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彩靠什么赚钱:闻人小志——浩然

浩然50年代先后在《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做记者，此间深入山东昌乐县深入生活8个月，代职东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乡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汲取了农家大地的养分。《车轮飞转》、《杏花雨》、《人强马壮》、《喜鹊登枝》、《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长篇巨著《艳阳天》故事发生地东山坞即含有东村的影子。因其致力于农村题材的创作，1959年10月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艳阳天》问世，社会反响巨大，同年10月被调入北京作协，从此走向专业文学创作之路。

浩然在六七十年代的两部长篇巨著《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荟萃了作家黄金创作年华的丰厚积累，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解放、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合作化集体道路的恢宏历史，树立了萧长春和高大泉两个基层农民干部的光辉形象。三卷本的《艳阳天》和五卷本的《金光大道》故事引人入胜，人物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体现了作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淳厚积淀和驾驭长篇架构的不凡功力。两部长卷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中国北方农村五十年代初中期的生活场景，生动描绘了农村中各色人等和县乡干部的精神生活风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五十年代农村的浮世绘，是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朽长卷。这两部著作先后多次出版，累积印数逾千万册，创下了新中国文学著作吉尼斯纪录；这两部小说以其独有的口语化特色和写实魅力遍传神州，家喻户晓，成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必由之路的劝世读本。这两部传世之作用铁一般的事实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 “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的向上精神。

1974年，我人民海军在西沙海域大败南越海军，收复琛航等岛屿。在江青亲自过问下，浩然受命赴海南、西沙体验生活，写成诗韵风格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分为正气篇、奇志篇上下两部），开辟了创作上的新路。七十年代末期，浩然续完《金光大道》，参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改拍为同名彩色故事影片的再创作，走向其文学生涯的巅峰。1977年浩然被选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就是这部别具风格的《西沙儿女》，让妒忌浩然文学成就的一些无良文人和在文革中被一度靠边站的文化官僚找到了诋毁作者的借口，他们拿有江青参与说事，指责这篇充满爱国主义情结的创新作品“走了弯路”，并利用手中的文化行政权力，在专业媒体连篇累牍攻击文革文学中的“高大全”现象，影射浩然是文革中“唯一”的作家，恨不得把这位与世无争一心为农民写作的人民作家打翻到十八层地狱。但扎根于农村社员之间的浩然不为所动，他没有为自己去辨白什么，而是携妻子于1986年冬天深入农村生活，在河北三河县领导支持下，来到燕山脚下的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体验后文革时代的农民生活。一年后发表系列长篇小说《苍生》、《乐土》、《活泉》，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实现了自己“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创作宗旨。

在三河，浩然不顾文学界高层的寒风冷箭，他把三河县委和政府提供的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三河市（县）历届领导都非常关心乡土作家浩然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如衔泥燕子，笔耕不止，创作出版了８部中、长篇小说，计330万言；修订再版了７部长篇小说，计483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他在此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他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作者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时下红紫“写手”万万千，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做“文学大道铺路石子”的唯我浩然正气在！
    2008年2月20日，原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大代表、著名作家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其遗体告别式同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告别室大门口悬挂着黑底白字的巨幅挽联，上联“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下联：“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用作者的著作篇名概括了浩然一生辉煌的文学成就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二道门两侧悬挂着“扎根农村巨笔写巨著，心系苍生赤子献赤心”的一幅挽联。工人常委李瑞环同志献了花圈，浩然的读者、学生上万人与他们亲爱的导师告别。  下图为一直用笔为浩然辩诬正名的警界作家刘国震在告别厅前
    斯人虽鹤去，遗韵永流传——。

鉴于浩然与昌乐县的不解之缘，昌乐启动了《艳阳天》再现工程,以浩然文化为主线，准备建设一处集文化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文物陈列室、文化艺术馆和浩然文学馆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

五十年代浩然的同事、作家祁淑英说“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不管怎么样，他始终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始终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从来都没发过脾气。”

德国一位汉学家曾评价《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

浩然的长子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著名作家梁晓声评价浩然，“当年尽管被时代高高举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著名作家雷达认为，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

改开初期，浩然多次应出版社邀约出席签名售书活动，次次人流爆满，不少读者流着热泪争相向浩然问候，排队合影，充分体现了人民作家的广泛号召力。后来上头软性限制浩然参加这类活动，隔断了作者和读者最后的交流机会。

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印迹。他的《艳阳天》和萧长春，《金光大道》和高大泉至今仍然鲜活地保存在这批过来人的心底深处。对于改开年代文化官僚和妒贤嫉能者的无端攻击，面对对《金光大道》的种种无理非议，浩然坚持“不忏悔”，浩然曾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他永远把自己定位为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文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