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女生看电影答应了:高更 《阿门！玛丽亚》—异国的幻想

高更 《阿门！玛丽亚》—异国的幻想 高阶秀尔著 范钟鸣译  

2011-02-05 17:44:34|  分类： 看名画的眼睛 |  标签：高更  印象派  玛丽亚  阿门  作品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高更《阿门！玛丽亚》——异国的幻想

〔画布油画，114 x 89cm , 1591年作，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

华丽的异国趣味

这幅作品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华丽而丰富多彩的。事实上，画上的红色、黄色、绿色和其它颜色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曲色彩交响乐。包括孩子在内，画面上一共出现四个人。画的右边，一位肩上骑着孩子的妇女，略微有些倾斜地站立着。在她的左边，远处还有两位裸露着上半身的妇女，正在合掌做着朝拜的动作。这些人物和画中的香蕉、树木、花草乃至树丛间的小屋，一切都具有明确的形体，并闪耀着强烈的色彩，给人以充实无比的印象。高更好象是想用色彩和形体来填满整个画面，这和莫奈、毕沙罗的印象主义风景画是多么的不同呀。

在印象派的绘画世界里，光线、空气、还有空间是必不可少的。莫奈画《撑阳伞的少女》时特意选了自下而上的构图，并且在少女背后配上明朗、开阔的天空。高更的这幅画与其完全相反，故意不让天空出现在人物的背景上。他用花草和树木把画面填满，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构图感。他的人物处理手法也完全不同于莫奈的人物处理手法，莫奈的人物是处在背光中，而高更的人物是镶嵌在丰富的色彩中。从表现效果而言，高更追求装饰效果远远胜于表现空间感。他无意在画面上生动地体现具有深度的宽阔的空间，宁原致力于去充实画面的两度空间。最前面的水果显然是为了充实前景而添上的，要不然前景会显得太空虚了。在装饰性的构图上参杂着异国情调，这样使画面显得更为华丽动人。褐色皮肤的南太平洋人，她们身上的衣服带有乡土气和朴素的富丽感。周围的南国植物生长茂密，那些奇异的花朵也竞相吐艳。我想即使不知道这幅画作于塔西堤的人，当他们见到这幅画时，也会毫不困难地断定它描绘的是远离我们日常世界的明亮的热带国土。

然而，我们能就此轻易断言，这幅作品只是一幅带有异国情调的装饰画吗？

确实，这幅画首先给我们的印象是它的异国情调和装饰性，但是再进一步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它还具有其它意味。那些出场人物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装饰性的主题，后面的两位合掌的妇女，显然是在向前面肩上有孩子的妇女朝拜。这位妇女是画中的主角，因为她被描绘得特别大，而且她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后面有两人存在。她正视着我们观众。画面上出场的人物好象还不止这四人，在两位妇女身后的树荫间还有一个人存在。高更对这些人物的处理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区别对待。这说明这些人物在高更的画中都带着特别的意味和作用。

那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阿门！玛丽亚

关于这幅作品的含意，高更在画面左下角写着的题名《IA ORANA MARIA 》，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这幅作品的线索。其实这句话是塔西堤的土语，意思是“噢！玛丽亚，我来向你致敬。”它正好相当于基督教天使祝词的第一句“阿门！玛丽亚。”

这就是说，高更在描绘南太平洋的塔西堤岛风光的同时，还加上了基督教的含义。高更于1892年3月11日由塔西堤岛寄给友人达尼尔·德·蒙夫莱德的信中，对这幅画清楚地这样写道：

    “······我描绘了一位生着黄色翅膀的天使在给两位塔西堤妇女指点玛丽亚和耶稣的情景。玛丽亚和耶稣也是塔西堤岛人，她们都在裸露的身上裹上一条筒裙。筒裙是花布做的，适当地裹在她们的腰间。深色的山和开花的植物布满了背景。路是紫色的，前景是翠绿的。在最前面还有一堆香蕉。我自己比较喜欢这幅作品······”

由此可见，高更要表现的是“塔西堤岛人”的玛丽亚和耶稣。所以高更在母亲和幼儿的头上非常简单地画上了光环以区别于凡人，她们就站在两位正合掌朝拜的塔西堤妇女前面。                                                     

这幅看上去极普通的异国情调的作品，实际上又是一幅伟大的宗教画——一幅返回到基督教图像学的宗教画。

然而，大家可能会觉得，背景上的塔西堤风光似乎有些不合理。因为圣经或者圣人传中并没有关于圣母子出现在奥赛亚尼亚的记载，况且圣母子也不可能是塔西堤岛人的模样。这可以说是奇怪之极了。在前面曾引述过的给蒙夫莱德的信中，高更一开头就非常明确地谈到过他的意图，即要描绘塔西堤岛人的圣母子。这就是说，高更是明知这幅画在宗教画中属于异端之作而大胆地创作的，并且声称这是他“比较喜欢”的作品。高更只身来到塔西堤岛究竟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寻求未被文明毒害的新天地。为了这个目的，他是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描绘出眼前开阔、华丽的异国风光和裹着筒裙的健壮的塔西堤妇女的。他显然是想把那仍然遗留在妻子、友人意识中，同时也依然保留在古老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传统塞入画中。

宗教的幻想

以上也许可以说明，在画家高更内心好象已对画布上出现的再现世界不满足了，他要需要其他什么东西出现。而且这种“什么东西”是与印象派的再现视觉世界是完全矛盾的。高更原是一位业余画家。他是一个金融公司的职员。在印象派画家尤其是毕沙罗的影响下，他才拿起了画笔。所以高更起初也画过一些印象派的作品，而且还参加了印象派画家们的画展——1879年第四届印象派展。所不同的是，高更只在很短的时期内以莫奈《撑阳伞的少女》式的纯印象派手法作画。

在去塔西堤岛之前，高更早就对印象派不满了。“他们只在眼睛上下功夫，一点也不动脑子。”对于高更来说，绘画不应该仅仅忠实于对象，它必须加入人的想象力和智慧。由于印象派太依赖于“感觉”, 所以高更要设法再生“精神”的权威。即使高更在“感觉世界”里也具有过人的敏锐感受才能，但他也还是不满足于眼前的塔西堤绚丽的花朵和水果。在这异国的舞台上，他想要导演一出培育了西欧精神的基督教神秘剧。高更把客观的现实世界用来作为宗教幻想的背景，在他1880年后的作品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现藏于埃丁巴拉的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雅各与天使的搏斗》（1888年作）一画。那幅画是以他当时居住的法国布列塔尼为背景的。画中描绘当地人听传教时见到的旧约全书中雅各与天使搏斗的幻影。高更把身穿布列塔尼地方服装的妇女们的现实因素与圣经中传说的搏斗的非现实因素，和象征受难之血的鲜艳红色背景统一在一起。它不仅给观者以巧妙的色彩配置和别出心裁的构图的印象，而且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觉。

那以后的第二年，即1889年，高更在著名的《黄色的基督》（巴伐罗，奥尔布兰特·诺克斯美术馆藏）一画上又一次进行了这样的大胆尝试。他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下也安排了几位身穿布列塔尼民间服装的现实中的妇女。1891年，高更初到塔西堤岛，就创作了这幅《阿门！玛丽亚》，其实这幅画是以上宗教幻想绘画的直接延续。

综合主义美学

如此的宗教性幻想绘画，在主题内容上已经和印象派大相径庭。并且就绘画表现而言，它与印象派技法也完全不同。

这幅《阿门！玛丽亚》和莫奈的《撑阳伞的少女》，同样都描绘了室外风景中的女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莫奈把视点压得很低，将画面的主体——站立着的女性处理在天空的背景前。而高更则把人物完全镶嵌在多彩的背景中。除了构图上的差别外，高更的背景以及人物的描绘手法也与莫奈完全不同。

莫奈的草、人物、天空都是用细小的笔触画成的，他好象非得用无数小笔触来分析眼前阳光下的物体才行。而在高更的画面上，那些人物、水果等都具有丰厚的质量感和重量感，连花朵、枝叶乃至小路和长满青草的大地，都好象用剪刀剪过后，贴在画面上一样，所有形状都带有明确的轮廓。莫奈的人物脸部非常模糊，全身也似乎被光的微粒分解溶化在天空中，

似有似无地存在于画面里。高更的人物却与其相反，他们都被勾勒着铁框式的轮廓线，这些人物俨然存在在富丽的背景中。我们最初从画面上感到的装饰性，实际上就是由这些强烈的色块组合造成的。

因此，高更的这种与印象派“色彩分割”相反，把形体把化成一块块块面的技法，我们称之“综合主义”。如同“分割”是印象派画家们的“专用语”一样，“综合”也成了高更等画家们的“方言”。实际上，1889年和巴黎世界博览会同时举行的以高更为中心的展览会上已经用了这个名词，展览会的名称是“并列于印象主义的综合主义展览会”。

其实，这幅作品中所出现的明确轮廓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综合”是一种虚构。它并没有再现现实对象，而是给人一种对现实对象抽象化的印象。如此说来，印象派的“分割”当然也是一种虚构，莫奈通过这种虚构来捕捉现实的形态。高更则通过“综合”的虚构，使物体向着离开现实世界的抽象化方向发展。高更发现了这一点，不，他是明知这一点，才在自己的画中加上了与自然不同的新的理性秩序。

高更的这个意图，在1888年创作的《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中也已体现得很明确，同年8月，高更在布列塔尼给巴黎友人修夫耐盖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给一个忠告：太忠实与自然是错误的。艺术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当然应当考虑它的效果，但更应该凝聚着你的创造力。这是一件和造物主创造世界同样的事情。它是一条通过创造而升华到神的世界的道路。”在此我们终于了解到支配塔西堤时期的高更美学，这种美学在他的布列塔尼时期已经形成了。

塔西堤岛的女性

这就是说，《阿门！玛丽亚》不过是1880年代后期的《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一画的延续，或者是宗教幻想主题和综合主义美学在绘画上的延续。如此说来，八十年代的具有创造力的高更在九十年代就没有任何创新之举了吗？

比较一下《阿门！玛丽亚》、《 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以及《黄色的基督》这三幅画，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画完《阿门！玛丽亚》之后，高更在世上还生活了十几年。虽然这十几年的风格变化不如1890年前后的变化那么剧烈，但是，高更之所以成为真正的高更，这的确是1891年以后的事。

给高更带来这个决定性变化的当然就是“塔西堤岛”了。他在1891年6月告别了家人、朋友和祖国，一人来到了塔西堤岛。到达数日后，这幅《阿门！玛丽亚》就诞生了。可以说，这美妙花朵的种子早就埋在了高更的内心深处。它的开花结果必须要有远离文明世界的奥塞亚尼亚的土坡才行。

塔西堤岛对高更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的丰富多彩的色彩配置上。八十年代的高更虽然有时也大胆地使用红色和黄色，但从来没有象这幅画一样同时使用如此多的强烈原色。布列塔尼时期高更的基本色调，不管怎么说还是较单调的。他晚年的富丽的色彩世界，无可怀疑来自于塔西堤岛的体验。

塔西堤岛的影响其次体现于富丽色彩世界中的异国情调上。就在这幅《阿门！玛丽亚》 中有许多异国之物出现，例如画面前面的香蕉，背景中的椰子树和其它南国植物，还有高更自己在信中特意向朋友介绍的漂亮的“筒裙”等等。这些异国之物好象在一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童话王国，同时它们也直接唤醒了沉睡在我们心底的原始天性。它还强烈地再现了那无法从记忆中消除的人类远古时代的野性之梦。

塔西堤岛对高更的影响之三，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高更发现了新的人间。在八十年代后期，高更已经被白色头纱式的布列塔尼民间服装所吸引，就象在《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中那样，高更借助于这些服装进行综合主义的实践。布列塔尼风俗的价值对高更来说好像仅此而已。而在塔西堤岛，高更则发现了新的人间。

这些眼鼻宽大、皮肤褐亮、身体健壮的马奥利族男女，他们非常适宜于用“综合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同时，在高更的画面上出现的这些奇异而强烈的，会使人想起异教神像的形象，也给画面增添了新的心理层次。

在《阿门！玛丽亚》中充当圣母的模特儿的，是高更一到塔西堤岛就和她一起生活的姑娘，她名叫特弗拉。特弗拉不仅在这幅画中做模特儿，而且在藏于卢佛尔美术馆的《海边的塔西堤岛妇女》、《梦想》、《阿莱奥依斯的女王》、《游魂》等画中的模特儿也都是她。高更通过对特弗拉的描绘，揭示了蕴藏在马奥利民族中的强烈的原始生命力。

其实，《阿门！玛丽亚》的构图是以加伐的波罗普德尔遗迹的浮雕照片为蓝本的。那是高更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上买的。两个合掌的妇女之所以动作笨拙，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高更在波罗普德尔浮雕照片的佛像的位置上，换上了站立着的特弗拉形象，她在此代表着圣母。特弗拉在画中是主角。高更把特弗拉当作圣母来描绘，使画面增添了新的精神层次，同时也在基督教传统绘画中注入了异教的新生命。

历史背景

保尔·高更（1848 - 1903）生于二月革命余波未息时的巴黎。父亲是新闻记者，一个共和主义者。当时他曾为革命奋笔疾书过。三年后拿破仑三世称帝使他怒不可遏，他带领全家辞别祖国去了南美洲。在去南美的船上他离开了人间。高更就这样在秘鲁的利马居住了四年。也许正是他少年时代的异乡生活，才促使他后来无限向往南太平洋诸岛。1865年，十七岁的高更为了要做海员，先去当了水手。他在大西洋航线的货船上干活。可是几年后他就辞去了船员之职，到一个叫做贝尔当商会的巴黎金融公司当职员。

任职二年后，他和在街上邂逅的丹麦姑娘索菲结了婚，生了五个孩子。如果就这样生活下去的话，他的一生将会以一个普通市民的碌碌无为而告终。然而，这位表面很平静的公司职员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已潜人了“绘画的恶魔”1883年高更毅然辞去了公司的职务，走上了绘画的道路。那以后，他便把整个的生活都献给了艺术。当时，连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都还未能被大众接受，高更的新型作品就更无人问津了。他的生活也随之陷入贫困之中。妻子一气之下回丹麦去了。他移居到了布列塔尼的农村。后来又去了塔西堤岛，这也是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去生活费用低的地方。1891年以后，他定居于塔西堤岛。1896年他曾回到祖国，两年后他又一次去了奥赛亚尼亚。在那远离文明世界的地方，孤身一人的高更又不断创作出了许多推动美术史发展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