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分析法:彭德怀为何提议不唱《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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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为何提议不唱《东方红》

标签: 毛泽东  彭德怀  林彪  个人崇拜  斯大林  2011-10-19 11:31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问题受到关注,主要是由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对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
  实际上,毛泽东对待反个人崇拜的心态是复杂而微妙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他乐于看到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由此便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将反对个人崇拜的活动延伸到自身。
  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毛泽东将之看作是一个信号,一个“熟悉经济事务的官僚集团企图架空他”的信号。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似乎成了一个只会画圈圈的“傀儡”。
  1958年1月,毛泽东为此在南宁会议上发泄了满腔的怨气:“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巩固他在党内外的权威,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的操控下,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对于反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相当低调的。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


  •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参与反冒进的同志进行反击。他不仅严厉批评了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为强化对他的个人崇拜大造舆论。
      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之后,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又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毛泽东在会上还说:“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有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你反对个人崇拜,无非想自己独裁,想让别人崇拜你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


          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坚持不跟风的是彭德怀。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曾经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到党内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这里的“有些人”是有所指的,其中就包括彭德怀。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许多会议上谈到要警惕党的分裂问题。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毛泽东是在怀疑谁呢?在当时,他没有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警告和批评并没有让他从此缄口。在1959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激越铿锵、掷地有声的言辞令在座的人颇感紧张。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搞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在当时几乎无人敢正面与毛泽东抗争的情况下,彭德怀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人民鼓与呼”。他这样做,显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可既然毛泽东号召大家做“海瑞”,彭德怀便希望通过上书促使领袖纠正错误。
      但令彭德怀没有想到的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里,海瑞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彭德怀恰恰属于后者。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信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认为这是反冒进之后党内阻力的继续,是公然与他唱反调。由此,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视为“挑战书”,对他写信的动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 


          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毛彭冲突可谓中共政治生态的重要转折点。罗斯·特里尔(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称:“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的确,毛泽东对彭德怀出人意料的发难其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党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毛泽东负主要领导责任。
      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理论权威”康生也不甘落后。当然,鼓吹个人崇拜最得力的当属林彪。“大跃进”受挫后,党内一线领导人几乎都在致力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林彪却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度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摘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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