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彩3d遗漏分析:夏维东：黑暗中的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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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阅读 39 次【批评】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至今仍在爱尔兰倍受推崇，他是爱尔兰人心目中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这位讽刺大师曾在他的自传里如是说：“我读一章《天路历程》，比高谈阔论什么意志、理智、简单和复杂的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享受和更多的知识。”他的直言招来不少非议，他这样反驳：“什么文体？这完全是无事生非，文体的确切定义就是把恰当的词用在恰当的地方。”在笔者看来，他关于“文体”的妙语比后世那些一味搬弄术语的学院派的文学评论有力得多。
　　显而易见，在斯威夫特心目中，朴素得近似直白的《天路历程》“把恰当的词用在了恰当的地方”。班扬用质朴的词汇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作为过客的肉体，是灵魂走向永恒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对于“永恒”的关注一直就是西方主流文学的永恒母题，因为西方文化根植于基督教文化，“终极关怀”与“忏悔意识”正是信仰在人文中的投影。黄克剑先生的著作《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有这样一句话：“当哲学终于不再能泽被它的希腊故乡而四处寻找栖身之地时，西方的基督教时代开始了。”（Ｐ．３４）古希腊哲学中抽象的“一”从此有了具象的所指：一位人格化的神。
　　中国文化里也有“九九归一”之说，中国的“一”比古希腊的“一”更加抽象，特别是经过后世大儒们的归纳总结和引申发挥，变得愈发空灵和不知所云，真的是“玄之又玄”了，一会是“天”、一会是“理”、一会是“气”、一会是“仁”……这种模糊性对于政治和世俗的需求是有利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心安理得的解读。这个“一”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翻云覆雨慨而慷的。
　　曾经有个朋友在电话里与我讨论中国文学里的信仰主题，我只觉得两眼一抹黑，说了半天也数不出几篇来。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大概只有冰心的《繁星》等若干泰戈尔风格的散文诗带有点超脱性的对永恒的向往；许地山的几篇散文，比如《落花生》带有温情脉脉的感恩意味；艾青有首诗叫《拿撒勒人耶稣》，在这首诗里，耶稣的神性被剥离了，仅仅是个大仁大爱的悲剧英雄。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在一个从来没有明确的精神信仰的国度，永恒仅仅是一个虚指的词汇，更多的时候它被频繁地用于“蝴蝶鸳鸯派”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丑陋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这方面，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可以望其项背，然而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表达过人生存的终极意义，他的“投枪和匕首”令他的论敌胆寒，他自己面对的却是“无物之阵”（张承志语）的孤寂与悲凉。
　　鲁迅被有血性的后辈们敬慕和继承着，诗人穆旦在一九四零年写下的《五月》里有这样的诗句：“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我敬佩这些刚直的作家，因为他们那在黑暗中依然不屈地控诉的良知，让我看见了人性中靠近神性的那一面：尊严、悲悯和对恶的憎恨。
　　仅就面对和抨击现实的勇气而言，以鲁迅、胡风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尽管数量不太多）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作家相比而无愧。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和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里普遍缺乏一种东西，那就是博大与深刻。雨果的作品唤起了超越阶级的仁慈和面对苦难的豪气；托尔斯泰的小说逼视人的原罪和忏悔；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无情地剖析人性在兽性和神性之间的挣扎；卡夫卡冷静得近似残忍地道出生存的荒谬；爱默生在纷乱的世相里静静地思考着古老的忏悔命题……
　　中国文学里缺少这种本源性和终极性的表达。特别是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三十多年间，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文学加上后天“营养不良”，人物形象倒是高大，如同吃了“精神肥猪粉”，就是经不起检验，没过几年，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物就象被弃置的道具，再也无人问津了。仔细想想，那段时间还真是中国文学“一本正经”地向“永恒”表达的短命时期。“永恒”是什么？“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等等不一而足。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旋律下歌唱“人民的大救星”，比《第二十二条军规》幽默多了。造神闹剧的收场，也意味着红色文学告一段落，现代中国文学史将不得不尴尬地面对一言难尽的三十年空白。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文学总算局部地从政治宣传里蜕了出来，以韩少功为始作俑者的“寻根运动”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寻根文学”才能算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始。无论是韩少功的湘山鄂水、郑万隆的深山老林、李杭育的葛洲坝，贾平凹的商州，还是王安忆的小鲍庄，都将镜头从伤痕累累的现实移开，伸向一幅幅民俗画的幽深背面，试图在久远的历史框架下观察人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逆向永恒”的表达，然而历史本身不过是无数个“现在”的凝结，仿佛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它可以传达民俗风情，甚至可以被用来一厢情愿地解读人的生命，却无法承担生死意义的诠释。本质上，“寻根文学”其实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寻来觅去，却给人一种没着没落的虚脱感。因为那些古老的文化本身就缺少根，不管儒、释、道怎样体现在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上，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个广漠、空阔的历史空间里，由于没有信仰的光亮，因而显得黑暗、暧昧。古人与今人或许在生活形态上千差万别，但就精神意义而言，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那么我们在“寻根”中能够得到或借鉴什么呢？
　　“寻根文学”的文本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向度，一改昔日刻板的政治面孔。然而“灵魂的工程师”们未能给需要安抚的灵魂寻找到一个明确、可信的座标。人在乌托邦中是活不踏实的，当年风风火火的“寻根文学”没几年就偃旗息鼓了，领军人物韩少功一度停笔，后又搞起翻译来，大概是想开采他山之石吧，广为人知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出自韩氏的译笔。
　　不能承受的“轻”就是指信仰的幻灭。萨宾娜走出政治的梦魇，她只想反对媚俗，不幸的是，在没有信仰只有主义、没有主义只有名利的时代，连反对媚俗都是一种媚俗，这是一个无法步出的悖论怪圈。失去重心的“轻盈”其实只是一种眩晕的虚脱感。对于“寻根文学”来说，它的“重”与“轻”指向同一：可疑的文化，一个缺乏精神维度的文化。这注定了“寻根派”的作家们在找到根的同时就一无所依，就象反对媚俗和媚俗是一码事一样。
　　“寻根运动”之后，中国作家们开始了另类尝试，走“改革开放”的路子，学习西方作家的先进技术。这批作家就是后来被文评界称为“先锋派”的作家们，人数不少，成就可观，比如说马原、李陀、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吕新、格非、残雪等等，还有一位就是北村。
　　年轻的先锋作家们都是文体的极端分子，他们共同的师傅大概是阿根廷那位“盲眼的语言炼金师”博尔赫斯。
　　博氏的小说、诗歌和文论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大师的出众才华和博学，以及玄学一般的智慧。在博氏的作品里，永恒是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它与时间和死亡纠缠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思辩色彩。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思辩不同的地方在于，博氏基于人本主义立场，他的“永恒”很难说得清是什么，可能是指人的意志，也可能是指人的创造力，在缺乏一个有形参照物的前提下，他的永恒只能是一种美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怀疑和冥想。在博氏的时间迷宫里，人类试图以各种形式的不朽来抵达永恒，然而通往永恒的时间之水，却最终将一切形式稀释得无影无踪，于是一切又回到起点，一切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对虚无的一唱三叹中，博氏表达了他对于人类的悲悯情怀。这是一种大悲悯，或者说是另一种“终极关怀”：在与虚无的对恃中，人类需要什么？
　　博尔赫斯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他一生都沉溺在怀旧与怀疑之中。对于史实与传说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为的是将它们分解虚构，并刻意打散故事的逻辑链条，使之呈现出梦幻氛围和游戏性质。他的小说有的象散文，有的象文学评论，有的象老人给孩子讲故事，有的则一本正经得象新闻报道……在似是而非的叙述中，博氏不动声色地营造着心智的乌托邦。
　　博尔赫斯充满智性的叙述和文体革命无疑很对年轻中国先锋作家们的胃口。马原的一系列以拉萨为背景的小说，因果之序脱节了，游离的人物游走在游离的场景中，一切都是偶然的，只有言说本身是必然；格非的小说里尽是时间和事件的圈套，而这些圈套是解不开的，因为他们是偶然性的产物；残雪的小说仿佛梦境的记录，比卡夫卡还卡夫卡，比博尔赫斯还博尔赫斯，那些非理性的呓语和意象阴森可怖，就象黑暗中怪兽的独眼；孙甘露和吕新则象在风中独语的吟唱诗人，倾听的对象是他们自己……不管这些作家在文风上的区别有多大，“不可知”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有主题的话），在他们的作品里，技巧代替了激情；智力代替了精神；语言代替了思想。张志扬先生在其哲学随笔《门》中有段话用来评论先锋作家们的作品很合适：“每翻开一本书，我总是发觉意义飘浮在文字之上，就象书飘浮在人生之上，就象人生飘浮在我之上一样。我飘浮的厌倦了，想抓住人生，却是意义，却是文字，结果还是光秃秃来去无牵挂的我”（Ｐ．２０）这种“见外”的感觉，读者感觉得到，作者自己也会感觉得到。
　　先锋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和稍早的寻根作家一样，都未能站在俯瞰人类精神困境的高度，这使得他们的文体实践停留在技术和游戏性的层面上。尽管博尔赫斯声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诗与玄学》），他自己终生乐此不倦，但中国的先锋作家们由于在哲学、文学乃至史学的修养上根本不能望博氏项背，很快就玩腻或者玩不下去。曾经风云一时的“先锋写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马原是最早的撤退者，他选择了封笔；李陀后来也不再写小说了。格非和余华的变化极大，尤其是后者，开始走向一度被他抛离的现实主义，其《活着》和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是表现人性和苦难的杰作。变化最显著的是北村，《孔成的生活》是他创作上的分水岭。作为建筑师和诗人的孔成，将信仰寄托在诗歌的精神幻象上——“无法建筑的国”，他就象一个站在悬崖的游客试图去拥抱雾中的虚幻之物，结果除了死别无选择。北村清醒地撕裂了乌托邦的语言外衣后，他就必须要面对“无”的虚空、黑暗与恐惧。文学史上有不少大师就是因为不能忍受精神的失重而走向死亡或者疯狂。对于一个在生存中体验生存意义的人，缺乏精神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就象植物离不开阳光和水一样。主人公孔成因精神衰竭而死，作者北村亦因之而体会到一无所依的幻灭感。谢有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北村写完《孔成的生活》后，沉默了将近两年，在他认为，如果找不到一个新的理由，那么他的写作、爱情和生活都无法开始。”
　　北村重新开始了。他的文风变化之大令人不敢相认，昔日那晦涩而又华丽的语言以及机关重重的迷津结构淡化乃至消失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只需要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玛卓的爱情》质疑了爱情的“乌托邦”性质，充满诗意的爱在现实中不堪一击，玛卓与丈夫刘仁的先后死亡，象征着爱情的死亡。如果人类连男女之间这最后的爱都靠不住，有什么能够安慰人的灵魂？这样的精神指向使这篇小说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爱情小说。小说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巴望尽快离开经历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一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能够带来这样安慰的只能是超越于人类而又对人类怀有大爱的神。《孙权的故事》用写实的笔调写了一个诗人的堕落，堕落成一个杀人犯。孙权在狱中看清了自己的罪，也看清了罪的本质，他明白了眼前身体的监狱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精神的监狱，活在这座监狱里的人都是不义的，有罪的，因此他拒绝了律师的辩护，坦然受死，因为能赎他罪的不是人而是神，只有神才能救他脱离罪的束缚和精神之狱的囚禁。《强暴》则写了人在罪（嫉妒与占有）的惯性驱使下感到的荒谬的悲剧感。丈夫去嫖妓，接待他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这种突兀的巧合有点象民间传奇的话本写法。编辑曾建议他删除结尾的七千字，但北村坚持将这个“硬伤”保留下来，因为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将堕落写充分，文体结构与此相比显得并不重要。从他的坚持里可以看出，这个昔日的文体革命分子，已经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他从语言的源头汲取语言，从生命的源头书写生命，他用不着用形式的丰富遮掩内容的苍白。
　　现代观念艺术中有句非常“先进”的口号：形式即内容。尽管其倡导者声称这是某位符号学大师先喊出来的，我拍肿了脑门还是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有什么意思。我看过不少观念艺术品，比如说“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五个一丝不挂的男女叠趴在一个小山坡上；“清理一块地面”，一个艺术家一本正经地用抹布擦洗街道上的一块地面……这就叫艺术吗？这些“艺术品”的特征是没有内容，形式就是一切，难怪他们敢说“形式即内容”。这种恶作剧式的观念暴露了艺术家心灵的枯萎，不要说思想，就是连激情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小聪明和手艺。能让观众为其标新立异的言行而目瞪口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们要的就是“刹那即永恒”的当下。
　　当下是个充分物质化的世界，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大街上到处挂着“时间即金钱”的标语，现在这些标语消失了，因为已经深入人心，谁都知道抓紧时间赚钱了，只要能赚钱，什么样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从“政治挂帅”到“金钱挂帅”，这两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社会代沟”，中国仅用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飞跃，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超英赶美”了。
　　这是摆脱贫困奔小康的大时代，这是个“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大时代，这是交通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大时代……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尘影》题辞）先生这句七十多年前的话至今读来仍毫无陈旧之感。先生又说“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同上）。这确实是个面临生死抉择的大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的极度贫瘠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以前只有在港台警匪片中才看到的黑帮现在已经泛滥成灾了。八十年代曾有新儒家提出“道德重整”的诉求，现在早就无声无息，就连“四项基本原则”都被解构成民间顺口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更被戏称为比基尼，何况是不着四六的道德规范？
　　文学可以被视为社会动向的风向仪，可是最热门的小说是什么呢？是《上海宝贝》和《糖》之类的赤裸裸情欲书写。“新人类们”在毒品的烟雾中扭动着身躯引领时尚，象北村这样的作家毫无疑问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值得庆幸的是他仍然平静地坚持着，频频推出佳作，比如《老木的琴》、《我的十种职业》、《长征》等。这些作品闪烁着爱、悲悯与忏悔的亮光，与周围物质的黑暗对恃着。
　　北村不是孤独的。著名学者刘小枫在《“文化”基督教现象的社会学评注》里说道：“在知识界，基督信仰和神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关注对象之一（而非唯一）。与此相关，某些知识分子（人文学者）至少已采纳了某种基督教的思想立场……”的确，一些作家、学者已经跳出了传统文化与人本文化的框框，开始转向“如何忏悔”的思考，比如史铁生、任不寐、余杰、摩罗等等。
　　“忏悔”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以前“地富反坏右”向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忏悔，若干年后，昔日的革命小将又向昨天的“地富反坏右”忏悔，给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感觉。其实这二者都不是“忏悔”意义上的忏悔，前者是弱势者对强势者的忍辱屈从，后者只是道歉而已。余杰在《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文中道出了本质：“忏悔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资源的稀薄，正如空气中氧气的稀薄一样，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他与刘小枫先生的观察是一致的。
　　史铁生最近倍受学界好评的系列散文《病隙碎笔》里情理交融地表达了对于生命本源和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我想正是因为他站在这样的精神高度，他才能在饱受病痛折磨之际，仍能显示出豁达与温柔、睿智与单纯。
　　人太有限了，生命是有限的，善恶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到底凭什么牛皮哄哄地宣称是世界的主宰是未来的主人？我越来越怀疑人本主义者的高歌猛进了。歌德有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带领我们向前走”，“永恒之女性”到底指什么我不清楚，如果是指“人性的光辉”，我们恐怕只能瞻仰木乃伊了。
　　认清人的有限才是理智的表现。既然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抵达永恒，只能外求。摩罗在《谛听神秘的声音》中冷静地分析着：“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于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于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人类的根本缺陷决定了人必须放弃人类万能的虚妄信念，必须到人类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寻找精神出路。”
　　这些中国的精神探索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而且深刻地指出了通往永恒的路。我知道，他们仍非“主流文化”，尽管有不少人尊敬他们。于我而言，他们就象黑暗中的点点微火，虽然还未形成一片大光明，但至少打破了黑暗的垄断，说明这个时代尚未死灭。只要未死灭，就有希望，中国的“天路历程”里有他们这些先行者，就必定有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