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周深圳天气预报: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

何谓“姓氏”？
“姓”与“氏”是一回事吗？古人的名字极为复杂，由姓、氏、名、字、号五个部分组成。所以，姓、氏最早是分开的，不是一个词。
具体说来，姓产生在前，氏产生于后。“姓”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代表了一种血缘关系，是家族基因的延续，在母系社会，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子女就是同姓。随着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特别是到了伏羲氏族社会时期，一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处。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为自己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就产生了“氏”。也就是说，姓是一个家族的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氏族社会时期实行族外婚，同一氏族的人不能结婚，这样，“姓”就起到了“别婚姻”的作用。
姓产生后，世代相传，一般不会更改，比较稳定；而氏则会有一个人的后代有几个氏或者父子两代不同氏的情况。另外，不同姓之间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命氏，因此会出现姓不同而氏相同的现象。
到了阶级社会，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名、官位为氏。“氏”也就成了区别贵贱的标志。只有贵族男子及其后代才有“氏”，而奴隶和平民百姓是没有“氏”的。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
“名”和“字”是一回事吗？名字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称呼，是一个人的符号标志。今天，中国人的名字大多比较简单，都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是沿袭祖辈、代表血缘关系的，“名”则凝聚着长辈殷切的希望。
民生礼俗而在中国古代，名和字却是分开使用的。“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所用的符号，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字”则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故又称表字。更为重要的是，古人只有到了成年后才能取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这里的“冠”指的是古代男子的成人礼，意思是说，男孩长到二十岁举行“结发加冠”的成人礼的时候，就要取字。这是出于对成年男子的尊重和避讳，以后大家就不能直呼其名了。而女孩到十五岁举行“及笄(ｊ )”的成人礼时才取字。
古人的“字”通常由“名”衍生而来，《白虎通·姓名》说：“或旁(傍)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可见，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大体相近或有关联。一种情况是名和字意义相同或相近。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又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同义。另一种情况是名和字的意思正相反。例如曾点，字皙。《说文》：“点，小黑也”，而“皙，人色白也”。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就是反义。有一些名与字援引经史载记，使用典故。比如陆羽，字鸿渐（《易经·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另外还有一些人名、字间很难发现其中意义上的联系。如：张耒，字文潜。若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里记录了“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估计人们很难猜透其名字意义上的关联。
古人的名字中除了姓、氏、名、字外，还经常有个“号”，比如，李白姓李名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那么，古人名字里的“号”又是怎么回事呢？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称别人的号是为了表示尊敬，自己称号一般只用于自己的作品中。
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我们熟知的唐代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宋代苏轼号东坡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居士，明代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清代郑燮号板桥等。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有些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名、字，如苏东坡、郑板桥。到了明清时代，人们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
号不像取姓名那样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而是由使用者本人所起，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彰显使用者的某种审美趣味。别号中常见的“道人”、“山人”、“居士”、“翁”、“叟”之类就是自号者鄙视利禄、看透红尘的志趣体现。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即所谓的六个“一”：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足见其审美品位！欧阳修还有个“醉翁”的号，想必大家也会想到他在《醉翁亭记》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那样动情的心志抒发吧。当然，也有很多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而已。
何谓“祖宗”？
“祖宗”在现代汉语中是作为一个词出现的，指一个家族的上辈，尤其指较早的先人，也泛指民族的祖先。
古汉语中，“祖”和“宗”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祖”最初泛指祖先。在宗法制度下，人们特别看重家族的始祖及历代祖先的身份地位，祖先的地位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血缘和这个人在家族谱系中的地位，所以，历代贵族掌权以后，都要为始祖和历代祖先建立庙宇，这个祖庙也被叫做“祖”。而“宗”就是始祖之后历代先人的庙。后来，也把开始创业的人叫做“祖”，继承大业的后来人叫做“宗”了。如从汉代起,帝王的庙号，始帝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称为太宗、世宗等。“祖宗”连用，指的就是祖先。
我国古代，把始祖庙叫做“祖”，始祖之后历代先人的庙叫做“宗”。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享有建立、奉祀历代宗庙的特权，被称为“宗子”，他的弟兄们则被称为“别子”、“支子”或“庶子”，仍属于原有的家族，到曾孙的后代，已满五代，古时奉行“五世而迁”，这时就要从宗子之族分出，作为一个家族的分支，另建祖庙。奉祀支子的庙叫做祖庙，标志这一分支的始祖；支子的后代子孙另立宗庙，以标志这一分支从哪里来，那么这同祖庙的一支就称做“一族”。综上所述，所谓家族，就是奉祀同一宗庙的家族分支，是以宗庙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人群，它是以血统为标准划分的。
何谓“六亲”？
对于“六亲”包括哪些人，历代有很多种说法，代表性的有三种：一据《老子》王弼注，以父子、兄弟、夫妇为六亲；二据《左传》说，以父子、兄弟、姑姊（父亲的姐妹）、甥舅、婚媾（妻的家属）及姻亚（夫的家属）为六亲；三据《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注，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后人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因为此说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中是最亲近的。
不过，后来“六亲”也用来指外祖父母、父母、姊妹、妻兄弟之子、从母之子、女之子了。《史记·管晏列传》载：“上服度则六亲固。”唐代张守节对此做了解释：“六亲，谓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从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
而到了今天，“六亲”已经泛指亲属了。
现代人给家中兄弟姐妹排行一般用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表示，既简单又明了。不过古人为兄弟姐妹排行可有讲究，他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给出一个名称，分别以“伯、仲、叔、季”表示。“伯”就是老大，也可以用“孟”表示，不过“孟”多指庶出的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最小的。古人在“字”前常加排行的次序。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字仲尼，他在家就是排行老二。下一辈称呼上一辈时，如果是父亲的哥哥，就叫做伯父，这和我们现代的称呼是一致的；父亲的大弟弟称为仲父；仲父下面的一个弟弟称为叔父，最小的叔叔称为季父。不过现在父亲的所有弟弟都被称为叔父了。《史记·项羽本纪》中“其季父项梁”说的就是项羽最小的叔叔叫项梁。后来，“伯仲”常常连用在一起代指兄弟，有时也表示不相上下。如陆游《书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意思就是说《出师表》这篇文章真是举世闻名，千百年来谁能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呢？
何谓“百姓”？
百姓是古代最常用来称呼普通民众的词，除此之外，关于百姓的称呼还有很多，比如黎民，《礼记·大学》载：“以能保我子孙黎民。”这里的黎民就解释为“众也”。与此相近的还有黎庶、黎首、黎元等，如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里的“黎”是“黑”的意思，与古代百姓所戴头巾有关，古时候百姓是将头发挽成髻，包上头巾，而当时规定百姓只能用黑色头巾，故称百姓为黎民。
黔首也是用来称呼老百姓的，这在战国就比较流行。《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书中就都出现过黔首这个词。“黔”即“黑”的意思，当时的老百姓不能戴冠，黑黑的头发露在外面，所以被称为“黔首”。另一种说法也是认为百姓只能用黑色头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古代社会等级森严，普通人只能穿着麻织的布，质粗而价低，所以“布衣”也成了百姓的代称。百姓又称作白衣、白士、白丁，是指没有功名的人，如刘禹锡《陋室铭》里就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除此之外，百姓还被称为庶民，庶也即众多的意思。另外，“氓”也是古代对百姓（多指失去土地从外迁来的居民）的称呼。如《诗经·卫风》中就有《氓》篇，写了一个负心的小伙子。而草民、生民、平民、小民、民众、丁口也都有百姓的意思。
何谓“隶”？
“隶”最初是个动词，是捕获的意思。在我国古代，最初被作为奴隶的人大多是战俘和战争中抢掠来的人口，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依附于主人，主人像拥有私有财产一样对其掌有生杀大权，所以这种被役使的人就被叫做“隶”。汉代以后，奴隶的来源由战俘变为罪犯及其家属了，这时才有了“奴”这种称呼的盛行，奴在当时是没有性别之分的。但是在古汉语中“奴”和“婢”常常对称使用，那么“奴”就专指男性奴隶，而“婢”就专指女性奴隶了，如《宋书·沈庆之传》“耕当问奴，织当访婢”。后来，“奴隶”常结合在一起使用，专指没有人身自由，供人役使的人。
何谓“三姑六婆”？
一些明清时代的小说里，经常提到三姑六婆。元人陶宗仪在他的笔记《辍耕录》中记载了三姑六婆的身份。具体说，三姑六婆原是古代中国民间女性的几种职业。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则是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尼姑和道姑，比较好理解，她们分别是佛教、道教的出家者。卦姑则是专门占卦算命，并以此为营生的女子。六婆中，牙婆是专为人买卖奴婢、妾侍的人口贩子；媒婆是专为人介绍姻亲的妇女；师婆是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虔婆则是指贼婆或鸨母；药婆是专卖安胎药、堕胎药之类药品的妇人；稳婆就是专门接生小孩儿的接生婆。六婆虽是各有分工，但一人有时也可以身兼数“婆”。
清代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中曾写道：“吾闻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可见，由于三姑六婆所从事的工作多不是什么正当营生，所以在旧时代的小说文本里，往往给人留下走街串巷、不务正业、搬弄是非、媒介淫恶、唯利是图、推销迷信、愚昧无知等等相当恶劣的印象。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曾再三告诫家中妇女，不可与“三姑六婆”之流有任何来往。
“周岁与虚岁”
中国人计算年龄往往有虚岁与周岁之分，周岁指的是一个人的实际年龄，虚岁则是在周岁上加一岁或两岁。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其实，这种计算年龄的方式与我国古代的历法有一定的联系。我国古代通用的历法是阴历，与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历法 公历（我们习惯称阳历）相对，阴历也叫夏历或农历、旧历。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习惯了用阴历来计算农时，渐渐地也习惯了用阴历来计算很多方面的事情。虚岁的计算就是一个例子。在古代，虽然没有统一的虚岁计算标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从出生时就应该记为一岁，因为十月怀胎在古人看来是万物有灵的体现。而以后每过一个农历新年（即春节，而非阳历新年）就增加一岁，这样虚岁往往比周岁要大。如果是腊月（阴历十二月）出生，一过春节就记为两岁，因此虚岁比周岁还要大两岁。所以，我们现在把计算虚岁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以计算年龄的时间为标准，若计算时间是在过了农历新年到生日期间，则虚岁=周岁+2（即虚两岁）；若计算时间是在生日过后到农历新年期间，则虚岁=周岁+1（即虚一岁）。而周岁的计算方法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只需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即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在2009年8月8日记算1981年6月8日出生的人的虚岁和周岁，因为2009年的农历新年还没过，此人的当前虚岁则应该是29岁，而他的当前周岁则应该是28岁（公历2009年6月8日满28周岁）。
古代男子三十岁为壮，按照《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三十曰壮，有室。”意思就是说三十岁时，人的身体发育已经完成，已经是壮年，应该有家室了。成家就要担负起责任，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三十而立”。
古代四十称“强”。《礼记·曲礼上》记载：“四十曰强，而仕。”意思是说男子到了四十岁，智慧、气力皆强盛，就可以出仕做官了。后遂以“强仕”为四十岁的代称。如《梁书·张纲传》：“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
艾则是指男子五十岁。《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孔颖达疏：“发苍白如艾也。”艾草的颜色为苍白色，也就是说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头发就苍白如艾。也指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桓宽《盐铁论·未通》曰：“五十以上曰艾老。”唐代刘禹锡在《汝州谢上表》中也有“伏蒙圣泽，救此天灾，疲羸再苏，幼艾同感”的句子。
从生理角度来看，人的一生常可以分为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是现代人的分法。古人把三十岁以上作为壮年，《礼记·曲礼上》有“三十曰壮，有室； 七十曰老，而传。”就是说三十岁已经是壮年，应该有家室了；七十岁到了老年，要把家政传给别人了。
“丁”也是强壮的意思，也是指成年人，不过它是从劳动能力角度着眼，是根据政府律令的规定划分的。我国古代都是按年龄段规定劳役时间和征收赋税的数量，对于成“丁”的年龄，各个朝代有所不同，有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六岁等不同的说法，总之是和赋税、劳役相联系的，普遍低于生理年龄的标准。可见古时的壮丁不只限于三十岁以上，十五六岁就被作为成年人出兵役、劳役的现象并不少见。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揭露了汉代兵役制度的残酷。
花甲，是指人到六十岁。这与我国古代干支纪年有关。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按顺序错综搭配成六十个单位，每一干支代表一年，六十年周而复始形成一循环，故称为“六十花甲子”。《西游记》第二十回：“（老者）道： 痴长六十一岁。 行者道： 好！好！好！花甲重逢矣。 ”
古稀之年是指人到七十岁。语出自杜甫《曲江》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耄(mào)是指人八十、九十岁。《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耋(ｄｉé)则是指七十、八十岁的意思。《毛传》：“耋老也，八十曰耋。”杜预注：“七十曰耋。”今人顺应双音词的语言习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用“耄耋之年”借指七十至九十岁。
所谓“期颐之年”则是指人一百岁。《礼记·曲礼上》曰：“百岁曰期颐。”朱熹解释说：“周匝之义（即转过一圈的意思）。”“谓百年已周。”所以，期颐即人活得圆满，寿高百岁之意。
“糟糠”“结发”
将妻子称为“糟糠”出自《后汉书·宋弘传》里记载的一个典故：“（光武帝）谓弘曰： 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 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原来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光武帝想在朝廷大臣中为她择一合适夫婿。湖阳公主说：“宋弘气度威正，品德高尚，朝中官员都不及他。”于是光武帝特意召见宋弘，想探问一下宋弘有无此意，他对宋弘说：“俗语说，人贵了要换掉一批旧友，人富了要另娶一位新妻，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我知道的是，人贵了不可以忘却贫贱时结交的知己；人富了不可以抛弃贫穷时娶的妻子。”光武帝只好打消了让宋弘娶湖阳公主的念头。后来，人们便把与自己生死相依、同甘共苦的妻子称为“糟糠”了。
“结发”原是古人成人礼的一部分，就是束发。古时候，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男子在二十岁的时候举行冠礼，就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女子则在十五岁举行笄礼。笄，即簪子。自周代起就规定女子在订婚后出嫁前行笄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如果一直待嫁未许人，则年至二十也行笄礼。受笄时也要改变幼年的发式，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然后用黑布将发髻包住，再以簪插定发髻。古代无论男女，只要举行了成人礼，就意味着到了成年，代表着一个人到了可以结婚成家的年纪了。
到了汉代，“结发”成了新婚夫妻成婚的仪式之一。汉代苏武有诗云：“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中记载：“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匹缎、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在洞房花烛夜，饮交杯酒之前，新郎新娘就床而坐，各自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再把这两缕长发相互绾结缠绕起来，以誓结发同心、生死相依。古人还有诗总结：“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发“结”在一起，有牢固、结合、结伴之意，也寓意着新婚夫妇恩爱缠绵、白头偕老。因而“结发”自然就有了成婚的意思，人们也就称首次结婚的男女为“结发夫妻”了。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就有“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句子。
泰山本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首，不过这个词在古代却常常用来指称岳父，像《水浒传》里林冲就称自己的岳丈为“泰山”。那么，岳父难道还真与那座名岳“泰山”有关吗？
自唐代开始，“泰山”、“岳父”便成了妻父的专称。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语资》中讲到了这个岳父别称的由来：唐明皇李隆基泰山封禅时，当时的宰相张说被任命为封禅使。按照当时惯例，封禅以后，三公以外的随行官员都可晋升一级。张说的女婿郑镒本是九品小官，封禅之后却连升四级，骤迁五品。唐明皇大宴群臣的时候，看见郑镒穿着绯红的五品官服，很是奇怪，就问郑镒为什么升得这么快。郑镒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旁边一个宫廷戏子黄幡绰把话接过来说：“这都是泰山的力量！”“泰山”在此一语双关，与其说是泰山成全了郑镒，不如说是他的岳父。
此后，泰山也就成为了妻父的代称。又因泰山又称“东岳”，所以，又将妻父称为“岳父”、“岳翁”、“家岳”，妻母则称为“岳母”或“泰水”了。
丈人本是古时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如《论语》中就有“遇丈人，以杖荷蓧(ｄｉàｏ)”、“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这样的句子。宋朝人在《猗觉寮杂记》和《鸡肋编》中考证认为，是自唐朝以后，丈人这个词才特指妻父的。证据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在《祭杨凭詹事文》中记载：“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但进一步考证，认为这个词特指妻父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因为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提到：“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董承是献帝刘协的表叔，亲上加亲，女儿给刘协做了“贵人”，董承也就成了献帝的“舅”，即“丈人”。南朝宋人裴松之注释为：“（董承）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意思是，这以前对妻父没有“丈人”的叫法，只有“舅”的称谓。而“舅”在魏晋以前一直是丈夫父亲的专有称呼，有了丈人这个称谓，妻子的父亲与丈夫的父亲就可以有所区别了。
今天的舅指的是母亲的兄弟，姑指的是父亲的姐妹，而在古代，舅指公公（丈夫的父亲），姑指婆婆（丈夫的母亲）。为什么会有这种称呼呢？这与古代的婚姻习俗有关。
古人认为同姓为婚，其生不蕃，因此严格禁止在本氏族内部通婚，不论男女必须与外氏族通婚，这样构成了一个婚姻集团，往往同部落的两个氏族世代互为婚姻。这样，两个通婚的氏族彼此嫁女，实际上是姑舅结亲：女方的公公正是母亲的兄弟辈，所以应该称“舅”；女方的婆婆正是父亲的姊妹辈，所以应该称“姑”，这样一来，公公与舅舅、婆婆与姑姑就“一身而二称”了。
把女婿称为“东床”，出自一个与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的著名典故。
王羲之是东晋当朝宰相王导的侄子。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当朝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到了婚嫁年龄，郗鉴便派门客到丞相王导家中为自己的女儿择婿。王导对来人说：“我家几个子侄都在东厢房，请到那儿去看看吧。”门客看过之后，回去禀告郗鉴：“王家的几个子弟都非常不错，然而一听说我是来为您选婿的，一个个马上正襟危坐。只有一个年轻人，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依旧袒露着肚皮在东床上吃东西，毫不理会。”郗鉴听后大喜，拍手道:“正此佳婿邪！”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人就是王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由于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再加上他出身名门望族，自然是挑选女婿的最佳对象了。因此，“东床快婿”一时成了佳话，流传下来，东床也就成为了女婿的代称。
襟，即衣襟，“连襟”意即衣襟相连，现在指的是姐妹的丈夫之间的称呼。不过这个称谓最早与姐妹的丈夫并不相关，不过是指彼此知心的朋友。现在所见，“连襟”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骆宾王的《秋日与群公宴序》：“既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款尔连襟，共挹青田之酒。”既是“群公”，当然是指一些知心朋友了。稍后，杜甫的《送李十五丈别》诗中也有“人生意颇合，相与襟袂连”之句。李十五丈是杜甫晚年寓居川东时认识的一位当地的李姓老翁,二人性情相投，关系很好。后来，杜甫离开四川东下湖湘，临别之时，写下了这首诗。可见连襟也是用来形容他与李十五丈的密切关系的，并无今意。
到了宋朝，“连襟”一词的含义已与今天差不多，并在民间通行。当时对姐妹的丈夫叫法比较多，但连襟一词颇为流行。北宋末，著名学者洪迈有个堂兄在泉州做幕宾，洪迈妻子的姐夫在江淮一带做节度使，写了一封荐书，荐洪迈的堂兄去京城供职。事成之后，洪迈的堂兄甚为感激，托洪迈替写了一份谢启，里边有这样几句:“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这里的“襟袂相连”，就是用来形容姐妹的丈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后来，“连襟”一词逐渐成为姐妹的丈夫间的专用称谓了。
何谓“黄花”？
所谓“黄花”，其实指的是古时妇女额前的一种装饰，又称“花黄”。当时的妇女喜欢用黄颜色的粉在额头上画出各种花鸟形状，或是用金黄色纸剪成花鸟形状贴在额头。这种习俗大约起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木兰辞》中就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之说。
关于这一习俗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南北朝刘宋时，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有一次睡在含章殿檐下，有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头上，梅花渍染，在她额头形成梅花之形，拂之不去。此后寿阳公主便经常将梅花贴在额前，宫人们也纷纷效仿。此后就有所谓梅花妆，简称梅妆。这种妆饰传到宫外后，民间女子也纷纷效仿，或用菊花或用黄纸剪出花样贴在前额，后来逐渐发展成“贴黄花”的习俗。由于这种妆饰在未婚的女孩子中比较流行，渐渐地，“黄花闺女”就成为了未婚女孩的代称。
将女孩待嫁叫“待字闺中”，是与古代人取名字的礼俗有关系的。现代人一般只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大名，作为社会交往中代表个人的符号。而在古代，人们取名字要更加讲究：出生三个月后要由父亲为孩子取名，作为幼年时对他（她）的称呼。到成年后，还要在名之外取一个庄重、正规的别名“字”。古代男子二十岁要举行结发加冠仪式，代表成年，要取一个“字”作为别名；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又叫上头、上头礼，即改变幼年的发式，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从此代表成年了，也要取“字”作为别名。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说“女子许嫁，笄而字”。有了“字”就表示已经成年了，标志着到了嫁人的年龄了，所以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字”就有了出嫁的意思，那么女孩待嫁也就叫做“待字闺中”了。
何谓“三书六礼”？
古人结婚讲究三书六礼，极为周全。所谓三书，就是奉行六礼应备有的文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书。聘书是男家交予女家的用作确定婚约的书柬。礼书是女家详细列明过大礼时的物品和数量的书信。迎书则是迎亲当日，男方送给女方的书柬。
而六礼则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种礼节。纳采即提亲，问名则是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这两项主要由男方请的媒人负责。纳吉又称过文定，男家会请算命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年庚八字推算双方是否相配，以决定这婚事是否吉利。八字相合，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纳征亦称纳币，即男方家以聘礼送给女方家，又称过大礼，是三书六礼中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沿袭至今仍是婚嫁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女家接受男方的聘礼，称之为许缨。请期又称择日，即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最后就是亲迎了，即新郎亲至女家迎娶。亲迎是夫妻关系是否完全确立的基本依据。凡未亲迎而夫死，女可以改嫁。而一旦举行了亲迎之礼后夫死，按礼俗规定，新妇就只能认命“从一而终”了。
六礼已毕，只意味着完成了成妻之礼，还需在次日完成“谒舅姑”，即拜见公婆。若公婆已故，则于三月后至家庙参拜公婆神位，称为“庙见”。
今人的婚俗其实是在三书六礼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更适合今天快节奏的生活和万事崇简的现代理念。
我国古代，结婚的“婚”最初是写作黄昏的“昏”的。至于为什么这样写，还是有一定缘由的。
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尤其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曾经盛行过抢婚的风俗。一般是男方纠集一帮人，利用黄昏时刻去抢掠妇女成婚。《白虎通》说：“婚姻者何谓？昏时行礼，故曰婚。”意思是结婚要在夜间进行，这正是古代掠夺婚的真实写照。后来，这种通过抢掠而成婚的风俗就成为了一种仪式，男方依然是在黄昏时到女方家里迎亲，女方在黄昏时跟着男方出门。这也便是为什么写作“昏”的最直接原因了。后来为了与黄昏的“昏”区别开来，就加了一个“女”字旁，写作“婚”了。直到现代，仍然很盛行夜间迎亲的习俗，据说是为了不见人，其实是古代婚俗的遗迹。而抢亲的习俗也仍然为一些少数民族沿袭，为婚礼制造了热烈、紧张而浪漫的气氛。
盖头出现在婚礼中的历史很长，出嫁盖红盖头的习俗也曾经在我国许多地区广泛流传。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嫁娶》中有这样的描述：“（两新人）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可见在当时的婚俗中，新娘就是盖着盖头的。
新娘戴盖头婚俗一般的做法是新娘出嫁上轿前戴上盖头，到夫家拜堂时或入洞房后，由新郎用秤杆或机杼等物挑去。这一做法始于东汉。因东汉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来不及履行繁琐的婚姻仪式，遇到良辰吉日就匆忙完婚。这种“拜时婚”不符合当时“礼”的程序，因而就用纱布蒙住新娘头脸以遮羞。这在当时本属权宜之计，后人却习非为是，使之成为世代沿袭和传承的婚姻习俗。到了南北朝时的齐，那里的妇女普遍用头巾来避风御寒。而发展到唐朝初期，盖头便演变成一种用以遮羞的从头披到肩的帷帽。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标新立异，命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就是让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装饰。
盖头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据唐朝李冗的《独异志》载：在宇宙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议之后决定配为夫妻，但他俩又觉得十分害羞。于是他俩向天祷告说：“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若不许，就叫它们散开吧。”话音一落，天上的几个云团就聚合为一了。于是，兄妹俩就成亲了。新娘子女娲为了遮盖羞颜，就用草结成扇子来遮挡面庞。后人以轻柔、美观的丝织品代替草编的扇，逐渐形成了盖盖头的婚俗。
之所以选用红色的盖头，是因为红色在古人心中是吉祥喜庆的象征。
喝交杯酒是古代婚礼的重要仪式之一，当时叫“合卺（j i n）”。
“合卺”中的“卺”是瓢的意思，古人习惯把一个匏（páo）瓜（葫芦）剖成两个瓢，将两瓢的柄相连，内盛酒，夫妇共饮，表示从此成为一体，故名“合卺”。《礼记》有载：“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即夫妻共饮合卺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为一、永结同心，而且也含有让夫妇同甘共苦的深意在里面。
宋代以后，合卺之礼逐渐演变为新婚夫妻在洞房里共饮交杯酒。《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喝完交杯酒后，“合卺”礼毕。但古人将合卺杯掷于地上，就有了占卜的意思，通过看两个杯的俯仰来看日后夫妇是否和谐。杯子一仰一合，则大吉大利。这里进行合卺礼就不是用瓢了，而是一种造型奇特的杯子，叫“合卺杯”。晋和唐宋文献中，都有关于“合卺杯”的记载，而明代胡应麟的《甲乙剩言》中更是详细地描绘了“合卺玉杯”：“形制奇特，以两杯对峙，中通一道，使酒相过。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明清时期还有玉雕合卺杯流传至今，比如清乾隆时期的玉鹰熊合卺杯。据说，鹰熊有英雄之意，象征丈夫的英武豪气。
“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据说，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曾赋了一首《长门赋》，描述了失宠的陈皇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而暮来,于是苦苦等待。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君王幸临，于是她独自徘徊，只好“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这里的洞房就不是指新人完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室。北周时庾信《三和咏舞》诗中有“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句，这里的洞房首次与花烛“携手”，但也不是描写新房的。
到了唐代，洞房一词频频用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借以描写“闺情”。如“落叶流风向玉台，夜寒秋思洞房开”（沈佺期《古歌》），“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乔知之《倡女行》）等都是例证。这些“洞房”还不是专门指新婚卧房的词汇。由于盛唐时佛教流行，洞房还曾用来指僧人的山房，王维就有“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投道一师兰若宿》）的诗句。
直到中唐以后，洞房才渐渐引申为新婚婚房。诗人朱庆馀在《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中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更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佳句流传后世。此后，洞房也就慢慢成为新婚夫妇新房的专称，一直沿用至今。
何谓“冥婚”？
古代有为死去的未婚者寻找配偶的习俗，谓之“冥婚”，也叫“阴婚”。
冥婚早在周代时就已开始流行，当时政府还曾明令禁止，《周礼·地官》“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中的“迁葬”和“嫁殇 指的就是冥婚。但此种习俗一直流传了下来，而且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和倡导。曹操就曾为其夭折的小儿子曹冲聘甄氏亡女与之合葬。
冥婚不单单只在两个死人之间举行，有些有钱有势的家庭为了不使已死的儿子有未曾娶妻的缺憾，甚至会聘娶活着的女子嫁给死人。婚后，女子只能一辈子与一块木牌位同居，既不能改嫁，也不能怠慢公婆和“丈夫”。历代也有不少女子受礼俗影响颇深，在订亲纳采后，如果未婚夫猝死，便抱着“姻缘天定”、“好女不事二夫”等观念，与木牌位举行婚礼，自愿守着丈夫牌位，终生不渝。
由于冥婚形式的盛行，古代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冥婚礼俗。当时民间甚至出现了许多专营此事的鬼媒人，这些鬼媒人收受双方家长的答谢钱财，操办冥婚仪式。
冥婚习俗直到清代仍颇为盛行，到了清末，随着西方文明的大量传入，才逐渐式微。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仍在部分地区流传。
古人对“死”的称呼有着严格的规定，死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其“死”的叫法也各不相同，绝对不能混淆。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也就是说“崩”是天子专用的；诸侯死则称为“薨”，秦汉以后也用于高级官员的死亡；大夫死叫“卒”；士人死则叫“不禄”；而只有平民百姓的死才能称为“死”。不过，后来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情况也逐渐有所变化，其限制也不再那么严格。唐代时，二品以上官员死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以下以至平民百姓都称死。清代皇室成员中，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等身故称“崩”，皇贵妃以下到嫔、王、公、侯、伯的世爵之死称“薨”。
现在我们往往用“牺牲”来表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或舍弃自身利益，其实，“牺牲”在古代指的是用于祭祀的禽畜，通常是指马、牛、羊、鸡、犬、豕等，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六畜”，而其中最常用的是牛、羊、豕三牲。
在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古人对宗庙祭祀非常重视，不但制定了严格、复杂的礼制规仪，对于祭品也有着严格的规定：用于祭祀的禽畜必须要用纯色，而且必须是完整的，只有纯色、完整的牲畜，才能叫做“牺牲”。如《国语·周语上》记载：“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左传》庄公十年也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后来，牺牲的含义逐渐宽泛，也用来泛指用其他动物所作的祭品了。
正是由于牺牲最初是用作祭祀的，这些祭品是在舍弃自己生命而为大家祈福，牺牲一词后来也就逐渐有了自我奉献的意思。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及史书记载，我国古代人死之后，一般只挖好墓穴将人掩埋，当时是不堆起土堆的，这种不起土堆的掩埋之地就是墓。其实“坟”最初的意义和“墓”没有联系，它就是指高出地面的土堆。如《楚辞·九章》中就有“登大坟以远望兮”，指的就是登上大的土堆向远处张望。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划分越来越严格，一些统治者在死后大修墓穴，并且把地面封土的大小也作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到后来发展到连平民百姓死后也要在墓上封土了，于是“坟”和“墓”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到葬处都是“坟”“墓”连用，甚至把“墓”字省略，只说“坟”了。古时衣服上曰衣，下曰裳。上衣，省称“衣”，以障蔽身体。《说文·衣部》：“衣，依也。”段玉裁注：“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裳”，亦作“常”，是专用于遮蔽下体的服装，男女尊卑均可穿着。由于古代纺织工具简陋，布的幅面很狭窄，所以一件下裳通常需用七幅布帛拼合而成，前三后四，样子像一幅腰围，另在腰部施褶，褶的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两侧还各开一道缝隙。两汉以后，裳渐由裙取代，惟在贵族祭祀和朝会时穿着的礼服中保留遗制。《后汉书·舆服志下》：“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裳与裙大致相同，惟裳被制成两片，彼此分离，一片蔽前，一片挡后，上用布带系结于腰，裙则多被做成一片，穿时由前围向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衣”、“裳”连用，往往泛指衣服。
作者: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