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知名知青：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1， 濮存昕：种马班给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濮存昕

　　知青生活刚开始，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肩上担着呢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厘米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两岁的我，脑门够大的 濮存昕
　　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兵团业余宣传队
　　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来源：《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 童道明 著)

　　2， 张艺谋插队生活：从黄土地吸取养分


张艺谋在拍摄影片《老井》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总导演。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世界著名电影导演。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张艺谋青年时代的轶闻趣事和酸甜苦辣?
　　张艺谋是吸吮着黄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在《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影片里，渗透着他对黄土地的爱恋，对黄土地的向往，对黄土地的憧憬。在这些影片的细节里，展现着张艺谋在黄土地生活积淀的元素。张艺谋成长于陕西，从这里，他登上影坛，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今天，带大家走进鲜为人知的张艺谋的青年时代。
　　三年插队生活
　　他从黄土地吸取养分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西安市，原名张诒谋，意为始终不渝为事业而谋。1968年张艺谋在西安30中上初二。正是“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因为张艺谋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提前下乡分到咸阳地区乾县武则天陵旁的汉阳公社倪村插队劳动。几个知青分住着两个窑洞。
　　秋季到了，黄土崖上野果飘香。张艺谋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中，用铅笔描画生活。他画风景画别出心裁，他画的人物头像更是形神毕肖。生产队里有一幅毛主席站立的挂像，就是出自张艺谋的笔下。
　　因为张艺谋身强体健，下乡插队的几年中，他一直是队里的头等劳动力，重活、脏活他不嫌，用他的话说，就是爱干那些出大力、时间短、工效快、工分高的活儿，不爱干那些熬得人难受的“磨洋工”活儿。队里缺少牲畜，多用人力架子车，“驾辕马”这个角色总是张艺谋扮演。他拉着满车粪，飞驰在绿色的田间小路上，多装快跑，乐在其中，并引以为豪。突然，从草窝里蹦出一只野兔，大伙儿停下干活，呐喊着围追堵截，兔子急了，一下钻进崖畔的洞里，张艺谋灵机一动，呼唤他的知青同伴捡来田禾杆，点着火在洞口用烟熏，兔子被熏得晕头转向，只想往出逃时，他用锄钩就顺利地将兔子钩出来，拿回去美餐一顿。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汉阳公社组织大会战，张艺谋和同伴刘梦臻被派到武则天陵后的大北沟修水库。
　　时值1970年11月中旬的一天，雪后初晴，寒风刺骨，水塘表面上结下了一层薄薄的冰。工间休息，大家又说又笑，互相赌勇气玩着说:“谁敢跳下水去游一游，谁就是英雄!”青壮年男女民工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应声，忽然旁边几位女民工冲着张艺谋逗开了:“知青娃，你敢试一下身手吗?”其实，说者无意，那是逗着玩，谁也不那么认真较劲。张艺谋却不服输，他面对坝上围满看热闹的人，凭着爱护知青的形象和声誉的冲劲，誓要争一口气，脱下棉衣甩给刘梦臻，只穿了个裤衩，一跃跳进冰水中，民工们见状一齐喊“加油!”但一分钟过去了，张艺谋还没有钻出水面。这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张艺谋从40多米外的水面上露出了头，坝上一下子沸腾了，欢声雷动，民工们高喊:“知青娃，好样的!”
　　当地农民也把张艺谋当做自己人，一进社员家门，人家便拉他热炕上坐，他也就随和地脱鞋上炕。吃午饭时，人家留他吃饭，他就毫不客气地端起大老碗。看到老乡家水缸没水，他就帮着挑水。张艺谋闲了爱和社员们谝闲传，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俗语，记下了不少诙谐有趣的民间故事，慢慢地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熟记于心。19年前我曾去过张艺谋西影路的家中，看到过他下乡时的一张照片，他光葫芦(头发理光了)，穿件土布棉袄，腰上扎了一条草绳，旁边站着一条耸耳卷尾的狗。他的同伴们调侃地给这张照片题写了名字:“张艺谋和狗。”
　　近三年的插队劳动，使张艺谋已成为黄土地的儿女，在这儿他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也从黄土地吸取了养分。



张艺谋(左)给工友讲故事
　　七年工厂劳动 艺术锋芒初显
　　1971年，张艺谋结束了知青生活，被招入咸阳的陕棉八厂当工人。9月21日这天，风和日丽，他坐上大卡车，背着简单的行装回城了。他被分配到前纺车间当搬运工。大概是名字谐音，分宿舍的管理员在名单上把张艺谋误写为张银幕，也许这样的偶然使他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车间，他推一趟棉花包，出一身汗，到更衣室，脱下湿漉漉的工作服，顺手一掷，“啪”就挂在高高的钉子上，惹得其他工人满堂喝彩，争学他的高招。淌了半年汗水，张艺谋改为操车工。每周清扫地道，他穿上防化服般的工作服，在飞扬的棉絮中工作，头发、眉毛都挂着花毛。
　　进厂第二年，一向不修边幅的张艺谋拿出工资订做了一套深蓝色中山装。
　　机遇总是偏爱有潜能的人。1975年底，陕棉八厂织袜车间工艺组物色人才，张艺谋坐进了工艺室搞设计。他设计的袜子，上面有地球图案，同事诧异:“臭脚袜子上怎么有地球?”他幽默一笑:“立足八厂，放眼全世界嘛!”另一种设计:上红下黑，色彩对比强烈;又一种设计:淡绿色，黑色海豚头顶白球。他的设计在陕西纺织系统获得了优秀奖!
　　张艺谋搞设计有常人想不到的怪招。一次，厂里办墙报，让张艺谋设计报头。他画了一幅秦始皇头像，然后，用火将画面烤黄，而且把画的一处烧得少了一片，酷似一张从陵墓出土的古画，厂部里的工友们看了纷纷说:“秦都故地，出了他这个鬼才!”搞版面设计，他用棉纱、抹布拓印，肌理多变，洋溢奇韵。1976年，陕西省科技展前，专家们看了张艺谋的版面设计都啧啧称赞说:“一流的，陕西少有!”
　　从1972年开始，张艺谋迷上了摄影，买一架照相机对月收入只有40元人民币的普通工人来说谈何容易!他节衣缩食，咬紧牙关攒钱。烟不抽了、馆子不下了、荤菜不吃了，不买车子、不买手表、不添新衣，每次回家，从西安火车站到琉璃街杜甫巷那段也不坐公交车了。就这样，还借了同伴几十块钱才买了一架照相机，后来又购置了镜头和简易的放大机。
　　为了掌握和提高摄影技术，他自制了一个小台灯，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读。无钱买书，便跑图书馆借，借回来就抄。到1978年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竟整整抄了十几本读书笔记。
　　张艺谋迷摄影迷得发“疯”了!一下班，就拉上宿舍的郝民权、邱耀生及挚友刘梦臻等满世界跑:五陵原上，渭滨公园，渭河滩上，沣河岸边……到处留下了这些“快乐的单身汉”的足迹。到外地出差时，他也是相机随身带，不放过任何一个难得的镜头。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八厂俱乐部主任郝民权讲的一个故事，197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上，刚下了夜班，张艺谋便拉着他和邱耀生骑车几十里沿沣河岸跑到了阎家渠。张艺谋为了拍《无题》、《抓特务》照，让他俩做着各种姿势，一会儿提鞋涉水，一会儿岸上漫步，整整“折腾”了一天，当他们下午7点回到咸阳时，个个饥肠辘辘，在北大街国一食堂，3个人竟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9笼包子、9碗馄饨，看得周围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张艺谋曾七上华山拍照，其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后来登上了《中国摄影》的封面。


张艺谋早期摄影作品
　　华君武慧眼识才 部长引荐上北影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张艺谋觉得这是个机遇，与好友吴德功商议到凌晨三四点钟，又觉得名额太少，希望渺茫，怎么办?吴德功激他说:“错过机会，后悔一生，考不上大不了撂笔路费就是了!”
　　于是，张艺谋利用到长沙出差的机会，带上影集作品，转道北上应考。赶到北京，先不敢报名，看了三天，觉得其他考生的作品都不如自己，心里踏实了，这才报了名。主考的老师看了作品，眼前一亮，惊叹不已，简直不相信是一个普通工人拍的。问他年龄，超了3岁，不符合报考条件，推荐他考广播学院摄影专业。他心想毕业后给中央领导拍照，自己出身不好，不行。
　　处于困境的他托人把信和影集转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黄镇重视人才，碰巧漫画大师华君武也找黄镇汇报工作，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大加赞赏。黄部长立即指示落实两点:作品是否本人的，年龄是否超了3岁?陕棉八厂革委会答复:一切属实。黄部长批示:“张艺谋入学问题，你们研究解决!”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黄镇身居高位，华君武声名显赫，他们慧眼识人，器重张艺谋，为国际电影界选拔了一个奇才，堪称京师伯乐!
　　1982年张艺谋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83年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个和八个》一片中担任摄影师，随后拍摄的《黄土地》，荣获全国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名扬影坛!张艺谋在陕西拼搏、磨炼、成长10年，终于登上了中国影坛。(文章来源：华商报)

　　3， 陈丹青：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老知青


在农村，陈丹青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
　　一个上海“右派分子”之子
　　陈丹青的经历，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1953年的时候生在上海。才4岁时，父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直到“文革”: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
　　一次，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姑娘》。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竟也画得栩栩如生。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说起当时的日子，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那段日子，艰难中也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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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知青
　　很快，陈丹青就在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1974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文章来源：浙江日报)


　　4， 姜昆：那段无悔的青春岁月


姜昆与唐杰忠的相声表演被喻为“天作之合”。
　　50年生人,姜昆是新中国后长大的第一代人,生在红旗下,历尽上山下乡、文革波动,直到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他成为中国大陆上世纪末“电视热”中最红的明星之一。可以说,姜昆成就于近30年的大时代里,他身上具备时代成就他的种种基因,如勤奋、聪明、敢想敢干等种种气质。对于岁月和时代,或许姜昆想说的很多,话与事、情和理都堆积在胸,但一向乐于幽默的他习惯了轻描淡写地讲述———
　　知青返城
　　“我没有错失命运和时代的转机”
　　【对于知青岁月,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
　　记者:许多人觉得您成名的经历似乎“一步登天”,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您是怎样一下子从下乡知青成为全国曲协副主席?
　　姜昆:对于这段命运的起伏和变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当然,前提是自己必须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积累。但如果我一辈子碰不上马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姜昆。
　　1976年,我从新疆北大荒兵团调回来,万万没想到短短5年后,我就当上了曲协副主席。1985年,当时曲协主席陶钝和副主席侯宝林老师,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协领导职务。而马季老师,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曲协理事会,而无缘选举。后来,曲协领导紧急连夜找我,我当时还蒙头在家睡大觉呢。曲协的工作人员们往我家里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也打不进来,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演出,为了保证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电话机包起来了,哈哈!最后害得他们直接开车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传奇。
　　记者: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动成就了人。陈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说自己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从一个农民(下乡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学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对于知青岁月,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甚至某些人会对个人命运也有抱怨,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也许这样的锻打,下辈子我们不会再选择了,但毕竟那段岁月已经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文艺理想,除了白天劳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据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为宣传队创作节目。有时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们要步行到几十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起码演上3个小时。并且这3个小时的节目里,我起码要独占一个半小时以上,每次从台上下来,都是一身透汗,最后妈妈给我缝的白的确良小褂子,都给让汗沤黄了。
　　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战友在兵团俱乐部看了中央广播文工团郝爱民、李文华说的相声。我当时被满场那股热烈气氛给惊呆了,当时就暗下决心以后要往相声方面发展。大概3年后,我演的相声《林海红鹰》代表黑龙江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为了调我回北京,马季老师亲自来到了黑龙江,上上下下费尽了周折,因为当时兵团领导也不愿意放我走。从哈尔滨到佳木斯,马季和唐杰忠的演出特别费劲儿,几乎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事后,马季老师还对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里都演‘横’啦!”后来,兵团领导才终于肯放人让我回城。那时候,我差一个月满26周岁。(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5， 陈佩斯：珍藏在大草原上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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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
　　童心未泯的年龄，母亲手把手教他做饭、缝被子、补衣服……
　　他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了内蒙古大草原。
　　39年来，大草原在他心里沉甸甸的，这里有他的青春记忆，有他的青春梦想，还有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就是中国著名喜剧明星陈佩斯。
　　慈母手中线
　　1969年9月的一天，呼和浩特火车站。
　　一列知青专列停了下来，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孩子兴奋起来。
　　知青们拿出食品给流浪孩子，他们吃完就跑，一个个上蹿下跳。眼看着他们扒上一列开动的列车走了，但是不久，他们又从知青专列的车厢底下钻了出来。
　　“火车就像他们的玩具一样!”陈佩斯回忆他当年途经呼和浩特时的情景。
　　在闲聊中，知青们得知这些孩子的父母双亡或者被关进牛棚，他们流浪在铁道线上。
　　列车开动了。因为车厢里闷热，知青们都打开了车窗，他们看见那群孩子在冲他们招手。当知青们招手回应时，才发现上当了，这群孩子拿起给列车加水的皮管子，兴高采烈地向每一个经过的窗子里冲水……
　　“我觉得生活永远不会缺了快乐。在残酷的环境里，你看这些孩子的生存能力真是顽强。我不能说那些孩子，应该是我的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陈佩斯说。
　　是啊，这一年，陈佩斯才15岁。
　　陈佩斯亲眼看见父亲领百花奖时的荣耀，但是一夜之间，父亲就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半夜，大卡车在楼下一停，就听见皮鞋声上来了，堵住前后窗户开始抓人。”回忆起当年家里的不幸遭遇，陈佩斯至今心有余悸，“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外面有人走路重，我都害怕，立刻会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加快，浑身出冷汗。”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父母有意识地培养陈佩斯的独立生存能力，他们知道，孩子逃脱不过这次席卷全国的运动。
　　父母补发的工资，都买成了实用的东西：木箱子、被面……
　　“我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是的确良被里被面，那时候的确良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保证你用小半辈子不会坏。”陈佩斯回忆说，“那时我才14岁，母亲教我做饭、缝被子、补衣服……教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陈强一天到晚忙着写检查、受审查，但是他一有时间，就给陈佩斯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抗战时期，他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还经历过残酷的战斗。陈佩斯深知父亲的用心良苦，他说：“我脑子里老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给我打下了一个精神上的底子，我觉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来说不算什么，他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陈佩斯接到去内蒙古插队的通知，他背上母亲准备好的行囊就走。陈强把陈佩斯送到火车站，鼓励他说：“这算什么，走吧!”
　　“下乡就是劳动呗，就是改造自己呗!”陈佩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陌生的塞外。
　　“当年插队时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就是熬到年头了。”陈佩斯爽朗地笑了。
　　少年更知愁滋味
　　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八连，陈佩斯开始了兵团生活。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北京、浙江知青刚盖起了四排房子，而此前，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里。陈佩斯感觉自己运气非常好，一来就住上新房子，虽然是8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
　　八连是战备值班连，钢枪发下来了，陈佩斯特别兴奋，但是拉练了一次后，钢枪没有用处，因为战士们平时都吃不饱饭，没有粮食进行拉练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首先是向沙海要粮，种地养活自己，然后才是保卫边疆。”陈佩斯说。
　　15岁的陈佩斯面对的是超强度体力劳动的磨砺。
　　兵团没有马和牛，战士们人拉犁，耕出一垄垄地来。
　　由于沙地不适宜种庄稼，种植的糜子只长10来厘米高，收割时没法用镰刀，战士们只好趴在地上薅。一亩地撒下一二十斤种子，收获时还不到10斤。
　　种地之余，陈佩斯和战友们为兵团盖起了家属房、小礼堂、伙房、团部、小卖部、畜牧良种繁殖场、医院等。
　　种地养不活人!兵团向国家申请了“引黄改造沙漠”的水利工程，“变相向国家要钱要饭”。
　　春天来了，却没有丝毫诗意!
　　水利工程开工后，技术人员“拿线一绷一比划”，留给战士们太多的难题。
　　排灌渠经过小沙丘时，战士们拿工具往两边一豁就开了。但是大沙丘有三四层楼高，等他们连滚带爬地移走了沙丘，挖出渠道，第二天却被流沙掩埋了。战士们每天和流沙打拉锯战。经过沼泽时，战士们用手推车到远处推沙土，填平沼泽地。每推一车沙土上大坝时，战士们谁也不敢偷懒，只要一不用力，车就不动了，甚至往回倒。陈佩斯累得“总觉着自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最后，他们硬是在沼泽上堆出一道“长城”来。
　　战士们用汗水修建的排灌渠，基本上没有用过，等验收不久，就被流沙掩埋了。
　　陈佩斯“在半死不活的状态里，每天都在倒气，因为劳动强度特别大，关键是顿顿吃不饱肚子。”
　　“我们连队几乎没有副食，一年吃五六个月的酸菜。”因为穷得买不起菜缸，陈佩斯对土法腌酸菜记忆犹新：“在胶泥地上挖个坑，放上白菜撒上盐，盖上一层土，然后再放白菜撒盐盖土，最后盖上一层沙子。”
　　开春时，战士们挖出酸菜，“一吃，那个臭呀!”
　　第二年，战士们开始种胡萝卜、蔓菁、大白菜，生活条件才改善了一些。
　　附近防风林里长满了甘草，挖甘草成为八连唯一的副业。一次，陈佩斯挖到一根碗口粗的甘草，他没舍得上交，把它插在房檩子里藏了起来。他探亲回来，一进屋就抬头看，却发现甘草不见了，“不知道谁拿回家孝敬自己的爹妈去了，我爹妈还没孝敬呢，气死我了。”
　　编织美好生活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文艺表演，因为过去家里不让做这行，家里唯恐避之不及呢，谁还敢往上贴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陈佩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但是有表演天赋的他在兵团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哪怕是和战友在一起时即兴表演一番。
　　不过，陈佩斯和战友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1973年，经过4年的锻炼，陈佩斯和战友们不仅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了，而且都成长为娴熟的建筑能手。陈佩斯自我评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了”。
　　“当时，兵团在管理上不是很严格了，它也无法严格了，因为总得让人生存呀!我们这些知青已经不是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的学生了，已经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准备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把过冬的蔬菜都准备好了。连队准备一部分，我们再偷一部分，我们偷的菜和我们自留地的菜长得挺好，收获非常好，副食改善得非常好!”陈佩斯乐呵呵地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种植了甜菜，亲自动手熬起了糖稀。他们把糖稀装进罐头瓶子里，整齐地摆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射下来，糖稀发出赏心悦目的酱红色光泽，大家感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幸福。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他们一商量，决定第二年开春盖房子，这一次可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为每一位知青盖一间，改善生活条件。战士们查看周围环境，选好了一块地。买砖是没有条件的，他们决定盖土坯房子，而且抛弃传统的长方形样式，盖圆形的房子，从力学角度看不仅结实，还避免了垒砖垛。盖房子需要木头做门框、房梁和檩子，大家就把防风林里枯死的大柳树和大杨树砍回来，没地方藏，干脆用它架成床铺，下面的空地方还可以不断地往里藏木头。
　　“如果在这里扎根，我们会把生活条件改善得特别好。”陈佩斯说。
　铭刻心头的记忆
　　“开春时，正是天鹅、野鸭、大雁飞来的时候……”当年，许多事情让陈佩斯记忆犹新，他用记忆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陈佩斯精疲力竭地推着装满沙土的手推车，几乎寸步难行。这时，天空传来禽类的鸣叫声，他抬头看去，一只天鹅带着两只小天鹅在飞翔，天鹅也在斜着脑袋看他呢!
　　“天鹅张开翅膀，有1.8米，像人一样大，它们在低空飞翔，感觉轻轻一跳就够着了!”
　　天鹅的鸣叫声，陈佩斯感觉至今犹如在耳际。前几年，陈佩斯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连队驻地北边，是一片淖尔，那里栖息着许多珍禽。
　　饥饿难忍，陈佩斯和战友来到淖尔边，在芦苇荡捡到两颗鸟蛋，他们揪起衣角小心翼翼地兜着鸟蛋往回走。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只美丽的白鹭，正在向这里张望。陈佩斯和战友一追，白鹭就跑，一停止追，白鹭也停下了。他们嫌带着鸟蛋麻烦，干脆放下去追白鹭。这可是一顿美餐呀!可是，等追得离开芦苇荡，白鹭突然飞走了。抓白鹭无望，他们回去拿鸟蛋，却怎么也找不到放鸟蛋的地方了。大家恍然大悟，被白鹭骗了!
　　一次，陈佩斯在芦苇荡里捡到一颗大鸟蛋，他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天鹅的哀鸣声。一只天鹅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它绝望地一头扎进海子里。
　　陈佩斯头一歪：“别骗我了，这次我可不上当了。”
　　回到驻地，当地老乡说这是天鹅蛋，天鹅发现蛋没有了，会一头撞死!
　　陈佩斯情不自禁模仿起自己当年的场景：低着头，双手揪着衣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天鹅蛋，又送回了芦苇荡。
　　老乡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陈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鹅竟然有这么浓的亲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遥的父母一定在牵挂着自己!(本文来源：北方新报)


　　6， 敬一丹：我的五彩缤纷的知青生活


敬一丹（左）
　　“知青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灰暗的，而是五彩缤纷的。”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如是说。与大多数知青相比，那段岁月对她而言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是她梦开始的地方。1972年，敬一丹达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那时她17岁。敬一丹去的是小兴安岭林区，在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镇一个叫清河林业局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
　　那段时间是比较艰苦的，她们二十多个女孩子住在一个小屋里，不时就会听见一声尖叫，“蛇，蛇!”，那时候，蛇可是她们的常客。小屋在路的尽头，那里没有电，也没有广播、报纸，每天就只能点一盏油灯，点灯用的油都是从队里的油桶里倒出来的，每天只要多点一会儿，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眼窝、鼻孔里面都是黑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毫不夸张的说，这是她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林场要新建一个广播站，谁能做广播员呢?热心的同志们就说，“小敬在初中就是播音员啦”。其实，敬一丹从小学开始就有了捧起话筒的愿望，初中的时候就做了学校的广播员，也参加过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招聘，对广播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她从未想过专门从事播音的工作。于是，也算小有经验的敬一丹就跑到话筒前，一张口，简简单单几句话，大家听了纷纷叫好。就这样，她从此就开始了与话筒之间的不解之缘。
　　林场广播站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敬一丹一个人，她自己写稿子，到工段去采访，是记者，又是播音员。那时候的广播主要放一些林场的动态，还有音乐、样板戏。全林场有两个高音喇叭，林场三十多户居民每家有一个入户的小喇叭，在那个大山脚下的寂寞的地方，是广播，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生气。天不亮，敬一丹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点亮了家家户户的灯。“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起床、上山，林场苏醒了。晚上，家家户户又拉响了家里的小喇叭，听听林场的事儿，听听音乐，还可以听到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在那个没有电视的时期，所有的听众都认识她，想听什么，敲敲小敬的门，“我们想听一段笛子独奏”，就可以直接“点播”了。那时广播站里的唱片都是敬一丹在哈尔滨买了带过去的，绿色的。蓝色的，透明的，大大小小几十张，装饰了小小的广播站，点缀了寂静的生活。(文章来源：平远知青网)

　7， 葛优：从知青猪倌到平民影帝


葛优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清理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养着五六十头猪。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打水，提水，农忙时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8年底，在插队的平房小院子门前，葛优利用爸爸的照相机，请人拍了一张表情丰富的照片。这是葛优第一张带有表演的“剧照”。葛优说：“这应该是我想当演员念头的最初萌芽。”此前，尽管葛优有一个著名演员父亲，但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他只想进一个全民单位。
　　1979年，在葛优离开兴寿公社的前几个月，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招生。葛优觉得应该去当一名演员，他说：“那时的心情，比起拍照来，就有点要发芽的感觉。”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第一个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葛优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这时，昌平农场的人要求葛优回去继续养猪，因为葛优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都怀念着葛优。葛优已经心灰意冷，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农场与大猪小猪为伴。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他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葛优改变了行程，决定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葛优的朗诵材料是散文《鲜红的请帖》，讲的是“文革”时老师受到学生冲击，后来学生感到自己错了，给老师发出请帖，为老师过生日。葛优非常怀念这份朗诵材料，直到今天还一再表示：“真可惜，丢失了那份朗诵材料。”第二项是唱歌。可以想见，葛优的嗓子好不到哪里去。第三项是小品。葛优犯愁了，前面两项考试结果平平，第三项如果走以前的老路，肯定不会被录取。葛优灵感闪现，决定演一个小品：《喂猪》。
　　在众多的考官面前，葛优发现自己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有点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不仅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而且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回忆说：“在表演的时候，舞台当然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有猪。”葛优的表演受到考官好评，终于考上全总文工团。
　　直到现在，葛优还很想回到那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文章来源：青年文摘)


　　8， 王小波：“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
　　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王小波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一共待了两年。
　　辗转12天后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的22名知青里，教育部直属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学生共有9个，4男5女，分别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这些教育部大院子女的行装，着实让当地人感叹了一阵子。头两个月，知青们暂住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上嗖嗖窜来窜去，男生新奇，女生尖叫。给知青住的平房修好后是4人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是同屋。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本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9， 食指：不合时宜的《相信未来》

[img=463,291]http://file_image.inewsweek.cn/fck_upload/2011/10/08/poem2-5[1].jpg[/img]
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1968年12月18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由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满载着北京知青们准时启动。就在这趟列车颠簸的车厢里，20岁的郭路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连同不久前写就的《相信未来》，很快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依托。
　　不合时宜的《相信未来》
　　与那些交织着青春、理想、挣扎、幻灭、希望的诗歌相比，眼前的食指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步子慢了。时间显现出它残酷的一面，它能让一个人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同样，它也能让生命的火苗渐渐变得微弱。诗人老了，但是那些诗歌依然年轻，而这足以让诗人感到宽慰。
　　1968年，文革第三年，整个中国一片嘈杂。无论对于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民众，还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前景都异常黯淡;但是在“东风劲吹红旗飘”的绝对语境中，横空出世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让人们在困境中得到了些许安慰，看到了些许希望。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很难想象，在那个语言贫乏、情感缺失的时代，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美丽而感人的句子。
　　“当时我把这首诗带给贺敬之看。贺敬之的评语是：在30年代它是一首好诗。”食指说言下之意，它是不合时宜的;再往深里说，你不该写这样的诗。
　　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以说冒犯了那个时代。《相信未来》的广泛流传，惊动了当时的“文化旗手”江青。“江青认为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在江青看来，食指是一个灰色诗人，她下令对食指进行调查。“幸好我的《鱼儿三部曲》流传不广，否则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谈起往事，食指仍然心有余悸。
　　《鱼儿三部曲》是食指1967年的作品，这部描述青年人失落、彷徨的长诗，意味深长地对文革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我的炉台”与“历史的炉台”
　　文革年代，思想被禁锢，但是食指的诗歌还是以手抄和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遍大江南北，《相信未来》让处在迷惘和挣扎中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但是在食指看来，它并不是一首乐观之诗，它传达的是一种无奈。“有关这首诗的产生和传播，也存在误解。”食指希望能够通过快报的报道，对此加以厘清。
　　食指的好友李恒久曾撰文回忆说，他是《相信未来》的第一个听众，“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在北海见面，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听他背诵了《相信未来》。”实际上第一个听众另有其人——《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儿子曲磊磊。而《相信未来》也是一首命题诗歌。
　　文革前，北京有好几个文学沙龙。年轻人聚在一起，阅读“禁书”、探讨艺术、创作作品。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张仃的儿子张郎郎曾经发起过名为“太阳纵队”的文学组织，结果被发现，张郎郎被通缉。“太阳纵队”一些成员和食指是朋友。“当时他们聚在一起，就一个萝卜，但彼此也会用装了酒的大瓷缸碰一下，说上一句：相信未来。”食指说大家很郁闷，张郎郎逃跑前，在李东白的一个本子上，写了歪歪斜斜的四个字：相信未来。
　　食指说他非常受刺激，就想以此为题写首诗。“一直没动笔，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曲磊磊翻拍的一张外国照片，照片上是一串紫葡萄和一个虚化的女子头像。“我看到后，感觉一下子被激活了，觉得可以写了。”食指一口气写出《相信未来》，并且背诵给曲磊磊听。“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这个句子，就是由照片引发出来的。
　　“《相信未来》与乐观主义无关，那时，无奈是一种更真实的感受。”食指表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绝望。
　　食指的诗流传大江南北。这对食指来说是幸事，但也带来一些麻烦。“因为中途传抄太频繁，很多句子已不是我原来的了。”食指拿《相信未来》举例，“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一句中的“露水”应该是“泪水”;而“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里的“凝霜”应该是“凝露”。食指希望能恢复“原貌”。而读者的一些“错误”也有“正确”的时候。最典型的要数《相信未来》的第一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一些流传的版本把“我的炉台”演变成了“历史的炉台”。“读者写得比我好，更加大气。”食指认为。
　　与北岛见面，朦胧诗找到源头
　　很长一段时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被看做是中国新诗潮的源头，但是在今天，食指的诗被认为影响并推动了新诗潮的产生和发展。
　　食指这样描述他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1978年的一天，北岛、芒克约我见面，我有事耽搁了，就自己去找他们。他们决定在《今天》第二期上发我的诗。那也是我第一次用“食指”这个笔名。
　　“他不怎么说话，他外号叫老木头嘛。”食指说北岛挂着善解人意的笑容。
　　有人举例说北岛受食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北岛著名的“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的句式明显受食指《命运》一诗中“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的影响。对此，食指不愿评论，“各写各的，很难说谁受谁影响。”(文章来源：龙虎网)



　　10， 梁晓声：知青生活是我的写作命题


梁晓声
　　从《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年轮》，他的作品都曾引起过轰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梁晓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位作家。如今，他蜗居在北京语言大学中做学问。生活中儒雅、谦和的他，谈起当下的时代与文学，激昂中不乏忧患。日前，身在北京的梁晓声与记者在电话中长谈了近年的心路历程。
　　两个家乡
　　“我是有两个家乡的人，哈尔滨是我的家乡，山东荣成也是我的家乡。山东是家族生根的地方。我是这棵树上一枚飘落在东北的种子。”
　　记者：您的原籍山东省荣城温泉寨村，而您父亲在少年时期跟随乡亲们闯关东定居哈尔滨，心目中有“两个家乡”?
　　梁晓声：很遗憾，我一直没回到过山东荣成老家，所以我的意识中，我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在哈尔滨出生，那里是我的家。而父母是闯关东那一代的山东人，对山东的情感也很深厚，毕竟山东是我父辈走出来的地方，是家族生根的地方。
　　记者：在北京语言大学当老师都教授哪些课程?感受如何?
　　梁晓声：我现在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中文创作与欣赏、散文写作、文学影视评论等课程。我在教学中试图将评论延伸到大文化的概念，比如评论网络文化现象。中文系教学有个尴尬，它不是教授你如何写作的，某种意义上说，出的是文学批评家，可没那么多单位提供这样的职位。写好评论是中文系学生能力的底线，否则就白学了。我不主张只评论小说，美术、歌曲、话剧这些都可以评论，希望学生们成为广义上的评论者。
　　记者：很多外地的大学、机构请您去讲座，但是您很少去，出于怎样的考虑?
　　梁晓声：大多数是不愿意去。因为对于文艺、文化的主张是很个人的，我如果专门讲文学创作，必须面对把它当成专业的人讲授才值得。而真正冲着文学来的人，恐怕是十分之二三，最后往往变成了泛谈，会谈到时尚、网络文化之类。也不喜欢辩论，面对观众时，要面对很多人的反问，你辩论也不是，辩驳也不是，变成了一个秀场。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由写东西的人变成“说话”的人，那是突破我的底线的。我不只是老师，还是创作者，要有更多时间思考。
　　知青情结
　　“我的一生像连环画，底色温暖。我会把写知青生活作为一个命题继续写下去。”
　　记者：您也曾向现代都市题材靠拢，做出了多样化的尝试，但提起您的写作，大多数人还是会定位为“知青文学”。
　　梁晓声：把我的写作定位在“知青文学”，是先入为主的印象，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残留的印象。每当我出了新书，别人着眼点是我又写了一个“知青题材”，而我的着眼点是“知青时代”。最近为山东台写了电视剧《知青》，因为通过年轻演员表现那个特殊年代的影视作品很少，我感到忧虑。你们这一代对于那个年代几乎一无所知，我会把写知青生活作为一个命题写下去。
　　记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这样评价您：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这“慷慨陈词”的内涵是什么?
　　梁晓声：慷慨陈词，这大概是说我的有些作品，如《发言权》写知识分子发言后人生的沉浮，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些问题。有的人觉得我没脾气，还有人觉得我脾气大，那要看是对什么事。以前我常爱对官员发脾气，在某些场合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因为要抓住那样的机会强烈的表达自己的声音，才能触动他们，有所改观。而在生活中，没什么发脾气的必要。
　　记者：您曾撰文说：“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那您的人生画布是怎样的?
　　梁晓声：是连环画吧，不是现代漫画，而是传统的工笔。
　　我是城市里的穷孩子，儿时父亲常年在外，哥哥生病，家庭居住条件也不好，自己赶上了自然灾害和下乡。但在这个画布上，底色是“温暖”。处在那种环境下，点滴的温暖我都记忆深刻，最后记住的全是他人对我的好。正因为此，我的作品也很少刻意描述人性的恶，文学的功用，对我而言，并非批评人性中恶的那种。我的笔调在于时代如何扭曲人性，并不是去用放大镜，睁大眼去看人性恶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