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申购权益什么意思:傅国涌：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2)

傅国涌：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2)

　　第一，人心思变。切入点是天变异象，天下到处传闻有一颗慧星要出现了，天要变了，“彗星现，刀兵见”，“彗星现，朝代变”，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北京人看到了，福建人看到了，浙江人看到了，河南人也看到了，湖南人、湖北人都看到了，有些就记在他们当天的日记里。辛亥年春天和武昌起义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到处都说天有异象，天下要大变。当时是小学生的郁达夫因为民间到处传闻，常常半夜跟着大人起来到富春江边区看那颗彗星，结果他没有看到。但其他人看到了，后来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长的郭廷以，他是近代史界的权威，他早年在河南就看到了。当时只有9岁的作家丁玲在湖南常德看到了，还有好多个那个时代的人在北京看到了，有人在日记里记着，具体什么时间，什么时辰，在北京什么地方看到了彗星划落，很确切。民间纷纷传说大清朝要完蛋了。那时候民间开始流行两种书：《推背图》、《烧饼歌》，《烧饼歌》里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中国人在这方面解读能力超级强，他们在这两句诗里解读：为什么叫“九十九”，一百减掉一等于九十九，“百”减掉“一”是一个“白”字，江山易帜、清朝垮台时大部分地方举的不是青天白日，也不是五色旗、十八星旗，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部分地方打的都是白旗，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未庄人纷纷传说他们白盔、白甲，是为崇祯皇帝戴孝，这个“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刘伯温的《烧饼歌》里来的。

　　中国人更有聪明智慧，革命领袖都能从这里面找出来，“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从这句诗中解读出一个字，即黎元洪的“黎”字，山和水倒着相逢，中间是个人，领袖的名字都有了，在500多年前就预言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姓“黎”，《推背图》里说一个新的国家是怎么出来的，猿猴怎么出来的，猿猴是谁？孙中山，也可以解读为袁世凯。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在望文生义上中国人是的天才。所以任何一个景点，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山像什么，这个石头像什么，全中国无一例外，到外国去旅游导游不会告诉你象形的东西，中国人是象形文字，象形思维，永远这么象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百年辛亥这样开篇，让他想到了这样创立的民国是一个不牢靠的民国，是一个非现代的民国。我没有想到么多，只是顺其自然的这么写的。他解读出一个只会迷信、只会望文生义、只会牵强附会、只会相信神迹、只会相信彗星、只会相信天象，这样的民国创立起来也靠不住。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虽然事先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觉得这样开篇比较好，自然而然的开篇。从这样的开篇转入当时真实的危机，我发现100年前的中国群体性事件特别多，到处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不是这儿出事就是那儿出事。这个问题摁下，那个问题就浮出来，没有平息的时候。那时至少每年有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那个时代不叫群体性事件，叫民变。最大的民变发生在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把巡抚衙门烧为一片平地。朝廷把湖南巡抚革职查办，这个人还是有后台的，拿下了巡抚，同时也拿下了从省到府、县的一把手在内的所有官员，所以一年后当辛亥革命发生时，长沙的官员都是新的。新到任的巡抚屁股还没有坐热，革命党人起事了，做了“冤死鬼”。不是说他死了，而是官场生涯结束了，命不好。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山西巡抚陆钟琦壮烈殉信，到任不到22天。从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省巡抚，仅仅22天就被阎锡山他们的部下开枪打死，壮烈殉难。

　　但是在那一个时代真的出现了必须变的具体的原因，即粮食问题，所以我要正面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大清朝之所以在1911年垮台，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日子垮，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米价格。如果抢米，那么天下就要乱了。刚才我讲1910年4月湖南抢米导致省政府烧了，不光是湖南，中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粮食饥荒，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尤其是江浙二省鱼米之乡，历代富庶之地都出现了抢米，浙江人抢米以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一次从徐志摩日记里看到了一条特别确切的信息：有一天徐志摩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非常稀罕，是英国人开的），到了电影院门口他发现那里乱哄哄的，警察也来了。隔壁的一家米店被抢了，最后他电影没看成，回到学校他把这一幕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在杭州这种地方，苏小小的西子湖畔都抢米了，老百姓都这样干了，其它地方的粮食还不能危机吗？为什么危机？因为水灾。辛亥年之前六七年湖北、湖南尤其严重，年年水灾，一到夏天逢雨即灾，无雨即旱。到处都是水灾，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和湖北，湖北尤其严重的是武汉，武汉在1911年前的那几年（包括1911年）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武汉城里都要划船。水灾意味着大批的农田被淹，南京城在1911年的夏天也遭了一次大水，城里还有比较高的地方都水深过膝，城里要靠船运行，非常可怕。如果仅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虽然是产粮大省，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有收成的话，还可以调剂一下。但到了1910年、1911年天不如愿，或者说天不如爱新觉罗愿，非得让全国都有水灾，只是或大或小而已，我的看法是人定不能胜天，人怎么能跟天斗？给你下一场小小的雨，就会把王朝给下跨，100年前就给你做出了一个铁的结论，别以为人能胜天，人连雨都无法胜过，更不要说连绵大雨。一小时的大暴雨就足以摧毁现代化的高度繁荣、高度发达的大都市，跟天斗的结果就是这样。

　　100年前山东也有水灾，巡抚孙宝琦不断发电报向朝廷告急要求调粮食，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还有粮食能调吗？中国人还能吃到饭吗？饥民达数百万人，这只是长江流域。所以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坚决反对革命。为什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还比较文明，但长江流域还有数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如果革命把这几百万人卷过来以后，就百年保证文明了。革命现在还保持着节制和文明，一旦革命扩大到这几百万饥民，仅仅因为饥饿而卷入，还能有文明可言吗？这些饥民跟《让子弹飞》中的鹅城民众一样，鹅城人民也就是饿城人民，饿死了就成了鹅城人们。张麻子忽悠鹅城他们“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来响应，只有50只鹅在跟着，但当鹅城人民发现黄四郎被拿下的时候，最后一把椅子都要被拿走。任何制度的创造和革命都是在这个土地上展开的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洪秀全革命也是一场酒色财气的革命，打下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取了三、四十个小老婆。革命为了什么？为了色，为了权，如此而已。酒色财气，这是中国的现状，如果是这样的革命有还不如没有，在这点上鲁迅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的眼睛跟英国人的眼睛一样锐利。英国的使节、在华商务人员、传教士都以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这场革命如果变成一场农民的暴动，是一场农民要求改善生存处境的暴动，那是恐怖的。所以宁愿要受过教育的革命党人和同样受过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主导这场革命，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受过一些教育，有底线。在袁世凯身边网罗了当时中国受过最好的欧美教育和日本教育的精英，比如曹汝霖、陆宗舆、梁如浩、唐绍仪、蔡廷干等等，这里面在海外有学法律的、学海军、学政法的，这些人外语都特别好，其中有不少留美幼童，这些人后来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都受了专业教育，回国以后大部分成了中国的顶梁柱，里面出了好几个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元帅。袁世凯一生只去过北朝鲜，但他知道用人，他身边大部分是各国留学归来的人，所以在英国人的眼里，恰恰是这些人，袁世凯以及有日本、英美留学背景的革命党人靠谱一点，至少比嗷嗷待哺的饥民靠谱。但饥民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大清朝一方面要应对革命，10月10日之后，我看到隆裕太后至少三次把王宫里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各地的饥民赈灾，一方面应付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救济灾民，这是当时中国的事实。如果没有水灾导致粮食价格急剧攀升，大批人民流离失所，饥不择食，那么这场革命即使发生也很可能是一场流产的小规模的革命党人兵变而已，不会成气候。如果不遇上水灾和大米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不是变成一场进入史册可以大篇幅书写的革命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当这场革命发生之后地方官、王公、大臣是怎么应对的？这是我这本书的重头戏之一，我用了近6万字写朝廷内外的官员如何应对这场突发危机。当革命发生之后，那些已捞得脑满肠肥的王公贵族们想干什么？我们一般直接的反应是：他们当然愿意捍卫他们的江山，这个江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也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已经获得了最大利益，为了这样的利益他们愿意用生命进行捍卫。事实上，当这场革命在武昌发生还没有影响全国，而是局部的小的动荡，本来应该跟王朝共命运的地方大吏抛弃了这个王朝，他们的第一选择是逃跑，几乎都选择了逃跑，没有人愿意跟清王朝共命运、同患难。我想不明白，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只是如实的把我所掌握的记录下来，第一个出逃的是湖广总督瑞澄，之后整个武昌城里的大官只有一个不逃，等着革命党人抓他，但没有人来抓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走出来，其他人都逃走了。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死得比较像样、比较壮烈的封疆大吏，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只有一个，就是到任才22天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汉人），当革命党人冲进来的时候，他们问是愿意为满清卖命，还是为汉人效忠？他说，不要说，朝我打吧。在历史的关头，在生死关头，一个人敢用生命这样说，就凭这句话，无论什么立场，什么价值观，我们都得对他竖大拇指。结果他全家都被打死了。陆钟琦死得壮烈，但大部分人都逃走了。愿意为清朝而战的人我只看到了一个：升允，但他实在是太孤立了，不足以来概括地方官。升允本来是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已经告老还乡，但因为革命的发生他仓促逃出西安，前往兰州召集兵马，那时候他还没有官职就杀回来，后来朝廷给了他一个陕西巡抚。当时西安都被占领了，人家都不愿来，只有他愿意当这个陕西巡抚，愿意为大清王朝垂死一战，战到1912年退位诏书颁布之后，他还战了很久，就是不认可共和。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帝制观念，但我认同他的人格力量，一个人从一而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和选择，无论站在哪一方面都是一条汉子，不像某些人朝三暮四，投机，脚踩好几只船，那样的人是不耻的。哪怕今天跟我说他跟我的观点一致我也会鄙弃他，所以我更愿意看重升允这样的人。

　　地方官很不堪，王公大臣干什么？王公大臣第一反映是到银行排队，当然他们有特权不需要排队，凡是存在中国人办的银行，比如大清银行，这些钱立马兑换成黄金、白银，或者转存到英国人的银行。光是庆亲王奕劻一家，有人说他一天就取出几百万白银，他一带头，所有王公贵族都去取钱，北京市民一看觉得不得了，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用不了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银行吃不消像这样的提现，原来还可以用纸币，此刻再也没有人要纸币了。纸币有谁相信？纸币是一种信用，没有信用的纸币拿在口袋里是废纸，人们只要金银、英镑，那时候英镑的名称在中国人眼里是“金镑”。全国到处都要钱，从北京波及上海，上海的银行有一些也关门了，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全国上下所有的银行的危机都是因为提现惹的祸，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的后面是金融危机，就凭这两个危机大清朝能不垮吗？

　　前面我推翻了三点，现在我要提出我的看法，如果说大清朝是怎么被推倒的？第一是粮食危机，第二是金融危机。第三我们就要讲到这场革命的核心、革命的结果。革命的结果大家都已看到了，中华民国在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面目出现，大清王朝以体面的方式宣布退位，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当然还有一点，中华民国的总统由袁世凯担任，而不是由孙逸仙担任，这是革命的结果。这个结果教科书中说，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局限性。我现在先讲这三个词：

　　局限。这是一个中性词，局限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什么叫局限？局限就意味着你所做的和你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的。谁敢告诉我，你有无限的能力？连高度都不是无限的，就算姚明也不过2米多一点，最多触到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就不是姚明能触得到的，这就是局限。说能力，爱因斯坦很牛，但他也只懂物理学，叫爱因斯坦写一部像马克吐温那样的小说出来，爱因斯坦会吗？这就是局限，我们只能吃三碗米饭就是吃三碗。局限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什么不好。知道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的局限，肯定自己的局限就是你应该做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政治行为才可能在理性范围里展开，如果超越了这样一种局限，非要把自己想象成具有无限的能力和可能性，那就要出问题的，那就是大跃进，那就是高铁，世界第一，超英赶美。正因为南北双方、袁世凯、隆裕太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势已去，正因为孙中山、黄兴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钱，打不过长江，双方就妥协，南北对话，这是局限的好处。如果双方都认为是无限的，结果打得你死我活。以牺牲三千万人代价打下的江山，一定是血腥的江山，血流成河的江山从来不是一个好江山。无论叫做民国还是帝国。山河一片红，那是什么染红的？那是鲜血染红的，除了鲜血可以把山染红还有什么能染红山河呢？所以局限不是坏事，局限的背后意味着理性、良性、人性，政治是由人性决定的，政治并不超越人性，超越人性的政治是可怕的，是恐怖主义的政治。

　　妥协。中国人世世代代反对妥协，我们的政治文化强调一元化，所以主角意识畸形发达。主角意识是什么？就是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你们都听我的。这是什么道理？这种道理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在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中是没有的，因为它有超越人的维度，有上帝，有其他的维度。在中国文化里只有一样东西，即老大说了算。在老大说了算的意识强有力支配之下，或者在环宇之内、囊括四海的意识支配之下，中国人反对妥协，要走一条彻底干净的消灭对手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除了个别宫廷政变之外都是以大打出手而告终，打出无数个集团，最后只剩下一个集团，把其它集团在肉体上消灭而结束。秦末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妥协，只有一家胜利，只有一人通吃，没有多赢、双赢、共赢。有妥协就有可能共赢、双赢、多赢，有妥协，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不全面的，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每个人都没有全输，没有全输就意味着小胜，中国人一般不愿接受这样的看法，认为妥协是一个坏东西。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最大特点是共享，全球共享，在一个共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接受妥协，只能接受通吃、一家独吞，那中国人永远没有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逻辑，如果不承认局限、不承认妥协那只有死路一条，无论谁赢都是死路。

　　软弱。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人，人本身是软弱的，谁能英勇无敌？谁有智慧无比？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没什么了不起，最有荣华富贵的人最后也是一盒骨灰。谁能超越？谁能无限？只要是人就是血肉之躯，就能被钢铁碾碎你的身躯，能被钢铁摧毁你，一个小小的子弹击摧你的心脏，一颗炮弹可以炸死你，一个动车出轨就可以让你成为肉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软弱。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人性的真实、软弱是基本的事实、软弱才是客观事实，英勇无敌、坚不可摧是电影里告诉你的。我是从客观的中性的角度解读“软弱”这个词。革命党人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面临重大历史抉择时不愿意流更多中国人的鲜血，不愿意牺牲那么多无辜生命来为自己打江山。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文明因素，黄兴、宋教仁、孙中山等人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这些人如果没有呼吸过欧风美雨，至少也呼吸过日本海的咸风，更何况他们是儒家教养出来的传统中国人。这些人并没有准备血战到底，这不是他们的软弱，就算是他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也不值得谴责。推开软弱、妥协、局限三个词头上的诬蔑，还他们本来的面目，这三个词是中性词，我们可以去肯定它。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一些生命，少流一些鲜血，不要为野心家留余地，也不要为专制留余地，可以拿这三个词做标尺。

　　最后，为什么他们达成了南北妥协？第一，双方各让一步，而最实际、最直接、最切实的一个因素是财政困难。所以我用了6万字来写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缺钱。而唯一的办法是借钱，有钱的王公贵族不愿意拿出来，清廷没钱、南方没钱，只有向外国借，所以回到前面说过的，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清政府最后一个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的日记手稿，他几乎每天都在为借钱而苦恼，向法国人借钱，连合同都签了，最后黄了。因为英国不同意。其实这是一个骗子，他是希望跟清政府签一个合同，再到欧洲市场上发行股票，从中捞取巨额利润，但因为法国政府不同意，他这一招走不成，最后失败了。他在最后几个月一分钱都没借到，孙中山在南方从1912年1月1日当上大总统到最后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期间有42天，除了借到了一笔小额外债（从日本来的），几乎没借到象样的钱，那靠什么？靠发行纸币、军用票、债券，结果债券基本发不出去，真正发出的债券只有16万，这对于政府来说根本不算钱。军用票原本打算发行100万，结果发行了499万，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借钱，搞得南京政府狼狈不堪。黄兴甚至说如果再借不到钱，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因为南京士兵一天就要花100万两，勉强硬撑了一个月十一天。退位诏书下达以后就是善后，西方五国给了2000万两白银的善后大借款。所以，我说，中华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双方都缺钱，财政困难，这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