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球山西中奖情况:试析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设计与政策选择

试析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设计与政策选择

王明生

      实现国家现代化与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对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实现现代化的步骤与途径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尽管做了很多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毛泽东在生前未能顺利实现自己的理想。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与考察。


一、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目标的思考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对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初步思考。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勾勒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提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2］在毛泽东看来，乡村与城市决不是地域上的简单划分，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手工与机器，它是两种不同社会——封建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基础。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抗日战争的实践，阐明了实现工业化与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辩证关系。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毛泽东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号召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1437这是认识上的一次深化和飞跃。同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思路：“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4］147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毛泽东实现其理想和抱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毛泽东面对的却是饱经战争创伤，经济文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现实。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329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12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毛泽东增写了一些内容，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实现工业现代化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在这一提纲中，已经正式形成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等提法。在毛泽东看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必要条件。［6］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宣告：“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350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7］132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出，主要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要求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调动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次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268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体现了国家现代化对精神文明的要求。
     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439这就是毛泽东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顺应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全国人民对这个战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多次从历史和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战略高度，阐述了在我国建立现代化物质基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从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极端紧迫性和严肃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8］88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9］347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从历史教训的角度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极端重要性。

二、毛泽东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时间与步骤设计
     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幸福，毛泽东不断探索着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步骤和途径。建国初期，曾经有两种类型的工业化道路摆在毛泽东面前，一种是英、美、法等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种是前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种，而是以理论家的宏大气魄，依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工业化的构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构想，具体地说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代替分散的、落后的手工劳动，用广泛发展的商品经济代替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水平改造中国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半文盲的落后状态。为了实现上述构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提出一个“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重要战略设想。毛泽东本人对这个战略设想没有展开论述，他曾建议刘少奇向干部讲述这一问题。1951年3月30日，在刘少奇请他审阅的向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所作的报告稿上，毛泽东写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10］三年，指1950年至1952年；十年指1953年至1962年。这十年建设，实质上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创，就是要通过十年建设改变新中国的面貌，建立起良好的农业和强大的工业。
     1952年8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正式提出。对这个草案毛泽东极为重视，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为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为我国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毛泽东又对我国何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整体思考和设计。1954年6月，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宪法草案说明时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5］329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5］390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1957年7月，他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2］549这些构想表明毛泽东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有一定的认识的，然而，1957年1月，毛泽东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改变了原先准备以“五至十五个五年计划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设想。这是由于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635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进一步宣传了15年左右赶超英国的口号。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不仅表明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而且还使这种思想有了具体的发展目标，这就是片面追求钢产量的增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大炼钢铁运动的发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口号提出后不久，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毛泽东将赶超英美的时间一再提前。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批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13］1795月1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13］236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和经济建设的规律，将赶超英美的时间一再提前。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　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13］2789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一份文件的批语中又写道：“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13］368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是群众干劲的结果。”［13］381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英赶美”的口号，取代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这实际上就使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钢为纲”，严重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最终造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损失和挫折。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冷静的思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反省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4］216次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的会议上说：“现在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15］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尽管对错误的认识还不彻底，但是已经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把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正是在上述思考和吸取“大跃进”运动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长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设计。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与会代表反复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9］30“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9］32“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9］33在此同时，他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9］31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9］31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明确地提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43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时间、步骤进行了艰难探索，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毛泽东设计的实现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步骤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缺点：一是毛泽东尽管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构想，但还缺乏系统的、周密的、全面的阐述，其中有些方面还存在着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性。二是从1957年开始，我们党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1978年这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和改善。
三、毛泽东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政策选择
     1.强调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因此，中国工业化不能学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须以农业所能提供的劳动力、资金、粮食、市场为前提。“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8］199他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8］200。“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241其次，毛泽东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比例关系，早日建成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8］240
     2.主张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突变，通过政治革命彻底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二是渐变，通过自我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这两种变革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6］遗憾的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将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8］1基于这样的构想，毛泽东认为高级社比初级社、人民公社比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比生产队的小集体、全民所有制比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比两种公有制并存、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比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更大更公，因而更先进，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观点在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体现，该决议强调：“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一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一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群众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17］603后来，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18］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认识和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更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更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他后来实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做法，对于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都未作充分考虑，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1962年1月，毛泽东曾坦率地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9］33毛泽东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地去变革生产关系，以实现他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受到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惩罚。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5月曾作了如下评价：“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3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再次退到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的家庭分户经营。这就有力地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水平。
     3.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的方法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800万军队，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基本上也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1957年冬，我国广大农村兴起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在短时间里取得成效，这也确实说明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机械设备不足、国家资金紧张而人力资源又相对富裕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领域中，采用群众动员的形式，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通过短期突击完成某些特定的建设项目，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958年4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13］177可见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革命精神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强调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3］52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作了如下批注：“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13］59660年代初，毛泽东为《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14］89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政治挂帅”。“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20］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将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放在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中心位置，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各种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带有“政治挂帅”色彩的口号，来推动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4.把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作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方针。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要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并把它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方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8］240“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8］226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强调：“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21］毛泽东提出要把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作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方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勤俭建国主要是强调在生活与生产中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而不是将着眼点放在降低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生产大量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上。
     5.主张通过“技术革命”和“破除迷信”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鉴于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这一国情，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因此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学科学，学技术”，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17］717，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尽管毛泽东提出“学科学，学技术”的重要性，但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实现战略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重视，提出了诸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22］等不利于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错误口号和措施，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思潮，对我国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吸取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毛泽东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告诫全党：“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5］330“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8］370。他反复强调：“现在迷信多得很，怕教授，怕马克思”，“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13］206。这里，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目的是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但他当时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结果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重大损失。
     6.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人们超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实现现代化服务。毛泽东认为，“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分子。”“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23］“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8］162当时，毛泽东在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比较夸大精神的作用，而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因此难以调动人们工作和劳动积极性，也不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9］146
     毛泽东在提出以上实现国家现代化途径时，还提出了诸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重视向外国学习，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发展商品生产，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等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党的思想路线的错误，结果均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总之，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快建设，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经过艰难探索，提出了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与步骤，但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政策选择上，毛泽东注重用阶级斗争以及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现代化建设；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过分强调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意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而无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所处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尽管也曾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建国以后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这客观上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主观上则是毛泽东本人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此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也缺乏重视。这些都对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利影响，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是在认真反思和吸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纠正了他的一些脱离实际和国情的“左”的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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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03.
［7］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06.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16.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30.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87.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7.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91.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8.
［2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