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天平将重新向中国倾斜

                                    　　张庭宾

　　中国国运实在是好得出奇，在中美之间，战略的天平将再次向中国倾斜。

　　金秋的十月，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已经确认无悬念当选下届总统后，第一次出国就选择了中国。他带来了160人的经贸代表团，签下了此前久悬未决的石油天然气大单，为中俄战略联合筑起了坚固的经济桥梁。

　　此前，“准总统”普京已经为中俄政治战略联合注入了政治上的灵魂。当统一俄罗斯党正式推举普京竞选下一届总统后，俄罗斯几乎是第一时间与中国联手否决了美国等提议的制裁叙利亚的议案。这意味着过去很多年，由美国和西方单边主导联合国政治的时代结束了。

　　尽管中国的媒体大多数对普京访华轻描淡写，远远不及一个美国商人乔布斯逝世的铺天盖地，但这并不能够掩盖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发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重大变化，即今年6月份签署的《中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绝非是一纸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联合。

　　这对中俄双方是重大战略利好，却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空。俄罗斯有中国需要的石油和资源，而中国有俄罗斯需要的现金和消费品，当然俄罗斯还有巨幅的土地，加上中国人勤劳，那等于大量的粮食，这两个国家即使关起门来，几乎有双方需要的一切。这无疑将大大减少俄罗斯对石油美元的依赖，也减少了中国对波斯湾石油和美国粮食的依赖。

　　中俄结盟让惯常使用石油美元武器的美国，陷入了彻底的两难。如果打压石油价格来压制俄罗斯，则中国可以乘机购买廉价石油，有利中国；如果炒高石油价格推高中国的通货膨胀，则俄罗斯将赚得盆满钵满。两国的联盟形成了对美国控制力的有效对冲机制。

　　更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上，中俄的联合使双方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中轴区，如果不是美国占领了阿富汗，美国几乎成为欧亚大陆的看客。无可否认，欧亚大陆是地球上面积最广大的大陆（占陆地总面积的近2/5），其资源最丰厚，战略最纵深。换言之，这里有着人类最重要的陆权，如果中国的高铁延伸到整个欧亚大陆，则大陆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大大下降，在国际石油越来越短缺、海运费上涨的背景下，亚欧陆路交易将不断取代海洋交易，这将使美国、英国这些传统靠海权控制世界的国家影响力相应降低。

　　换言之，这也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最大警告，即美国要极力避免欧亚大陆主要大国的联合，美国尤其不能失去对中亚的控制力。

　　然而，冷战胜利后的美国忘乎所以，轻易地抛弃了基地组织，使其反成为死敌；对苏联解体后的主体部分——俄罗斯背信弃义，雪上加霜，致使俄罗斯遭受了噩梦般的十年，从反面激励了普京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加之北约不断东扩，反导系统不断压迫俄罗斯，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在利比亚赤裸裸的单边欺诈性行动，将俄罗斯彻底推向了反抗者的一边。

　　同时，在东亚，中国为美国输出了大量廉价商品，利其国民；美国企业在中国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利其企业；中国外储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利其国家财政。在这些情况下，美国非但不感恩，反而变本加厉怂恿推动朝鲜半岛、钓鱼岛和南海危机，逼迫中国不仅要“输干血”，甚至要“捐器官”。这使得国内的亲美派精英越来越无法下台阶，必然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使对美国的强硬派逐渐成为大势主流。

　　换言之，恰恰是美国逼迫着中俄越来越紧地团结在一起。一个单独的中国，无力抗拒美国，一个单独的俄罗斯也无法对抗美国，但是，中俄这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核大国结盟，则美国也要对这个庞然大物无可奈何。

　　中俄的战略联合，必然使欧洲向其靠拢。因为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很高。加之欧元、美元争霸，其多个国家主权债务和欧元频频受到美元势力的攻击。在货币独立之后，德国和法国等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军事独立意识。而要想摆脱美国的压制，其货币、经济、政治和军事向俄罗斯的靠拢是唯一的出路，法国向俄罗斯出售“西北风”两栖攻击舰就是明显的信号。

　　2010年11月，笔者曾刊发了《科索沃战争会在东亚重演吗？》一文，明确前瞻了这个战略方向：“俄罗斯货币战略向东西方同时延伸，这已经使得国际货币博弈中一种最具有想象力的可能呼之欲出——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结成统一的欧亚元区——即欧亚大陆的主导国货币一体化。这会是美元的最大噩梦吗？”

　　然而，这一战略方向进展如此之快，尤其是中俄联合如此实质推进，除了两国政治家的大力推动外（两国都存在亲美派的阻挠，以中国为甚），也与美国式文明对内体制失效，对外日益霸道有关。

　　如果说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标志着美式自由放纵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盛极而衰，乃至开始解体，那么，正在发展蔓延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标志着表面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实质金融寡头纵欲贪占，贫富日益分化，缺乏内部纠正能力的美式政治体系的失效和解构（诚然，人类尚未能找到比此更高明的文明制度，有效控制精英的贪婪，这正是人类当前正面临毁灭性危机的根源）。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着力推动的《金融监管法案》的最后彻底失败，标志着美国政治体制内希望丧失，因此，体制外的运动——“占领华尔街”——来自底层民众的直接抗争就成为必然。完全可以预想的是，美国金融寡头统治者迟早会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进行镇压，而越来越有“左派”色彩的奥巴马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

　　在中俄尚未战略联合的情况下，美国仍可以有效地对华转嫁危机——利用国内亲美派诱导；在外部以贸易制裁和地缘政治危机威压，使中国向其继续让渡国家利益，以至于中国最后无力承担而出现经济硬着陆或爆发金融危机。但现在，其“占领华尔街”激化内部矛盾，中俄战略结盟使其外部转嫁难度骤增。这使自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之间的天平逐渐开始向美国倾斜，特别是在今年5月初击毙拉登之后加速倾斜的天平，如今重新向中国倾斜。

　　过去10年来，中国国运好得出奇。“9·11”事件使中国避开了鼎盛时期的美国锋芒；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清醒了头脑，避开了“后奥运崩溃”；日本大地震让中日避免了因钓鱼岛升级而可能造成的东亚劫难。这一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普京提前明确领导俄罗斯又使中国避过一劫。

　　仅有好的国运是不够的，当此人类文明面临10年内毁灭性危机的时刻，中华精英，特别是政治家们，不应再韬光养晦，而当勇于承担使命，结合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以极大的胆略和智慧，为人类文明突围升级找到现实可行的出路。（作者系本报主笔，代表个人观点，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昔日文章回顾：

原载于2009年1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转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

　　圣诞，新年，钟声依然响亮，命题已经不同。

　　在过去三年每年一度的新年献文中，笔者连续提出了三个命题：“2006危与机：美国的悬念与中国的速度”——美国很可能遭遇衰退或者更糟糕的境地，中国应以最大努力扩大内需提前应对；“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预警国际热钱将在2007年在中国制造巨大资产泡沫并将在奥运会前后全面做空它；“抉择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指出中国继续开放汇率和资本项目无异于“飞蛾扑火”。 均不幸言中！

　　对那些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的个人来说，2008年显然是不幸的一年。但就人的总和、人的本身而言，终日遮蔽我们理智和目光的纸上财富终于被烧掉一角，人们得以从金钱的奴役中暂时摆脱出来，思考一个非物质财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题——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华尔街崩溃与“单极世界”梦破灭

　　人的生存还是毁灭，很久以来不再是一个被思考的问题。

　　对于那些仍然沉浸在2008年财富伤痛中的人来说——人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这样的命题，大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乃至厌烦的——你与其试图回答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问题，还不如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未来演化，还有没有机会将失去的财富追回来。

　　那就让我们先试图预演金融大危机的未来可能吧。目前危机已经走到了美元零利率的节点——作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它的零利率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湍急河流，它击穿了建立在信用纸币上的现代金融学的最底线——纸币是有利息的，而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换言之，现代经济和金融学的所有知识和经验都由此黯然失色，金融大危机的演变已经脱离了现代金融学为之设计的轨道，我们只能回归常识，而不是再向教条求助。

　　美元还能力挽狂澜，华尔街还能重整旗鼓恢复金融统治吗？可以的，但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美元滥印到更加惊人的程度；2.华尔街能够制造出一个更大的金融泡沫，并使世人充满信心，踊跃购买。美联储正在创造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与1987年抵押贷款证券化取代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与2001年以CDS（结构性信贷违约互换）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其规模一度超过500万亿美元，接近2006年美国GDP的40倍）取代IT泡沫破灭不同，前两次危机中，华尔街只是很小的局部受损，而今，华尔街已经全盘崩溃，信誉扫地，人们对它剩下的只有诅咒。

　　当人们手握钞票，却发现没有值得信任、能够升值的金融品可再买时，人们会恍然所悟“货币”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方便满足人购买商品，拥有使用价值。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这个常识，一个抢购物质商品的时期很可能降临，首当其冲的是黄金，然后是粮食和各种消费品，届时人们将弃纸币如敝屣，恶性通货膨胀很可能降临美国乃至席卷世界。

　　美国经济力挽狂澜的最后支点还有两个：一，能够在短期内创造一个比IT业更具潜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然而，在可见的视野内，即使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都难以超越IT业的爆发力；二，成功地将危机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如今世界各国对美元转嫁危机的警觉已非常高，其转嫁难度已经大大提高——在华尔街崩溃前，美元都没能成功转嫁危机，还能指望美国遭遇金融风暴重创后仍能成功吗？

　　华尔街的崩溃已经标志了美国“单极世界”梦想的终结。美国精英们曾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加速实现其“单极世界”梦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居中的一个支柱是超级军事实力，四角固定的绳索分别是：1.通过华尔街泡沫与美元的垄断印刷，不断吸纳转移他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2.通过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价格跌宕起伏，进而控制全球实体经济周期；3.通过超级规模的农业跨国巨企，以巨额的农业补贴为后盾，以转基因种子与配套化肥、农药为武器，控制人类的饥荒周期；4.通过好莱坞、篮球和美国财富享乐梦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对美国的崇拜与追随。

　　现在美国四角固定的绳索已经纷纷松动乃至断裂。1.华尔街的崩溃，美元信誉江河日下，多元货币格局正在形成；2.由于格鲁吉亚贸然发动南奥塞梯事件，将俄罗斯逼到了绝地，俄罗斯迅速联盟伊朗和委内瑞拉，结成石油抗美联盟，致使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控制力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3.美国的粮食战略正遭遇全球反转基因食品运动的狙击；4.好莱坞文化越来越失去了面对现实的勇气，魔幻横行，2008年难得的人性亮点反是由动物们演绎的——《功夫熊猫》中美轮美奂的“羽化成仙”正从东方文化中取得灵感。

　　世人惊讶的是，为什么美国从它的权力巅峰滑落得如此之快，如今的美国正像一个篮球场上曾经威风八面的球王，随时光流逝，雄心万丈却力有未逮，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挑战者涌现，正处于失落的岁月。那么当下的美国是会继续留恋曾经的辉煌，利用其仍存的超级军事力量，拼尽余力试图挽回失落的世界，还是像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的那样——转变？

　　接下来的悬念就是：如果美国真心想要转变，它能怎么变，它该怎么变？

　　                     西方文明的困境与灾难性逻辑

　　要回答美国能够怎么变，先要合理解释美国为何会滑落得如此之快。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

　　这个“历史的终结”的判断在今天已经恍然若梦。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金钱的统治之下。它外在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内部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他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

　　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逊（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而将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其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具有高贵品德者，比如杰弗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从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弗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他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

　　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数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很多。当1914年，他们实现了私人财阀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控制的时候，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主宰。尤其是当1971年，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最后掣肘时，金钱对人的统治，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巅峰。

　　当金钱统治了一切，人向动物性一面的堕落难以阻挡，败德纵欲及时行乐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范，向全球泛滥成灾。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缺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渐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金钱统治的合法性源于让钱变得更多，当它反向吞噬毁灭财富时，金钱统治人类的神话也就走到尽头。以前人们多么亢奋地讴歌追捧金钱，未来人们又会多么愤慨地诅咒仇恨金钱。

　　                          东方智慧明灯的千年寂寞

　　西方文明正面临危难关头，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发誓要“改变”，可应怎样改变？

　　如果按照西方文明的自然逻辑，金融大危机之后是经济危机，而后是社会危机，乃至西方政体危机，最后是毁灭性的大战，就像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那样。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曾经如此写道：“当金钱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最后的形式。”他在《西方的没落》的结尾写道：恺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武力战胜了金钱，主宰者的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钱力量叫做“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将那种想使一种超越一切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世中实现的意志叫做社会主义。

　　80年以后，我同意斯宾格勒的这个基本判断，但并不希望看到他的另一个判断：“能推翻和废弃金钱的只有血”。人们已经将眼前的金融大危机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1929大危机后接踵而至的是国家之间相互以邻为壑，最终爆发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未来是否会爆发世界性战争，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与上次不同的是，石油问题正成为一个新的变量。截至目前，地球上的石油已经消耗了近一半，这使得大国间争夺石油的火药味比60年前浓重得多。由于人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进步，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很可能极大地摧毁人类的物质文明成果。它不仅意味着当代惨绝人寰的悲剧，更意味着此后的人类再也没有能力在现有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实现新能源的革命，尤其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氢核能源的革命。否则，鉴于地球上的矿产能源已经消耗接近一半，那也意味着，即使未来有侥幸生存的人类，因为矿产能源已经被消耗一半的制约，他们也将要进入文明的“半衰期”。

　　此刻，你还会认为人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是一个虚无缥缈、杞人忧天的问题吗？它已经成为当今世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忘记你财富损失的哀伤吧，如何保全自己和子孙生命的延续比前者重要100倍，但此前，它在你的思域中是否曾占有仅仅如金钱1%的席位？

　　人与动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对未来有新希望，那么希望在哪里？我们可以在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寻求解决之道吗？这个答案会令人失望。即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个将“正义”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说：建立城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为出发点，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并将收获向内分配是“正义”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已成内闭的村庄，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人口仍在增长，那么，以此逻辑，人除了相互消灭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现代人已经抛弃了上帝，这不仅是对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式愚民掠夺的反叛，更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上帝作为“他”的存在而难以被“我”证明。

　　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有的！它就在东方，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直点燃在那里。等待“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不幸的是千年等待到的是沧桑和羞辱。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一轮轮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中奋起反抗，在反抗掠食者的斗争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时不断吸纳西方独立、自主、自强的青春活力，不断找回自信，寻回自我，重新回忆起自己盛唐的辉煌，今天终于可以觉醒于自己的文明使命。

　　                   精英的使命：融东西方精华创造新文明

　　东方的智慧钥匙真的能解决西方的心病之锁吗？

　　是的！例如什么是“正义”？这个命题困扰了西方数千年，而在东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简洁明了。孔子说：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用西方话语就是，正义就是不能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你自己不想受到的伤害，你也不要让别人蒙受。佛学称：因果报应，循环不爽。用现代语言来说，人的确有做各种行为的权利，但你必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这不仅仅是指干了坏事要被判刑，而比如，如果一个人成为金钱的奴仆，他就必然失去灵魂的高贵和民众的尊敬。《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圣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的子女一视同仁，否则他就会失去统御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关键缺失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遁去的“一”。这个一就是对人对己不搞双重标准的一，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对等后果的一，是统治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一。这个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这个“贞”的含义正是“公正”，做到了这个公正，就会天下太平。而今美国是天下各国中的侯王，因为它失去了这个公正，越来越贪婪，向各国盘剥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道德经》一语道破世界与宇宙演变之玄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西方文明是以二元为起始，我与他对立，他人即地狱；物质与意识对立，总要有个权威；人的兽性与神性对立，势必倒向一方。它从二元出发，演绎出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演化出千变万化的物质商品和货币形态，错综复杂的对立博弈和不断加剧的种族对抗——这就像一个越飞越高的风筝，天上的风越来越大，人手中唯一的线——公正却失去了，它难免迷失在风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莱坞电影《角斗士》哀伤的音乐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西方精英内心深处的悲凉。因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古代的武士精英们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现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场上厮杀到人生终点。

　　同样的悲怆，在斯宾格勒如同交响乐的行文中也流露出来：人是一个小宇宙，人的悲剧在于，它与大宇宙是隔绝的，它使得人的意识无法与宇宙精神合二为一，长久存在，这是所有精英悲剧的根源。

　　东方的智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道家的语言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进而“炼精化气，炼气还神，炼神返虚，炼虚合道”，这个道，也可以称之为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静笃中，“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关闭视觉之眼，打开内心之门。打个比方，人的灵魂与肉体，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现代人的精神之鸟无法飞离肉体牢笼，无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欲贪婪而致肉体牢笼越来越坚固，精神自由之鸟反而日益委顿，甚至奄奄一息。

　　东方智慧的关键是转贪婪为智慧——转变牢笼柱子的能量为笼中之鸟的成长力量，当笼子栅栏越来越细弱，而笼中之鸟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精神的大鹏会破笼而出，一如庄子所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极致就是个人精神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合二为一——无大无小，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无在而无不在。这个方法不只是一种理论设计，而是一种不断被验证的结果。只不过它的钥匙不是贪婪索求，而是相反——放下一切执着，尤其是对金钱色情的执着。

　　只有让人类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的实现是可以通过其个人主观体验证实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动地摆脱金钱的奴役，才能摆脱因金钱梦的破灭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来发泄愤怒毁灭富人的悲剧循环。

　　这种追求，在当今时代中，也不仅仅是遁世逃避，不仅仅寻得个人的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也应该示范于众人，每一个有这种追求的人都应该成为一盏现实的指路明灯，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圆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压的锅炉中烧炼而成。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学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这将是真正中华精英的核心使命，修养个人智慧、美德和意志，创造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示范。诚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不仅要深悟领会继承东方智慧精华，还要向西方学习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将两者合二为一，方能创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范不是软弱可欺，别人打我的左脸，我将右脸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无情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给良善予和煦鼓励之慈，对贪婪以当头棒喝之威。在当下，尤其表现为坚决反击那种试图将金融大危机转嫁到中国来的图谋——将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几乎是“金钱王朝”挽救其崩溃的命运的最后机会，他们为了追回逝去金钱的渺茫希望，会千方百计把中国拖入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深渊。分辨他们的不是靠肤色和国籍，而是他们是否试图将别人口袋里的正当财富巧取豪夺为己有。他们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对于他们，真正的中华精英与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只有坚决的斗争。

　　美国右翼精英就像得天独厚，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们，绝不可割肉饲鹰，必须先在竞技场上战胜他们，折服他们。欲要战而胜之，必先实现中华精英与西方精英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独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经济金融领域博弈和抗衡的弱点，成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强的猛士——没有人会向手下败将学习。这才是21世纪中华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义”。只有让对手心悦诚服，他们才会真正地开始珍视东方绵延千年的智慧之火，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作出选择，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前者，并在全球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东西方文明精华融合的“新主流”潮流。那么，2009年，就是人的转折之年，是人类文明升级的新元年。

　　真诚地希望——这个转变来得不会太晚。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本文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