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斐时科技有限公司:揭秘华国锋决策拘捕江青的前前后后（转）

　　在1985年6月，汪东兴则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起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行动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决定的，晚上我找华国锋谈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就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在1976年10月6日，作出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的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做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待。”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十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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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15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