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里被陌生人吸奶:绿枫：我的先生易卜维和他未完成的《文革记事》

我的先生易卜维和他未完成的《文革记事》

作者：绿枫

　

我和易先生的妹妹在大学里不仅同窗，而且同室，注定了我和易先生的缘分。在易先生出狱重返他的母校任教后,我认识了他,并嫁给了他。我因为与其小妹相知，故他与他的家庭都让我钦敬。经历过文革时代的我，看到这个家庭在经历巨大灾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正义、善良、坚韧和文化教养。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宣武区的简易楼里。就如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所说的一样，这个曾经住过上海的花园洋房、住过北京花木扶疏的温馨庭院的人家，在被抄家、扫地出门、经历各种劫难之时，一个个外貌纤秀的人，依旧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对文化的渴望、不甘颓唐、保持着尊严，并且不屈不挠地为蒙冤入狱的易先生申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看到太多的扭曲的人性，虽然争取生存得更好是人的本性，但是亲人的背叛、朋友的落井下石、邻里的反目，那些“人性”中的自私、卑鄙令我颤栗。我眼见亲人的背叛使我的老师走上绝路，朋友的诬告让无辜者死于非命。可是，易先生的家人在那个年代里，虽然屡遭磨难，一家人始终互相关心，彼此安慰，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没有人因为易先生入狱而怕沾边，影响自己。从燕山野人的《怀念哥哥》中，从易如玉纪念哥哥的文章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自己也处于困境的时候，还一直惦记着倒霉的哥哥。郎郎先生在他的博克中所写的《我和易先生故事》中，回忆了易先生的母亲和妹妹去狱中探监的情景。这些都是年年复年年，多少探监路的一小段。除非，他们自己也无人身自由的时候，探监、寄包裹的事就没有停止过。在我整理易先生的遗物时，在一只漂亮的糖盒里，还珍藏着他在狱中时，亲人写给他的一些信和包裹皮。

当我一九七八年在大学里认识易先生的小妹时，他的年近七十岁的、失去丈夫和一个儿子后，依然仪态高雅的妈妈还在不断为他申诉，十余年，没有一天放弃。是正义、善良与爱心的坚持感动上苍，申诉信终于得到邓小平的亲自批示。我的婆婆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女性、普通的中学教师、典型的贤妻严母，在我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四个孩子在经历巨大惨剧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变节、背叛亲人，没有一个人消沉、放弃真理，没有一个人放弃学习，女儿们甚至不放弃美丽的仪表。在国家走出文革阴影之后，她幸存的孩子们个个事业有成。而且，她的儿女个个有好厨艺，女儿还都会做衣服。80年代初，每逢假日回来，我们的女生宿舍都举行自发的“时装表演”，易先生小妹带来的都是姐姐易如玉的新作品，我们称如玉姐姐是八杉恭子（日本电影《人证》的女主人公、服装设计师）。我的婆婆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我认识的易先生，不修边幅，架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镜。我佩服他在一番炼狱中所保持的镇定与坚毅，在他来说，这坚毅体现为书生本色。他周围的环境十分复杂，也有社会渣滓，根本谈不上文化氛围。而他以服刑人的身份，不仅在狱里做出数学难题，还成了修理汽车的好手，并完全自学了英文，这真是身陷囹圄不堕青云之志。后来，易先生对我讲他的经历时，曾经说过，他在狱里一度摘去眼镜装文盲，但是其他犯人不信。易先生专攻数学，理化亦好，所以他后来教理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时，所有专业的同学都爱听他的课。当时，更令我这个历史专业毕业生佩服的是，他的中外文史修养超过我这个学专业的。

在与易先生朝夕相处的二十余年中，我体会到他的书生本色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与真诚上。他教书全心全意，完全无功利之心。文革遭迫害，青春已经被摧残，而他平反回母校任职，以往十余年一分钱未补。从四十六元开始拿月薪。他的一位恩师是省人大代表，自己为他奔走，得一千元生活补助。这位老师告诉他，要他配合，继续争取。可是，易先生觉得他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于是领了一千元，谢了老师，从此不想此事。家中一切木工、电器活儿他都自为，生活简朴。在我们的陋室中，唯一令来客注意的是书。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最大富有。当商品经济冲击着各个领域，人际关系、甚至学术圈中出现的所有“新的游戏规则”，他都不懂，或者说根本不理睬，他认为学术只有求真。

大约在一九九六年，他受聘给外校的研究生班讲授自然辩证法，班上不少学员都是省市机关干部，甚至身肩重任。当时，省科技厅一位年轻干练的副厅长也是学员，他曾经说过，不知道省里还有这样好的教师。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十一点钟，他忽然来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访。他带来一箱水果，提出请易先生主持省里一项重点课题。我也在大学任教，对学校里的事情和新的现象比较了解。我知道多少人为了一个小课题千方百计，如此重点课题送到面前，不喜形于色，满口应承，也要心里偷着乐。但是，易先生不管我的眼色，提出要我去干自己的事。他对副厅长说，这个课题需要团队，并建议找省科学院某所更为合适。而我完全了解按照现在的“游戏规则”，遗憾他没有接下这个课题，如何干是下一步的事，而主持人必是自己的，也许因此而获奖，或成为省管专家。对于人生不顺利的易先生，也许是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但是，他不愿意“沽名钓誉”。我们有时也请客，不是他的老师，就是他的同学、患难朋友和有困难的学生。他觉得，如果谁已经身处要职，人家很忙，就不必打搅了。如此，他的一生有传奇，却不算“成功”。

他没有写完的《文革记事》，也完全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认为是留下一段历史给后代。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与论文。他退休之后，还写了一本指导高中生如何填写高考志愿、走进大学如何学习的书，书名是《走进大学》。因为，我们周围总有一些家长带了孩子，就高考报志愿的问题向他咨询。在他去另一个世界不久以后，他的一个在加拿大读博的学生回国探亲，我把易先生的两本书送她留念。2006年11月的一个晚上，她来电话，告诉我她几天前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那个时候，她想到的就是她的父亲和易先生。她说，她打电话告诉我，就是觉得冥冥中，易先生关注着她，她想让易先生高兴、放心。她说，她重读易先生的书，其中一些话是易先生在讲课时强调过的，她说，她现在把这些话继续告诉她的外国学生。我想，这才是易先生内心真正想要的。

这个家庭是普通的家庭，易先生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普通的男人。作为丈夫，他还时时表现出大男子主义。我们的生活再普通不过，而且各忙各的，很少浪漫。其实。许多事情平平常常每天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会习以为常，没有感觉。可是，当这习以为常消失之后，却让人回味无穷，有时会觉得痛断肝肠。当我在学校开马拉松会的时候，我再也接不到他带有质问口吻的电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我散会回来，抬头望望，再没有等待的灯光。上火车，我一个人走，下火车，站口再没有他的身影。我清理我们那经常结霜的冰箱时，我知道他在的时候，我没有清理过。由于误诊，我一直以为他的腰痛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他的好胃口一直到确诊之后。我只顾期末学校的繁忙工作，谁知竟是胰腺癌转移至骨。他去另一个世界以后，我才发现他藏着的一本日记。从日记中，我看到，他在确诊一个月之前，已经怀疑自己身患绝症，但是他觉得我压力大（值我校的年终考核严格，而且学院要我授课之余给全院教师计算考核分数），家中八十多岁的母亲尿毒症数年），因此不想告诉我他已患重病。在我回家的时候，他一直强打精神，想坚持到我回京探母，他再自己看病（他很有个性，在平日有不适的时候，也烦我嘘寒问暖，总说让他一个人安静安静最好）。在这本日记上，他连遗嘱都写好了，粗心的我真没有发现。就和没有发现这本日记一样，我还发现他十年前写给我的一首词：“天长地久，有几回花好月圆？夫妻恩爱，更多少情意绵绵。难得今宵这般好，光阴且住，休去也。……”为他弟弟的诗集出版，他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写道“犹忆儿时两同行，于今具是霜鬓人。瓢蓬劳尔携弟妹，丧乱代我侍双亲。为兄惭愧乏爱助，长夜无眠吟不成。和须夸张长枕被，诗心可共手足情。”重读这些诗词，我百感交集。

人们都说，时光可以修补一切创伤，但是值得珍藏的东西，时间越久，才越显珍贵。

我和易先生的弟妹，为他写了一篇铭文，大概可以概括他的一生，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少年聪睿，言行卓尔不群。文革罹难，陷囹圄十有奇年。一九七九年平反回母校任教，其博学多才，深刻敏锐，教书育人，广有口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获曾宪梓基金会授予之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卜维一生，上孝下悌，铁骨柔肠，斯人已去，亲人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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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有关易卜维更多的文章可以在我们为他建的易卜维博克看到。他当年在监狱的死刑犯难友张郎郎也在他的博克中回忆了那一段历史，请到郎郎的博克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