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北京协和陈飞出诊时间:士绅战胜痞子——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覆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9:02:05
士绅战胜痞子——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覆灭
文/周舆
我在《命运与国运——中国近现代关键政治人物评传》中写过曾国藩与洪秀全，也曾在博客里发过一些。在写作时，对他们进行过比较，今天想说得更明白一些：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可歌可泣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儒者对一个陋生，一个士绅对于一个痞子，秩序对于骚乱，理性对于疯狂的伟大胜利。
洪秀全和曾国藩，几乎是作为绝妙的对立面而成双结对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
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功名蹭蹬的乡村塾师，而曾国藩却是一位少年得志、仕途顺利的学者显宦；洪秀为了打江山而去布道，曾国藩则为平天下而极力卫道；洪秀全生前自封为“天王”——古来农民起义中最动听的称号，而曾国藩在死后赢得了朝廷的谥号“文正”——古代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1、洪秀全——激愤的乡村儒生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地道的自耕农家庭，生活比较清贫。这个村子并不闭塞，距县城五十里，离广州也只有九十里的路程。洪秀全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帮助家里种田，只有他利用家里的全部积蓄，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从七岁到十六岁，他在私塾里读了九年书，以后成了一位年轻的村塾老师。洪秀全从小聪明伶俐，家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读书成才，求取功名，以改变门风。由于得到全家的宠爱，洪秀全自视甚高，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洪秀全一连四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连最初级的功名──秀才也未取得。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是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的性格学识上的缺陷阻碍了他。也许，命运同他开了个玩笑；他属于刚刚有条件读书，却又最没有希望获取功名的那类乡村寒儒。洪秀全的家境并不富裕，祖上也没有出过读书进学，步入仕途的人。所以作为洪家第一代读书人，洪秀全缺少应有的资望和用于交游和求学的财力，难以取得县、府等层层儒生圈子的认同，在学业上得不到指点和提高，在科举上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提携。事实上，从洪秀全留下来的大量诗词文章来看，人们的确可以怀疑其受教育的正规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少年时代的洪秀全由于受到家庭的过分宠爱，性格落拓不羁，这种品性，在当时也不利于一个后生晚辈的求学和成长。洪秀全所面对的科场确实是黑暗的，但他本人也的确不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类人才，因而他的屡屡落第，实际上再所难免。
心高气傲、身寄家庭和族人厚望，而又进身无门，碰得头破血流的洪秀全，终于承受不住这种残酷的打击，精神崩溃了。一八三七年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一次科考失败降临在他的头上。悲痛欲绝的洪秀全从广州回来，便生了一场大病。其间有两天如魂魄离窍，不醒人事。他苏醒后，精神错乱了，在屋内乱走乱跳，乱说乱唱。经过很多时间，他的精神才恢复正常，但他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村民们惊异地发现以往的村塾老师，现在变成了一个“怪人”。病前，洪秀全性情开朗活泼，喜欢与人说笑，经过这场大病，却变得端庄严肃、鲜言寡语；但他又极容易被一些小事所激怒，那时又是一付性如烈火，不可遏制的样子。然而更大的变化则隐藏在洪秀全的心里，这就不是人们所能了解到的了。在病中，激愤难以自己的洪秀全，曾做了一首“斩邪留正”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
在这首诗中，洪秀全表达了要求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同时他又把个人的理想赋予了了正义色彩。在诗中，他还用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他所幻想的理想实现后的美妙境界。这是一首标准的“反诗”，洪秀全并没有将之公诸于众。此时洪秀全对于科举还没有彻底死心，但他的确变了。通过造反而“威风快乐”，只是一种幻想和自我安慰，热衷功名的洪秀全，就想现在得到人们的尊敬。为此，洪秀全从此疏离于人群，怪异其行止，以自高其身份，洪秀全的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了，无论行走坐卧，都是一幅拒人千里之外，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坐则正襟危坐，双手置于膝上，两脚平放，从不迭膝交股，身体不俯不仰，也从不左右倾斜，如是历数小时也不疲倦；行则安步当年，步履庄严，目不斜视，亦不反顾。洪秀全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嬴得人们的尊敬，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在自己身上营造一种神秘气氛，以取得人们对他的些许畏惧。虽然这仍不意味着是纯正意义上的尊重，但毕竟可以避免人们把他当做一个凡夫俗子。离群寡居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洪秀全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既然，他可以经受住这种磨难，后来他真正走向造反就不难想象了。所以，洪秀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怪人”之时便已迈出了走向造反的第一步。
我们也看到，洪秀全只是把造反当做猎取功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非常途径。所以，他是在六年后，即一八四三年，经历了最后一次科场失败和耻辱之后，才最终绝望于科举仕途，转而去策动一次“造反”。从广州回家的途中，他口占一绝：“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后，他仍怒气未消，将书籍尽掷于地，愤慨地说：“从此以后，我绝不考清朝试了，等日后让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士吧！”。年过“而立”的洪秀全，已经不再是六年前的洪秀全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疯狂，而让他彻底向了另外一条路。
因久试不第而被逼上梁山的读书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唐朝有自称“冲天大将军”的黄巢；元末有投身朱元璋起义军的刘基、李长善；明末有投身李自成起义军的牛金星、宋献策。甚至仅仅在洪秀全决意造反的七年前，湖南的一个捐有功名的监生──蓝正樽还在家乡新宁、武宁发动了一次农民起义，最后还波及到了后来太平天国的起义地──广西。正如洪秀全同代的人，后来镇压太平军的湘军重要人物胡林翼所说，乡村文人“望顶戴官职如登天”，他们是最渴望得到功名的，但又是最不容易得到功名的。宋代官员富弼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还说：“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但是这种解释是笼统的，具体到洪秀全个人，我们还必须找到独异之处，而这一切必须从洪秀全的性格中去寻找。
洪秀全作为家里的唯一读书人，从小就脱离了重体力劳动；在上学期间，族人也对他交口称赞，并多有馈赠，私塾老师甚至免收学费。尽管他屡试不第，家里还是极力支持他接二连三地去应考，可见家人和村人对他所报的希望是相当大的。从十六岁起，洪秀全就开始担
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来自下层的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最初由怀才不遇所激发出的正义感，是那样的真诚和令人同情。但是，同时我们又有这样的疑问，当他在富丽堂皇的天王府里享受着荣华富贵之时，他还记得起他的美好理想和诺言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甚至未能为中国历史上增添新的一个打天下的成功例子。他根本无力去反抗中国社会的根基，事实上他热中于专制小朝廷给他带来的享乐生活。但糟糕的是，他没有在儒家传统上重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是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广大读书人所最为厌恶的。所以，洪秀全的思想既不能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他所能传达的只是清朝已经腐朽没落现在有人想取而代之的一个信号。
2、曾国藩——出生耕读之家的翰林公
曾国藩诞生于一个营营苟苟勤勤奋奋的小儒之家，可以用勤勉谨慎来概括他们全部的家风。这样的家庭造就了一个要求上进而又认真的儒者。而关键的是，清王朝总算还给这样的人以一线上升的机会，所以在另外一个小儒的造反之际果然命不该绝。
曾国藩比洪秀年长三岁，也出生在一个农家。比洪秀全幸运的是：他的家境相当不错。尽管他的曾祖、祖父都还要下田力作，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他的家族已有足够的财力造就读书人向士大夫阶层攀登。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经过不下于十七次的冲击，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所以，与洪秀全不同，曾国藩是家族里的第二代读书人。从父亲那里，他得到了悉心的启蒙教育，五岁识字，七岁学习四书五经读八股文，十四岁即赴长沙应童子试。更重要的是，从父亲的初步成功中，曾国藩看到了仕途的曙光。因为，在科举路上每行一步，都必需通过县、府、省各级考试，其实质是要取得各级儒生圈子的认同。而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父亲为他做了至关重要的铺垫。除此之外，曾家的家风也令人称道，从正直的祖父曾玉屏那里，少年曾国藩受到了莫大影响。曾玉屏一生勤劳肯干，发迹后仍常与佣工一起下田劳作。虽然缺少文化，但他颇有见地，常常勉励麟书父子一心读书，不要以家庭生计为累；同时又告诫他们，应牢记自己是农家子弟，永远保持农家的勤勉本色。他的言传身教为他的儿孙们树立了一个质朴正道、执着上进的人生榜样。
曾国藩担负着家族的使命和父辈的厚望，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逐渐养成了勤勉好学、谦和谨慎的品性，这使他终生受益。必须看到，在农民的骨子里，绝不乏保守、鄙琐和愚昧的一面，但曾国藩主要秉承了积极进娶苦干实干的那一面。日后他能取得非凡成就可以说皆是祖父所赐。
曾国藩幼时良好的家庭环境，在曾麟书自拟的一幅对联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萁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飞快地成长着。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因成绩优秀而享受政府生活补助的生员）欧阳沧溟到他家作客，以“共登青云梯”为题，让曾国藩赋诗。诗成，欧阳先生大为欣赏，认为国藩日后必成大器，并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他。
这件事，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依靠自己的才华和父亲的些许关系，初露头角而为当地儒生圈子所知，而这正是任何一个读书人取胜科场的必经之路。而洪秀全就是因没有这样的家世、品性和才华，从而在科举路上寸步难行。也正是从此开始，他和曾国藩的命运就难免天差地远了。
二十岁的曾国藩在家庭的支持下，又获得了外出求学的机会。他首先到衡阳跟著名儒生汪觉庵学习一年，后又进县学涟滨学院，学业日进。两年后，二十二岁的曾国藩与他的父亲几乎同时考中秀才，跨过了科举的第一关。这一年，他同欧阳先生的女儿正式成婚。事业有成、新婚燕尔的曾国藩可谓春风得意。生活对他一点也不苛薄，未来似乎充满希望。
三年一度的乡试临近了，为此曾国藩特地远赴长沙，进入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就学备考。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才华，尤其是端正的品格很快就赢得了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赏识，被认为是可造之材。
果然，在不久的乡试中，他顺利过关，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成了一名举人，为自己的家族挣得了乡绅的资格。所以，尽管在随后的两次入京会试中虽都名落孙山，但不足以使他灰心丧气，而是象以往那样继续孜孜向学。他的才识、人品逐渐也为许多湘籍京官所了解和赞许。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又在京城打开了一定局面，而这些对于一个出身低微的宦游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几年后，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进京会试，终于得中进士，再经殿试，得中三甲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年轻的农家子连闯数关，跨过了科举路上的最后一道门槛。
怀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的曾国藩，考中进士后，没有松懈，而以耕读之家熏陶出来的执着上进的品格，又向翰林院攀登。
清朝惯例，进士朝考优异者方可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出身，日后才能入阁、进军机处，位极人臣。由于角逐激烈，一甲、二甲也没有几人能当上翰林，三甲出身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一般三甲进士对朝考都不抱太大希望，只等外放县令或到中央某部做个主事之类的小京官，就心满意足了。对于一无靠山、二无钱财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以三甲进翰林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可是，他依然雄心勃勃，尽力争取。按照最通常的做法，他去“找老乡”——寻求在京做官的湖南人的帮助，曾国藩首先想到了御史劳崇光。此公是湖南善化人，且爱好结交，对曾亦早有耳闻。即至见面，劳御史凭着多年的官场阅历，认定自己的小同乡不是凡夫俗子，日后将有一番作为。帮助这样的人，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让曾国藩仿效唐朝科场风行的“行卷”故事，毛由道光皇帝和大学士穆彰阿等主持的朝考刚刚结束，曾国藩即奔赴劳府。劳崇光早已安排好的“抄手”，立时将他从场中带出的答卷誊抄十份，然后飞马分送当朝显要。这着果然奏效，第二天傍晚，穆彰阿等主考官，都已听到三甲进士曾国藩文笔出众。为此，穆彰阿特地调来试卷，亲自审阅，果见曾国藩的策论立论稳妥正大，文笔通达流畅，一派廊庙风范。尤其文中“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循物，不违道以干时”这几句话，深为穆心许。作为位极人臣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二十三岁中进士，四十六岁入军机，五十五岁授首席军机大臣，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他靠的主要是园通处世的修身功夫，才具却是平平，为官几十载政声不闻，朝野多有讥毁，甚至道光皇帝亦曾婉责。而曾国藩的这番议论，正好给了他这样“无大功无大名”的“贤臣”以最体面的脱词。为此，他对曾国藩格外欣赏，当即将其朝考成绩列为一等第三名，并圈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名单进呈道光时，他又着意将曾国藩夸赞了一番。皇帝大致翻阅了一下试卷，便拿过御笔将曾国藩的名次由第三划到第二。
这样，曾国藩通过正当而风雅的途径，在科场上取得成功，由一个农家子弟而成为翰林公。
按例，曾国藩去拜见“座师”穆彰阿。他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一一英国人给大清王朝带来的鸦片和边患。对于老大帝国遇到的这个新问题，曾国藩显然不同于象林则徐那样的强硬派。他认为不能同“夷人”妄开边衅，应采取谨慎的怀柔、羁縻政策，这既是其端谨品性的写照，又同穆彰阿驰禁鸦片、不与洋人交恶主张不谋而合。为此，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器重又增加了许多，把他看做是门生中的佼佼者。最后，他特意将其原名“子城”，改为“国藩”，以此表达自己的殷殷厚望。不想，后来“国藩”真的成了守护大清王朝的最后一道藩篱。
曾国藩秉承祖父的教诲，埋头苦干，赢得了从家乡到北京各级儒生圈子的赏识，几跃龙门，仕途之路已平坦地铺在了脚下。
而这一切，是靠其“耕读之家”的勃勃生机得来的。后来，满洲权贵也正是靠着来自土地上的最后这点活力，苟延残喘了四十年。——这也许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实际上这个政权所代表的秩序是自耕农（中农以上）的；而起义也罢，造反也好，实际上所代表的是城乡流氓无产者，而它们的数量并不多，这也就为什么在二十世纪革命者一定要硬拉“下中农”充数的原因吧。
即使没有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曾国藩注定也要成为清末的一位名臣。事实上，他最初也正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塑造自己的。他以一个纯正儒者的面貌赢得了朝野的人望。
曾国藩是那种真正有理想的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信条，对他来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他奉为至高无上的人生圭旨，并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终生实践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好学上进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知音。大儒唐鉴和“理学大师”倭仁，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唐鉴对曾国藩非常器重，曾赠他一张亲笔所书的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唐鉴是想勉励他坚决走“内圣外王”之路，高乎标准，严乎要求，不随波逐流，不问得失。曾国藩在两位大师的影响下，一方面以南宋理学巨擘朱熹的《朱子全书》为宗，下苦功夫钻研义理之学，并精通时务经济；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言谈举止严加整饬。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日必须完成的十二项“功课”：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几十年来，他真的恭行不怠地做到了。在北京，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和人生境界都大为提高，很快便在士林获得了“经学大师”的名声。
同时，他由于工作勤勉、处事谨慎、待人谦和，因而上得皇帝垂青，下受司员钦服，仕途异常顺利。他在庶常馆学习两年，即授检讨之职，从此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升迁。一八四三年，三十二岁的曾国藩作为正主考去四川主持乡试，而此时二十九岁的洪秀全正在广州为考取最初级的功名一一秀才而进行着最后一次失败的尝试。两年后，三十四岁的曾国藩已成为北京会试的同考官，天下举子都须以他为座师，而三十一岁的洪秀全只能自命救世主，并刚刚结束了初次传教活动。一八四六年，曾国藩升任文渊阁直阁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年三十七岁。对此，曾国藩自己也深感得意，声称“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经过十几年的官场生涯，曾国藩在湘籍官僚中，已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俨然是湖南士林的领袖人物了。
可以说，即使没有太平天国战争，曾国藩照样可以顺利地向位极人臣的目标迈进，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更有挑战性的机会，他可以亲身实践梦寐以求的理想一一治国、平天下。他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但将以一个风云人物的面貌出现，而不是一个“理学大师”或一个碌碌无为的庸臣“循吏”。
3、洪秀全与曾国藩及其他
洪秀全与曾国藩有各自的命运起点：一个是激愤的乡村陋儒，一个是出生耕读世家的“翰林公”，此后他们二人的命运无非就是这一起点继续推演：一个成不成功的“布道者”，一个成了“二百年来湖南第一人”；一个成了被人民所救的“救世主”，一个成了卫道之师的统帅；一个成了恣情快乐的“真命天子”，一个成了威镇半壁江山的两江总督；一个成了天京内讧的最后“胜利者”，一个成了殚精竭虑的忠臣；一个成了把地上天国带到地下的君主，一个成了忧心忡忡的儒者。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被极大地歪曲了。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这两个人的品性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事业的意义了。难道历史正义不是由君子书写，而由痞子来书写吗？事实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主线和正脉，太平天国、义和团才是几次重要的扰乱。正是太平天国之乱，才使南方民不聊生，并使英法趁火打劫、清庭左支右绌；正是义和团之乱，才给了列强悍然武装侵略中国的口实，并通过《辛丑条约》获取了惊人的利益，几乎把中国榨干。
但即使到今天，言论界还充斥着极其浅薄的假民族主义，而自由主义思想还不被一般大众所了解和接受。
曾国藩的胜利，其实就是一个厚重君子对于一个轻薄痞子的胜利，是一个勤俭的小地主家庭对于一个浮浪的下中农家庭的胜利，是天地良心对狼子野心的胜利。如果我们一定要阶级分析法来书写历史，那么也应该这样写，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上，陈忠实在《白鹿园》通过文学的手法也早就告诉过我们，什么是地主，他们无非就是那些最勤勉肯干的人。如果把无故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和生命视为“革命”的话，那的确只有那些浪荡无行的贫雇农才最欢迎，但那是历史正义吗？。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原写于1996年，改写于2007年元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