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兵法

刘济昆 著（香港）

作者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系身成都“市大监”，出狱后到“五七”干校，一九七五年移居香港。

红军却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场挂了毛泽东写的一付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比之下，毛泽东显然比蒋介石棋高几着。为什么北伐中槃赫一时的蒋介石，在这里一切法宝都失灵了呢？作者虽然没有从理论上（战争的伟力植根于民众之中）加以阐释，却用历史事实作了回答。蒋介石曾经指示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瓦解红军及其根据地，结果却是：“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毛泽东使得并冈山的红军和民众都愿意为他捐躯卖命。’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前言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精通《孙子兵法》，指挥着数百万大军，为什么他却被毛泽东打败？

楔 子

毛泽东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以所谓“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开始，发展出一支二、三百万人的解放军，“枪杆子里出政权”，最终指挥红色江山。这一点，左派、中派、右派；上层、中层、下层；中国人、外国人……都不能不认可。
　　毛泽东是一介书生，却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有口皆碑，却也无人否认其超凡的打仗才能。毛泽东能够在战场上高奏凯歌，绝非幸致，与他精心研究战争、研究军事有关。毛泽东本人，形成了一套兵法。“毛泽东兵法”可以与古代的“孙子兵法”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我们一边讲毛泽东兵法，一边讲毛泽东打仗的故事。笔者虽说是纸上谈兵，但相信如此谈兵法，对读者会有裨益。所谓“人生如战潮、“情场如战潮、“商场如战潮、“政坛如战潮……任何人了解“毛泽东兵法”，对自己的奋斗和事业应有百益而无一害。
　　要讲“毛泽东兵法”，还得从毛泽东少年时代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爱妻并不是“亲爱的江青同志”，而是“五四”时代雅丽如仙、国色天香的杨开慧。杨开慧之父，就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恩师杨昌济。
　　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其时“修身”课就是由杨昌济老师主讲。
　　毛泽东非常认真聆听杨老师讲课，并作笔记，即流传下来而保存在湖南韶山毛氏故居的《讲堂录》。

《讲堂录》中就有一些关于兵法的文字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
　　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
　　“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攻篇》）“杀人以生人。”
　　“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
　　毛泽东听杨老师讲课，当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择其要点而录。当杨老师讲到兵法，毛泽东认为字字珠玑、掷地作金石声，才一字一句记录下来。
　　未来的岳父大人诸多教诲，有句话使毛泽东印象最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
　　毛泽东数十年出生入死、胆色过人，与他遵循杨昌济老师教导密切相关。
　　他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泰山崩于前”和“猛虎踯于后”的可怖场面，但他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仅大难不死，还转败为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讲堂录》中有关用兵的文字，已是“毛泽东兵法”的雏形。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杨昌济指教下，已学会一些兵法。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杨昌济，就没有战略军事奇才毛泽东。水有源，树有根，杨昌济灌输的军事知识，虽说不多，却是“毛泽东兵法”的源与根。
　　毛泽东虽然在《讲堂录》中记下一、两句《孙子兵法》，但他当时和后来的十多年都未曾系统读过这本古代经典兵书，直到抗日战争前的一九三六年才认真拜读，而在拜读《孙子兵法》之前，毛泽东已打了不知多少败仗胜仗。笔者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根有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风光绮丽的杭州对几位高级知识分子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第一计 虚张声势（1917年11月）——不战而屈人之兵

时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地点：湖南长沙
　　兵力对照：两百名学生对北洋军第八师之一部
　　策略：以木枪和鞭炮应张声势，欺瞒真枪实弹的北洋军
　　结果：北洋军全部缴械
　　毛泽东生前是中共最高统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他最初参军时，参加的并不是共军。也就是说，他不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首先参加的，可以说是国民党军。实际上，毛泽东参军时，中国还没有共军呢。
　　这点并非耸人听闻，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

湖南是第一个热烈响应的省份，政治局势极之紧张，巡抚杨文鼎宣布在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着。
　　一日，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到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其时毛泽东就在这间学校读书。这个革命党人演讲时，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
　　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热血沸腾，打算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去参加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革命军，后来因交通事故，未能成行。这时，湖南起义胜利了，长沙组织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乌合之众，不愿参加，而决定参加正规的革命新军——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军。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元。
　　当了半年丘八，却从来没有雄赳赳气昂昂上战场冲锋杀敌，毛泽东颇感失望，终于退出军队。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打第一场仗的呢？

说来话长，一九一六年十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这支极不正规的军队却有堂而皇之的宗旨：“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个连，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者，被选为连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毛泽东与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枝。
　　这件事，毛泽东同窗密友周世钊有详尽生动的回述：“一天午餐过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校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了北兵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又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两百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
　　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离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便要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齐声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真的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毛泽东还有个同学邹蕴真，当年曾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
　　毛泽东气定神闲地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门，只得闭门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毛泽东打的第一仗，已充分显示其军事天才。他只有木枪爆竹，却能逼得敌人缴出全部真枪，实际上，这一仗已接近他《讲堂录》所记的孙武《谋攻篇》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
　　毛泽东指挥这一仗，是受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故事的启发。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前秦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与其弟登上寿阳城，远远望见晋兵阵势非常严整，又望见前面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后来大败而逃。毛泽东也学得谢玄虚张声势，以假冒真。初试啼声，就见不凡。
　　一九一八年，南北军阀再次混战，张敬尧进入长沙。在战乱中，毛泽东等人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警卫全校的安全。
　　最初，“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后来，“湘军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甚至做到“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的地步。

第二计 逼上梁山（1927年）——枪杆子里出政权

时间：一九二七年
　　地点：湖南省
　　策略：将工农武装化整为零，就地潜伏，等待时机
　　结果：保存了工农武装的实力
　　一九二七年夏，国共两党反目相煎，中共指蒋介石之“清党”为“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
　　毛泽东本来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当然不会蠢到伸长脖子等候屠刀砍下，他秘密潜返湖南，对那些共产党早已渗透的工农武装作出三种安排——
　　一、已经被国民党察知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一律上山“扎寨”。
　　二、尚在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合法招牌——挨户团面貌出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铁锤镰刀的共产旗号。
　　三、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械埋入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枝。
　　上山“扎寨”，在当时的国民党看来，就是“上山当匪”。毛泽东这个主张，显然源于他幼时熟读《水浒》。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这境界曾是毛泽东神往的。
　　毛泽东主张上山“扎寨”，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幢、“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毛泽东又叫一些工农武装分子化整为零，潜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民团，这一套，与西洋的“木马屠城”异曲同工。
　　毛泽东还说过：“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间跟绿林交朋友。”
　　上山“扎寨”，是“毛泽东兵法”极之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连上山“扎寨”的勇气和实践都没有，就休想日后拥有雄兵百万、纵横驰骋于天下。

秋收起义

山上的工农武装，到秋收时节，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羽毛渐丰，实力大增。
　　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又指出，这次秋收起义，“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研究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首次提出震惊中外几十年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
　　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作出军事部署，他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一、二、三团。
　　第一团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
　　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和共产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安福、莲花、醴陵的农民武装组成。
　　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还有部分平江工农义勇队、部分警卫团战士组成。
　　三个团共计五千人左右，由毛泽东任党代表、卢德铭为总指挥的前敌委员会领导。
　　毛泽东等人还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沙。
　　进军的路线是——第一路以第二团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配合，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第二路以第一团原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出发，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待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出击。
　　第三路以第三团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小部分警卫团战士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通长沙。
　　三路紧密配合，待各路得手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
　　毛泽东这套“战略部署”，看来头头是道，实际是不够“伟大”的。因为长沙由军阀唐生智部队守卫，固若金汤，想要攻克，谈何容易。
　　同时，好事多磨，毛泽东还未上战场，却在走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拘捕，几乎未出师而身先死。
　　毛泽东后来心有馀悸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件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工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恐怖手段达到了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共产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身边带着从一个同志那里借来的几十块钱，我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士兵是雇佣来的，我如遭到枪决，对于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答允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逃跑。
　　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躲着。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搜寻我，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碰到他们了。虽然有几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走，可是，我还是没被发现。最终，黄昏时分，他们停止搜索，我马上翻山爬岭，连夜赶路。”
　　毛泽东捡回大命一条，心花怒放，壮志凌云。决心将军事计划付诸实施。
　　九月上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首先破坏长沙岳阳铁路和长沙株洲铁路，切断敌方交通要道。
　　同时，第一团和第四团（师长余洒度擅自组编）自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
　　行至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毛泽东本人率领第三团于十一日从铜鼓出发，向浏阳方向进发，一度与敌军恶战。后来得知一团腹背受敌，连续受挫，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下令各路起义部队赶往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的兵马抵达文家市，第一团和第二团的残部亦先后来到，三路人马会师。这样，工农革命军又似模似样，浩浩荡荡。毛泽东曾有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第三计 武装割据（1927年至1929年）——石头击破大水缸

时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地点：江西三湾村、井冈山
　　策略：先在农村建立武装力量，再以乡村包围城市，扩展地盘
　　结果：建立红色政权的雏形
　　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是不想以卵击石，避免工农革命军全军覆灭，但是，他的善意不被理解。当时有个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反对毛泽东，指责毛泽东退到农村是想当“山大王”。
　　毛泽东振振有辞：“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有利于我们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还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毛泽东强调作战略退却，退向农村，退向湘赣粤边境山区。“将来湘赣粤三省，任何一省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参加。”
　　那年九月十日上午，在文家市一座学校操场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大会。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高见——“诸位兄弟：大革命已经失败，工农遭疯狂屠杀，革命处在低潮。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高潮迟早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枪杆子的亏。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有人说，蒋介石现在力量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担心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依我看，我们力量小只是暂时的。我们好比一块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
　　最后，毛泽东又强调：“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颇有演说天才。要当军事指挥家，讲起话来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演说，真真正正称得上是“号召”，如吹号角般，令闻者争先恐后响应。
　　如此这般，那许多工农革命军就跟随毛泽东南进。
　　前有去路，后无追兵，士气十分高昂，最初几日，一路顺利。
　　但是，到了第五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官兵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遭敌人突袭，总指挥卢德铭中弹身亡。
　　毛泽东看到战友牺牲，悲痛之馀，咬牙切齿，随即率众攻克江西省莲花县城，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又攻进监狱，救出一百多名共党人士。
　　又过三天，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
　　不要看三湾是个小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在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因为当年毛泽东在那里作了一件史称“三湾改编”的事。

三湾改编、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

毛泽东在三湾实施其治军的最重要措施——在部队建立中共各级组织，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当书记。
　　毛泽东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建立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制度，并提出废止肉刑，不枪毙逃兵、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新型纪律。
　　毛泽东当时还有被人视为“收买人心”的十分高明的一手，那就是宣布了“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的政策，对于自愿离开部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自愿离开而得到路费者，虽未必视毛泽东为大救星，却必然对毛泽东不会有深仇大恨。

上井冈山

不久，毛泽东率军开上江西井冈山。他不仅是上山“扎寨”，而且被指为“与匪结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井冈山最初并非“革命根据地”，而是两股土匪的巢穴。那两股土匪的首领—叫袁文才，一叫王佐，各有六十支坏枪，六百多名土匪。
　　毛泽东千真万确，万确千真有“与匪结盟”之嫌。他曾对斯诺表白：“井冈山的匪首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加入了红军，使红军实力增加了将近三团之众，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
　　不过，毛泽东并不将这两个加入红军的匪首视为共产党同志，反而心存戒心。
　　他说：“两个人虽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执行着党的命令。后来，他们擅自离开井冈山，恢复了他们的土匪脾气，结果是被当时已经组织化、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所杀。”
　　利用土匪，将土匪置于自己指挥之下，这是“毛泽东兵法”中非常出色的部分，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矣。

井冈山会师

一九二八年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南部起义的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威震中外的“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合后，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占城市，解放全中国。要建立且巩固这个政权，首先必须经营好红军。

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一九二九年以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有容，从而成为中外皆知、还谱歌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治兵，十分讲究备战，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一种备战。
　　共军经常说“人民军队人民爱”，真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洗澡避女人”一类，自能赢得“人民爱”。如今大陆有些贪官污吏，不知还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否？当年毛泽东的红军连一针一线都不拿，倘非如此，而是贪污民脂民膏，焉能打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

第四计 敌进我退（1928年）——隐势藏形山林中

时间：一九二八年
　　地点：江西永新
　　兵力对照：两营兵力对国民党军十一个团
　　策略：利用山险地形和广大民众掩护，采四面游击战术
　　结果：牵制国民党军二十五天
　　那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了他的兵法中最重要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生非凡功业的金钥匙。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惊天地泣鬼神，首先是靠这十六字诀造就。
　　毛泽东这十六字诀，并非一朝一夕冥思苦想得来，而是毛泽东经长年血战得来的宝贵经验。
　　经笔者考证，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最初是以下十六字——彼出我入，彼入我出，避实就虚，隐势藏形。
　　毛泽东这原始十六字诀，纯粹是为经营井冈山根据地而设计。意思是说，敌军出山，我就入山；敌军入山，我就出山；避开敌军实力而向敌人弱点攻击；善于隐蔽自己，神出鬼没。
　　毛泽东说过：“在周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呢？

中共史书回答道：“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民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武装。三、井冈山上有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粮、筹款。四、井冈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它的史书也回答了这问题：“赤匪之蔓延坐大，实受地理环境之影响。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耸，海拔约七、八百公尺。但山势虽高，而侵蚀已深，山间多有狭长之溪谷，中含局部平原，亦有良田美池。

其地雨量充沛，森林繁茂，山深林密，守易攻难。一般匪薮，多系贫瘠闭塞之区，若江西之匪巢，在军事上为天险，在经济上亦差可自给。著名匪巢井冈、东固，皆最宜于隐势藏形之地，匪每溃败，则退据匪巢，扼要坚守不出。”

毛泽东精心经营的井冈山有何变化呢？

中共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如“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一类。我们不妨从国民党的史书中寻找答案，更为客观翔实：“赤匪盘据赣南，穷数年经营之力，不独陇亩之界址荡然（因分配地亩，将旧有业主界址完全消毁），即地形亦有变化。除高山大川非人力所能维持外，乡村路径悉已变化。如前之曲径可通，今而阻于榛莽；前之深潭浅泽，今忽贯于羊肠。行军作战，以军用地图为全军命脉，前之按图索骥者，今等于歧路亡羊。”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知，毛泽东经营后的井冈山，已使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变成废纸一张，按图索骥的国民党军官，到井冈山一带就变成歧路亡羊，可悲矣！
　　笔者并非有意中伤国民党军官，当年蒋介石就曾说过：“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从，避实就虚，随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毛泽东在井冈山日益发展，甚至惊动了蒋介石。声势自是不凡，但他是否只有捷报频传，而无损兵折将呢！非也！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高层有几个“左”得出奇的人物，鼓吹“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人不会打仗，却又喜欢发号施令。
　　毛泽东有事离开井冈山到永新县去之时，他们趁机下令红四军拉到湘南，攻打郴州。结果招致二十九团全军覆没。整个红军损失半数兵力，中间阶级大部分被驱逐到豪绅一边，贫农阶级成了孤军，红色地区各县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为国民党军占领。
　　毛泽东倒也不慌不忙，从容应付。正当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时，毛泽东却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军。
　　毛泽东自己透露，他在这一仗所采用的兵法，是“四面游击”。他说：“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

第五计 草木皆兵（1929年8月）——党与群众军事化

时间：一九二九年八月
　　地点：江西井冈山
　　名称：黄洋界保卫战
　　兵力对照：二个连对一个师
　　策略：充分利用地形及动员地方民众
　　结果：确保井冈山
　　毛泽东有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主张“人民战争”，甚至主张“全民皆兵”，这种军事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形成。
　　毛泽东有篇大作《井冈山的斗争》，他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西江月·井冈山》所写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一场人民战争”。

“黄洋界保卫战”是按照毛泽东兵法打的，却不是毛泽东亲自指挥，而是一个红军营长陈毅安指挥的。
　　八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在永新、莲花、茶陵三角地带集结，准备下一步行动。但是，突然传来二十九团在湘南完蛋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接战败的二十八团，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
　　这时，敌军得势不饶人，奔袭井冈山。营长陈毅安急忙率两个连赶回，然后发动男女老幼保卫红色基地。
　　两个连队跨过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羊肠小道可通。两面是敌军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毛泽东曾有诗句：“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八月三十日，敌军发动攻击。但红军居高临下，草丛中又插了千万枝竹钉，敌兵虽说不上寸步难行，却只能一个个缓慢匍匐前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
　　攻击井冈山的敌军虽说有足足一个师的兵力，但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红军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加固工事，还准备了许多石块，作投掷之用。
　　敌军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便用机枪扫射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其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乱飞，无明确目标。红军则弹无虚发，每弹打死或打伤对方一人。竹钉防线也很可怕，敌兵踏上，痛入骨髓，难贾馀勇。
　　下午四时许，红军抬出一门八二迫击炮，发射了三发炮弹，敌军听到隆隆炮声，以为山上有千军万马，吓得魂飞魄散，争相转身逃遁。
　　毛泽东不仅作首词歌此役，还向中共中央报告：“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毛泽东在井冈山还有什么作为呢？用我的话来说，毛泽东十分善于“洗脑”。
　　《孙子兵法》中提倡“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的“洗脑”，即他所谓“政治思想工作”，与《孙子兵法》的“道”异曲同工。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毛泽东使得井冈山的红军和民众都愿意为他捐躯卖命。”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首先对士兵们说，大家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打了胜仗，可以翻身作主人，可以分田地。任何穷人听了，无不心动。
　　毛泽东还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毛泽东认为这一套如灵丹妙药，很有神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原来毛泽东早在二十年代就鼓吹实行“民主”了。当然，他绝不是今日“民运分子”的祖师爷。他对“民主”的解释和今日的“民运分子”也是绝不相同的。
　　毛泽东尤其善于在俘虏兵身上做功夫。他非常坦率地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毛泽东这一套，当年使得国民党官员杨池生惊叹：“毒矣哉！”
　　毛泽东知道后，更是沾沾自喜。

毛泽东对井冈山，一往情深，除了一九二八年秋写了首《西江月·井冈山》之外，他晚年——一九六五年五月还写了两首有关井冈山的词。

一首是《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六计 捕鱼撒网（1930年11月至12月）——随时打开又收拢

时间：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兵力对照：四万对十万
　　策略：集中全部兵力攻击优势敌人最虚之一点，一举歼灭以夺其势
　　结果：歼灭张辉瓒部九千
　　除了十六字诀外，毛泽东还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又提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泽东把这种战术比作捕鱼撒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规定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战争形式，制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其一路”、“各个击破”等基本兵法。
　　毛泽东那时还不老，却老谋深算。他指出，红军既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就必须使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赤卫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如此这般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要调兵遣将，还要调动所有的平民百姓，甚至调动老弱残兵。中共有本史书记述井冈山情况时提到：“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
　　动员全民作战，连老弱残兵也不例外。毛泽东也就日益发展。
　　连老弱残兵都能调动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他说，这样就可“使我如鱼之在水，处处明亮，敌如鱼之在陆，处处黑暗。”
　　毛泽东军事天才万中无一，他当然不甘心在井冈山当“山大王”，如果其志止于此，那就变成“池中物”了。毛泽东的凌云壮志是“解放全中国”。
　　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决定离开井冈山，下令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发，建立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换而言之，他决定把地盘扩大，实行扩张主义。
　　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一年，毛泽东们的红色区域已拥有三百多个县，几千万人口。这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大会”，到会代表六百多人。大会发布了宣言，通过红色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毛泽东那时到底有了多少兵马？据国民党史书记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域内，红军正规部队有三十六万人，非正规部队有六十五万人。”这巨大数字，看来是毛泽东“虚张声势”所导致。实际上红军主力只有四万人。
　　一九三○年八月，蒋介石提出“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1930年11月第一围剿
　　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毛泽东主持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军一方面军约四万馀人。十月三十日，该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罗坊召开会议，讨论了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攻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为对付围剿作了准备。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下令“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队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
　　这时红军主力已转移到龙冈等地区。
　　十二月六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经过二十天，也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
　　相反，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新的战术：“中间突破”，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分敌为远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下令于次日先歼灭“深入”共区的谭道源师。
　　红军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场两侧挂了副毛泽东写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副对联，且莫等闲视之，它溶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谭道源并非草包饭桶，他并不上毛泽东的圈套，而是下令手下坚固阵地。
　　毛泽东未能将谭道源制服，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毛泽东大喜过望，对朱德说：“天助我也！”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红军第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大部份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四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红军仅有的一门大炮，也被用来装模作样，射出几颗炮弹。
　　这一仗，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或死或伤或被俘，九千馀人，无人漏网。毛泽东打了胜仗，自是要写诗填词，他有首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后来谈到打张辉瓒的龙冈战斗时说：“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
　　蒋介石派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红军四万兵力歼灭张辉瓒九千人马。这在战略上是“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毛泽东又将这一套说成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第七计 将来兵挡（1931年5月）——游击战加运动战

时间：一九三一年五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二十万
　　策略：以机动转进分散敌方主力，再伺机逐一歼灭
　　结果：历时十五天，五仗全胜，缴枪两万馀
　　毛泽东还有一首词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写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形势是极不利的，苏维埃所管辖的区域太狭窄，财源有限、设备简陋，而南京的物质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红军。可是我们迎接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用他以前赖以取胜的战略，仍旧让他们深入苏区。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攻击他们的第二路，击败了他们好几旅人，消灭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接着我们很快地接连攻击他们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卒被歼灭，在十四天之内，红军打了六次仗。进军八天以决定性胜利结束之。其它六路被击溃和败退之后，由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一军，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撤退了。”
　　毛泽东还在其大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馀，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两次围剿，皆被毛泽东打破，但是，毛泽东是不敢轻敌的，他面对的是中国另一个军事高手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绝不是如江青样板戏中所描写的英雄对草包之战，如果那么容易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就不必绞尽脑汁研究兵法了。
　　话分两头，我们且看蒋介石提出什么兵法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要对共党斩尽杀绝，他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讲词里，把剿共所用的战略，归纳为下列五项——第一、“封锁政策”：即严密封锁，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蛟蚁之通报。”当时江西有所谓封锁地带，其中堡垒星罗，巡探密布，就是要断绝共区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一切经济资源不得丝毫进到共区。
　　第二、“交通政策”：交通政策与封锁政策相对。反过来说，就是要消极的阻止共方的交通，而积极发展国军（国民党军队）方面的交通。无论道路、电报、电话、输送、通讯、传令等一切交通设备和交通人员及其工作，俱国军命脉，操国军胜败生死之权。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
　　换句话说，作战全靠机动，谁能机动，谁就成功。交通政策就是要机动敏捷，这是剿灭共军（共产党军队）的一个主要战略。
　　第三、“工事政策”：国军只要到了与共区接近的地方，无论是准备驻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军队一到，立即将防御工事做好。并且只要有馀暇，还要督促指导老百姓修筑碉堡，设寨围墙，与军队打成一片。国军只要有了据点，就有了凭藉，便可站得稳，无论共军怎样袭击，总可以抵得祝勤做工事，坚壁清野，是致共军死命的一个最稳实而可减少牺牲的方法，亦即是多出汗少流血的道理。
　　第四、挺进游击：共军根本不用正规战术，其长处就在于跑路、伺机、侦探、化装、袭击而已。现在国军要剿共，也要能善于此道，用共军的战术才能消灭共军。胡林翼曾根据他剿匪的经验说过：“与其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意思是说剿共必须随时随地，找到共军的弱点，一有可乘之机，马上就要出击进攻，易守为攻，出奇制胜。蒋介石曾将游击战术，简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四句话。
　　第五、争取主动：国军从事一切战争，都有一个最紧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主动。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
　　凡是属于主动，便常是胜者；陷于被动，便只有失败。
　　蒋介石熟读历代兵书，精通打仗，他又将主动的战略，分析为下列十点：
　　（一）以静制动：胡林翼曾说：“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就是要“以主持客”、“以逸待劳”的道理。
　　（二）以拙制巧：懂得以静制动的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以拙制巧的精义。
　　就是共军以很巧妙的方法扰乱国军，国军要以坚忍、实在、稳当的方法来制伏它。
　　（三）以实击虚：就地位而言，则曰“以主待客”；就态势而言，则曰“以静制动”；就方法而言，则曰“以拙制巧”。更就力量而言，则曰“以实击虚”。
　　这就是发挥国军力量，击破共军的弱点，集结国军实力，战胜共军虚张声势的宣传，扫荡共区的组织。
　　（四）以迂为直：国军剿共时，无论行军、进攻、或追击，都要采“曲线行动”，有时宁可不走易走的大路，而要另寻小径山路来走，甚至有路的地方不定，偏要从没路的地方绕转过去。如此不怕崎岖，不怕吃苦，才可使共军觉得神奇莫测，国军才可出奇制胜，不会被共军埋伏袭击的惯技所算。
　　（五）独立作战：国军剿共，务须协同一致，互相策应。但是在赣南剿共，多是山地战，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以及共军的诡诈百出等各种原因，国军各个部队，无论是一军一师，甚至一旅一团，都要随时随地有独立作战的准备。
　　（六）全力决战：在决战之前，国军一定要集结所有兵力，务使一兵一卒，同时皆能用于决战的一点。必须如此用兵，才能算是最经济的使用兵力，才能发挥其军队最大的效用。
　　（七）就地固守：这是根据稳扎稳打的原则而定下来的要领。所谓“稳扎稳打”，无论行军宿营与作战，总要谨慎小心，严密戒备。“防守是手段，进攻才是目的。”
　　（八）纵深配备：前线与敌作战的正面愈狭愈好，国军要留二分之一，最好三分之二的兵力，摆在后面作预备队，随时可以相机增援。
　　（九）机动配备：机动配备者，即根据指挥官卓越的才识，以冒险的精神与英明果断的决心来活用兵力。至于活用兵力的要诀，就是“进退不一，多寡不一，分合得当，攻守咸宜”四句话。总之，指挥官果能将兵力抽调得法时，危险性就越会减少，成功的把握也就越大。但惟一要诀，就是要严守秘密，不得被共军窥破。
　　（十）六项要务：所谓六项要务，就是侦探、搜索、警戒、连络、掩护、观察。这六项要务，无论是行军宿营或作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切实检点。
　　侦探、警戒，务求严密；搜索、掩护，必须周到；连络必须确实。观测必须精敏。
　　蒋介石又综合以上各点而作一结论，就是“战术上要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此外，蒋介石又提出作战的三个口号，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和战术的两项要旨，一是分散，一是集合，一切战术不外乎分合二字。蒋介石特别强调一个慎守，谓自古以来，兵皆不得已而用之，只有敬慎悲戚者，可以获胜。他引用老子的话：“两兵相接，哀者胜矣。”
　　蒋介石兵法就是如此头头是道，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颇为英明之敌。

第八计 诱敌深入（1931年7月至9月）——避其主力打虚弱

时间：一九三一年七月——九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三十万
　　策略：诱敌深入，择虚而噬
　　结果：历时三月，共歼国民党军三万馀，缴枪一万四千

第三次围剿

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剿共大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德、日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共三十万人，向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回，蒋介石依靠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劝长驱直入”的战略，力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其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
　　面对强敌压境形势，毛泽东决定仍采“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
　　八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结。
　　这时，各路国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国军中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七日至十一日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一万馀人。
　　这时国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采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毛泽东则命令红军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红军则越过国军重兵之间二十华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国军发觉再向西时，红军已休息半月。这时，战场上国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剿共的军队已疲惫不堪，而与他不和的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好下决心退却。
　　红军乘国军退却，实行毛泽东“敌退我进”战术，九月上旬进行两次追击，毙伤俘敌四千馀人，九月十五日又歼敌一个师。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共歼灭敌军三万馀人，缴枪一万四千支。
　　毛泽东对打破第三次围剿非常得意，后来他著书立说时津津乐道——“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蒋介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相当聪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暂时不打毛泽东，而先打毛泽东在各省的同志。

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剿共总司令，调集大批国军向中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蒋介石调动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六个师另四个独立师、一个独立团，共四万五千馀人。
　　国军攻入红区以后，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即发出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须出快刀斩乱麻手段。”
　　蒋介石的国军这回得心应手。中共史书有云：“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十月十日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馀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还以十馀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
　　中共史书承认：“九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二千馀人落入敌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
　　到了年底，何应钦的剿共总司令部调集三十多师计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主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
　　国军主力在东路、西路的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先打敌之西路，经一天半激战，全歼两个师。国军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企图报复。红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于宜黄南部地区，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这两次战役共缴枪万馀枝，至三月间打破国军围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第九计 寸土不争（1933年至1934年）——将欲取之先予之

时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红军总指挥：李德、博古
　　兵力对照：十万人对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
　　策略：面对绝对优势敌人，不固守死阵线，必先放弃土地、转进待机，以求胜利，再收回土地，扩大土地
　　结果：因未采用毛泽东之战略，红军被逐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确实战果辉煌。根据中共军事委员会的统计，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总计：击溃敌军七十八万名，消灭三十一万六千名，俘虏十九万六千名，缴获武器十六万五千七百件，无线电台十九架。这时，闽浙赣共区扩大了，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连结，增地十万平方里。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三百万。接着中央红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增兵三十万，势力大大膨胀。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他对国军郑重指示，剿共之根本要道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引用古人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指示国军军官“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然后挑选出一方之良，以锄一方之莠。”“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

第五次围剿

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准备。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蒋介石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大批反共军官，聘请以德国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征集大批新兵，购卖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
　　“堡垒主义”不同凡响，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

万事俱备。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声势浩大、震惊全球的第五次大围剿。
　　步步为营、碉堡推进，从四面向共党腹地压缩，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当时中央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战争于十月底开始。
　　其时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极左人物所取代，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毛泽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但他的军事思想，他的战略战术，是最完美的，是无可批判的。中共打仗，只要有毛泽东指挥，必然节节胜利；一旦排斥了毛泽东，就会一败涂地。
　　当时，王明、博古一类左倾人物大唱高调反调，指毛泽东搞“游击主义”，他们强调正规化，反对毛泽东兵法。他们否认红军弱于国军事实，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的方针，而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
　　在战争形式上，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在战役战术上，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运动迂回，主张“短促突击”；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
　　这许多鬼主意，实际是一个德国鬼子出的。据中共史书记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布朗）从上海来到瑞金。
　　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李德和博古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毛泽东哀叹：“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大丈夫能缩不能伸。
　　毛泽东虽然丧失指挥权，但他还是出过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兵法。是年六月，他到赣南会昌县，对一些红军军官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去，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
　　毛泽东又说：“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要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在会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但是，毛泽东的一套被置若罔闻。
　　国军方面真是捷报频传，蒋介石围剿胜利。且看国民党史书所说：“我军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里面收缩，其最后目标在以坚硬的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这种军事围困及经济封锁，非常有效。匪军与其伪政府乃不得不采取远遁战略。七万多共匪为避免被歼灭，突围而出，向西流窜。

开始长征

这次撤退被称为长征，历时一整年，路程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只剩下二、三千人。”

红军打了大败仗，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冷静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后来写道：“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毛泽东又说：“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毛泽东这些高见，岂止适用于战场！

第十计 万里长跑（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战略转移保实力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共三百六十八天
　　地点：从江西出发至陕西止，历时一年，二万五千华里
　　名称：二万五千里长征
　　策略：大撤退，大转移
　　结果：虽丧失根据地，但保住实力，伺机翻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虽未被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却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跑”。
　　国民党方面，认为“江西共匪已经肃清”。那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有云：“赤匪盘据赣闽，数载于兹，凭藉险要，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国家民族心腹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
　　其实，江西共军并未完全消灭，中共大员陈毅、项英、邓子恢、张鼎丞等仍率领部分红军留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仍然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跑”，毛泽东称之曰：“长征”，蒋介石则称之为“流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一次战略上的大撤退、大转移。
　　那年十月初，国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百城三大重镇相继失守。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军主力五个团八万馀人，分别自瑞金、零都出发，被迫实行保存实力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敌进我退”。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八万人一起“逃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无“话事权”。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红军大转移和突围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叫士兵们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这对“长跑”、“逃命”的红军是极不利的。
　　按照当时中共高层的计划，八万人马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大批人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一直向西行动。
　　国军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遣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但是，各路国军各有算盘，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逃命前夕，十月初，红军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这样，红军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又作哑，只是向天鸣枪，并没有进行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
　　湖南是毛泽东家乡。对于湘江一带，毛泽东非常熟悉。有其绝妙好词

《沁园春·长沙》为证：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福?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湘江一带打仗而排斥毛泽东，焉有不碰壁之理？当时，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一筹莫展，又不肯请教毛泽东，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国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短短三个月中，八万人马锐减至三万人，有五万人“逃”不了命。
　　国军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会合。于是又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净。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顽固地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时，毛泽东根据两方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部，到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12月28日贵州“黎平会议”

“国难思良将”，毛泽东的韬略奇谋，关键时刻就出来。他的主意，博古、李德仍不接受。到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攻占的贵州省黎平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有了用武之地。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九三五年初突破乌江天险，一月七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如果你想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你一定要记得遵义，就像记得井冈山一样。
　　遵义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用中共的话来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

那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人。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后来的会议上通过。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兵法唱颂歌。
　　决议说：“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第十一计 瞒天过海（1935年1月至5月）——三十六计第一计

时间：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月
　　地点：贵州、云南、四川
　　兵力对照：三万对数十万
　　策略：制造烟幕，隐藏动向
　　结果：突破围堵，渡金沙江入四川
　　春风得意马蹄疾，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古而然，毛泽东也不例外。
　　他刚刚掌握中共党政军大权后，就指挥红军打了一次胜仗，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艺术。
　　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力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沪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蒋介石也发挥其军事天才，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

1935年“四渡赤水”

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毛泽东之命撤出战斗。翌日，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军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将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分属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
　　川滇国军很快又从南北西面向扎西逼进。
　　这时，红军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国军，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万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蒋介石并不因打了败仗而缩手，他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国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
　　毛泽东也不示弱，立即指挥红军跳出国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
　　毛泽东又令红军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国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对方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前进，于五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毛泽东攻下贵州娄山关时，曾写一首颇为悲壮的诗。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话分两头。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的史书如何记载那两年的事：“赣南匪巢虽经摧毁，而残馀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尚有待于剿匪将士之再接再厉，予以追堵。蒋总统以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于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宜。由重庆飞贵阳，由贵阳飞昆明，复由昆明飞成都。至八月间在峨眉山主持军官训练团。曾与云南主席龙云，同乘飞机，在会理西昌上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
　　龙氏观总统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大为叹眼，当时国军自江西出发，追剿赤匪，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诸省，盘旋曲折，纵横驰驱。
　　结果使赤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连裹协民众的工夫都没有。国军沿途所过，如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都是最险要、最艰难的地方。总统三月入川以来，辗转于滇黔间，驱逐朱毛残匪，两月有馀，五月下旬，始抵成都。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向前合股于川西北松潘、懋功一带。”

红军是如何渡过金沙江的呢？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望而生畏，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
　　红军当时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国军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调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为了迷惑吸引国军，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叫红军伪装架桥，作出要渡江的架势。
　　果然国军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当国军集结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五月初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赶到绞车渡。这时渡口空无一船，江上交通断绝。幸好得到当地百姓协助，在附近找到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渡江后，就在渡口边一个山洞内，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
　　人多船少，经七天七夜，红军才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就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古代兵书“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毛泽东率红军渡金沙江时，巧妙地运用此一策略。

第十二计 兵贵神速（1935年）——三步并作两步走

时间：一九三五年

地点：四川大渡河

策略：以急行军制敌机先，抢占要塞
　　结果：强越大渡河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又号“了了”，意为“成功便了不得，失败便不得了”。他率领十万大军就是在大渡河上“不得了”，全被曾国藩指挥的清兵击溃，饮恨坠河。

强渡大渡河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中，没有回旋馀地，极易被敌军伏击歼灭。石达开的大军就是在这渡口覆没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国军薛岳、周浑元部继续围追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想方设法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先给红军打气，说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一定可以走通。军心因而大振。
　　红军先遣队冒着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安顺场，安顺场附近有近百户人家，早有小批敌人在那里恭候红军驾到，但他们却未料到红军来得如此神速，还来不及回过神来，已被红军消灭。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加紧渡河准备。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夺得这只小船，并找来渡河的船工，决定强行渡河。
　　翌日上午，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
　　北岸国军对红军渡船展开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串串浪花。但载着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
　　小船一靠对岸，十七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赢，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全力杀敌；敌人军心大乱，全部溃败。
　　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只小船。但仅靠找到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实非易事，毛泽东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沪定桥。

飞夺沪定桥

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二百四十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极之艰难。为何要在二十九日夺下沪定桥，这是因为两旅国军正向沪定桥增援，如果比国军到的迟了，莫说渡河，恐肝脑涂地矣。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红军必须争分夺秒，三步并作两步。
　　一夜急行军，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沪定桥，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沪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拦，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作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沪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巨浪和漩涡。
　　桥对岸沪定城内屯驻着两团国军，桥头早已筑好防御工事，并将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对方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信心十足。
　　红军先遣队又挑选二十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
　　下午，冲锋号响起，红军二十二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对方密集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
　　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惊天动地。
　　红军勇士们扶拦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呼啸，他们置若罔闻，一心要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
　　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关键时刻，忽然东头浓烟冒起，烈焰冲天，原来对方放火焚烧桥头的亭子，试图用烈火阻止勇士前进。勇士们无所畏惧，即使眉发被烧也义无反顾。终于威慑敌军，占领东桥头。然后冲到街上，同国军展开巷战。
　　左路军控制了沪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会合。
　　如此这般，红军主力从沪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石达开是“不得了”，红军则相反，“了不得”。
　　“兵贵神速”，毛泽东充分发挥了此一古典兵法。

翻雪山——夹金山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冲破敌军，经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川康边境，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和懋功，和川陕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

毛泽东过夹金山时，写了《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四方面军主力应在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作为向北转进之枢纽；而懋功地区、大渡河两岸至峨嵋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

张国焘的逃跑主义

这一套，却行不通。有个红军首领张国焘，根本不听毛泽东指挥。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战，红军强渡成功，打乱了国军“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广大新区，兵员增至八万多人，有天时地利，但人不和。张国焘看不到形势美妙，反而认为前途有限，未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就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把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转移到嘉陵江以西。
　　毛泽东指张国焘这一套为“逃跑主义”、“分裂主义”。张国焘后来再三捣乱、诸多阻碍，使红军损兵折将，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才被毛泽东清算，一九三八年春季逃出陕甘宁边区，从此反共不停，后来流亡香港、加拿大。

第十三计 深入不毛（1935年8月）——敌方无从摸底细

时间：一九三五年八月
　　地点：甘肃大草地
　　策略：出敌之意，化不可能为可能
　　结果：穿越大草地，摆脱包围网，免除被歼灭之危机

过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指挥红军过大草地：目的是陕西省北部。
　　毛泽东首先指示先遣团：“北上抗日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西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合于雅川。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当时红军三面受敌，前面是大草地，如果不过大草地，就会“断送革命”。
　　换而言之，就会“大家送命。”
　　毛泽东又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不妨翻阅一下国民党史书，其中有云：“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蒋总统督促中央军及川中各军，加紧围剿，但匪所据的松潘高原，自九月以后即已冰山雪地，气候严寒，而当地居民，十之七八皆游牧为生之藏族，不事耕种，仅有少数玉蜀黍生产，粮食奇缺。赤匪劫掠藏民及喇嘛寺的牛羊，以为补充。而义民与喇嘛等，自动纠众，与匪殊死抗战。赤匪至此，乃感饥寒交迫，企图他窜。残匪五六千人，沿川青甘边境窜向陇东，国军沿途兜剿，击散不少。”
　　大草地荒无人烟，那里遍地都是积水，看上去是碧油油一片草地，下脚时却泥深没胫；没有人家可以投宿，只得露宿在潮湿的荒野中；没有粮食做饭，只能靠自背的干粮充饥。
　　美国学者特里尔用以下的文字描述红军过大草地——“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经历，毛泽东失去了几千名战士，他们陷入泥淖、死于饥饿或受到当地土人的阻击，但这并没有影响毛的战略战术。一个部落的女酋长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帮助红军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烫死。红军第一次不得不为得到食物而‘抢劫’。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偿还！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抢来的给养。’”

红军先遣团从八月十一日出发到八月十六日，不到一个星期，完成了从茫茫草地踏出一条前进道路的重任。全军随后通过大草地。

攻占腊子口

九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渡过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乃岷山山脉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三十多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江上横架一座木桥，将两山相连。这桥是过腊子口必经之地。
　　甘肃军阀鲁大昌派有重兵把守腊子口。桥的附近筑有许多坚固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
　　鲁军阀企图通过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方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土司的两万骑兵。红军要北上，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条路。
　　毛泽东和同僚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
　　夜幕降临后，三十多名红军第六连勇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对方展开正面猛攻。但国军一时并未还击，严守工事内，等红军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国军抛出大量手榴弹。红军方面所处地形不利，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红军为压倒对方火力，加强攻击，轻重机枪不停扫射。但对方扔出更多手榴弹，使勇士们难有寸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极之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观察了解。不久下令突击队暂时撤回，休息后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侧，包抄敌军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似有猿猴身手，终于攀爬上去，然后用绳将战友一个接一个腾空吊走。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更组织敢死队，挑选到十五名勇士，编成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方：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过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军作两面夹击。
　　新的战斗又起。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摸到桥下，再攀桥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跌入水，目标暴露，敌军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好隐匿岩石背后，伺机再动。另一路战士，趁敌军向桥下扫射时，迅速冲到桥边，向对方掷出一排手榴弹，随即冲进敌军工事，展开肉搏战。右翼一、二连迂回也奏功，冲锋号起，杀声震天。
　　红军攻占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岷州方向败退。毛泽东又赢一仗，心情舒畅。

第十四计 得手回师（1936年2月至3月）——停战议和共抗日

时间：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三月
　　地点：山西汾河河谷地区
　　名称：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
　　兵力对照：一万二千对七个师
　　策略：高喊抗日口号，制造舆论。得手后立即回师，呼吁停战议和
　　结果：消灭阎锡山七个师，歼一万三千人，俘四千馀人，旋即班师，力主和议，避免与其三十万援军决战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即浩浩荡荡开进甘肃南部，连续突破渭河防线和西兰公路、平固公路之间的防线，越过了六盘山高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为首的陕北红军会师。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整整经历了一年时间。

这次战略大转移，毛泽东称之为长征。国民党史书提到：“赤匪自称这次流窜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四个月中，军队差不多经常在移动，激烈的战斗也不断发生，经过无数的困难，穿过中国最长最深的河流，跨过最高最险的山隘，经历了广漠的草原，备受冷冻、炎热、风霜、暴雨，终至抵达陕北。”
　　从这段文字中，亦可看出毛泽东的红军“长跑”时如何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

毛泽东有首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其实，毛泽东本人在登上六盘山时已“开颜”。

他有首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提到长征，极为自豪。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馀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赋诗填词、豪言壮语之外，毛泽东也冷静地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开始抗日，击溃阎锡山部七个师

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就表示要抗日，但是，五年漫长岁月，他却未抗过一个日本鬼子。原因主要有二：先是在江西鞭长莫及；后是“长跑逃命”无暇顾及。
　　如今在陕北，才开始履行“北上抗日”的承诺。
　　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二千人。一月十五日，下达《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二月十七日，发表《东征宣言》，声称红军渡河东征的目的是为实现抗日。
　　二月二十日夜，红军在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一百华里的地段，分两路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阎锡山在黄河由碉堡工事组成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
　　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把晋绥军七个师兵力集中，阻止红军东征。
　　中共做事，一向先造舆论，这次也不例外。
　　三月十日，东征红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布告》，指责蒋介石、阎锡山行径“反动”，重申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东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二十三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十师以上共三十万人，进入山西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军部队进扰红军后方根据地，蒋介石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根消灭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也就是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东征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溃阎锡山部七个师，歼敌一万三千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四千馀人，扩大新兵七千多人，在二十多个县“煽风点火”，鼓吹抗日。
　　得手之后，眼看蒋介石三十万援军快到。毛泽东即提出：在此种情势下，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中国抗日红军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必造成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一九三六年五月，毛泽东和朱德发表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说明红军回师河西是“以此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并向国民党发出警告，用语十分坚决：“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红军回师陕北后，国军继续向陕北进攻。红军为打破包围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又发动西征，进入陇东，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扩大地盘。
　　十月，攻克甘肃会宁，在那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以来三大主力红军的历史性大会台，势力再度大膨胀。不久，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在马城堡歼国军胡宗南部三个旅，这是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捷。

第十五计 退让一步——察敌破绽再进攻

策略：战略退却，形势弱时先予退让，保存军力，静待反攻时机，再一举溃敌
　　毛泽东在陕北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著书立说，写成一本可以与古代《孙子兵法》媲美的兵书：

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在书中列举了以下战争

这本书集毛泽东兵法之大成，只是香港和海外华人未必有机会拜读。这里，笔者择其要点介绍，应可使读者一开眼界。
　　这本兵书中，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战略退却”——毛泽东兵法中最重要一法。
　　毛泽东举例阐述：“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又提到：“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术。”

曹刿论战

毛泽东在书中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全文：春，齐师代我。公将战。
　　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遂之。”
　　毛泽东分析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随后又举了中国战史中“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有名大战实例——

楚汉成皋之战：

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成皋县西北境，为古代军事重地。
　　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筥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新汉昆阳之战：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馀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用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袁曹官渡之战：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净，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吴魏亦壁之战：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五十馀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
　　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吴蜀彝陵之战：

彝陵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刘备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毛泽东非常精明地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嘲笑极左人物的原则，什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什么“全线出击”、什么“夺取中心城市”、什么“两个拳头打人”。
　　“两个拳头打人”，今天看来十分好笑，即使八岁小童也懂得两个拳头同时打人是打得不痛的，远不如一个拳头有力。但当年是极左人物指挥整个共产党作战的“伟大方针”，结果招致数以万计的红军战死沙场，即使不上战场的中共人员，一旦不赞成“两个拳头打人”，就会被整肃，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头衔。
　　毛泽东本人就遭批判过。
　　邓小平、谭震林当时也因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抽肥补瘦”的军事路线而被指责。

第十六计 瓮中捉鳖——第一仗务必打赢

策略：形势不利时先行退却，避敌主力。一旦窥见敌方弱点，有把握战胜才打第一仗，务求一战而胜，壮己势，挫敌势，先声夺人
　　毛泽东在宣传时，常说红军“伟大”，但在打仗时，他却强调红军“弱斜”，要以弱胜强，殊非易事，毛泽东对这点有深入的研究，有精明的论述——“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

什么条件呢？毛泽东指出六点：（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又说：“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首次拜读了《孙子兵法》，并学以致用。
　　他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毛泽东这些理论，对于今日在香港商场上“作战”的任何人来说，实可奉为“最高指示”。
　　弱军要打败强军，具备条件后，就要转入反攻。
　　毛泽东特别指出“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因为“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这实际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也颇为得意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迭挫强敌震惊世界。

毛泽东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

第一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不过十万人，其中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毛泽东看准形势，指出红军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另外，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军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于是，红军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
　　第二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二十万人，其中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红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于是，毛泽东决定找王金钰打第一仗。
　　这第一仗打赢后，接着打其他敌人部队，势如破竹。
　　第三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三十万人，而且来势汹汹。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红军干赣江而消灭之。红军上次苦战后未休息，又要绕道千里。
　　毛泽东决定对付方法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以最土头呆脑的师长上官云相为第一仗打击对象，果然一打就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缴枪数千。
　　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分三路，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且迫近红军之集中地。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西路。
　　果然，第一仗就一举消灭敌军两个师。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第一仗一败涂地后，就接连失利。
　　毛泽东痛心疾首地写道：“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终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毛泽东因此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

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

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

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迟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毛泽东以上三个原则，堪称“金科玉律”，如果你打算在千变万化的香港金融市场大展拳脚，牢记毛泽东这些原则，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还可能钱生钱、利生利、财源广进呢！这三个原则充满人生哲理，人生奋斗之术尽在其中矣。如你上考场，第一仗败北，势必影响情绪，以后各科皆可能不及格矣。

第十七计 领土流动——打不赢敌人就走

策略：无胜战把握时，不死守固定领土、固定作战线
　　毛泽东这个人，用反语来说，堪称“诡计多端”，他提倡运动战。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首先看准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时大时小时缩时伸”，这些字眼，实是可圈可点。
　　“领土的不固定”、“领土的流动性”，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事实上必然如此。但是，打起仗来，许多人都喜欢“寸土不让”，正面御敌，毛泽东不以为然，反而主张经常不固定，经常流动。
　　毛泽东考虑任何问题，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想，尤其喜欢与常人的看法背道而驰。人们认为不固定，流动不好，他偏偏说好，而且视若等闲。
　　他说：承认不固定和流动性，“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
　　毛泽东要红军官兵过流动生活，“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什么叫运动战？毛泽东作了最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句话香港人一定可以铭记心中，因为许多马迷到马场时常说类似的话：“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走。”马迷因有这座右铭，所以长年赌马而不会倾家荡产，因为大家小注怡情，“赌不赢就走”也！
　　毛泽东也像香港马迷一样，打仗打不赢，就溜之大吉，莫奈其何。
　　毛泽东有非常精彩的话：“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打不赢就走”，就要将领土让出，看来十分大方，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的。

毛泽东指出在四种情况下不打而走。

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他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
　　“走”，在敌人看来，就是逃跑、流窜。当你“走”的时候，是不必计较敌人和别人怎么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有逃之夭夭，才能最后灼灼其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

毛泽东就制定了抗战的军事战略——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强调“打不赢就走”，但辩证法如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缩。“打不赢就走”是“缩”，我们不要忘记“伸”——“打得赢就打。”

“平型关大捷”

中共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就是非常漂亮的“打得赢就打”运动战。
　　当时，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从陕西三原誓师东进，渡过黄河，开至晋北。以右翼接防平型关之右二十里者为最先头；形成与日军争夺平型关之势，原来的守军王靖国部在西北长城线上。
　　其时，侵入察哈尔的日军进入山西，一路由大同攻雁门关，另一路号称日军“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甘一旅团四千馀名官兵，向灵邱蜂拥而来，直逼平型关。
　　九月二十六日，八路军与王靖国部联合行动。八路军任务在攻下关沟、蔡家峪、东口而达上铺西；王靖国部东进出击日军到上铺西与八路军会台。
　　二十六日拂晓战事开始以后，华军一鼓作气北上，于正午十二时左右，先后占领蔡家峪、东口南关沟等地，追击日军至上铺西，日军伤亡一个联队以上。日军闻讯增援两联队，于突过蔡家峪而达小塞村的深沟途中，又为华军完全歼灭。
　　小塞村以南的土沟，是蔡家峪到平型关必经之路，两旁悬崖壁立，形同深谷，将前后团团围住，士兵高喊“缴枪！”但日军不懂，死命挣扎，结果华方健儿奋勇上前，用手榴弹枪弹将日军杀死大部，坂垣师团血肉淋漓。
　　二十七日，华军进攻灵邱附近，前后两次大败日军，毙日军三千，夺获汽车一百徐辆，坦克、大炮等军需给养无数，使整个日军无法立足，只有怆惶溃逃。
　　平型关的胜利，是华方在晋北处处失利之后最光荣的一页，这一役，使华方认识了战术和战略的重要。
　　一位参加这次战争的华方军官说：“我们这次战役，首先证明活的战法，攻势防御，利用运动战的绝对有效，而且是战胜最基本的办法。反之，挨打的阵地战，单纯的防御战略最是危险，是已往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一）行动秘密。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不为日军所侦知。（二）行动迅速。日军无法察觉，察觉以后已经迟了。一次日军与我军两面抢一个山头，本来日军先在山腰，而结果仍让我们先登。（三）地形熟悉。我们随时将阵地战变为山地战。山地战是我们抵抗进步武器最占优势的办法。”
　　运动战实行方面，毛泽东列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隐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
　　这许多问题毛泽东再三思考过，但他没有详述，殊为可惜。我们为人处世、奋斗搏杀，是否也可深思这些问题呢？如“养精蓄锐之必要”就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第十八计 东西突击（1937年10月）——主力使用于侧面

时间：一九三七年十月
　　地点：山西忻口
　　名称：忻口会战
　　兵力对照：国共联军对日军
　　策略：共军主力于日军后侧方骚扰，破坏其交通补给线
　　结果：日军补给切断，被迫败退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畅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首先向贝特兰介绍当时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基于对这种形势的观察，毛泽东透露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那是其他的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毛泽东表示他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但他强调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
　　毛泽东指出：“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
　　他又指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犬反突击’。”
　　一本国民党史书记载：“八路军自受命抗日，即全军开赴冀察晋三省，专事游击的工作。他们游击的任务，一是破坏日军交通线减少其作战力量；二是东西突击，牵制日军；三是乘虚进袭，歼灭日军。”

忻口会战

那年十月二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了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省会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参加忻口会战的华军有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部。进攻忻口的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另有关东军一部和其他特种部队。
　　十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军高层：日寇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一线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
　　周恩来参加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中路的正面防御。当时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胜算小，他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箝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
　　自九月十一日夜晚起，忻口之线开始接触，日军乘其战胜馀威，企图一鼓而下，但难以得逞。
　　十三日起前方战事激烈，华军布置充裕，所以大胜了一仗。十四日起，各路协同总攻，华方亦有数十架飞机助战。将日军炮兵阵地完全摧毁，阵地续有进展。
　　十四日上午华日两军在南槐花镇激战，日军数千，被击毙千馀。
　　十五日晨日军反攻，首次坦克数十辆乱冲，华军沉着应付，待其步兵逼近，即冲锋肉搏，日军不支溃退。
　　十六日，日军又开到三千馀人，突入华军阵地。华军亦增加生力军，复将日军包围、激战终日，毙日军二千馀。总计数日血战，华方缴枪五、六百枝、轻重机枪四十馀挺、炮二十门。十七日并击落巨型轰炸机一架，战果辉煌。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南进时，八路军总部即部署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带的交通线和据点的作战任务。
　　第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师主力活动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
　　当忻口正面激战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了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协，前线不得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
　　十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忻口会战，震古烁今、惊天动地。是国共合作极之光辉的一页。
　　这次会战，并非毛泽东亲自指挥，但他派出周恩来参加作战研究，实施了他的一些兵法。尤其八路军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更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美妙实践。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写了一篇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堪称抗日宣言的《祭黄帝陵》，全文如下：

《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一九四○年，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

第十九计 神出鬼没——深入敌后建基地

名称：敌后游击战
　　策略：在敌后全面建立游击根据地，重创日军
　　结果：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数倍部队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明确提出抗战方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像平型关大战，忻口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偶一为之则可，经常如此就行不通。这点，毛泽东看得相当准，所以，他强调游击战。
　　当时，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他第二部兵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将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因而，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

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他称之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
　　（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又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毛泽东这一套是如何付诸实施的？我们不妨拜读重庆新华书店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的书《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中一篇文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那是原始资料，所以十分有价值。文章说——“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着接到军委会的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回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山南下。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德总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抗日游击战初期，各敌后游击区捷报频传。仅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华北的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五百馀次，毙伤敌军三万人，缴获枪支一万多枝。此外还摧毁了日寇的机动车辆一千多辆。
　　除了晋察冀根据地外，还有几个根据地值得一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进入晋东南地区，在正太路南线阻击敌人，并积极摧毁敌伪组织。当太原失陷国民党军南撤时，一二九师乃以太行山为依据，取得晋东南地方党组织和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的山西抗日力量的配合，并粉碎了十二月间敌军的六路围攻，创建了太行山太岳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起，日寇由于屡遭打击，深受太行威胁，遂以三万之众，向晋东南九路围攻，八路军粉碎了敌之围攻，从此奠定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基础，当石家庄安阳陷落，冀鲁豫大平原极度混乱时，一二九师开始分遣部队向平汉线作扇形推进，辗转血战。自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东进后的十九个月中，先后克服六十馀县，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中共泰安党员乃组织一批平津抗日学生和农民，以三杆破枪在徂徕山举行抗日起义，成立山东纵队。至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九个支队共三万人，接连收复十馀县城，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于八月间一度攻入济南，又几次进出烟台，占领过威海卫。
　　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江南部队，于六月进入南京、镇江、丹阳、芜湖一带，建立了以黄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六、七、八三个月中，战斗三十馀次，予敌以重大打击，使这地区敌军由原三个联队不得不增兵至三个师团。新四军江北部队，于五月进入安徽之巢湖、无为、定远一带，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江北根据地，总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沿海之滨，都有游击队神出鬼没，在敌人的后方给日寇以打击和重创。

第二十计 迂回包围（1938年4、五月）——断一指胜伤十指

时间：一九三八年四、五月
　　地点：山西河防
　　兵力对照：八路军九千人对日军一个旅团
　　策略：迂回敌后包围伏击
　　结果：重创日军，确保河防
　　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人不同，自成一格。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曾经妙论“包围”。
　　毛泽东首先指出：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同时，毛泽东颇为英明的指出：“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
　　其次，毛泽东又指出：“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
　　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
　　“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
　　毛泽东千真万确“放眼全国”，而且精通辩证法，才有这种敌包围我、我亦包围敌的观点。
　　毛泽东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毛泽东不仅胸怀祖国，还放眼世界。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
　　具体打仗时，毛泽东也喜用包围的方法，主张歼灭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
　　当时，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有九千馀人组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第一二○师和第一一五师的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付强敌。
　　三月中旬，日军一部在神府河段发动攻击，企图强渡。陕甘宁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开始东渡，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射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迫使进犯河防之敌退回兴县。
　　四月间，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侵犯河防。五月初，日军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经大武向军渡进逼，威胁八路军宋家川河防阵地。陕甘宁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包围伏击、袭击等手段予日军沉重打击，迫使日寇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

1938年5月《论持久战》

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了第三部兵书《论持久战》，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
　　这本《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十个月的总结。
　　当时的战局，从日寇方面看，它挟其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了华北各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推到华中华南，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从中国方面看，一方面是国军正面战场一再失利，虽也勉强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但获得一些战役的胜利，而且取得了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立足点。
　　毛泽东在这本兵书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既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迟却的时期。
　　毛泽东又指出，从战争的形态看，抗日战争是广大范围的“犬牙交错的战争”。
　　这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最后胜利将在何种情况下取得。
　　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一举打败敌人的武装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又由于敌之优势不能一时减弱，我之优势不能一时增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经过一个战略退却立即转入反攻。所以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打进中国，挟其优势向我进攻，我劣势，处于防御。
　　但是这种强弱、优劣形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改变的。
　　另外，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能无止境地前进，不能占领全中国，而必然在达到一定战略目的之后不得不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又由于在敌后将开展广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一部分平原和某些交通要道。这就出现了敌我相持局面。也就是说，敌人无法前进，不得不和游击队展开激烈争夺战。
　　相持阶段将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而我之力量的生长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
　　最后，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正规战争，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国际的力量和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我军转入反攻，实行战略决战，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第二十一计 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策略：抗日战争不得求速胜，须作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哪里？

毛泽东指出，具体表现为：有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对敌人的夹攻；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的同时存在；有敌对我之包围又有我对敌之包围；敌人所到之处可能很广，但其实际控制力则难超出大城市某些交通要道和一部分平原（大块和小块）。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方针将在长时期内被采用，不到战略反攻阶段，是不能改变的。
　　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方针，速战速决的方针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方针、持久战的方针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
　　然而，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只能占领我国部分领土，而在占领区内还会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我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就有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一来，在战役战斗上，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于是，我进攻，敌防御；我在外线，敌在内线；我进行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结果，在具体的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战役战斗作战中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完全被消灭。
　　战役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中心在于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但实行这个方针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所谓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联系的，但敌之优势是相对的，并且是有限制的，所以我欲立于主动地位，关键在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这就要“知己知彼”，少犯错误，而给敌人造成错误，或利用其主观错误。所谓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略战术，只有这样，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才能较多地取得胜利。所谓计划性，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一切作战的行动应有计划，否则就是盲动，一定要吃败仗。但战争计划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固定性，它应随着战争的运动而运动，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键。
　　第二，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即前面提到过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能速胜，这就需要建立进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游击战需要向运动战发展，即把本身变为运动战。所以，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一方面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另一方面把正规军分散去负担游击任务，组织游击兵团，而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
　　《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宗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忆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着重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许多反共人士喜说毛泽东善于“收买民心”，他是标准无产阶级，没有美金英镑日圆马克法郎，如何能收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心？若说他“争取民心”，那倒是比较贴切的，当年他确实争取到了不少民心，使许多人都愿为他和他的共产事业卖命。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再次强调“以土地换时间”，就是有时要避免不利决战而勇敢退却、放弃土地。他有段极之精彩、在现代商场上仍有相当启示作用的论述——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第二十二计 兵不厌诈——不要蠢猪式仁义

策略：采取一切有利于己之手段，以求最后胜利

你听过宋襄公的故事吗？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原来，毛泽东是在谈“兵不厌诈”时提到宋襄公的。
　　毛泽东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下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
　　错觉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到两个成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是锗觉之一例。“声东击西”，这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阐述“兵不厌诈”：“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三镇以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毛泽东指出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寇经过近十六个月的战略进攻，已推进到从包头、风陵渡到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和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到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二十三个师团、十六个旅团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由于国共两党俱全力抗战，使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
　　抗战爆发后，直到武汉陷落，日本是以国民党为主要打击对象，全力以赴的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因此，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寇进攻的主要任务。
　　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共组织会战二十二次，主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吸引了绝大部分敌人，也就便利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说过：“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也就是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将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所谓“治安区”内，日寇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组织，企图以此来禁绝抗日运动。同时，还施以怀柔政策，进行“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
　　在“准治安区”内，日寇一面施怀柔政策，一面实施恐怖政策，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还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搜索，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物就抢。
　　在“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其烧杀抢掠更加残酷。特别狠毒的是，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再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把解放区分割成互不联系的若干小块。然后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实行“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追剿”，施之以什么“牛刀子战术”、“掏水战术”、“革刀直入战术”等等。
　　这时，毛泽东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十八万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就把中共的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

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一百零九次，使用兵力总计五十万以上。
　　毛泽东面对日寇的疯狂，气定神闲，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并且下令：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奉毛泽东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主力，由晋西北开到冀中，同冀中区八路军领导机关会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并建立冀中总指挥部。在连续粉碎日军第三、四、五次围攻之后，于四月下旬集中七个多团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七百馀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条件，冀中军民拆城墙、毁公路、在宽阔平原上挖了大量道沟。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由冀中西返途中的一二○师主力，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又在灵寿县陈庄地区，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战歼灭由灵寿出动“扫荡”的日、伪军一千一百馀人。
　　十月至十二月，日寇纠集二万馀兵力，向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
　　十一月初，晋察冀部队在一二○师部队配合下，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次共消灭敌人一千五百馀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
　　十一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直插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八路军在四十三天里，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零八次，毙伤敌军三千六百馀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第二十三计 大刀阔斧——破袭交通攻据点

策略：集中优势兵力，于敌后破袭交通，摧毁据点

　　结果：毙伤日、伪军三万人，俘一千七百馀人，使日、伪军淹没在大破袭的火网中，使八路军的声威大增
　　毛泽东平生大骂国民党不下十万八千次，但他有时口骂心不骂，或是表面骂私下不骂。他除主张过国共合作外，还细心研究过国民党的战史。

1938年11月《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发表了第四本兵书：《战争和战略问题》，其中就有一章《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毛泽东提到蒋介石时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
　　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向蒋介石学习”，除了毛泽东可说这话，中共官兵都不会说这句话的。
　　毛泽东又说：“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几个例子——“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他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毛泽东明明白白指出：“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所以他又明明白白宣称：“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百团大战

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清算”中共元帅彭德怀，其中彭德怀的一大“罪状”就是企图“枪指挥党”。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一篇奇文——“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伙同邓小平等人背着毛主席发动了政治上是投降主义、军事上是冒险主义的‘百团大战’。彭德怀发动这次战役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用大量牺牲我军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彭德怀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万人（占我军总数百分之八十），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面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拚命主义。由于八路军战士和华北广大人民的英勇奋战，在战斗中取得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馀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馀人。这次战役，完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是彭德怀军事冒险主义及速胜论的产物。它用大部队拚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蒋介石对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时，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给彭德怀送去‘特电嘉奖’，并鼓励彭德怀‘再接再厉’，高叫‘再来一个’。
　　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是从报纸上知道百团大战这件事的。毛主席对彭德怀的这一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
　　照毛泽东的看法，“百团大战”是战术上大胜，战略上大败。
　　“百团大战”经过情形如下——一九四○年夏，华北八路军对日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斗的展开，参战的部队增加到一百零五个团，约二十馀万人，所以被称为“百团大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
　　八月二十日夜，各路八路军分头出击。
　　晋察冀军区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聂荣臻指挥下，破击了阳泉以东、石家庄以西的正太路东段，攻占了娘子关等敌伪重要据点，炸毁日寇经营的井陉煤矿。
　　晋冀鲁豫一二九师部队出动四十七个团，在贺龙、关向应指挥下，攻占了阳方、康家令等据点，破坏了大同至阴曲的同蒲铁路和汾离公路全线，阻止了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第二阶段，从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上旬，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敌人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并发动对榆社、辽县、涞源和灵邱等地区的攻城战斗。
　　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加以技术装备落后，除榆社得而复失外，均未攻克。
　　到十二月初，“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约三万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俘伪军一千四百馀人，伪军反正一千八百馀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多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以及火车站、桥梁二百一十三座，隧洞二百六十多处，摧毁二百九十三个据点和大量敌堡，缴获各种炮五十三门，各种枪五千八百馀枝和一批军用物资。
　　我们如仔细分析，“百团大战”实际上也是采用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兵法。“百团大战”使八路军的声誉大增，在国内国际引起强烈反响。
　　聂荣臻元帅说：“百团大战……在华北平原总长五千里的破击线上，军民密切配合，毁交通，攻据点，分割围歼，英勇战斗，使日本侵略军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第二十四计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之敌后

策略：深入敌占区，吸收敌军无暇顾及之农村百姓，发展实力，骚扰驻城敌军
　　结果：抗战胜利，共军由数万发展为九十一万，另有民兵二百馀万，自卫军一千万
　　要谈毛泽东兵法，是时时要谈民兵的。毛泽东经常都鼓吹发展民兵。
　　那么抗日战争期间，民兵有何作为呢？
　　在抗日时期，共区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五十万，实力已非寻常。
　　民兵日常的战斗生活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探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民兵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使正规军队的威力充分地发挥起来。
　　当时有所谓“麻雀战”。这是值得一提的。
　　敌寇“扫荡”、清乡都是数千数百大规模出动，如果用劣势的力量与敌人死拚硬打，是不能取胜的。民兵用分散游击，袭扰的办法，把队伍分散开来，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像麻雀满天飞那样，对付大批的敌人。
　　分散的民兵，随时随地骚扰敌军，没有任何限制，小股兵力又能够速战、速决、速撤。对大股的敌人，可以击头、骚身、扰尾，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
　　敌人遭受了民兵的扰乱截击，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合击地点。待敌人精疲力竭实行撤退的时候，各村联防的民兵就漫山遍野地袭击敌人。
　　在敌军残酷“扫荡”时，为对付敌人的掠夺和“三光”政策，民兵带领百姓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物资隐藏起来。一有敌情，民兵掩护百姓转移，和敌人转山头。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太岳区时，沁源县（敌人称为“山地剿共实验区”）方圆数十里之内，除了房屋、土地之外，敌人一无所见，连水都喝不到，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抗战时得到创造性运用。民兵把日常用的壶、碗、缸、锅等稍加改装，塞入炸药，就分别制成了木头雷、石雷、磁雷，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这些土制的地雷原料来源广泛，制造方法简单易学，妇孺皆能学会。地雷的使用不受地形的限制，易于埋藏，非常适合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战争。
　　根据地雷埋设地点的不同，百姓形象地把挂在门框上的雷叫“抬头见喜雷”，吊在井里的称“蜻蜒点水雷”，把互相连接起来的雷叫“遍地开花雷”，把小雷大雷套埋的称“子母雷”。此外还有什么“飞雷”、“拉火雷”、“定时雷”、“跳雷”等等。凡是敌人可能骚扰经过的地方，民兵都摆下了地雷阵，使敌人防不胜防。
　　埋地雷时较为讲究。埋雷后要用鸡爪、驴蹄等精心伪装，迷惑敌人。有时还把标语插在地雷区内，激怒敌人，诱其触雷。
　　地雷战的运用，往往炸得敌人人车翻滚、落花流水。使敌人胆颤心惊，行动困难。
　　日寇实行“蚕食”政策，主要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根据地封锁割裂开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毁灭碉堡，拆平沟墙，就是民兵的重要工作。
　　对敌人的交通战，一方面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交通。
　　最具特色的成就，是民兵创造了地道战。
　　华北的平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便利；但缺乏隐蔽、转移的天然屏障，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民兵从挖藏身窑、濠沟受到启发，开掘了可以在地下行动自如的地道。地道在村、区、县之间都连接起来，甚至几百里之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形成了一种地下交通网。后来地道又与房屋等地面建筑相结合，形成立体作战阵地。地道的出口可以设在炕上、灶内、井中，也可以设在马槽里，房顶上。巧妙的地道出口能够及时顺利地隐蔽转移，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民兵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敌人又攻无目标、战无对阵，晕头转向。
　　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华军在敌人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
　　抗战进行到一九三九年秋，似乎是捷报频传，但是，毛泽东头脑相当冷静，分析战局权衡利弊。那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个记者。他指出抗战已届相持阶段，“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毛泽东所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
　　毛泽东又弹老调：“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
　　新阶段仍以游击战为主。但游击战有许多新方式，一如上述。
　　众所周知，毛泽东有“十六字诀”，其中最重要的是“敌进我退”四字。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过截然相反的方针——“敌进我进”。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毛泽东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前进。八路军奉命组织武装工作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占区去。
　　武装工作队不只是八路军，它是军队、政府、人民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敌占区，它神出鬼没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各种活动。打碎敌伪统治机构，使敌人抓盯抢粮、“开发”、奴役等计划归于失败。
　　武装工作队在敌人的“心脏”里，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

第二十五计 门前扫雪（1944年）——挤走卧榻旁敌寇

时间：一九四四年
　　地点：华北、华中、华南共区
　　策略：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深入共军根据地，毛泽东下令反攻，逐出日军
  　结果：共军乘胜追击，共区反得以扩大
　　毛泽东遇到的军事敌手，绝非草包饭桶，“你有张良计，我有过云梯”，各有各的一套。
　　由于日本鬼子阴险狠毒，毛泽东的人马伤亡也不少。到一九四二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减少至四十万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苦心经营的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失掉，变成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一亿减少到五千万以下。
　　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提出一个新的方针——把敌人挤出去。
　　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的“扫荡”已经完全能够应付了。
　　这一年，八路军与日军作战二万四千八百馀次，毙伤敌伪军十三万六千馀人，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等主力，俘伪军五万一千馀人，日军四百二十馀人，攻克据点七百四十馀处。新四军在一年中与敌作战五千三百馀次，毙伤俘敌伪六万六千馀人，攻克据点二百馀处。
　　在这一年中，日寇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区组织了六次大“扫荡”，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九日的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动用兵力二万馀人。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出马，采取所谓“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即厚集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日军这一次扫荡的目的，不仅要毁灭八路军根据地，并且企图取得经验，以便指导各地的日寇与共党作战。敌首冈村宁次特地从各地调集军官、参谋等一百八十多人，到太岳现场观战。十月二十三日，敌“观战团”在临屯公路的韩略村遭我伏击，除三人逃脱外，全部被歼。接着，各路敌军也被击退。冈村宁次惨败后，气急败坏，将六十九师团长撤职。
　　晋绥共区，在一九四三年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同时发展三十三个武装工作队，全区共挤掉五十八个敌据点，把深入根据地的敌人推了出去。
　　一九四四年，日寇更为猖狂，它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五月又向湘北进攻，八月又进攻湘南，进入广西。到十二月二日，日本侵略军一直打到贵州，占领独山。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打通了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次战役中损失了兵力五、六十万，有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被日寇侵占，六千多万人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
　　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下令共区开始作局部反攻。
　　共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在粉碎了日寇一九四三年秋冬的大规模“扫荡”后举行的，因此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局部反攻。七年的抗日游击战争，已使共党武装壮大，当国民党战场一再失利时，共军却主动进击日寇，并派遣精锐主力尾随日寇的进攻方向挺进：拉开了一个全面反攻的战线，掌握着整个中国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一年内，华北、华中、华南各共区都进行了局部反攻。
　　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颇为自豪地说过：“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然后提出他的战术，用兵如神，所以连来势凶猛的日寇也奈何他不得。
　　他下令局部反攻后，到处凯歌高奏。毛泽东这个旷世军事奇才，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山东区在一九四四年内、共歼灭敌伪军三万六千人，争取伪军反正一万多人，收复县城八个，光复国土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七百四十多万人口脱离日寇魔爪。
　　晋冀鲁豫区在一年中攻克敌据点碉堡一千多个，收复县城八个，光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晋察冀区攻克敌据点一千五百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有二十四个，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等城。冀中平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岳区八路军把日寇封锁共区的第一线的碉堡，完全摧毁。
　　晋绥区光复国土九万七千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十七万，巩固了河防前线。
　　华中共区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局部反攻而扩大了。苏北区和苏中区，攻克了长江沿岸的新生港、张黄港、石港和连云港南面的陈家港，阻塞了敌人的海上交通，共军又攻入了阜宁，使苏北苏中两区连成一片。苏南区攻入长兴、溧阳、溧水，使分散的游击区变为大块的根据地。皖中区的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浦，西迄皖西。
　　鄂豫湘赣边区共有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九百多万人口。
　　华南战场也扩大了。东江区包括东起惠阳，西至三水、新会，北达增城，南迄大海的范围，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琼崖纵队坚持着孤岛的游击战争，控制着广大的乡村。
　　在一九四四年，八路军、新西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多人，俘敌伪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三万多人，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克据点五千多处，光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

第二十六计 摧坚陷阵（1945年5月至8月）——全面缩小敌占区

时间：一九四五年五月至八月
　　策略：削弱日、伪，发展共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胸有成竹，似乎胜券在握，宣称共军已成抗战主力。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在侵华日军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
　　共军是不是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主力，人言人殊，且待史家后世评。但共军到一九四五年已经发展壮大，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共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自卫军一千万人。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十九个解放区，总面积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
　　这十九个解放区是：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海南区。
　　毛泽东的解放区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在共军的包围中。
　　毛泽东坐镇陕甘宁区的延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些词语并非吹牛皮、放大炮。
　　华北共区包括晋察冀区、晋冀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等六个战略区。华北共区东至渤海、黄海，西至黄河，南迄陇海铁路，北达包头、多伦锦州，控制着京绥、京汉、同蒲、正太、北宁等铁路交通线，威胁着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张家口、承德等重要城市。
　　华中共区包括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等十个战略区。华中共区在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路，包括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省的大部分以及河南、浙江省的一部分，湖南省的一小部分。它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徐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控制着津浦路、京汉路南段、淮甫路以及区内纵横交织的水陆交通网。
　　华南共区包括东江区和海南区。东江区控制着粤汉路南段和广九路，威协着广州和香港。海南区控制着敌寇通往越南、马来亚、印尼以及菲律宾的要道。
　　中共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的地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共军的踪迹。这十九个共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共军包围着从承德到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并夹击着从北宁路到粤汉路、广九路等交通要道。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一个口号：“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以为毛泽东只是唱高调。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所谓“壮大人民力量”，就是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党抗日武装，扩大共区、缩小敌占区。

毛泽东提出新的兵法：

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变游击军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为正规战。

毛泽东重申根本战略方针：

“继续执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正规军和广大的群众武装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全体民众支援军队，一切为着前线。
　　毛泽东下令共军——“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五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奉命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晋察冀共军从五月十二日开始，消灭日、伪军二万徐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寇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
　　晋冀鲁豫军民从五月十七日开始，先后进行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消灭大批日、伪军，收复十六座县城和许多据点。
　　山东军民于六月初开始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打了十几个战役，消灭日、伪军三万馀人，解放县城九座。
　　晋绥军民从六月十九日开始，围困静乐并对公路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
　　新四军从五月下旬开始，发动宿南战役，至七月初结束，攻下几座城池，使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控制的八个县连成一片。
　　接着，六月中旬，新四军进行睢宁战役，解放睢宁县城及其东南多个据点，解放人口二十万。
　　此外，苏北、苏中、淮南、鄂豫皖等地的新四军也进行攻势作战，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经过一九四五年夏季攻势，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共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二十七计 穷寇必追（1945年8月）——猛烈扩大解放区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
　　策略：趁日军溃退时全力进攻敌寇，扩展解放区
　　结果：日伪统治区多被共军收复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他指出，由于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中国抗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八月十日和十一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共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如遇日、伪军拒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共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毛泽东和共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最后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于八月十一日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令所属日军缴械投降。在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以主力十一万馀人和民兵六十三万馀人，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于八月十一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后，晋绥共区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普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
　　晋冀鲁豫共区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在新的军区指挥下，各地的反攻更加密切配合。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十六日晚突入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八月二十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以策应晋绥军区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铁路交通。冀鲁豫部队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的部队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干八月十一日部署了全面反攻的任务，随即将山东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十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鲁中部队组成第一路军，向济南到兖州沿线进攻；滨海部队组成第二路军，分别配合胶东部队和新四军进攻青岛、连云港；胶东部队组成第三路军，向青岛外围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渤海部队组成第四路军，向济南沧州沿线进攻；鲁南部队组成第五路大军，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进攻。
　　在华中，从八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鄂豫皖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铁路等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光复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八月十四日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共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地。
　　从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内，共军收复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座，毙伤敌伪二十三万多人。
　　此外，毛泽东从各共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长驱直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
　　八月十三日，共军总部的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拒其命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日，朱德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共军投降。同时，朱德致美、英、苏三个政府说帖，声明共军有权接受被其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
　　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第二十八计 钳形夹击（1945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先阻敌梯队增援

时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
　　地点：华北平汉铁路线

名称：平汉战役
　　策略：利用地方武装和民兵阻挠敌军前进，并干扰其后援
　　结果：共军主力从容集结，部署战场，反被动为主动

1945年，“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开始相煎了，表面上，双方都说要合作。毛泽东甚至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出了一个七彩缤纷的“双十协定”，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幢、“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蒋介石正在秘密调兵遣将，共方也在磨拳擦掌，厉兵抹马。
　　就在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重印早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密令部属认真拜读，活学活用。
　　九月二十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速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飞重庆之前两天，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有云：“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重庆谈判之后，毛泽东于十月十七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就透露了内战事实。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从这段话中，也说明国共非内战不可，谁也没办法避免。

这里我们谈谈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仗的故事。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就是毛泽东遥控指挥邓小平和刘伯承打的。
　　当对，蒋介石一面密令部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在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约二十万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其后续部队四个军，有的已进至新乡，有的正准备向那里开进。
　　为了把好华北大门，确保共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部署这次战役时，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又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有毛泽东部署，心上不会七上八下，决定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并动员十万民兵和百姓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为便于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实施胁击，刘、邓将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另将太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采取各种方式阻敌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力量；等敌军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止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馀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的敌人。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阻击、合围、总攻、追歼。
　　毛泽东在延安，和朱德一起日夜研究军事地图，随时发出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唯命是从，依计而行。
　　果然，敌军的第一梯队三个军从新乡北犯后，求胜心切，沿途显然遭到共方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不断袭扰打击。

第二十九计 养精蓄锐（1945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候敌饥疲再割歼

时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地点：华北平汉铁路线
　　名称：平汉战役
　　策略：被围困之敌军组织严密，采取逐点割歼和渗透突击，削弱敌军，再伺机一举歼之
　　结果：被围国民党军大部被歼
　　十月二十二日，敌军第一梯队的三个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北渡漳河，并以一部占领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则沿着铁路东侧前进，共军第一纵队为不让对方进入邯郸，以便尔后共军主力在野战中予以歼击，除留下一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赶到邯郸以南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敌人。
　　二十三日上午，敌军的先头部队在共军工事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向第一纵队的第一旅阵地展开攻击，第一旅顽强抵抗，击退对方多次冲锋。
　　二十四日，敌第三十、四十军和新八军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
　　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共军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竟日。共军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打退对方多次攻击。
　　激战到黄昏时分，敌军用集中攻点的方式突入共军阵地，但却未有察觉，共军参战部队已经大部赶到，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至此共军第一纵队遂完成了将敌箝制在预定战场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
　　共军主力到达后，便立即出击。但由于部队刚到，准备仓促，当夜无甚战果。
　　二十五日夜，第二纵队全部到齐，再次出击，但由于敌军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并利用村落周围的树木设鹿砦障碍，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共军进攻的收效仍不大。但这时敌方已被共军四面包围，进退两难。在这种形势下，从新乡北进时就曾派人与共军联系的新八军，更加动摇消极。
　　二十六日，胡宗南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增援。
　　为了保证集中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对于石家庄南下之敌，共方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进行阻击，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
　　对于安阳北上之敌，共方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开展游击活动进行牵制。
　　对当面被围之敌，在其阵势未乱，兵力损耗不大，以及共军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之决战，只以部分兵力利用夜间迫近敌阵，采取逐点割歼和渗入袭击等打法削弱和疲惫敌人。对敌方新八军，又打又拉，促其投降。
　　共军主力则养精蓄锐，进行战场练兵，研究战法，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对敌方发起总攻。
　　对此，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七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又说：“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
　　十月二十八日，共军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于是便决定当日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
　　在总攻前，共军将围敌部队改为北、南两集团，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狠打敌四十军，并以西北和东南两面对打，重点是割歼已遭打击，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敌一○六师。
　　南集团箝制敌第三十军和佯攻新八军。同时，加紧游说新八军，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该军见高树勋。
　　共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十日，先后攻克村镇二十馀个，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沉重打击。
　　这时，敌方南北援兵分别被共军阻隔于漳河以南和高邑附近。为了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毛泽东又急电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
　　高树勋经不起共军软硬兼施，率领其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馀人在马头镇投向共军。
　　三十一日早晨，敌方主力开始向南突围。由于共军预先估计到这一点，于是便有意让出一条退路，在他们脱离阵地后，共军便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并以一部前出至漳河北岸进行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个交通要道捕歼逃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领残部近两万人逃至附近据村顽抗。共军当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猛烈攻击。
　　十一月一日，共军突入马法五的长官部，敌军失去指挥，四散奔逃。

第三十计 让开大路——占领不当眼地方

策略：羽翼未丰时退出城市与交通干线，仅于偏远之农乡巩固根据地
　　结果：乡村包围城市之策略完全成功
　　我们要研究国共相煎的历史，必须两党的史书同时找来看，进行比较，作出分析，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历史。
　　前文提到过，日寇投降后，处于敌后抗日的中共就派大批部队、干部进入东北。
　　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之前半年，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大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们就来看毛泽东对建立东北根据地又有什么奇招妙计。
　　毛泽东说：“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
　　毛泽东这时用了八个字来说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策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也就是说，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先让给国民党，共军先占不当眼的较偏僻地方。
　　毛泽东下令进驻东北共军：“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透露：“此次我军十馀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馀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
　　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将东北拱手让给共军。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始运送国军杜聿明部前往东北。翌年三月间，美国海军又替国军运送三个军到东北；四月底五月初又运去两个军。
　　蒋介石指令杜聿明“定要打出关东”、“可以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以“击灭共军”。
　　四月十八日，共军开入苏军撤走后的长春市，与国军血战，双方死伤俱惨重：国军伤亡一万馀人，共军八千多人。鉴于国军大量增兵，共军意识到死守不利，于五月十九日撤出长春。
　　当时，国共相煎的局面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共军：“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
　　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晕后胜利。”
　　毛泽东一向主张游击战，这回怎么不提游击战而改为运动战呢？
　　原来，共军此时真正羽毛丰满，其兵员已达一百二十万，共区人口已逾一亿。
　　已非井岗山时期那样土枪土炮，而有正规的架势，有一些先进装备。
　　已可主要地以大股而非小股地活动。
　　蒋介石仍决心剿灭“共匪”。他用了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正规部队对共区展开了全面进攻。

蒋介石进攻各共区的兵力部署如下——

华东共区：五十八个旅，约四十六万人。
　　中原共区：二十五个旅，二十一万人。
　　晋冀鲁豫共区：二十八个旅，约二十五万人。
　　晋察冀共区：二十个旅，九万七千人。
　　陕甘宁共区：十九个旅，十五万五千人。
　　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共区：九个旅，七万五千人。
　　蒋介石总共使用了一百九十三个旅（即整编前的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共军奉毛泽东之命，主动放弃一些城市，避开优势敌军的打击，以转移兵力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

第三十一计 牛刀杀鸡（1946年8月至9月）——集中兵力歼敌军

时间：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月
　　地点：晋冀鲁豫共区
　　名称：定陶战役
　　兵力对照：四个纵队十馀万人对十四个整编师约三十万人
　　策略：以三至六倍之绝对优势乒力，逐个歼灭孤立之敌军
　　结果：歼敌一万七千馀人，国民党军溃退
　　前面我们谈过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平汉战役的故事，这里，我们再谈定陶战役的故事，也是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的。
　　一九四六年八月，共方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策应中原突围，配合苏中作战，突然向陇海路出击，一连打下了十馀座重镇，共歼敌一万六千多人，控制了开封到徐州间的铁路三百馀里。
　　这拦腰一刀，砍乱了国民党在南线的作战计划。于是，蒋介石便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共三十二个旅约三十万人马，由白崇禧、陈诚在开封坐镇指挥，刘峙亲临前线督战，于八月二十八日向晋冀鲁豫共区杀气腾腾地扑来。
　　局势紧张，国军像一把张开的大钳，正向共军合拢。东路徐州绥署五个多旅自砀山、虞城一线向单县、成武、丰县、鱼台地区进攻；西线郑州绥署的十个旅自封丘、开封、商邱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此外，在豫北的安阳等地区，还有大量的国军配合作战。
　　国军目的明确，要以二倍于共军的优势兵力，乘共军陇海作战后疲惫的时机，将共军钳夹歼灭于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的狭窄地区。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陇海路北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灭。并指出对进攻的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的优势兵力，先歼敌一部，再歼另一部，各个击破。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指示，一面叫部队抓紧作战间隙休整，一面准备再战。他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认为东路敌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而西路五个整编师中，只有整编三师是蒋嫡系部队，其馀都是杂牌部队，如把整编三师诱到预定战场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敌方内部派系矛盾很深，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支援，这时强敌变成弱敌，就好打了。整编三师一旦被歼，西路敌军必将震惊溃败，从而使敌方整个计划付诸东流。于是便决定先打整编三师。
　　共军担任诱敌任务的是第六纵队，将整编三师诱往业已布好的“口袋”。
　　这时，毛泽东又发来电报：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要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
　　九月五日，敌方整编三师已全部进入共军预定战场，原来和整编三师并肩前进的敌整编四十七师，被拦阻在四十里以外。这时，共军二、六纵队为右集团，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向敌军展开分割包围作战。整编三师已被重重包围。
　　当日下午，刘伯承来到六纵队司令部，召集纵队负责人会议，布置战斗。
　　他要求当夜发起总攻，并提出用牛刀杀鸡的办法，集中六纵全部兵力，先歼驻在大杨湖的敌二十九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是整编三师主力的主力，人多，装备好。歼灭了这个强中之强的五十九团，就会使整编三师惊慌失措，士气动摇，可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进而把处于孤立状态的整编三师全部吃掉。
　　经过一夜激战，六日拂晓，五十九团全部被歼。赵锡田见他的师部暴露在共军直接攻击之下，急忙调整部署，并企图南逃与整编四十七师靠拢。赵的人马一离开工事，共军各纵队立即趁机追歼，一时广阔田野上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当天下午，二十旅、三十旅及整编三师师部，就全部在运动中被共军歼灭，师长赵锡田被俘。七日，整编四十一师、四十七师向考城撤退，又被共军暗算，两个旅被歼。整编五十五师及六十八师向开封撤退，又被迫歼约一个团。
　　这次战役，共军共歼敌四万八千馀人，刘伯承、邓小平“饮得杯落”，急令手下电告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就将八路军、新四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出“解放人民”的旗号。

当时，毛泽东将共区（即解放区）分为六个大的作战区域——

一、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共军。
　　二、华东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共军。
　　三、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林彪、罗荣桓率领的共军。
　　四、晋察冀解政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聂荣臻率领的共军。
　　五、晋绥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贺龙率领的共军。
　　六、中原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共军。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一篇震古烁今的文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详述被刘伯承称为“牛刀杀鸡”的战术。
　　毛泽东指出：“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
　　毛泽东又指出：“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你看了毛泽东这些论述，会不会拍案叫绝呢？没有毛泽东这一套，当年共军是休想席卷全中国的。

第三十二计 大步进退（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摆脱被动争主动

时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
　　地点：华东解放区
　　策略：大步前进，大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举消灭进犯敌军
　　结果：歼敌三十馀万人
　　共军按照毛泽东这一套行事，果然颇有斩获。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原共军牵制了敌方强大兵力，成功突围转入鄂豫陕地区后，华东共军即于七月十三日迎击敌军向苏北的进攻，至八月二十七日止，连续打了七仗，均获胜利。虽然放弃了几座空城，但却歼敌七个旅又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六千三百人。
　　七战七捷，说明毛泽东规定的作战方法具有神效。正如一位共军指挥员所说：“七战七捷的关键在于坚决把握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原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求得大量消灭进犯军的有生力量。”
　　在毛泽东这种作战方法指导下，各个战略区，一方面主动作战寻找各个歼敌机会；另一方面又互相密切配合，以牵制敌人。
　　这样，战争经过了四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共军虽然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城市，但却歼灭敌军二十九万八千五百馀人。而敌方占领这些城市后，却如牛负重，不得不分兵把守。敌军的全面攻势就已开始减弱。
　　在此以后，共军愈打愈强。十二月，华东共军在苏北地区，一举歼敌三个旅共二万四千人；翌年一月，转战鲁南地区，再举歼敌五个旅共五万人。
　　敌方不甘受挫，竟集中五十三个旅共三十一万馀人的重兵从南北两线分头进攻华东解放区。华东共军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兵力打其一路的方针，于二月间在鲁中莱芜地区，全歼敌七个整旅六万馀人，其中生俘国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以下的四万九千人，创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惊人战绩。
　　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集中了进攻共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六十二个整编旅（相当于师）约五十万的正规军，打算先攻占苏皖共区，消灭该区共军主力，或压迫共军北撤山东，然后寻机与共军主力决战。
　　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华东野战军在连续进行苏中、皖北、鲁南等战役，取得歼敌近二十万人的胜利之后。为了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将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主力则集结在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蒋介石认为共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又侦悉共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认为临沂为山东共区中心城市，共军必固守。因此，制走了“鲁南会战”计划，派参谋总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以三十一万馀人兵力进攻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
　　据传陈诚发明了“豆腐渣”战术，命令欧震率领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从陇海路东段新安镇以北六十华里的正面，分左、中、右三路从南向临沂杀来，以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白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四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三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一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各路国军实行南北对进，分进合击，力图围歼共军主力。
　　陈诚说，三十多万人马“即使都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同时，他还有个安排，在南线的三路进发国军中，夹上“硬核桃”，左路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夹个整编二十五师。
　　毛泽东多次致电华东共军：“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
　　正当共军准备对欧震发起攻击时，南线国军于一月三十一日首先向共军发动进攻，在进攻中采用“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十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当即电示陈毅等人：“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待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
　　华东野战军唯命是从，当敌军进到重坊、郯城、桃林地区时，共军第三纵队对中路之敌展开顽强阻击，目的是要造成敌军左右两路比较突出，以利于共军寻机先歼灭对方两翼中的一路，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各路。对方遭阻击后，各路均停滞不前。为了创造战机，确有把握歼敌，共军决心放敌军进至郯城、临沂地区再行歼击，并调北线第九和第十纵队迅速南下参战。
　　这时，北线国军已进到莱芜地区，威胁到共军战区后方安全，共军鉴于南线敌方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开始考虑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希望战局改观。

第三十三计 随机应变（1947年2月）——将对手截成数段

时间：一九四七年二月
　　地点：鲁中莱芜地区
　　策略：伏击突围之敌，截成数段逐一歼灭
　　结果：歼灭敌军七旅六万馀人
　　二月五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向毛泽东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一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一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
　　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馀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
　　报告着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
　　毛泽东接到电报，大喜，立即覆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二月六日夜，共军第二纵队奉陈毅、粟裕命令，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七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郝鹏举。在攻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三月八日，北线的敌军也进占新泰。
　　毛泽东依据战况发展于二月九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二月十日，华东野战军最后决定，集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首先解决第七十三军及南北师庄第十二军的一个师，然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的第四十六师，并向胶济线进攻，以撤底解决北线问题。毛泽东同意这一决定。
　　于是，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敌人外，迅速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毛泽东在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后指示：“为彻底解决北面敌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临沂，当时是华东共区首府。放弃这个重镇之后，南京宣传部长陈学沛宣传：“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也说：“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追剿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共军主力正日夜兼程开往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共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但陈诚却被共方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和主力迅速西进北上之举所惑，他断定：“华东共军迭经重创，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偷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因此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切断共军西退之路。并说：“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
　　李仙洲无奈，不得不再命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和颜庄地区，正当国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共军已由远道而来，包围了新泰、莱芜之敌——李仙洲集团。
　　二十日夜，共军八纵队、九纵队首先在何庄地区消灭了由博山南下归建的敌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退路。
　　二十一日晨，共军一、四、七、八、九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莱芜城及其以北地区，李仙洲率领的七十二军和刚从颜庄撤回的四十六军成了瓮中之鳖，当夜，六纵队歼灭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十二军新三十六师；李仙洲逃济南的后路也断了。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南、西面的重要高地皆被共军占领。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李仙洲率部向北突围，向济南靠拢。这时，国军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力图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于二月二十三日早晨率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人马离开莱芜，分成三路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立即遇到共军伏击。
　　共军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截成数段。经过六个多小时激战，全歼突围之敌。李仙洲被俘，他所率的两个军一个师尽数被歼。
　　这次战役不仅歼敌六万馀人，共军还收复了十三座城市。对方四十天不敢出战，山东被共军控制了。
　　共军在毛泽东导演下，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又歼敌四十一万五千人。在这四个月内，共军放弃八十七座城市，但同时也收复了八十七座城市。在前后八个月作战中，共军共歼敌七十一万，国军在这八个月中，只是占领了共区城市一百零五座，这就相当于每占一座城市，要付出七千血肉之躯的代价。

第三十四计 蘑菇战术（1947年）——空城计人地皆存

时间：一九四七年
　　地点：陕甘省共区大本营——延安
　　兵力对照：二万馀对二十三万
　　策略：暂弃延安，主力隐蔽游走，伺机突袭，待敌军兵疲粮缺时予以痛击
　　结果：历时一年馀，收复延安，歼敌十万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务请牢记——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句名言是一九四七年在指挥延安之战时说的。
　　那年三月初，蒋介石集结三十四个旅二十二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共区发动攻击，其首要目标是毛泽东的“巢穴”——延安。
　　向延安进犯的胡宗南部共十五个旅，共军兵力过少，仅为国军的十分之一。
　　因此，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诱敌深入，以便各个击破。
　　当时，许多人对放弃延安大惑不解，很不愿意。毛泽东耐心说明撤走的必要。
　　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指挥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他反覆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又说：“敌人有二十三万人，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三万人，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
　　三月十六日，胡宗南的人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垦区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在敌军兵临城下时，毛泽东仍在那里坚持工作。十八日，敌军开到延安城郊三十里铺，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才最后离开办公处。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三月十二日，胡宗南部十四万人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十二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两个师为策应，相继由西、北两面出动；国军统帅部先后抽调一百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大举轰炸。
　　三月十六日，共军还奉毛泽东之命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的作战。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陕北共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采取神奇莫测的运动战法，以一小部分兵力佯装主力边战边退，把敌军主力诱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而将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以南设伏。三月二十五日，胡军担任侧翼掩护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二千九百馀人进入伏击圈内，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即被全部歼灭。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做‘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青化砭一役后，胡军发现西北共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就由安塞转向延安东北追击。其数万大军在延川、清涧、瓦窑堡一带兜圈，处处扑空。四月中旬，胡军以八个旅由蟠龙、青化砭向西移动，以驻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南下，企图歼灭西北共军主力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西北共军以一部向西吸引其主力，大部在瓦窑堡以南设伏。四月十四日，南下的胡军第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人进至羊马河地区，经八小时激战，全部被歼。
　　四月下旬，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及西北共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遂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企图夹击歼灭西北共军于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西北共军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而集中四旅秘密南下，袭击对方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五月二日，对蟠龙镇守军发起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驻蟠龙之敌一个旅部及一个团共六千七百馀人。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歼宁夏马鸿逵部四千四百人。
　　八月六日至十一日，歼榆林外围守敌五千二百馀人。
　　八月二十日，在米脂东北之沙家店地区歼敌六千馀人。
　　这样，经过七次作战，便将胡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完全打败。
　　仅仅过了一年多，延安又被毛泽东占领，胡军损兵折将十万人之后，不得不撤走。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写过最出色的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延安失而复得，毛泽东更有王者风范矣！

第三十五计 长驱直入（1947年6月至8月）——利刃插进敌心脏

时间：一九四七年六月至八月
　　地点：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大别山区
　　策略：舍弃后方，中央突破敌阵后即长驱直入，直趋大别山区立足
　　结果：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之心脏地带——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国共相煎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即共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军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这一转变，是以共军渡过黄河向南进攻，把战火烧到国统区为标志的。
　　这一转变，并非毛泽东时来运到，而有局势发展为基础。此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万人；其正规军则由初期的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国军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经大减。这时的共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多万人，增至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一百万。由于共区多是农村，共军不需分兵守备后方城市和供应线，机动兵力就显出优势。
　　毛泽东及时作出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何处？毛泽东满脑子主意，他选定在大别山地区。
　　大别山，位于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国军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那里又曾是共军根据地，共军再去，容易立足。
　　共军一旦长驱直入，一举插进大别山，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蒋介石必不容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必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共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可正中毛泽东下怀，达到其预期的战略目的。
　　为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
　　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西翼牵制，即由陕北共军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共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地区共军主力部队十二万人，在鲁西地区三百华里宽的正面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揭开全国性大进攻序幕。
　　蒋介石不甘示弱，于七月七日宣布全国戡乱总动员，同时集结大批兵力，欲将刘、邓大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
　　面对这种情况，共军何去何从？
　　毛泽东发出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以半个月行程直趋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毛泽东分析了共军跃进大别山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共军要作充分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渡河大军于七月中旬在鲁西南地区歼敌九个半旅后，八月上旬向南推进，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大部县城，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别山地区。
　　此后，经过三个多月血战，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共党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这样，便在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进一把利刀。
　　八月二十三日，晋冀鲁豫共军之另一部，在晋南强渡黄河，向豫西进攻。
　　渡河军在陇海线以北，黄河以南地区，以及豫西地区，曾连续歼灭敌人，占领了豫西及豫陕边界广大地区，孤立了对方豫西重镇洛阳，并威胁潼关。
　　八月底，华东共军主力部队，由鲁中西出津浦路、运河，向鲁西南的敌人进攻。九月八日在鲁西荷泽之沙土集歼灭敌军整五十七师，并于九月下旬越过陇海路南下，攻占了豫皖苏边区二十馀城，孤立敌方战略要点开封。
　　实行中央突破，采取跃进方式，打向敌方战略纵深，是击中要害，转变战争全局颇为高明决策。这种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方深远后方去作战，是史无前例的独特进攻方式，是毛泽东兵法之美妙高招。
　　从此，共军打出战争的外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于海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一千多里的机动作战的战常几个月奋战，三路大军共歼敌十九万人，攻占县城一百馀座，建立了中原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向共军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当年，共产党被国民党称为“共匪”，毛泽东却要共军“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主要是分田分地。这样，就自然使数以千万计的穷人“为匪张目”。

第三十六计 快刀斩麻——予敌毁灭性打击

策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旨在不予敌人有些微翻身机会
　　一九四七年十月的毛泽东，气焰万丈，咄咄逼人，他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声称共军“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毛泽东又下令：“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

毛泽东又公布震惊中外的共军十大军事原则

不久，毛泽东又公布震惊中外的共军十大军事原则，使毛泽东军事艺术攀上巅峰——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
　　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共军奉毛泽东之命，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

秋季攻势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夺取济南。

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当时驻守济南的是国军名将王耀武，率十一万重兵守城，修筑了以内城为核心，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以距城二、三十公里城镇为外围的永备性防御体系，总面积达六百多平方公里。
　　在济南战役之前，国军在华东的主力编成三个兵团：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商邱一带，第七兵团黄伯韬部集结于新安镇一带，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地区。
　　毛泽东决定战争第三年的共军谋略，共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争取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以上。
　　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左右，并于八、九月间攻占济南。
　　毛泽东明确提出“攻济打援”的方针：“这次战役以既攻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在兵力部署上，应以一部分兵力攻济南，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援阻援。”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华东野战军高层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决定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共七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另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主力部署在运河两岸巨野、嘉祥、济宁、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敌方援军。攻城兵团又依据济南地形和敌情，划分东、西两个集团。主攻方向置于西面，先夺取飞机场，断敌空援，然后东、西两个集团协同攻城。
　　九月十六日，济南战役开锣。午夜十二时，共军攻城部队东、西两个集团，在南、北、东、西各百馀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济南守军外围阵地发动进攻。
　　战事以东郊最为激烈。十七日上午，共军以榴弹炮及重迫击炮，集中火力掩护步兵进攻济南东面屏障茂岭山、砚池山，与敌十五旅激战一夜后，占领两山。
　　东面激战，王耀武便认为共军主力可能在东，急忙调兵遣将到东郊，俱被共军击退。
　　十九日子夜，王耀武的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共军攻城兵团从西、南、北三面包围济南市的商埠，占领了机场，切断敌方空运补给。敌方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两万人投共。
　　形势不妙，王耀武考虑弃城突围，上司则严令其坚守待援。

第三十七计 攻城打援（1948年9月）——节节堵击为至要

时间：一九四八年九月
　　地点：山东济南
　　名称：济南战役
　　策略：层层围堵，防止被围之敌军窜逃，并阻截援军
　　结果：经八昼夜攻克济南，共溃敌八万四千馀人，随即“赤化”山东全境
　　毛泽东根据战况及时电示：“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卒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并指示除由正规部队负责外，应布置通往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节节堵击，是为至要”。
　　王耀武其时也在调整部署，把主力撤入城内，同时留下较强兵力防守商埠。
　　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九月二十日晚六时，共军攻城西集团各纵队同时对商埠实施突击。经过四十多分钟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爆破，共军多路突破守城敌军阵地，向纵深挺进。
　　第十纵队由商埠北面攻克对方装甲车防守的火车站，直插外城脚下，堵死商埠守军后退进城之路。
　　第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面向东北猛攻，切断城内外守军的联系。
　　第三纵队从横贯商埠东西的经二路和经三路迅速前进。直追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当时王耀武早已撤入内城，那里仍有其精锐部队防守。防区由几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组成。四面马路有明碉暗堡控制，院内外工事密布，共有一百多个机枪火力巢和一千多个步枪射击孔。
　　二十一日晚，共军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突破严密设防的高大围墙，冲进院内。
　　经过激战，共军战士二十二日下午冲上这群高大建筑最高层，结束了肃清商埠守敌最后一战。
　　共军一鼓作气，当晚六时三十分，发起向外城猛攻。各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迅速多处突破城垣，先后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
　　到二十三日就攻占外城大部地区，迫近内城。
　　为解济南之危，蒋介石一再督令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派飞机对共军已占的市区进行轰炸。
　　共军攻城兵团决定二十三日连续对内城发动总攻。当晚六时，共军集中炮火向高十四米、宽十米的内城墙及防御工事猛轰，攻城各部跨过护城河一齐扑向城垣。
　　王耀武督率守军拼死抵抗，战情激烈。共军攻城东集团第九纵队一部由城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登上城头，与敌军肉搏。
　　攻城西集团十三纵队两个营突破西南角，其中两个连击退敌人反扑，迅速入城，与敌巷战。
　　二十四日夜间，共军再次发起猛攻。攻城东集团第九纵队七十三团突破成功，占领黑虎泉对面的城东南角。
　　攻城西集团十三纵队一○九团顽强坚持在突破口上，浴血奋战，终于控制了跑突泉附近城西南角。
　　第十三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相继冲进城里。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与敌巷战。
　　共军东、西两路大军，迅速肃清守敌，像一把大铁钳，合拢起来，钳住王耀武撤入内城固守待援的指挥部——山东省府。藏在地下室的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招架不住，向共军投降，王耀武后在逃亡路上被俘。
　　济南战役歼灭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省保安司令部、二个师部、十一个整旅、二个总队、五个团。共毙伤俘敌八万四千多人，俘敌旅级以上军官二十五名。另有二万多敌兵投共。
　　济南战役，显示共军已熟练地掌握了炮兵、工兵等技术，有能力攻克国军“重点设防”城市，有攻坚战经验。
　　毛泽东原来预定战役打二十天，结果只用了八昼夜就攻克了济南，随即占领山东全境。

第三十八计 能伸能缩（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提前包围又拖后

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
　　地点：山西太原

名称：太原战役
　　策略：配合全面战况，围太原而不攻陷，可取而不取
　　结果：封锁太原半年馀，一发动攻击，五天即攻陷

秋季攻势另一役，太原战役。

秋季攻势另一役是太原战役，那是另一场出色的攻坚战。
　　太原是山西省会，位于晋中平原北部，濒汾河东岸。城南、北地形略有起伏，城东五公里有罕山，地形复杂而隐蔽，并高出太原城五百米，可俯瞰全城，为太原主要屏障。汾河以西六公里有石千峰一线高地。城南武宿和城北新城有机场，是守军获取外援途径。
　　当时太原阎锡山守军共有正规军十六个步兵师、三个特种兵师，还有保安团等，总兵力十万人，火炮六百门。阎锡山利用和依靠太原有利地形，加固工事，计划与共军决战于外围地区，固守太原。因此，在兵力部署上，除直属部队驻守城区外，其馀部队分布在城周围各据点内，从而形成一个中心防御点和东南西北四个外围防御体系。太原城堪称“铜墙铁壁”。
　　一九四八年七月，共军华北野战部队第一兵团等逼近太原。此前，该兵团打胜了晋中战役。
　　七月十六，毛泽东致电徐向前说：“太原已形孤立，我军有提前夺取太原之可能”，你们“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
　　徐向前根据毛泽东指示，加紧备战，并制定了“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的作战方针。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打完，徐向前将计划上报毛泽东。
　　正在共军加紧备战之际，太原守军却集中九个步兵师，于十月二日从城南攻出。于是，徐向前决定提前发起太原战役，首先歼灭城南出来之敌。这一决定获毛泽东批准后，四日夜晚，共军第六十、六十一军迅速包围阎军第四十四、四十五师。五日至六日，两个师被歼。
　　毛泽东得悉后致电徐向前：“歼敌两师甚慰”、“你们现在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共军前线部队随后经过十一昼夜的战斗，突破敌军南面防线并向纵深推进约六公里，完全占领南城机场，以火力控制了北机场，在东面打开敌军防御体系缺口。
　　为进一步扩张，兵团决心乘东面敌军防御体系薄弱之际夺取东山，以控制和夺取城垣基地。
　　这时，全国军事局面愈来愈利于共军，毛泽东已决定发起平津战役。为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之敌逃跑，以利共军就地歼敌，毛泽东又电示徐向前：“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再加一二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攻占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徐向前奉命行事，暂缓进攻城垣，只继续夺占必要地点，控制南北机场，为彻底切断对方空中外援，共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占领临时机场周围一些据点，以便火力封锁机场。至此，战役第一阶段以歼敌三万四千多人结束。
　　一九四九年三月，阎军得到空运第八十三师增援外，又将保安团、民卫军等滥竽充数，补入正规军，并以第四十四师等残部为基础，招兵卖马，编成“铁血”师、“坚贞”师、“神勇”师等，以壮声势。另编成第十、十五两个兵团部，仍保留六个军部十六个步兵师和三个特种兵师，共有各种火炮约九百门。同时，重新调整部署，划分为北、西、南、东北和东南五个防御地域据守太原。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又有参加过平津战役的一批共军开到、连同久围太原的部队共约三十万人，准备会攻太原。
　　四月二十日，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势正式发起。
　　在城东北，共军第二十兵团一个军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新城以南的北机场。另有一部兵力，由兰村沿汾河西岸向南挺进，直插北机场以西的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了北机场以北之敌退路。
　　在城西，共军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一路于汾河以西接连突破各据点，迅速进至万柏林地区，与由此向南插的一个师会合，切断了汾河以西阎军的退路，并将其包围；另一路于汾河以东突破杨家堡防线，攻占东西寇庄等地，并切断双塔寺与太原城的联系。
　　在城东，共军第十八兵团主力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主力，连续攻占城东的剪子湾、仓库区等地，进而又攻占黑土港、大东关等地。
　　到四月二十二日，城周围阎军据点全部肃清，共有十三个师被歼灭。
　　阎军在太原外围兵力被歼后，残部急忙调整部署，据守城垣。共军也相应改变部署，并构筑进攻阵地。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共军分为十二路，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持下，从东、西、南、北四面同时发起总攻，仅用一个钟头时间，十二路俱突破防线，突入市区。战斗到夜晚十时结束，全歼守敌。共军前后封锁太原半年多矣，先是提前包围，后是延后攻城，这种战法，又是古今中外罕见。
　　毛泽东当时不在延安，自一九四八年五月起，他和周恩来等中共大员迁到河北省西部平山县西柏坡村、继续指挥全国共军作战。

第三十九计 攻其一点（1948年10月）——迅速争得主动权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月
　　地点：锦州
　　名称：辽沈战役之锦州之战
　　策略：攻锦州以迫沈阳、长春之敌军来援，分散其主力而围歼之
　　结果：攻陷锦州，关闭东北大门，有利两翼作战
　　毛泽东要席卷神州大陆，当然得扩军备战。共军虽节节胜利，伤亡却也不小，得时时补充兵员。新入伍者必须训练，如何解决？毛泽东名堂多多，一九四八年春，他提出一个练兵口号——“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
　　毛泽东对共军军官说，“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一九四八年秋，共军已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共区面积已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一亿五千万。国军此时虽仍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但第一线兵力只有一百七十馀万人，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计划，改为“重点防御”。

当时国军有五个战略集团，分别被牵制在五个战场上。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五十五万兵员，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六十万兵员，分布于张家口、北平、天律、唐山、山海关等要点。
　　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馀万兵员，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
　　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共约七十五万兵员，分布于平汉南段以及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兵员，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毛泽东那时壮志凌云、气壮山河，他扬言：“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
　　毛泽东幼时读书，算术成绩并不怎么样，这回却非常精通起来。
　　他说：“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
　　毛泽东又将一百十五个旅的数量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计划——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东北野战军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
　　毛泽东对比双方力量，认为共军同国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要大量歼敌，打下江山，共军就必须攻击对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对方强大机动兵团作战。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谋划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但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毛泽东认为，如果让国民党实现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就会给共军以后的作战增加麻烦。如果在国军还未决策之前，当机立断，抓住良机，组织战略决战，就可事半功倍，消灭对方强大战略集团。
　　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用电报遥控指挥。

毛泽东首先选择东北战场进行大决战。

东北敌方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人，加上其他兵力共五十五万人；共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共有七十馀万人。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两共军将领发出电报：“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为何主张先攻打锦州？而不先攻打风光明媚的长春或工商繁华的沈阳？
　　原来，共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哪里，是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
　　当时，长春守军为共军久困，是东北战场敌方弱点，要攻城歼敌并非难事，同时还可解除共军后顾之忧。但是，对方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共军，掩护沈阳、锦州守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到关内的准备工作。共军如先攻长春，便正中对方下怀；且攻克长春，又会吓跑沈阳、锦州之敌，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发展。
　　锦州情况则不同。虽然锦州守军比长春多，但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有把握；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的敌军驰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对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因将共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有利共军向两翼机动作战。
　　毛泽东还指出：“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第四十计 奔袭运动（1948年10月至11月）——两翼合围奏寄功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月至十一月
　　地点：东北地区

名称：辽沈战役
　　兵力对照：七十万对五十五万
　　策略：先克锦州，再围歼沈阳援军，乘胜追击攻陷沈阳
　　结果：共歼敌四十七万馀人，占领全东北

辽沈战役

攻占锦州

我们说过，毛泽东的对手亦有雄才大略。当时，蒋介石一度考虑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但权衡利弊之后，最后仍决定固守东北，以利巩固华北，并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
　　蒋介石作出具体部署——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二个军六个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牵制东北共军部分主力。
　　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四个军十四个师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为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
　　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共三十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并支援长春、锦州。
　　共军方面，根据毛泽东指示，除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营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
　　锦州之战是九月十二日开始的，正当共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之敌时，蒋介石飞到东北亲自指挥，并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五个师和山东的两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于十月十日起向塔山共军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共军阵地。
　　接着，廖耀湘兵团（国军第九兵团）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共军阻击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
　　十月十四日，共军对锦州发起进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守军，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濬泉以下十万馀人。
　　蒋介石欲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的联络，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
　　共军在攻占锦州后，就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十月二十六日将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廖兵团，俘虏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以下十万馀人。
　　共军乘胜猛追，十一月二日攻下沈阳、营口，再歼敌十四万九千馀人。
　　至此，占领东北全境。整个战役，总计歼敌四十七万馀人。
　　经过辽沈战役，共军总兵力增至三百馀万人，国军总兵力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
　　在这个战役中，毛泽中把歼灭战原则首次用于战略范围，是其兵法的又一发展。
　　辽沈战役战场广阔，兵力众多，情况极为复杂。毛泽东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指教东北共军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奔袭战、攻坚战、运动战、阵地防御战和运动防御战等战斗形式。各种战斗形式的综合运用，为以后组织实施大型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46年7月至48年6月，战争收获。

四十年代后期，毛泽东特别喜欢算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他又计算出许多数目字来——“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共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支，重轻机枪六万四千馀挺，小炮八千馀门，步兵炮五千馀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馀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馀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一百一十八个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个旅，正规军人数由六十一万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万。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已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毛泽东心花怒放，认为战争进程可以大大缩短。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说：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达到目的。

毛泽东将部队进行整编划分。

毛泽东已经成为货真价实的共军最高统帅，威风八面，这时他将原各大军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将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
　　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即原来的纵队）、军辖师，师辖团。各野战军以其所在地区分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各野战军所属兵团、军、师的数目，依各大战略区具体情况而定。

后来，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辖两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辖三个兵团；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辖四个兵团；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共军总部。

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军是如此“排座次”的——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兼总司令：朱德

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

副主席兼副总司令：彭德怀

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叶剑英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

第四十一计 中间突破（1948年11月）——不显示主攻目标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地点：江苏徐州
　　名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策略：动向飘忽，迷惑敌军，倏然由中央突破，割裂放军，再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歼灭
　　结果：歼敌十个师约十万人
　　辽沈战役之后，共军便找寻关内对手进行决战。
　　济南战役后，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开始收缩兵力，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其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力图阻止共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的特点是：重点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提出关于淮海战役的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中兵力，歼灭对方第七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战。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段，牵制对方第十六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七兵团，并迷感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共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七兵团。
　　徐州，南屏京（南京）沪，北通冀、鲁，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蒋介石发现共军纵横驰聘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时，便决定把所有可能集中的兵力调到徐州地区，准备全力与共军决战。
　　由于战局发展迅速，对方主力都向徐州集结，毛泽东曾经电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伯韬、李弥等二十一至二十二个师，如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整个形势就将改变，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如果敌方不将徐州及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就可以打第二仗歼灭黄维、邱清泉，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根据情况变化，毛泽东又调整部署，由陈毅、邓小平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县攻击、以便与宿县中原野战军部队联结，如果徐州之敌向南退却，就集中六个纵队将他们歼灭。华东野战军以三个纵队由北向南，一个纵队由南向北，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控制徐州运河车站间的铁路，运河以东的主力则歼灭黄伯韬兵团。
　　这样就把对方兵力割裂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占领徐州。
　　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奉旨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十三个纵队从山东境内齐向南挺进，横扫陇海铁路北侧三百里宽广地区的敌军阵地，苏北兵团三个纵队则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几个夜晚将敌军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好几块，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被包围。
　　黄伯韬见大势不妙，向西撤退，打算靠拢徐州。但去路被共军山东兵团截断。黄伯韬所率几万兵员，在徐州以东碾庄地区被包围。
　　共军根据毛泽东“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坚战术”的指示，采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扬共军擅于夜战的特点，利用夜间对壕作业，隐蔽接近敌军，插入各村之间，加强侦察，充分准备，集中兵力兵器，逐个夺取，逐个歼灭。
　　位于包围圈西部的对方一○○军和位于南部的四十四军，战斗力比较薄弱，经过四天战斗，即被全部歼灭。
　　十九日傍晚，共军对敌方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战，二十日凌晨攻占该处，歼灭敌方兵团部和二十五军军部，俘虏敌方一万多人。黄伯韬逃至大院，顽强抵抗，仍然不敌。至二十二日黄昏，经过十七天运动战和阵地战，黄伯韬部七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靖区一个军，共十个师，约十万人，至此即告全军覆灭。
　　为求保住战果，共军又按毛泽东指示，在徐州以东、以南进行一场阵地防御战。
　　为救黄伯韬出水火，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副司令杜聿明全力驰援，日夜兼程。于是，刘峙以其主力军邱清泉兵团，加上李弥兵团，共五个军，在二十架飞机、百馀辆坦克，百馀门重炮的掩护配合下，沿陇海铁路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以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平汉铁路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
　　共军徐州东侧阻援部队一面以三个纵队正面阻击，一面以五个纵队侧击徐州，威胁敌方侧翼。到黄伯韬被全部围歼时，邱、李兵团虽然付出了万馀人、三十馀辆坦克的重大代价，仍被阻在距碾庄地区五十馀华里之外。黄伯韬本人战死。
　　在两个野战军密切呼应配合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报捷。
　　初战虽败，徐州守军仍士气如虹，为了预防重蹈黄伯韬的覆辙，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集结徐州，加强防御。
　　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共军猛烈打击后，唯恐被歼、不敢贸然北进。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共军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圈套。

第四十二计 守株待兔（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绝不随便贾馀勇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
　　地点：江苏徐州
　　名称：淮海战役
　　策略：围困敌军二十七万人后，暂缓攻势，旨在干扰敌方主帅对战局之判断，诱其作出错误决策
　　结果：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歼灭敌军五十五万五千人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

毛泽东似乎有千里眼，对战局发展一目了然。他决定乘胜扩大战果，采取南北堵截、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
　　毛泽东特别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围之后，徐州守军可能倾巢南逃。他重申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心，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以便贯彻“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敌人，坚决不让敌人跑掉”的方针。
　　十一月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地区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进逼任桥、固镇。蒋介石此时误以为共军可能先聚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所以命令这两个兵团二十六日垦夜南撤蚌埠，据守淮河，阻止共军继续南下，并同时命令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令徐州杜聿明放弃徐州南下，策应其行动。
　　他强调“守江必固淮”。
　　在中原野战军合围之下，黄维兵团血肉横飞，到二十八日再也不敢突围。
　　徐州守军连续七天向南猛攻，仍被共军阻滞在四堡以北地区。华东野战军另一部追击南逃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歼其一部。
　　蒋介石力逾狂澜，急召杜聿明到南京密商，要其避开共军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同时又令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飞返蚌埠，另组指挥所，督李、刘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南北对进，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一起南撤，以保存实力。
　　十二月一日夜晚，杜聿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二十七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奔逃。
　　华东野战军立即命令南线机动兵进行追击。共军对溃逃的敌军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三天追击，终于在十二月四日拂晓，将杜聿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一百三十华里处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力图突围，被共军全歼，仅孙元良只身逃去。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围住的一大堆敌兵，都是对方精锐兵团。
　　毛泽东又分析了战情，为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劝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阻止李延年”的方针。
　　六日晚至十五日，中原野战军采取紧缩围困，“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打法，经过反覆争夺，连续对被围之敌实施攻击。
　　经过二十多天激战，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在宿县西南被全部消灭。
　　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被共军生俘。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此打赢。
　　共军如果贾其馀勇、大可迅速歼灭杜聿明部。但是，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指示：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对杜聿明部，毛泽东为何指示围而不攻呢？

原来这是毛泽东考虑全局才作出这一决定。或可说他足智多谋，或可说他花样百出。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黄伯韬、黄维两兵团接连呜呼哀哉；而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六十多万国军，为东北赤化所震惊，加上大沽与天津之间交通全被截断，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撤或西退绥远。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部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华北方面国军，蒋介石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
　　在国军将要南撤而未实行时，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相呼应，推迟攻击，“缓和局势”，就具有颇大战略意义。这样可以麻痹对方，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军队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苦战硬拼。这样，共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敌目的。淮海前线暂留杜聿明馀部，又好比是扔出一块“鱼饵”，在共军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际，李延年兵团可能再次北上救援。届时担任南线防御的中原野战军各部，便可诱敌深入，围歼其一部。
　　杜聿明所率部队被共军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迫。后来无米断炊，只好剥树皮、啃马骨头充饥，甚至出现人吃人状况。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国军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军发起总攻。
　　从一月六日下午至十日下午，双方激战，共军终于摧毁对方最终一个孤守点——刘集。这样，杜聿明南下兵团约二十万人全部完蛋，杜聿明被俘，邱清泉当场被击毙，只有李弥只身伪装遁去。

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共歼灭对方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人。
　　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村对酒当歌，绝不会感叹人生几何。

第四十三计 拦腰截断（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先吃肉后啃骨头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
　　地点：华北北京天津地区
　　名称：平津战役
　　策略：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天津守军，再分割围歼
　　结果：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人，收编北平傅作义部二十万守城部队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他错误估计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方针，以观时局变化再定行止。
　　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四个兵团十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馀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
　　对全国战争形势观察，共军如能将傅作义兵马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
　　为此，毛泽东决定乘傅作义还未决心南撤之前，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
　　傅作义随时可能弃城撤兵，能否使其不撤，是战役指挥的关键。
　　为此，毛泽东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并同意与傅作义谈判，迷惑敌方。
　　同时，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共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两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对敌的合围。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首先将敌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堡安和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上，截住其西撤南下的通路。
　　十二月二十二日，共军攻克新保安。二十四日，攻下张家口，歼敌傅作义部王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共军向天津市发起总攻，十五日得手，生俘警备司令陈长捷。
　　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五条河切成许多片断，易守难攻，陈长捷早从一九四七年起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市内街垒层层，直达核心区城，构成坚固的防御系统，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水深三米、宽五米、长近六十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和防御前沿五里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碉堡群。陈长捷凭借“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依靠高垒深沟、河流障碍，再加十个正规师、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三万守备兵力，顽强守城抗共。
　　共军在天津前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五个纵队共二十二个师，还有大量炮兵、坦克和工兵。
　　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陈长捷的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俱平常”。
　　共军只要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将守军拦腰截断，就能打乱敌方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
　　关于对天津的攻击，共军天津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
　　一月十四日十时，共军向天津守军发起总攻，以过二十九小时恶战，终于攻破这座名城，陈长捷的十三万人全部被歼。
　　天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九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二十万守军包围。共军又把炮兵全部集中起来，具有强大摧毁力的一五五大炮，对准了北平城墙。
　　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共军向北平守军发动了政治攻势，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想方设法使他不战出降。
　　实际上，傅作义早就“通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即共军包围北平的那一天开始，傅作义的代表就和共方代表秘密接触，互送秋波。但秘密和谈进行了一个月仍无寸进，傅作义一直敷衍应付。
　　等到共军全部歼灭了平绥线的敌军之后，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共军攻下天津，十六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办法的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直到这时，傅作义才知大势去矣，不得不接受中共和平改编。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北平傅军部队，按照计划分别从各城门开出。到指定地点集结。正午十二时，北平广播电台播发了傅作义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二十七日，守城的傅军大部分开出城外。三十一日，共军一个师昂首阔步入城接替北平守备事宜。
　　二月三日，共军耀武扬威，大模大样地举行了北平入城仪式。
　　平津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开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五十六天，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三万馀人，基本上“赤化”了华北地区。
　　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更是趾高气扬，一开口就嘲骂蒋介石为“战犯”。
　　他在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中宣称：“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
　　毛泽东宣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谁有枪谁就有势，谁的枪多谁说话就更响亮。不到半个月，即一月十四日，毛泽东首次以自己的大名发表声明，即纳入其雄文四卷中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国民党政府极尽其嘲讽挖苦之能事。

第四十四计 再贾剩勇（1949年4月26日至6月2日）——百万雄师过大江

时间：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
　　地点：长江南岸地区
　　名称：渡江战役
　　兵力对照：一百万对七十万
　　策略：乘胜追击，不予敌人喘息之机
　　结果：强渡长江，攻占南京、上海、杭州，歼敌四十三万馀

渡江战役

毛泽东胜券在握，得寸进丈，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重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的高调，又盛气凌人地宣布要“逮捕一切估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在发布进军命令之前，毛泽东作了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二十四军约一百万人的兵力，加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领导，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围歼对方主力于南京、镇江、芜湖间三角地区。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两兵团八个军共三十五万人，组成东集团，主力在张黄港至三江营间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七个军共三十万人，组成中集团，在裕溪口至枞阳间渡江。渡江后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实行钳形突击，力求在长兴、宜兴地区封闭合围口，围歼芜湖、南京、镇江地区之敌军主力，并继续向杭州、上海方向进攻。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兵团九个军共三十五万人，组成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间渡江，以一部直出浙赣路，截断敌东西两集团的联系，主力迅速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南京的任务。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在西集团指挥下，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主力的作战行动。

对手如何部署、组织长江防线呢？

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二十五个军，约四十五万人，担任湖口至上海段沿江防御。其中，以十八个军担任守备，以七个军配置在浙赣路及浙东等地的战略的纵深内。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十五个军约二十五万人，以其十三个军担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守备武汉，两个军配置在长沙、南昌等地纵深。海军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以及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集团。江防总兵力为四十个军约七十万人，舰艇一百三十三艘，飞机三百馀架，在长江沿线构成陆海空联合防线，阻止共军渡江南进。

　　四月二十日夜，共军中集团首先在裕口至枞阳段发起进攻，二十一日拂晓，将对方的长江防线拦腰斩断，至二十三日攻克铜陵、南陵、芜湖等地，击溃当面之敌，并继续向宣城方向急进。

　　东、西集团千二十一日夜同时渡江发起进攻，至二十三日，东集团占领了镇江、常州；西集团攻占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二十二日由南京逃往广州。

　　四月二十三日，共军攻占南京。

　　毛泽东闻讯大喜，志满意得，立即写下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共军强力进攻下，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常州以东守军向上海撤退，企图确保淞沪，组织新的防御。共军侦知后，东、中两个集团日夜兼程，于二十七日夜在吴兴附近会师。二十九日，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南逃之敌五个军。五月三日，第七兵团一部攻占杭州。共军两集团全力直出浙赣路和徽杭公路，迂回汤恩伯的侧背，并乘势出闽浙赣，五月七日，控制了浙赣路义乌至东乡段四百馀公里，粉碎了对方重新组织防御的企图，割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

　　汤恩泊所剩之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二十馀万人退据上海。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第二野战军集结浙赣路休整。

　　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两兵团，于五月十二日对上海发起进攻，至二十七日占领上海，除汤恩伯率五万人乘军舰撤走外，其馀十五万人全部被捉。

　　六月二日攻占崇明岛。

　　在攻占上海的同时，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攻占了浙东、浙南；第二野战军一部，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攻占了浙西、闽北、赣东北、赣中及九江、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两个军，于五月十五日由鄂东黄岗地区渡江，白崇禧集团南撤。

　　共军这时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五月十六日攻占汉口，翌日攻占武昌、汉阳。

　　渡江战役从四月二十日起至六月二日结束，历时四十三日，共歼敌四十三万馀人。

　　看官，共军当年强渡长江时，还有段小插曲，那是在四月二十日早晨，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闯进长江共军防线，不顾共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

　　毛泽东权充共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大骂英国佬。他说：“我们斥责战争贩子邱吉尔的狂妄声明。四月二十六日，邱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邱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

　　看官，毛泽东这篇声明，是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痛斥英国佬的最痛快淋漓的声明，每一个被英国佬欺负过的中国人都会大叫“好啰！”

　　毛泽东这个人，平生最不怕的就是洋鬼子。反共人士也承认，自从毛泽东席卷神州大陆，坐上民族元首宝座，洋鬼子就奈何不了我们中华民族了。

　　从来没有人骂过毛泽东“民族败类”，他是天字第一号“民族胜类”呢！值得今日许多炎黄子孙效法。

第四十五计／马不停蹄——势如破竹迫敌降

　　策略／继续追击，解放全中国

　　结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除沿海岛屿外，全国解放

　　渡江战役后，共军马不停蹄，继续向东南、中南和西北、西南进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挥戈猛进。

　　毛泽东在共军攻占上海前夕，就发出过几条指示——一、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其中一部准备入川。

　　二、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随时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政并经营四川、贵州、西康、云南四剩三、第三野战军向福建、浙江进军，负责经营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剩四、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剩毛泽东还指教各共军将领：“我军在消灭敌人的作战中，必须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只有首先断敌逃路，才能彻底歼灭这些敌人。”

　　毛泽东对西南地区的作战，更有具体指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毛泽东胸中真有兵马百万，驱策自如，他还有过极为具体的指示：“在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进军的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应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位于陇海路西段宝鸡、天水地区的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川境将敌退路切断后，即迅速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川境敌军。”

　　当年负责解放大西南的就是当今鼎鼎大名的邓小平，还有刘伯承、贺龙两元帅。

　　为迷惑对方，保证对敌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行动的突然性，在第二野战军进军前，第十八兵团曾对胡宗南集团发动攻势；活动于陕南、鄂西北之第十九军也实行佯动，吸引敌军；第二野战军领率机关由南京地区乘车开经郑州时，刘伯承司令员公开发表讲话，伪称向西进军；第四野战军进行的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也掩护了第二野战军的开进和集结。这些行动都造成敌方错觉，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黔边突然迂回敌后制造了有利条件。

　　十月底，第四野战军为支援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并策应其主力向广西进军，决定派出九个师的兵力，由湘西北和鄂西地区向西进击国军宋希濂集团于彭水、黔江地区，并归刘、邓指挥。据此，刘、邓决定：以第三兵团主力会同第四野战军的部队，由湘鄂边地区向四川迂回，首先围歼宋希濂集团，尔后再西出江津与第五兵团协同作战；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夺取贵阳、遵义，进击宜宾，沪州，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完成上述任务后，在第十八兵团的协同下，歼灭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十一月一日，共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作战。

　　第五兵团第十兵团于十日进入贵州境内，直插贵阳、遵义。

　　同时，第二兵团主力与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也突破了宋希濂集团的防线。

　　共军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约五百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实施多路攻击。

　　共军这一行动，完全出敌意料之外，打乱了对方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为不使宋希镰集团有计划地撤退和有组织地抵抗，共军各部按计划勇猛急进。

　　十一月十五日，共军攻下贵阳。十六日解放彭水、直逼乌江东岸，十九日，将西逃之敌第十四兵团围歼。

　　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大军前线指挥委员会指示第五兵团除留部分人马于贵阳接管城市外，主力迅速向川南迂回，断敌退路；第三兵团主力及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强渡乌江，力争合围敌方第二十、第十五兵团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强渡乌江后的共军，向南川地区之敌合击。二十四日，占领南川，至二十八日，将对方第二十、第十五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夺取了重庆外围据点。

　　十一月三十日，共军攻占了西南最大城市重庆。

　　十二月九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国军将领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举起双手，宣布起义。

　　十二月二十七日，攻占天府之国首府成都。

　　共军进军西南作战，共歼敌约九十三万人，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全部得手。

第四十六计／里应外合——众卒先当偷渡客

　　时间／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月

　　地点／海南岛

　　名称／解放海南战役

　　兵力对照／一个军与木船、帆船对十万人与军舰五十、飞机三十

　　策略／先遣小部队偷渡，与五指山共游里应外合，再以木船、帆船渡海大规模作战

　　结果／登陆一星期旋即攻下海南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两广战役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

　　看官，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曾经说：“作战的胜负在战场上看来，虽然是决于军队的斗争，但是斗争之上，还有战术；战术之上，还有战略；战略之上，还有政略。我们既然知道物质比不上他人，就要在精神方面拼命想方法求战胜敌人，这一定是可能的！如果在斗争上不能胜过敌人，就要在战术上来取胜；如果战术上不能胜过敌人，就要在战略上来取胜；如果战略上还不能胜过敌人，我们一定要在政略上取胜，但是战术战略政略的运用，全靠做将领的人，尤其是统帅，能够神明变化。”

　　能够“神明变化”的统帅，毛泽东当之无愧。无论斗争、战术、战略、政略，他都棋高一着，出人头地。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毛泽东在共军攻占中南地区后，又发出命令：“准备解放琼崖。”他特别强调，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是南中国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海南防御总司令薛岳有十万大军，五十多艘军舰，三十多架飞机，其陆海空立体防御固若金汤。

　　进攻海南，是共军第一次较大规模渡海作战。雷州半岛至海南岛最短距离为四十里。部队登陆需要绕过暗礁及对方火力点，这样，最近距离也有一百二十里左右。

　　当时共军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海空军支援，面对茫茫大海和对方陆海空立体防御，打这样的仗谈何容易。共军又多是东北兵，不识水性，万一出师未捷先掉落大海，如何是好？

　　当时毛泽东指示：“动用大量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共军随即开展练兵运动，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那批东北兵就基本掌握了潮水、风向的规律，学会一套海上作战技术。

　　为了大举登陆，参战部队首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围洲岛夺得敌军四百只大帆船。

　　薛岳发现共军准备进攻海南的意图后，一面加紧海岸设防，一面调集兵力围剿共游五指山根据地。共军为加强海南岛内应力量，同时对海上练兵进行一次实战检验和战役侦察，共军决定先组织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偷渡。

　　三月五日夜晚，共军八百名偷渡客分乘十四只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

　　翌日下午二时，潜渡营在海南岛西侧的白马并登陆，偷渡成功。

　　三月二十六日晚，共军又以一个团的兵力组织第二次偷渡。起航时，还算顺利。不料，后来风向突然变化，海上又起大雾。联络信号失效，大部分船只漂流到敌军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情况极为险恶。但是，共军武装偷渡客们毫不退缩，以猛烈的火力回击对方军舰、飞机、陆上的三面阻击，顽强奋战。全团上岸后，横冲直撞，先后击退对方十个营的层层堵截，毙伤俘敌人八百多名，威风凛凛地进入五指山根据地。

　　一只木船也可以开到海南岛，这事使共军恍然大悟，对方防御必有漏洞，因此，大家认为攻占海南时机已到。

　　对下一步如何打法，有两种主张：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偷渡。

　　其实，毛泽东在下达解放海南作战命令时就有明确指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巩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四月十六日，共军千帆竟发，直捣“天涯”。船行三十馀里，薛军的飞机、军舰发现了共军船队，以密集火力阻击。共军船队一面还击，一面急速前进，凌晨二时，海南岛已在视线之中。

　　船队离岸五、六十米，那批已学会游泳的东北兵纷纷跳下水，向岸上扑去。

　　薛岳精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再不能立体起来。

　　共军仅用四个小时，全部登陆完毕。

　　共军迅速向纵深推进，很快就同接应的潜渡部队和共游琼崖纵队，可能还有红色娘子军会师，互祝胜利。

　　翌日午夜，登陆共军包围了临高城。但不见对方反抗，也不见对方机动部队围剿。敌军主力何在？

　　登陆共军对敌情作了分折：根据对方的部署和行动，薛岳极可能首先集中主力于东线，企图歼灭共军东线部队于登陆滩头，然后各个击破。因此，登陆共军当机立断，将临高城交给共游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迫敌投降，共军主力则东进澄迈。

　　共军赶到澄迈以北，却得知敌军一个师已调往美亭，于是，共军又冒着敌机轰炸，迅速开向美亭。

　　薛岳似乎智勇双全，迅速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对共军实施反包围，共军东线部队腹背受敌，势态非常严峻。

　　西线部队当即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以主力对敌军实行“反反包围”。

　　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锗，展开了反覆的肉搏战，紧张惊险刺激。

　　双方势均力敌，打得残酷壮烈。激战持续到二十三日拂晓，薛军主力被歼，共军东西两线部队胜利会合。

　　薛岳看大势已去，急忙发出总撤退命令。自己乘飞机离去。

第四十七计／名正言顺——抗美援朝保家国

　　策略／打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口号，改称“解放军”为“志愿军”，一方面在国内激发士气，一方面争取国际舆论

　　看官，前文提到，毛泽东最不怕洋鬼子，不仅不怕英国佬，更不怕美国佬，他视美国佬为“纸老虎”。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共开国，美利坚合众国心不甘情不愿，驻南韩美军超过“三八线”，图谋先吞北朝鲜，武力封锁大陆东北边陲，甚或有意挥军入侵中国。

　　毛泽东要给点颜色让美国鬼子看，下令彭德怀元帅率领志愿军出兵朝鲜半岛，与美军一较高下。

　　毛泽东对彭德怀面授机宜：“我军入朝后，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并以该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响亮名义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有云：“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行动。”“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

　　看官，美利坚合众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超级强国，经济发达，钞票最多；毛泽东的新生“人民共和国”虽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上却还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美国船坚炮利，炸弹无数；毛泽东的志愿军却还主要以步枪为武装，机枪大炮还不多，只有手榴弹，没有炸弹，更无原子弹。

　　如此强弱悬殊，毛泽东却以包天之胆，敢与美国开战，实在可歇可泣。比起近年一些在美国佬面前低声下气，点头哈腰者来，毛泽东形象自是十分高大，标准民族精英也！

　　但是，敌军的进展比毛泽东预计的要快。就在志愿军十月十九日渡过鸭绿江之后，亲美南韩军已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并迅速越过志愿军预定的防线。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十月二十一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看官，毛泽东并没有到过朝鲜半岛，但他似乎对该半岛地形了如指掌，殊不简单。他在战役部署上指出：“我军第一仗如果不准备打东线的南首都师，南第三师，则以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第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南第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箝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第六、第七、第八等三个师。并要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

　　毛泽东着重指出：“此时是歼灭南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毛泽东反覆吩咐：“敌进甚急，捕捉战机至关重要，迟则恐来不及。”

　　彭德怀奉命行事，一一照办。

　　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令志愿军各部：“开进路线要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以免过早被敌发觉，使敌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并指出：“此次作战，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最为有利。”

　　彭德怀又是一一照办，无丝毫阳奉阴违。

　　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韩战决定于下列几点——

　　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

　　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

　　三、美国是否再增兵朝鲜（如五至十个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南朝鲜师。

　　毛泽东又指示：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看官，毛泽东将东北边防军改名“志愿军”，换汤不换药，还是共军。

　　但在对内对外宣传方面，却颇有利。拒虎狼于门外，大家志愿帮助北朝鲜，保家卫国，名正言顺。如果还用“解放军”三字，就有“解放北朝鲜”之意，岂非等于侵略？由此亦可见毛泽东推敲文字功力深厚矣。

第四十八计／敲头斩尾——先打狗给主子看

　　时间／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地点／鸭绿江南岸

　　名称／韩战之“抗美援朝”序幕

　　策略／志愿军暗渡鸭绿江，猝然伏击南韩军先头部队，采拦头、截尾、斩腰之战法围歼之

　　结果／历时十馀天，共歼敌一万五千徐人，将敌军由鸭绿江边赶至清川江以南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韩军以师或团为单位，汹涌而来，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部队，其先头部队已从志愿军侧翼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是日凌晨，进至北镇以东的志愿军，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敌方后续部队；进至云山以北的第一二○师也奉命进占东侧的玉女峰等高地。

　　七时许，南韩军第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遭志愿军迎头痛击。

　　十时许，又一批南韩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志愿军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敌全歼。当夜，志愿军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序幕。

　　十月二十五日，就以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载入中共史册。

　　二十五日晚上九时，彭德怀鉴于敌军以坦克汽车组成支队到处乱窜，志愿军一仗聚歼敌军两、三个师甚是困难的情况，为了适时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冒进之敌，决定从当日晚开始，“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或两个团，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

　　翌日，毛泽东电覆彭德怀，赞同分途歼敌的方针，指出“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并明确指示志愿军第一个战役以歼灭南韩第一、第六、第八三个师为目标。

　　“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也就是先打狗给主子看，然后再打主子。

　　二十九日，彭德怀发现敌军虽然调整了部署，但仍处于分散状态，利于志愿军各个击破。于是决定采取向敌后实施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割断其南北联系，集中兵力，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

　　志愿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九时下达了作战命令。西线志愿军各部便陆续开始进攻。

　　二日晚，毛泽东根据战役发展情况及时电示彭德怀等人：注意以第三十八军控制安川、军隅里、球场区域，并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第二师由平壤北援兵力及南韩第六、第七、第八师馀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并指出“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此段的“全局关键，在于我三十八军全军以迅猛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割断南北敌人联系，其馀都是第二位。”

　　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多次突围，未能得逞。三日晚，共军乘被围之敌疲惫之际发起攻击，将其全歼。这就是著名的云山战斗。

　　云山战斗，是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南韩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二千零四十六名（其中美军一千八百四十名），击毁与缴获坦克二十八辆，汽车一百七十六辆，各种炮一百九十门等大量物资。

　　在取得云山大捷的同时，在西线的志愿军其他部队也连战告捷，第四十军歼灭南韩第八师、美骑兵第一师的炮兵各一部。第六十六军进到龟城近郊，阻击与牵制了美第二十四师。第五十军由安东过江，进至新义州以南，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的英国第二十七旅。

　　烽火漫无，恶战无日无之。十一月一日，东线战事正酣，敌方急调位于咸兴的美陆战队第一师参战。在五十馀架飞机，四十馀辆坦克配合下，向志愿军阵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攻击。志愿军于半夜三更组织反击，将敌击退。

　　随后各处又有激战。

　　在东线阻击作战中，志愿军同美韩军队激战十三昼夜，先后抗击了三个师的猛烈进攻，歼敌二千七百馀名，粉碎敌军迂回江界的图谋，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与北朝鲜人民军共歼敌一万五千馀人，粉碎了美军图于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企图，并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取得初战胜利，初步稳定半岛战局。

　　看官，毛泽东一向主张，第一仗一定要打赢。在韩战中，毛泽东遥控指挥，也打赢了第一仗。以后多次战役，毛泽东都运筹决胜，捷报频传。

　　打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与驻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至此，韩战结束。美军在韩战中损失三十九万士兵，是美国历史上一页奇耻大辱。

　　从此，美军可以在地球上其他地方作威作福，却不敢再叫嚣要打进中国大陆。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各国共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提到韩战，他的讲话气势如虹，颇为精彩——“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甚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说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指美国是纸老虎。但是，在具体与美国作战时，毛泽东也不敢小觑美国，而是视为强大之敌认真对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有两重性，一面，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是，终究会转化为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

　　毛泽东有段话对我们在人生战场上奋斗搏杀应有启发：“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就是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