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11选五走势图: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的44天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１９６０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１９６１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量的调查组开展农村调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身体力行，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寻求对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大幅度地调整党的农村政策，从而扭转了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在这次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了４４天，其中１８天是在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度过的。在这１８天时间里，刘少奇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也坚定了他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

1961年5月，刘少奇走访农民家庭.
召集大队干部座谈：“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
１９６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专门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了。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根本方法。”“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他明确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会议一开完，刘少奇就到了长沙，准备到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行前，他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日，刘少奇回到宁乡县，到了离家乡炭子冲仅１０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以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做办公室兼卧室，在这里一住就是６天。
结束对王家湾的调查，到毛泽东的旧居参观后，刘少奇回到了长沙。途经炭子冲时，他没有停留，只是从车里扫了一眼离别了几十年的故乡。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湖南省委商量后，于４月１２日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１９６１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彭梅秀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１８天。为了把情况弄清楚，他决定从群众最为关心的公共食堂入手，深入了解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
４月１３日，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的干部座谈。刘少奇一开头就说：“十几天前，中央在广州开了一个会，写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每个县有一两个公社。”刘少奇提议先谈食堂问题。他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过厉害了，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究竟不是那样。对大家有利，对生产有利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
刘少奇讲完这番话后，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第一个发言。她说：“主席（刘少奇在１９５９年４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彭梅秀的意思很清楚，天华是省里、县里的先进单位，是有条件办食堂的。见她这样一说，刘少奇便问：“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８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对于彭梅秀的话，刘少奇有些将信将疑，便说：“恐怕妇女愿办食堂的多一些，应该召集她们开会，听听她们的意见。”
彭梅秀是天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又是各级树的典型，她这一表态，其他干部也就纷纷表示食堂要坚持办下去，主张办小食堂，并列举了办食堂的种种优越性。
在王家湾调查时，刘少奇对食堂的利弊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隐隐约约感到这里的干部没有讲实话，要是食堂真有那么多的优越性，为什么总办不好呢？
对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王光美回忆说：“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召集生产队干部座谈：“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４日上午，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下午，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刘少奇在开场白中说：今天还是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六十条”那样多，一条一条记不清楚，也还有几个问题的意见。你们不是对几个问题的意见很多吗？一个是食堂问题，一个是供给制问题，还有一个是粮食问题，恐怕还有一个房子问题。随便讲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
为了打消生产队干部的顾虑，刘少奇首先就食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总而言之要办好就是，办得不好个人回家煮饭，何必办呢，要办得比在家煮饭还好一些才办。
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我们食堂现在有一个十分底分的主劳力种菜，一个八分底分的主劳力砍柴，如果办小食堂或不办食堂，这两个主劳力就可以抽出来下田。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其他生产队干部也大多认为食堂应该办下去。
听罢生产队干部们的发言，刘少奇说：“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这么多，不切合实际。还有一条，食堂占菜地多。还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发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这也是真的。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曾几何时，刘少奇本人也曾是公共食堂的积极倡导者。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公共食堂办了几年后，把一些没有多少劳动力的妇女、老人“解放”出来，却占用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把农民捆绑在一起吃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当年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罢，倡导办食堂，搞供给制，其实都是想让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可是，搞了三年的“大跃进”，结果老百姓反倒生活更困难，这是他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感到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但食堂办起来之后，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宣传，庐山会议后更是上升到“社会主义阵地”，要求全力巩固。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为此作了不少的指示，发了不少的文件。年前出台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中，还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就是刚刚出台的农业“六十条”草案，也明确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因此，对于天华大队的干部们来说，在食堂问题上一时还难以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座谈完食堂问题，话题转移到供给制上。刘少奇问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们：供给制要不要？要，又要多少？
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一样，人民公社化以来也是被上上下下所看好，将之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虽然供给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但这一制度却一直不敢放弃，只是要求供给的比重不能过高。因此，在“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在公社的分配中，工资部分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
对于供给制问题，参加座谈的生产队干部们说，供给制还是要。不要，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不能解决。但能做一点事的，要给他评一点基本劳动日。只有真正不能做事的，才全部供给。
刘少奇表示，供给制恐怕还是要一点，但供给部分不宜多。中央条例上规定了，供给部分至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只能少，不能多，少了有利。百分之二十可以，百分之十几可以，百分之十五也可以，这对生产有利，但困难户的问题要解决。可以把公益金提高一点，提高到百分之一二，特殊困难的户，从公益金中解决。
找社员座谈：“从前政策上有问题。”
通过两天的座谈会，刘少奇感到，天华大队干部们的头脑仍被“左”的东西束缚着。同时，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也使他们心有余悸。刘少奇决定亲自去食堂看一看，并找社员进行座谈。
４月１５日上午，刘少奇察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的生产，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助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刘少奇对社员们说，今天请你们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看一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一点，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也不辩论，放开讲。总而言之，把事情搞好，（对）大家好。
刘少奇接着说：听说你们对食堂有意见，意见很多。此外还对供给制有意见，对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房子有意见，还有其他意见。大概意见最多的是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子。这几年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不是一点成绩没有。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也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有这么多缺点，不好的事情，你们讲一讲。当然，好处还是有一点，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了。
座谈开始时，社员既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而是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意思是现在生活不如以前，但就是不讲食堂不好。
社员彭佩芝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彭玉鸿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对于供给制，有的社员说，供给制一点不要也不行，但要少一点，如少到百分之二十。有的说，这两年供给制吃坏了人，建议把供给制停一年再看看，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从公益金里解决。
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刘少奇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住在一起，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就是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没有前几年好。以前喂了猪，有肉吃，有油吃；喂了鸡，有蛋吃；塘里养了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不生活就低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这是肯定的嘛！没有什么假的，这是事实。”
他接着说：“从前政策上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倒三七，于是许多人坐大船，怕懒得（无所谓），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晓得你们的房子拆了，自留地收了，官僚主义。‘共产风’刮了一次，中央讲了一次，以为纠正了，不知道还在刮。为什么不知道，还不是官僚主义？至于有些人坐大船，不积极，那是制度问题，搞一种办法，他就积极了。只搞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几的供给制，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按劳分配，这样工分就值钱了，大家就积极了。”
座谈会结束时，刘少奇说：“不要悲观，只要把办法搞好，我相信可以搞好。”这时，一个社员说：“以前下面向上面捏了白（说了假话之意）。”刘少奇说：“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下面，中央也有责任。下面捏了白，你为什么相信呢？”
出席大队党总支会议：“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天华做了初步的调查之后，刘少奇感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４月１７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在会上说：“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食堂，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也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开始的时候说不办的人还没有，以后我讲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他们说优点也有，缺点也有。……小队干部的心理，我看得出来，恐怕是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据说有人坚决主张不办，不过我觉得他还没有讲，他还有顾虑。”
刘少奇又说：“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哩！”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对天华大队的干部说：“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要坚持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人家要散，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维持不下去。由社员决定。是他们的事情嘛，由他们决定嘛。”
“现在就是加入食堂一定要自愿，自愿才能办好。你把他捆到一起，他就懒得搞，而且闲话很多。看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办食堂的时候不是自愿的，并不怎么自愿。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在食堂里面没有好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认为，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他还说：“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
听刘少奇这么一讲，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的说，从前宣传有些过火，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食堂是社会主义缺口，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带头进食堂，所以干部的思想一下子难解放。有的说，那天思想还有顾虑，好像一个党员不参加食堂不像样。社员内心还是愿意散的，不愿散的是困难户。散食堂，你刚才一提，解放了我们的思想。
调查期间，刘少奇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得知有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他比较了解真实情况。段树成因在工作问题上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了。刘少奇决定找段树成谈一谈。
４月１８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１００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刘少奇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还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刘少奇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这件事使刘少奇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指出：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食堂等问题
４月１９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刘少奇说：现在有一股风，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的纪律。
当谈及食堂问题时，刘少奇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随后几天，刘少奇又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同调查组交换意见。
４月２２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７０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公共食堂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解散食堂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几年来对食堂所谓“优越性”的片面宣传，尽管它已成了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谁也不敢提出要解散食堂。为解除基层干部对解散食堂的思想顾虑，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４月２７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天华大队现在社员的住房不到原有房屋的一半。公社化前，全大队有房屋１４１５间，按当时１１８６人计算，每人约占１．１９间，现在社员住房只有６２１间，约占原有房屋的４３．８９％，每人约有０．５２间。房屋减少的原因是公路局养路队占用了１３间，大队养猪场、工厂、幼儿园、疗养站和大队办公房占用了１０７间，生产队、公共食堂占用１１７间，几年来拆毁３９４间，没有人住的空房１６３间。社员住房搬动面达６０％，搬动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房子被拆毁或被占用，不得不住别人的房子。由于占用、拆毁的房子太多，造成社员居住十分拥挤，住房最少的一个生产队，每四个人才有一间房子。而社员频繁搬家，造成相互间住的房屋相当混乱，而且社员对于房子也不注意爱护。
为了解决社员住房问题，调查组和大队干部通过研究，提出一个初步处理方案。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说：“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二三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请你考虑，是否可将这个文件发给各地？”接到刘少奇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４月３０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了。这天上午，刘少奇召集中央调查组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并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他说，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办起来不容易。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做主，如搞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做主，这些就办不成。不过那个时候，群众在那个风浪里面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他表决，他也赞成。所以，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不能急急忙忙作决定。
这天下午，刘少奇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随后，他乘车离开天华，回到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继续他的湖南农村调查。从４月１２日到３０日，除４月２６日去长沙接见一次外宾外，他在天华大队住了１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