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梵蒂冈建交内幕：梵蒂冈是极好情报源

　　文章摘自：《梵蒂冈的乱世抉择》
　　作者：段琦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的研究在国外已开展了五十多年，这是一段有着极大争议的历史，国外史学界为此著述颇多。近些年来随着梵蒂冈档案的解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梵蒂冈的乱世抉择》披露了梵蒂冈在二战期间出于宗教利益与世界各大政治集团进行的抗争与妥协，是国内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作者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当时语境中的梵蒂冈作了深入之理解和客观之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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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

日本政府早在1922年就曾建议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大战时已认识到“梵蒂冈是极好的情报来源”。但是由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神道”运动使这项建议长期不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1934年梵蒂冈通过任命吉林当地的主教高德惠“担任圣座及传教区派往满洲国政府交涉的代表”，(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在2008年“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当局交涉。)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所谓的“国家”，教廷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东北教会牧导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肯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由此给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广大天主教徒造成了伤害。

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德国希望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同时也将英、法、美等国包括在内。日本国内历来对扩张的方向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向北侵入苏联等国，包括中国东北；另一派主张向南，侵入南洋及东南亚各国。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日伪的满洲国之后，北进派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1938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防共轴心”受到冲击。日本深感单靠本国的力量要入侵苏联较为困难，随后便放弃了北进与苏作战的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南进。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为消除其南侵时的后顾之忧，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集中一切力量作好入侵南洋及东南亚各国的准备。由于南洋及东南亚国家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如此。日本为了在入侵时尽可能减少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至少能使天主教臣民顺服，迫切希望同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日本政府还想通过与梵蒂冈建交促使梵蒂冈承认中国在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为此在1941年7月，差不多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6个月，日本便急于同梵蒂冈建交了。

梵蒂冈的政策准则是永远不拒绝任何一个政府提出派外交代表的要求，于是双方开始进行谈判。1941年12月当日本发起对美国的攻击时，谈判仍在进行。在几小时之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易了手；日本在2个月内占领了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新加坡。大约1800万天主教徒成了日本帝国的新臣民，其中1100万天主教徒在菲律宾群岛，400万在印度支那和暹罗，300万在中国。日本半官方杂志《时代》宣称日本将对其军队所征服地区的天主教徒给予充分的保护，声称他同梵蒂冈的关系将随着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建议性工作的进展不可避免地日益紧密广泛。(A.A.Pol II Akten Repetorium，P.0027日本。另参见1942年12月28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的耶稣会神父德利亚(d Elia)的文章。)正是在这过程中，日本与梵蒂冈之间加强了外交接触，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将会给日本增添许多政治资本，当然对日本政府十分有利。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个月，即1942年1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意大利使馆顾问弗朗西斯库·巴布斯西奥(Francesco Babuscio)与梵蒂冈接洽，表示日本希望向教廷派遣一名特别代表。教廷国务卿马廖尼立即表示，教宗这边没有问题，只是应该走官方程序，即通过驻东京的宗座代表来传达此事，并且希望日本派遣一个常驻使团，日本外交官只委派到圣座处。庇护十二世完全认同国务卿的提议，表示乐于接受日本代表。与此同时，教宗还特别提到中国蒋介石政府也希望派特使前来梵蒂冈。

过了十天，即1月30日，宗座驻东京代表派奥鲁·马雷拉(Paolo Marellar)受到日本外相的接见，稍后他便收到了会谈的备忘录并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发往梵蒂冈。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考虑到国际形势，认为加强现有的与梵蒂冈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希望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圣座处。(日本)政府要求最尊敬的大主教阁下立即将此意愿转达给梵蒂冈，以了解圣座对接受日本特使的看法。”(Pius XII and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By Pierre Blet；Tr.By Lawrence J.Johnson.English tr.1999，by Paulist Press，Inc.P.127.)

第二天，梵蒂冈便给宗座代表回电，表示教宗对日本政府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想法与意图感到满意。尽管梵蒂冈更愿意接受一位大使，但这并非必要条件，教宗可以接受一位担负特殊使命的代表，当然这名特别代表只委任到圣座处，而不是委任到一个交战国。

三天后，梵蒂冈接到在东京的马雷拉大主教发来的电报，日方已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将委派一位只到圣座的特使，而且确认一旦时机成熟，会将特使改换成大使。

就在日梵为建交进行商讨之时，日本不仅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使欧洲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而且对南洋的入侵势如破竹，在数月之内便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和东南亚大片领土。军事上取得的成功大大推进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就，包括与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梵蒂冈的对外政策一贯是很实用的，它最关心的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只要有利于天主教会及信徒，教廷就会去做。随着日本人军事上的胜利，梵蒂冈也急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避免被占领地信徒遭受迫害。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受害国人民也造成巨大伤害，势必遭到反感，包括英美等盟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当1942年2月4日教廷国务卿将梵蒂冈将接受日本委派圣座特使一事秘密通知英国公使和美国总统代表后，两国政府的愤慨可想而知。

2月23日英国公使奥斯本直接给教宗发了一份照会，用词已达到了外交礼节的底线。照会说：“教宗陛下在这一时刻默许日本向圣座派代表一事已给英王政府留下了最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英王政府发现这一决定同梵蒂冈经常哀叹战争扩大的声明很难调和一致。教宗陛下的行动或将被广泛视为宽恕日本的背信弃义和无端袭击他国的行为。英王政府虽极勉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教宗陛下再一次屈从于来自轴心国政府的压力。”(《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61号，1942年2月23日。)

美国政府的反应也极其强烈。2月4日当天，当美国总统临时代办蒂特曼(Tittman)得知梵蒂冈要与日本建交的消息时当即做了个鬼脸，并十分肯定地说，美国是不会支持此种做法的。3月2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给梵蒂冈写的第一封抗议信由蒂特曼交给了教廷的塔尔第尼枢机。信中说，美国国务院认为日本的这一举措是有意在远东和拉美等的天主教中扩大宣传。3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会见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的秘书尤金狄奥·瓦格诺齐(Egidio Vagnozzi)，对梵蒂冈为此所作的解释很不满意，他当即“以全部能量和最大诚意表示，教宗这一决定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就在日本以不可胜数的罪行为代价，试图消灭白种人对于亚洲的影响力时，梵蒂冈竟冒险接受来自日本的代表团。威尔斯希望能及时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3月5日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从西部返回，得知威尔斯对梵蒂冈的抗议，立即将美国的反应用急件电告梵蒂冈，并于当晚会见威尔斯。威尔斯告诉他，他当天已就日梵建交一事与罗斯福总统交换看法。总统表示，就他对教宗的了解，此消息令人难以相信。第二天，辛戈格那尼给马廖尼枢机发电报说，“总统宣称，由于了解并珍视教宗的立场与感情，他对于这一措施竟然会得到批准并公诸于众感到不可置信”。他还说，整个事件是日本的一次胜利，由此圣座的威望在美国将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威尔斯指示蒂特曼交给马廖尼枢机第二封长电，对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电文中威尔斯质问梵蒂冈是否真不知道日本对基督教徒和圣殿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在菲律宾犯下的暴行？他说教宗同日本建交的消息使美国的天主教徒极为痛心；同时，这会给美国新教徒和共产党人提供反天主教宣传的新武器。他还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说过：“连如此了解庇护十二世的我都感到这消息不可信。”(《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76号，194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