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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杨继斌（2010-11-04 ）

来源: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72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孩子们写得多好啊”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我是打死过人的红卫兵，我道歉！

作者﹕张薇

原发《凤凰周刊》2010年33期

来源：新浪博客　

一位曾经的红卫兵公开自己当年打死人经历，忏悔表示，“痛苦要折磨我一万年”，并指出历史不该被阉割，而公开了事件全过程。

“40多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1951年出生，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

今年5月份，他在《炎黄春秋》上以一篇公开发表的《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成为了少有的进行公开忏悔的文革“迫害者”。

他的公开忏悔，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用他的话来说，历史不该被阉割。

“那是我第一次打人”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时逢文革初期，武斗开始，这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少年也被夹裹其中。

大院里的孩子大都是“老红卫兵”派系的成员，最初，王冀豫是个打人不敢下狠手的少年，“打架都是被动的，从来都是后发制人。”但一次群殴事件，改变了他。

尽管时至今日，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王冀豫还是能记得自己开始玩命打人的那个转折点。他说，那是人性最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下，北京中学各派都在筹备自己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他们这些被旁落又自诩正统的“老红卫兵派”到人家“红代会”现场去捣乱。怎么捣乱呢？就拿出1966年8.18后打流氓的架势，看见一些人，穿得比较奇装异服，就过去揍人家，说他是流氓。

所谓奇装异服，也就是当时的少数年轻人为了与众不同或者表达对红卫兵的抗议，穿衣服时把领子翻出来或者穿白球鞋不系鞋带、穿细腿裤之类。

王冀豫的伙伴们打人打得很凶，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把人打倒后，还会用飞行靴踹。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冀豫的这番言行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在王冀豫对自己“文革”时期所做的事情开始进行审查和反思时，他发现，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真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

此后，王冀豫打架越来越凶，在“顽主”时代，甚至因为敢于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身的江湖气而成了孩子王，那是后话。

“五雷轰顶，我杀人了”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红卫兵”即是王冀豫在当时的身份，这支派系由文革初1966年5月至8月18日前后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多为干部（走资派）和红五类；“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老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三派”多以出身不好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子弟为主流，属于“文革”激进派；“四四派”，则是在当年的4月4日，北京卫戍区政委李钟奇在一次大会上，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由此又结合了一批“游离”的中学生，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温和派。

当时，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作为“老红卫兵派”的大院孩子，与“四三派”的孩子都互相视彼此为死对头。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彼时，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1967年8月5日，因为北京粮校的“四三派”抓捕并殴打了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老红卫兵”中的一员，并且在释放该名老红卫兵后，还拦截了王冀豫熟识的一个朋友，即北京育英中学的李红星（也是“老红卫兵”中的一员），险些将李红星刀刺致死。这让王冀豫气愤之极，坚信是阶级报复，在不冷静中，他伙同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师院附中体育器材库和工具室，人手拿一件能打人的体操棒或大镐把，冲向北京粮校的“四三派”。

如今回忆起来，王冀豫形容当时的情绪是——仇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王冀豫几乎打红了眼，野兽本能般的打与被打充斥了武斗的整个过程。

“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

在棍棒击倒该同学后，王冀豫转身追其他对立派同学，直到他追打到虚脱，自己的腹部也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到地上，看着满地的长柄斧头、棍棒刀枪，他竟对天狂笑。

16岁少年的暴力荷尔蒙在整场武斗中被横冲直撞地发泄出来。直到与他一方的同学跑上来告诉他——他们打死人了，就是王冀豫棍棒击倒的那一个。

这场武斗的结局让王冀豫猝不及防，“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

回到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里，看到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色惨白。

“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王冀豫后来才得知死者的名字叫“王彦宏”。“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如今回想起来，王冀豫只觉得当时的疯狂可恶又可笑，“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

“痛苦要折磨我一万年”

事后，那场武斗的参与者之一也回忆，王彦宏的死并不仅仅是因为王冀豫的棍击，他撰文写道：“当王燕鸿（即王彦宏）被王冀豫挥棍（我记得是垒球棒而不是镐把）打倒时，我看到了另一位‘我方人员’用红白相间的做体育场界限标志用的标枪刺中了王彦宏的颈部?”

然而，人毕竟是王冀豫带头打死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杀人害命了，“犯罪了，这是非常坏的事儿，不应该打死人，他不该死。”

尽管当年打死人事件频有发生，甚至人们已经视死人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年轻的王冀豫在理智上仍觉得自己该为这次死人事件负责。那场武斗结束后的当天，他通过电话向公安局报了案，并向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做了全面交待。

此后漫长的一个月内，尚未被抓捕的王冀豫饱受一种紧张情绪的煎熬。

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一天到晚，睁开眼睛就是，我打死人了，哎呀，我是杀人犯了，就是这种想法。”

这期间，王冀豫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朦胧中，他看见一个身穿白纱、带着血渍的人，像是女人，跟他说，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他在心里回应，一万年太长了，梦就醒了。

有人给他解梦，说他躺在木板上，一人一木是个“休”字，要躺一万年，无解。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痛苦要折磨你很长时间的意思，要折磨你一万年，无休止地折磨你。其实我也想开了，就是你干了缺德事儿，你就要受到折磨。”王冀豫说。

为了一洗原罪，他甚至还动了跑去越南打美国鬼子的念头。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自然计划落空，倒是亲眼见证了一路上各地武斗的血雨腥风，甚至曾半夜独身一人走过绵延近12公里的海口滨海大道，被沿路武斗后的死尸绊倒，弄得满身是血。

当年的12月14日，正当王冀豫准备回北京投案自首时，他被逮捕了。在那个武斗死人为常态的年代，跟他内心饱受的煎熬相比，逮捕他的军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的打死人行为看得很严重，反而问起他的年龄，还嘻嘻哈哈调侃他跟年龄不相称的健壮体格。

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他被投入了海口监狱。监狱的看守看他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因为武斗打死人而蹲监狱，好奇不已，“他就说他们那儿打死那么多人都不抓，怎么抓起你们来了。我说都会抓的，因为杀人了。”王冀豫回忆道，事实上，那时候他也在问自己“到底我这个算是什么事儿”。

蹲了近半个月的监牢后，他被带回了北京。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海南回到北京后，王冀豫在半步桥监狱，一蹲就是九个多月。

这九个多月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如果说打死人后，他是出于最基本的理智断定自己“杀人害命”有罪，接下来的海南逃亡又让他见证了全国武斗中的大规模残忍和血腥，那么在半步桥监狱中的遭遇，让他对自己杀人和整个武斗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当年的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关押的多是政治原因导致的罪犯，譬如绞死李大钊的刑警队长、张作霖的副官等“历史反革命”。

王冀豫所在的监牢共有20个左右的犯人，尽管监狱中有不许交换案情、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互赠物品、不许互助等规定，但这20来号人还是把彼此的“案底”聊了个明明白白。

其中，两名徐姓杀人犯的经历，格外让王冀豫震撼。

当时，这两名徐姓犯人，一个是70多岁，一个是30多岁。70多岁的徐姓老人曾是国民党还乡团成员，1947年曾参与将共产党的家属子女活埋案，因“历史反革命”入狱；30多岁的徐姓年轻人，则是在1966年的大兴县杀人大浪潮中（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下，1966年的“红色恐怖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据徐友渔《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将地富子女亲属活埋致死。

其中一个重要关联是，徐姓年轻人的父母正是在1947年被还乡团活埋。

讽刺的是，两个背负着阶级仇恨的杀人犯，就这样被关在了同一个监室里。“看到了他们就想到‘冤冤相报何时了’，这种恩怨，总是会没完没了的。”二徐的遭遇让王冀豫感慨。

“都是政治原因，党派原因。当年国民党来了，我要活埋你；反过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就藉着机会，把人家后代活埋。”这让王冀豫开始思忖对仇恨的理解，甚至慢慢去学习放下武斗时那种对另一派系人员的莫名仇恨，“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其实，徐姓的两个人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王冀豫自己又何尝不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拚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政治术语。“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我应该负起客观的责任”

9个月的监牢生涯，加上送往中央学习班学习，算是他为自己的打死人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但他从没料到，这件事对他人生的影响，远未终结。

此后，王冀豫的履历看起来简单清晰：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创办稻香湖马场，至今。

在外人看来，他是成功的牧马人，京城圈里著名的马文化传播者；是会讲故事的北京顽主，王朔、都梁等人都听他讲过有关过去的段子；还是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中合成钟跃民的原型人物之一。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越是经历岁月变迁，他越无法摆脱的一个角色是——忏悔者。

事实上，王冀豫的马场经营得并不顺利。他时常想不通自己做人地道，对人真诚，对马也好，怎么就那么不顺呢？不仅如此，十多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他的左眼彻底失明，而当时哪怕用点眼药水都可以控制炎症。更有甚者，他的档案居然被原单位给弄丢了，导致现在连社保都没有。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开始王冀豫有点怨天尤人，后来他给自己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怨了半天我就想，怨谁啊，就怨我自己杀人了。你缺德就要受报应。”

渐渐地，这些自我安慰变了性质。当年那个“一人一木板，要躺一万年”的梦仿佛预兆了王冀豫的生命走向。

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王冀豫有一天“大白天待着待着，突然就想，我打死人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不信神，我也知道我死了以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了，根本不信还有什么天堂地狱，我从来不信，就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可还是觉着不舒服。”

不舒服到“觉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脱”。

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来自良心的谴责，跟一开始的认账和其后“缺德就受报应”的自我安慰是两回事。

他甚至在某一年的冬至去给死者王彦宏烧纸，火点不着，他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一番话后，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身边也有朋友劝他，当年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但他觉得：“这都是藉口，总要有人站出来说某事儿是我干的，总要有一个人来负点责任。所谓负责任就是客观地、真实地负责任，打死王彦宏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就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历史不该被阉割”

王冀豫负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当年打死人的经历。

2007年，一位和他一起插过队、如今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找到他，希望他把自己在文革期间打死人的极端经历写下来，以便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片段，告诉后人文革的本来面目。

有人劝他不要写，说写了就是反人类罪，将来是要上法庭的。王冀豫不在乎，因为他一直都在审判着自己。一咬牙，他一晚上写了8000多字，详尽描述了当年北京粮校武斗中他打死人的全过程。

今年5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他的文章，标题便是《背负杀人的罪责》。他在文中如此诉说自己的忏悔：“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覆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王冀豫知道自己的忏悔文得到的反馈各式各样，有人笑话他，说：“他妈的这帮小子，想用这种小忏悔来达到自己良心抚慰。”有人盛赞他，他的同学说：“你真勇敢，你一个人敢往这条道儿上走。”

王冀豫知道，许多文革的过来人都不愿重温烦恼，他们已经懒得再想那些跟眼前生活无关的破事儿。但他觉得，有更多的人往这条道儿上走才更好，甚至不必介意当事人对当年经历的态度，只要他肯把真实的一面说出来就够了。

在他看来，只要讲真话，对历史做出真实的复述，然后将来有一天，人们在研究文革时，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找到一些历史的成因和基因，这样就能够经由过去的历史而把握住今天的一些脉络。

在忏悔之外，他更看重的价值是：“历史不能被阉割。”

这也是季羡林曾经在《牛棚杂忆》自序中的呼唤：“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王冀豫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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