主义立场，对平等大同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

毛泽东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选择。在他看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也是必需的。但是，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必须在分析、综合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毛泽东思想的开放性，是他文化选择的重要条件。当新村的实验归于流产、湖南共和国的追求再度失败时，他的思想产生了跨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人的路。没有青年毛泽东思想上的开放精神，没有对各种理论的广泛吸收、比较、鉴别，就不会有毛泽东正确的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