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剑4第一个boss怎么打: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清初嘉绒社会

嘉绒地区，北有岷山，南有邛崃山脉。大小金川纵贯全境。境内山势险峻，河流湍急。当时人称其“地险阻异常，山则壁立千寻，水则怒涛万顷，溜坡陡磴，恶箐阴森。”这一带多寒少暑，高山嶂雾弥漫，春夏雨雪不断，只八、九两月稍有晴霁，到冬季，积雪丈许，河水凝结，道路阻绝难行。在历代民族斗争和人口迁徙中，弱小的部落被驱赶到这一片地势险峻、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地方。他们依山靠水，在纵横交错的山脉河流分隔下，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即后来的嘉绒各部。

清王朝建立后，积极经营少数民族地区，嘉绒各部也纷纷归附。顺治七年，沃日土司黑儿加归附，授沃日灌顶净慈妙智国师印信。顺治九年，瓦寺土司曲翊伸归附，缴明朝宣慰使印信，顺治帝授予其加渴瓦寺安抚司印。康熙五十九年，其孙桑朗愠恺随征西藏有功，被加赏宣慰司职衔。顺治九年，金川寺演化禅师浪朋归诚，仍授原职。康熙十九年，杂谷安抚司桑吉朋归诚，仍授原职，颁印信。木坪土司坚参南哈于顺治十八年投诚，康熙元年又将明王朝所授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印信缴于平西王。康熙十九年清朝颁给印信，无号纸。绰斯甲土司资立于康熙三十九年投诚。康熙四十一年，清政府颁给他安抚司印信号纸。巴底土司绰布木凌于康熙四十一年归附，授巴底安抚司职。单东革什咱土司魏珠布策凌于康熙三十九年投诚，授职安抚司，颁给印信号纸。

雍正元年，金川寺土舍色勒奔细随岳钟琪出征羊峒有功，经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从金川寺分授出大金川安抚司。年羹尧在奏折中写道；“川省上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如大金川土司之上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这位川陕总督的一纸奏文，充分讲明了清朝统治者对嘉绒各部实行“多封众建”，以“互为钤制”，实现分割治理的政策。

清代雍乾时期，嘉绒各部已形成了这样的势力分布：最东边的是瓦寺土司，管辖百姓一千二百户，有兵丁二百多人，他们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瓦土西北为杂谷土司，是嘉绒最大的部落，有属民一万多户，兵丁六、七千人。杂谷属下梭磨副长官司，他属民五千多户，兵丁三千多人。卓克基、见那达各有百姓三千多户，兵丁二千多人。党坝土舍仅二百多僧众。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几乎是从东向西排列在嘉绒各部的北边。从瓦寺向西南，翻过巴朗山（时称班烂山）便是沃日、小金川土司的势力范围。沃日土司管辖百姓七百多户，有五百兵丁。小金川土司管辖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小金川西边为大金川，大金川管百姓四千多户，有兵丁三千人。位于嘉绒最西北的是绰斯甲，绰斯甲土司有属民九千户。西部、西南部为巴底、革什咱、巴底安抚司有属民八百五十户，革什咱安抚司有属民八百三十户。木坪明正土司处在嘉线各部最南边，虽部众不少，但不善征战。

土司在其辖区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土司为世袭职，父死子继，无子者土妇、兄弟、女儿均可承袭，如土司家族完全死绝时，还可迎请有土司“根根”者入嗣。土司下属有土舍、大小头人、朗松，土舍是土司直系亲属，为土司婚姻对象。头人，专为土司办事，由于他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不同，所以有大小头人之分。在嘉绒土司衙门里几乎都设有管理政教的机构“朗松”，即“宗教官”。朗松一般由土司弟兄充任，等级次于土司，但土司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取得朗松同意。土司境内的土地、山林均为土司所有。

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

贫瘠的自然条件，交通阻塞，艰难的生活环境，促使嘉绒民族形成了好勇善斗的性格。各个土司，更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彼此争斗不已，互相掠夺、兼并，特别是金川土司，最为桀傲不驯，不断侵占邻近土司领地，使自己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这便与清政府在嘉绒地区实行的“多封众建”，“互为钤制”的治理政策发生了矛盾，导致了两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清政府在两次金川之役中的施政

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乾隆十二年三月起到十四年二月止，历时两年，清政府以妥协告终。第一次金川之役爆发不久，清政府就开始筹划金川事件的善后处理问题。乾隆十二年六月，清高宗谕军机大臣曰：“朕观金川情形，虽不可遽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或分置卫弁，统辖汛兵，或亦派大员弹压，田赋狱讼，听其经理，简节疏目，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欺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川陕总督张广泗等则上奏认为金川处在众士司之中，其地势险峻，饷运艰难，难以驻兵安营。应在金川平定后，从恭顺效力土司子弟、头人中，选择其从征有功者，分管金川，实行“众建其地而少其力”之策。清廷对此似为不满，以为是重蹈瞻对覆辙，决意废除土司。九月，乾隆皇帝主张战后金川归入西藏，令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管束，接受达赖喇嘛化导，以为“以番治番，较为妥便。”张广泗上奏认为以塞内土司归外蕃西藏管辖，实在不便，提出不如“以治藏之法治之。”主张在金川兴建、修葺喇嘛寺，以宗教来化导“番民”；同时招民佃种金川土地，酌留官员经理田赋狱讼；即行拆毁金川战碉。后来，张广泗再次上奏，详细提出了在金川实行“番屯”的建议：“查贼众不过五、六千户，而人多贫窘。因地狭故，若招集内地番民，宽授以地，大约可供三千户。逆酋岁收属番田赋颇重，若令内地番众量减其则，以供喇嘛香火，谅必有余。查川西汶川、保县一带所属番民，衣食性情无异，兼有勇于战斗者，若选精壮、无田土者，分授以地，仿古州屯卫之意，设立屯长，约束训练，必感激踊跃。较之招集汉民，风土相习，强弱迥异。较之现在所调士兵，其心之向背又各不同。此番屯胜于汉屯也。”然而实行番屯，仍得留兵护卫。乾隆皇帝认为仍不如划归西藏管辖。因此金川之役的善后措施，朝廷意见尚不一致。

在惩处金川土司问题上，清廷的态度是坚决的，认定金川土司历来不安分守己。今已派大兵征剿，不可再让它保持旧有势力了。所以在战争中，金川多次派人请降，都未被允许。张广泗曾告诉来降者：“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但是，这次战役的进程和结果大大出于清廷意料之外。

从乾隆十二年三月起至十三年三月止，清政府征剿一年多时间，先后调兵六万二千五百六十余名，采用火攻、碉攻等办法，清军伤亡很大。张广泗、经略纳亲因战争失利先后问斩，但胜利依然遥遥无期。乾隆十三年九月，清高宗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将军，兼署四川总督，办理金川军务，并陆续添派东三省、甘陕、云贵、湖南、湖北等满汉官兵及亲兵二万余人，以求速胜。傅恒抵川，见金川地势险峻异常，据实以陈。乾隆皇帝见金川之事如此难办，花费了极大人力、物力，以致清王朝部库存银从乾隆十二年三千二百多万两锐减到只有二千七百多万两。于是决定，征剿事如数日内成功则更好，否则，过三四月，便应允许金川求降，“以省币费，以惜人力。”在清政府用兵失利，不得已改变态度，决定撤兵的同时，金川的形势也极为窘迫，番民众处于绝粮断炊的境地。据其头人称“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从大金川逃出投诚的百姓称：“勒歪青稞一两银子止买得十五碗”。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金川头人得什阿郎赴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令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于初八日赴勒乌围。十二日回称，郎卡果然病重。经岳钟琪代奏，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大金川派头人呈献甘经（《甘珠尔》），顶经立誓，表示遵依六事：永不敢侵扰诸番；供役比各土司勤勉；退还侵占邻近土司土地；擒献从前误犯天兵的凶首；送还从前侵掠的人民、马匹；照数献出枪炮军器。二十八日，莎罗奔迎请岳钟琪亲自前往勒乌围，二十九日，岳钟棋与绰斯甲土司、郎卡、莎罗奔在勒乌围经堂佛佛前立誓。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四日，莎罗奔命其众于傅恒军门外除道设坛。次日，郎卡率众喇嘛及头人等诣营，傅恒升帐受降，郎卡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二月初六日，傅恒起程回京。留策楞、岳钟琪等处理善后事务。

策楞、岳钟琪在筹办金川善后事务中，并没有对金川土司势力有任何打击。既没有设镇安营，又没有兴屯移民，只采取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防范措施，如劝谕邻近各土司和好，联络声气。欲以合纵之计弥衅。策楞、岳钟琪传集晓谕杂谷、革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让他们顶经发誓，联为一气，还以沃日女士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结为夫妻，以加强联合。

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表明是清廷的一次失败。第一，清政府调动了七省兵力，前后约八万余人的军队，邻近土司所派从征土兵一万，总共用银一千万两以上。几乎是倾全国的力量与金川一隅抗争，但最后不过得一所谓的“受降”名声而已。第二，大金川的势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大金川土司口服心不服，更加藐视朝廷，而其他小土司也更慑服于大金川的势力了。这次战役初期清政府关于金川事件的善后处理意见和措施完全落空。第三、清政府内部有大失朝廷威严的议论。乾隆皇帝自己也承认“上年劳师动众，实为不值。”这就为第二次金川之役种下了祸根。

第一次金川之役后，嘉绒各土司之间仍然争斗不已，清乾隆皇帝四川总督，也未能平息嘉绒地区的纷争。特别是乾隆十七年的杂谷事件，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消灭了杂谷土司势力，一时间，与金川并称为嘉绒两强的杂谷土司分裂为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四个互不统属的弱小土司。在嘉绒各部中，杂谷一灭，稍能钳制大金川的只有绰斯甲和小金川，而地方官员无能，竟促成了大金川与两土司的联姻。这样，大小金川狼狈为奸，又有绰斯甲暗中相助，清政府以“合纵之计弭衅”的局面失去了，嘉绒地区出现大金川土司独据一方的局势，第二次金川之役在所难免了。

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四十一年二月结束，共用了四年多时间。在这次战役中，清政府共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人，阵亡一万四干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员九百零八人，受伤者无计其数，耗费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多石，火药四百二十万一千四百多斤，铅铁炮子三百多万斤，调派民夫四十六万二千多名。清政府对第二次金川之役确实下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灭金川土司势力誓不罢休，所以清军对两金川的嘉绒藏族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根据《平定两金川方略》统计，在第二次金川战役中，温福、桂林、阿桂、明亮等各路官兵所报歼戮“番兵”共一万二千八百余人。清军在木果木惨败后，阿桂下令屠杀小金川“降番”。清高宗曾谕阿桂等：在剿平大金川时，凡是反抗的人，格杀无论。后来，阿桂命令：金川土民凡“稍有可疑可恶情节，现即随时正法，断不肯稍存姑息。”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清军前后诛杀两金川嘉绒民众实在不下二万人，就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号称两金川地区“降番”“生齿日繁”的情况下，两金川嘉绒民众也不过九千多人。即可佐证。

金川平定后，清政府对包括两金川在内的整个嘉绒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一）惩处土司头人，分发金川民众。

金川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将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兄弟、大小头人及其家属共二百五十余人，分批押解赴京。后经刑部审议，索诺木、莎罗奔冈达克等十二名要犯被凌迟处死，索诺木之母阿仓等十九人处以斩刑，其家口中未成年者永远监禁，其余的人均赏给厄鲁特、索伦、三姓及功臣为奴。

战争中投降的两金头人，除一些立功受赏者外，清廷认为均不便仍留住当地。于是清政府将他们及其家属也押解到京。据载，清政府曾把从金川解赴北京的一百八十九名嘉绒藏族，按照回人入旗例编一佑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交键锐营大臣管辖，在香山附近令他们建碉居住。

两金川百姓在战争中投降者甚多，三路前后投出共二万多人。阿桂将他们分别赏赐、安插在绰斯甲、革什咱、梭磨、卓克基、从噶克、丹坝、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底）、巴旺、鄂克什（沃日）。瓦寺十二土司及杂谷屯练等地方分散统治。对于在此役中自行投降或被拘留送往成都的金川百姓，阿桂奏请分别对待。具体规定是，在乾降三十七年投降及四十年投降而其家室被土司、头人迫害的人，交明亮、桂林等酌量分住在两金川屯垦；凡是乾隆三十八年间投降的人，分给附近土司收管、安插；对于乾隆四十年内因官兵四面围困而投降者，不准留住当地，解京分赏。

这样，两金川旧有之势一去不复返。这次战役后，两金川幸存者，“皆系节次攻剿、歼戮之余，久知大兵利害，已不患其滋事”了。

（二）规定嘉绒各土司定期到京朝觐，以怀柔笼络手段加强对嘉绒各土司的控制。

金川之役后，清高宗规定嘉绒各土司等与蒙古土尔扈特王公、扎萨克、回疆大小伯克等一样，定期进京朝觐。早在乾隆三十九年，高宗即指示阿桂等人：“欲俟两金全定后，令各土司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入觐。使其扩充知识，得见天朝礼法。”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第一批嘉绒朝贡者木坪、瓦寺等土司到京朝见清高宗，以后嘉绒各土司轮班到京朝见。这样，一方面让众土司得见“王会辐辏、益生震叠”；另一方面使他们目睹祖国“幅员广阔，人民富饶”，从而“同心向化，倾心归附”。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这次在战争中恭顺、效力的土司大加赏赐，提高他们的职位。金川平定后，阿桂对出力勤劳的十二土司、士舍、头人共七十多名，屯土各弁及两金川投降立功的头目共四十余名，赏以银两。清政府的后五十名功臣图像中，也有不少嘉绒土司和头人。因梭磨土司特别出力，由安抚司升为宣慰司。巴旺、布拉克底因从征小金川有功，清政府以巴底安抚司印信归巴旺掌管，再加赏布拉克底土司宣慰司之职。

（三）打击本教势力

两金川地区的本教，在抵抗清军中起了极大作用，阿桂曾指出，“奔布尔邪教，专事咒诅镇压，实为众番滋事之端，若乘此时深为遏抑，以期渐次绝灭。”在战争中，清军对本教喇嘛大肆屠杀，战争结束后，又将两金川地区所有喇嘛、班第，除留一名年老班第看守雍忠寺外，都押解到京城。那些所谓罪大恶极的大喇嘛，当然被严惩示众，其余的或充为奴，或分发宁波、承德、京城各大寺庙。两金川地区的喇嘛寺，大部分被摧毁，一些存留寺庙，也用作了屯兵住房。特别是嘉绒地区最大的本教寺庙—一雍忠喇嘛寺，清政府派来人撤走寺中所有金顶、庄严华饰，运往了京城。

（四）在两金川地区设镇安屯。

早在第一次金川之役时，清高宗就打算在金川设镇安屯，张广泗对设番屯还提出了具体措施。但后因第一次金川之役没有结果未实施。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一开始清政府就决定对两金川土司势力大加惩治。清高宗指出：“设镇驻兵，方为一劳永逸”，“至该处番众，则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所以金川平定后，清政府便在两金川地区积极推行设镇安屯措施：

首先，在大小金川留兵六千，授田耕屯，俗称军屯。清政府在大金川安设绿营兵三千名。于勒乌围设总兵、游击各一员，都司、守备各二员，驻兵一千名。噶拉依设副将一员、都司二员，驻兵七百名。噶尔丹寺设游击、守备各一员，驻兵三百名。茹寨设参将、守备各一员，驻兵四百名。马尔邦设游击、守备各一员，驻兵三百名。曾达设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又在小金川驻兵三千名。在美诺设总兵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三员，驻兵一千；底本达设都司一员，驻兵五百名；大板昭设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僧格宗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驻兵五百名；翁古尔垄设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约咱设都司一员，驻兵三百名。另外，明正、章谷原设防兵添足一百名，酌派千总一员驻防。因为大小金川土地瘠薄，授田之初，兵丁三人给地一份，两人当差，一人耕种。以一人所耕，供两人之食。

其次，设计“番屯”。清政府在河西、河东、底木达、八角碉、僧格宗、汉牛等处，设置六番屯。清高宗认为两金川投降番众都娴于耕作，该地区耕地又多，即命令将暂交各土司收管的“降番”调回，与后来的“降番”一起分归各番屯管理。由于当时两金川久经战火，又值初夏未收之际，清政府按每人日支口粮一升的标准，暂借给番屯民众数月口粮。

再次，清政府招募杂谷五寨屯兵为练屯。练屯共一百五十户，男女老少共三百六十五人，分别安插大板昭、丹札寨、卡卡角、沈角沟、卡尔金五寨，让他们“间处于降番左右相近之处，于钳制之道更为妥协。”

最后，招百姓民屯。由于在两金川地方驻兵不多，移驻“降番”练屯也很有限，所以清政府又从内地招募百姓来两金川屯垦，即为民屯。例如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户部奏有渠县、什邡、长宁等厅州县民人三十户，自愿携眷前往。

清政府在两金川地区实行屯垦的授田原则，基本上是“官占平、民占坡、蛮家只占山窝窝”。清政府通过在金川的屯田，使其改土归屯制更加完善，就其屯田种类来讲，两金川则有军、民、番、练四种屯田。

大小金川之役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一、清政府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第一次金川之役、杂谷事件、第二次金川之役，一步步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

清初，清政府对嘉绒地区实行的是“众建而少其力”的羁縻政策，以杂谷、金川两大力量互对的均衡之势，来维持着自己对嘉绒各土司的统治。后业，随着大金川势力的强大，爆发了第一次金川之役。金川势力未灭，杂谷上司苍旺却逐渐骄横。乾隆十七年，策楞、岳钟琪趁杂谷兄弟间的内哄而灭杂谷土司。策楞、岳钟琪对杂谷实行改土归屯，在其地设置了杂谷闹、乾堡、上孟董、下孟董、九子寨五土屯。同时设理蕃同知，梭磨、松冈、卓克基、党坝、大小金川、沃日等土司均归其管辖。清政府在嘉绒局部地区的加强统治的计划，初见成效。

杂谷灭亡后，大小金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更加强大。金川土司狼狈为奸，不断扩张，于是清政府决定第二次征剿金川，清政府一并灭亡了促浸、亻赞拉两土司，在两金川地区设镇安屯，专令成都将军管理当地大小事务及文武各员。清廷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乾隆四十四年，裁阿尔古，入并美诺；乾隆四十八年改为懋功厅。懋功厅管辖有两金川地区的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章谷五汉屯及河东、河西、八角碉、汗牛、别斯满和宅垄六番屯。后来鄂克什、绰斯甲都改归懋功厅管辖。

这样，清政府通过乾隆年间对嘉绒的几次战争，改变了嘉绒地区的政治格局。由原来的土司分割统治区，变为流官管辖下的土屯区。这一变化，使杂谷、大小金川三个势力强大的土司被废除，代之以十一个番屯和五个汉屯；嘉绒地区出现了屯土共存的局面。但在嘉绒地区各土司中，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沃日、巴底、巴旺、革什咱八土司势力弱小；绰斯甲稍微强大，而地处偏僻荒远，与外界联系甚少；瓦寺、木坪两土司几乎已成内地编户齐民，各土司的各种权力削弱。所以，在嘉绒地区再也没有能与清政府对抗的力量了。同时，清政府在杂谷、两金川设屯建制，驻军镇守，使官兵营制互相联络，无疑对嘉绒各土司起到了监视、钳制的作用。大、小金川横隔于众土司之中，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如清廷官吏所说；“设汛开屯兵、番等，错壤而居，实于编管屯耕之中，隐寓相制相维之道。无患其稍滋事端。”这对于加强嘉绒的统治尤为重要。清政府对嘉绒土司定期到京城例觐的规定，更加强了各土司与清廷的联系，促使清王朝与嘉绒各土司的君臣关系趋于密切，地方臣属中央的观念在土司头脑中深化了。直到清末，嘉绒各土司对清王朝还朝贡不已。

由于清乾隆时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嘉绒地区的统治，所以在以后一百多年中。整个嘉绒地区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反抗清王朝的战乱，与清代在瞻对一直用兵不绝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由于措施适当，清廷在嘉绒的屯政收效显著，嘉绒地区的练兵、屯兵、土兵成为清王朝的一支劲旅，替清政府四处征战、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金川之役后，清政府利用嘉绒民族善战的特点，调派屯练、土兵、“降番”四处征剿，把他们变成朝廷的一支重要军队，在战争中，清政府一方面给以他们优厚的赏银，另一方面赠以“巴图鲁”，赏戴花翎、蓝翎，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乾隆六十年，清高宗鉴于他们在战争中立功受赏颇多，下令提高他们的官阶。在此之前，屯练“降番”最高官阶为土守备，现在可以逐次递增，从都司、游击、参将直到副将。这样，清政府逐渐把嘉绒地区的屯练土兵变成为自己的一支驯服，强有力的军队，为维护清廷在嘉绒和全国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嘉绒地区由清廷之患，变为安定而可以效力中央的地区，不能不是清政府对该地区统治的加强和积极经营的胜利。可以认为，清政府在嘉绒地区的政治措施，确实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二、黄教取代了本教在嘉绒地区的统治地位

嘉绒地区自古以来崇奉本教。后来，藏传佛教东进，喇嘛教各派为取代本教在嘉绒地区的统治地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特别是在宗咯巴创建格鲁派后，曾专门派遣弟子查古·阿旺查格巴和戍巴杰格先后到嘉绒地区弘传佛法。但是，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以前，嘉绒地区仍以本教势力占据着统治地位。金川流域的雍中寺，是嘉绒地区本教势力的中心。据说嘉绒十八土司均受制于雍中寺。格鲁、宁玛、希解等佛教各派虽然在嘉绒地区建立了一些寺庙，特别是宁玛派（红教）在嘉绒北部的梭磨、卓克基、杂谷一带还有较多信奉者。但这些教派的寺庙，势力分散，影响较小。嘉绒地区大多数土司，特别是促浸、绰斯甲、亻赞拉等大土司都崇奉本教。

在人小金川之役中，促浸、赞拉土司曾利用本教的所谓“法术”来抵挡清军的进剿。我们认为，这些“法术”是不可信的，但这正反映了金川气候恶劣，和本教势力与世俗土司政权联合起来反抗清廷的事实。大小金川之役后，清政府对嘉绒地区的本教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使两金川地区本教僧人几乎绝迹，嘉绒地区最大的本教寺庙——雍中寺也被撤毁。

清廷平定金川后，就迫不急待地将效忠自己，并一直受到依重的格鲁教派势力引入嘉绒地区，大力宏扬黄教。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清高宗下令在大金川的噶喇依、小金川的美诺两地，酌建庙宇，并由京城选送喇嘛前往。金川之役后，清政府又将以前的雍中寺修复，改为黄教寺院，乾隆皇帝赐寺名“广法寺”，还御书“正教恒宣”匾额，悬于殿堂，经过慎重选择，清政府特别派遣了从西藏换来的布达拉堪布桑敖特杂尔喇嘛，经加恩赏赐班第达堪布名号，带领徒众前往金川。

桑宰敖特尔到达广法寺，首先将寺中原本教所供奉的那些形状诡异的的塑像全部撤毁，代之以新的四大尊佛像。然后在两金川积极传经说法，广收门徒。附近百姓纷纷皈依的黄教，各土司也争先派遣子弟赴广法守学经。绰斯甲、布拉克底、巴旺土司等还兴修格鲁派寺庙，改信黄教。

清政府在嘉绒地区兴佛灭本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了本教势力的抵抗，嘉绒的大多数土司、百姓也是迫于清王朝强大压力，才不自愿地改信黄教。所以，在嘉绒地区流传着许多金川之役后本教与黄教斗争的故事。例如马尔康喇嘛寺多次发生白天将本教神像丢进河里，晚上本教又抬回供在庙里，他们说“本波神不愿意离开寺庙”。后来，只好佛、本神像同时供奉，一庙住两教僧人，各念各的经文。小金川的达维寺，更是在与本教斗争中兴建起来的黄教寺院。金川之役后，在清政府扶持下，格鲁派代替本教，在嘉绒地区占据了统治地区。崇奉黄教之风，一时间在嘉绒地区蔚然形成。广法寺从过去的本教中心变成了嘉绒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相传至道光年间，广法寺有僧人二千多名。所属十八土司轮流到寺“听差”，成为清代四大皇帝庙之一。广法寺的堪布由北京雍和宫派出以加强清政府对当地宗教势力的影响，派遣十三任后，清政府又指令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每年轮流派出堪布作广法寺主持，共连续派遣了十六任。广法寺的款项开支，也由朝廷直接拨发。堪布的月薪俸为七十两银子，七石粮；和尚、喇嘛每月为三两银，三斗粮。广法寺拥有朝廷划给的大片庙地，租给佃户耕种。寺庙还放债、经商，每当宗教盛会时，嘉绒各土司及青海、甘肃和内地藏汉人民云集到此，进行丰富的交易活动。格鲁派在嘉绒地区的一统地位一直持续到清末。

三、促进了嘉绒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经过乾隆年间的几次战争，嘉绒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路线逐渐疏通，为川西北的嘉绒族与内地的联系创造了条件。在两次金川之役中，清政府为了进军和运送军需物资的方便，开辟了金川通往内地的灌县、成都和雅安、汉源等几条路线。清军曾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进攻金川，各路均设有驿站。战后，虽然裁撤了一些驿夫战马，但重要的驿站仍保留下来。例如西路由成都桃关到美诺、噶喇依。直接联系两金屯地的驿路，就一直存在。

战后，清政府在金川地区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屯田制。许多兵丁留下来了，大批内地人民也迁徙到大小金川。参加屯垦的兵丁和民众与战后的嘉绒人民一起，承担了复兴和开发嘉绒地区的重任。在这期间，清政府从内地引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锄、钜镰等，为了保证农具的供应，专门从内地为每屯雇进铁匠两名，并利用战时所剩铁筋就地打造。又从内地及邻近土司地区采买了大批耕牛，以推广先进的牛耕技术。在此以前，嘉绒族已知使用畜力耕作，但方法比较原始，尚不懂得加犁上铧的技巧。汉地保持水土的梯土垒石法也在这时传入两金川及附近土司地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有计划地引进了大批新的农作物品种，胡豆有仅“堪佐口食，还可喂养马匹。”所以从内地买来豆种，大规模推广种植。水稻也开始在两金川地区试种，嘉绒族从前尚不知其物的蔬菜，也随着移民的迁入，而逐渐种植起来。西瓜，据说也是由乾隆三十八、九年间，一名总镇传入，所以当时人们称之为镇台瓜。

在生产关系方面，也有了进步。清政府在嘉绒地区实行了改土归屯，先后设立了十一个番屯和五个汉屯。清政府把一些嘉绒土司的土地，再分配给兵、民、番、练各屯民耕种，征收一定赋税。不管汉屯、土屯，每份纳粮二斗一升八勺五抄，屯民们除向国家纳贡赋外，还向守备等服一定差役。同时，存留的嘉绒各土司，也在邻近汉区租佃关系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原来落后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例如，绰斯甲土司把自己的官地分给其属民，收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又分为定租和活租两种，定租每年不论丰歉，都按原定租额交税，这种租税较活租轻，一般占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活租则要百姓把一年全部所有收获物中按一定比例交租给土司，一般是对半分。战后，无论是在屯田区，还是在土司区，生产力都得到了一定解放。再加上先进的农业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种植，嘉绒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

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在嘉绒地区也日益兴起。土司统治下的嘉绒各部，长期以来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环境里。在金川之役中，许多内地商人受到政府鼓励，来到川西北藏区从事贸易活动。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留在金川。“列肆而居”，“汉夷日用之需，咸取给于兹”。每年春夏之交，汉商中通嘉绒语的伙计，即自背各种杂货，到少数民族中售卖，或作物物交换，以内地杂货换取当地的麝香等土特产品，被称之为“跑寨子”。后来，嘉绒族的民众也入市交易，经过翻译，他们与掌柜老板议价记帐，等冬初再用粮食牲畜薪炭等物折算。在与回汉商人交往中，许多本地藏民及寺庙也学会了经商，逐渐出现了“藏商”和“寺庙商”。

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使嘉绒民族的生活与风俗也发生了变化。在饮食方面，多种蔬菜的引进，或多或少地丰富了嘉绒民族以酥油、糌粑和牛羊肉为主的生活。在语言方面，靠近内地和屯区的嘉绒民众越来越多地学会了汉语，特别是土司、头人，由于到北京朝觐，往返内地的机会很多，汉语说得较为标准。《金川琐记》称：他们的“语言清利，全似燕音，几不复知为土著”。在服饰方面，过去嘉绒民族男女贫富都“洗足”，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富有人家开始穿袜及薄底平鞋，“渐遵汉制矣”。

应当看到，在嘉绒各部接受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嘉绒族文化也传播到了内地。金川之役后，阿桂将一部分大小金川地嘉绒艺童带到北京，送入宫廷。于是在清朝官廷歌舞里，除以前的朝鲜、俳、回部艺术外，又出现了金川艺童的表演。《清廷克续编》上载：“太和殿筵宴之礼，恭于万寿圣节正庆及元旦，国庆……内务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等陈百戏。毕，各退。”“每岁除日，赐外藩蒙古王公等完好于保和，……届日，陈中和韶乐、丹陛大乐，队舞、笳吹、番部合奏。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等各杂技，毕集祈候”。后来，清廷还把金川和后藏乐，作为宴乐的压台戏，称之为“番子乐”。

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前后用了六年时间，清政府花了近一亿万军需银两，嘉绒各土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尽管这两次战役给嘉绒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大批嘉绒民族惨遭杀戮，经年战火不断，使嘉绒地区．特别是两金川，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金川之役仍具有积极意义。通过金川之役，结束了嘉绒各土司间长期的战乱局面，维持了该地的稳定，加强了嘉绒地区政治上与全国的统一和嘉绒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金川之役成为嘉绒民族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对嘉绒民族近代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