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助产士的诗:古代兵法与现代管理

 古代兵法与现代管理
    文  罗运鹏

     我国自古兵家如林，将帅荟萃，兵书浩瀚，素以兵法之国著称。其中凝聚兵家将帅之宝贵思想的兵书，据专家粗略统计，从先秦至晚清就约有3380部，共23503卷。中国兵书卷帙之浩繁，实为世界所罕见。
    这些纵横几千年、洋洋千万言的兵书，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也是几千年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我国历代军事家治军练战、克敌制胜的实践总结，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粹。千百年来，它们一直放射绚丽的光芒，并以其深刻的思想吸引、影响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乃至企业家。它们所总结和揭示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克敌制胜的谋略，斗智斗勇的方法，以及丰富多彩的军事辩证思想，早已超时空、越国界、跨行业，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和社会各业竞争、企业经营管理经常借鉴学习的法宝。
    有人说，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很多方面，中国学习欧美，欧美学习日本，而日本学习我国的远古——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这种状况确实存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辉煌的文明，中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用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实践，这是一个既具民族优势，又有巨大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一）
    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兵学典籍中，以先秦时期兵法对后代影响最为深远。该时期兵法主要有《孙子兵法》（春秋）、《吴子兵法》（战国）、《孙膑兵法》（战国）、《尉缭子》（战国）、《六韬》（战国）等。
    先秦时期兵学繁盛，与当时政治、社会状态有直接关系。那时，天下纷争，天子征战；诸侯争霸，战乱频发。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指的就是春秋时期发生战争过频。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发生战争400余次，春秋时期前后共一百四十几个国家，经不断兼并，到战国（公元前476-221年）初年，见于文献者只约有十几个国家[1]。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更是混乱不止。
    战乱频仍，战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生活，也影响一代代国民，特别是天子朝臣，诸子百家，无不竭其心智于兵书战策，谋攻庙算，诡道用奇，用间应变之上，于是“兵林名家云集，将帅群星灿烂”，兵家在国家中居于较高的地位。史载孙子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继先秦之后，黄石公的《三略》（秦汉）、诸葛亮的《将苑》（三国）、李靖的《唐李问对》（《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唐朝）、《武经总要》（宋代）、《投笔肤谈》、《三十六计》（明代）等都颇为著名。
    从先秦到晚清的三千多部兵书中，《武经七书》具有一定代表性。宋神宗时，朝庭大力提倡文武官员研究历代军旅之政及讨伐之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七部兵法，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帅的武学必读经典，《武经七书》即得于此。《武经七书》又以《孙子兵法》最为杰出，可谓兵法之冠，对后代影响最为深刻持久，被尊为“兵法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随着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深入，《孙子兵法》已成为人类共同财富，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它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有人称之为“孙子兵学”。其影响地域之广、行业之多、层次之深是难以想见的。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奉之为“政治秘决”，“外交必读”；哲学家誉之为“人生哲学的大辞典”；企业家尊之为“商业天条”，“企业管理的教材”，“企业竞争的指南”等等。日本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多次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有人统计这部文不过13篇，论不及600言的《孙子兵法》约有60%的文字已成为传世箴言。本文所引兵学名句亦多出于此。
    （二）
    中国古代兵法与管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首先，兵法的严肃性、求实性、科学性，表现出某些理论、方法与管理具有相通性和普遍适用性。
    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解决经济矛盾的最终手段。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治军及练战都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方面，特别在古代，人类社会处于初步迈向文明甚至野蛮阶段，戍边征伐是一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脱开那个时代，从战争本身的特点阐述了战争的重要性。他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加以认真考察研究的”。战争是比商业竞争更高级的竞争，是你死我活，事关民族沦落、国家存亡的竞争，确实为“国之大事”。正因为如此，战争必须最讲严肃，来不得半点玩笑疏忽；必须最讲实际，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也必须最讲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马虎。历史和现实表明，为了战争的胜利，每个国家无不毕其最新科学技术于其用，毕其全部管理智能于其用。正是由于治军及战争的严肃性、求实性和科学性，中国古代兵法的无数思想至今仍闪烁真理的光芒，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现代经济管理、社会管理、政治管理汲取营养的一个源头；许多治军原则与现代管理具有普遍适用性。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教授克劳得·小乔治，在论及早期军事家对管理的贡献时说：“如果我们把工业组织的管理同军事机构的管理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管理上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是相同的。……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纪律授权、区分直线人员和参谋人员，有许多是从军事上移植过来的。事实上军事学对管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组织科学。”[2]。英国学者尼克逊也认为“现代管理中的许多观念与技术来源于军队”[3]
    下面是几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它们来源于我国古代兵法，但同样适用于现代管理。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的“信息观”。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关键是决策，决策的依据是预测，而预测的依据是信息。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不进行调查研究，不摸清实际情况，不清楚事物发展趋势，而擅自“拍板”，势必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境地。决策失误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最大的危害。由此可见管理上“知彼知己”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4]
    2、“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战威》）。这里讲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影响战争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三者以“人和”为最，也就是作者接着说的‘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圣人所重视的是发挥人的积极性，使之重视人的作为。任何单位的成败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但人的因素是首要的。管理学从传统管理到现代管理，已发展多门学派，如行为学派、数量学派、经营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等。其中行为学派已跃居主体，其学说行为科学或人际关系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管理者所重视、应用。行为科学从人的本性和心理出发，强调在任何协作性的工作中，人是第一位的，管理的重点是个人工作的动力和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通过重视人、关心人、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而“管人”。这正是兵法上“人和”的思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从压抑人性要求到表现个性，人的需求从层次单一走向丰富多样，单纯靠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已难以使群众努力工作。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所指出的，人类工作的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利益，不能把人看成单纯的“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主要动机在于工作的社会关系，只有社会的需要和自我尊重的需要才是激发工作的动力，要把人看作是“社会人”（Social man）。这里讲的“经济人”又叫“唯利人”，是指只重视物质利益的人；这里讲的“社会人”是指重视社会需要和自我尊重需要，而看轻物质利益的人。在这里，西方管理学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了人的本质”。[5]管理者只有从人的本质出发，重视人的社会属性，注意满足人的不同需要，才能针对人的动机，激发人的动力，提高人的工作积极性，领导人们更好地为社会工作。
    尽人事的“人和”思想，除《尉缭子》一书多处阐述之外，其它兵书也多论及。如：“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将苑》）；“夫总兵之任，务提拔人材”（《武经总要·选能》。而《孙子兵法》的“人和”思想更具针对性。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上下要同心协力，处理好干群同事之间关系，全体人员朝一个目标努力，才能战胜困难，不断进步。
    3、“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计算》）。一般来说，管理的主要功能有三：即计划、组织、控制三环节。而计划是其中最主要功能。这里的“庙算”就是管理功能的“计划”。计划也叫规划，是指管理人员预计未来，提出各种行动方案，并作出最佳选择的过程；内容包括预先决定干什么，为何去干，什么时候干，以及谁去干等。一个现代管理者，只有事先全面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杂于利害”（《孙子兵法·军争篇》），制订出详细而周密的计划，即行动之前进行“庙算”，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除上述外，中国古代兵法对现代管理具有借鉴价值的还很多，诸如：“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管理者要快速果断，速战速决，雷厉风行，不要优柔寡断，拖拖拉拉；“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篇》）；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军纪法规统一步调，强调教育和法纪在管理中的作用；“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行”（《六韬·赏罚》）：用赏贵在守信，用罚贵在必行，体现了“信赏必罚”的激励士气、严格制度的管理思想；“居常虑变，处易备卒”（《投笔肤谈·达变》）：在正常情况下要考虑到可能的事变，在顺利的环境下，要防备应付突然事故；等等。
    （三）
    中国古代兵法与现代管理的内在联系，还表现在管理的本义及其功能以及影响管理的因素方面。层次及职权划分以及各项规章制度。
    不难看出，兵法上这五个方面与管理的影响因素有着惊人的相通性，分析研究这五大因素，对于我们搞好现代企业管理乃至任何单位的管理工作均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首先是“道”，一个企业必须确立正确的经营战略，而后教育全体职工理解此“道”，热爱此“道”，并为之奋斗。
    第二要分析内外环境因素，并充分利用条件。通过分析，企业要避开环境威胁，抓住营销机会。
    第三要选拔好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是“智、信、仁、勇、严”，当然，还具备社会主义“德”的标准。管理人员是“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第四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严格贯彻执行，做到“赏信罚必”，依“法”管理。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计篇》）孙子以这七个方面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标准，对我们不无启迪。
    中国古代兵法博大精深，其与现代管理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源”和“流”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人文观”、“激励观”，与现代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激励理论”不谋而合，本文限于篇幅，未予展开论述。然而，为什么作为一门科学的“行为科学”、“激励理论”产生于现代西方，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这些管理思想未得以系统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