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威澎公司怎么样:哲学作为哲学 作者：叶秀山 （上）

哲学作为哲学
作者：叶秀山    研究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哲学作为哲学”是同语反复，“作为”后面没有新的内容；然而不好给“哲学”下一个“定义”，因此似乎只能作此“重言句”。

其实，“哲学”“作为”后面也似乎可以跟很多的意思，譬如，作为“学科”，作为“科学”，作为“工作”，作为“时代精神”，等等，都是从某个或某些方面去“理解”“哲学”，而不是“定义”，所以，穷尽一切可能的“宾语”，也难以“周延”。于是，不得已出此下策，“哲学作为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当然，对于“哲学”的理解，自不可“止于”此；恰恰相反，理解“哲学”之所以作此选择，蕴含着哲人们对于它的长期思考的历史，这个重言句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甚至可以说包含了“哲学”的整个历史发展。

从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算起，人们思考哲学问题，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哲学”似乎总是“回到源头”，要重新追问这个似乎在一开始就要弄清的问题：“哲学”是什么？法国德罗兹（ Gilles Deleuze ）和加塔利（ Felix Guattari ） 1991 年以这个题目出版了一本书，因为部头不很大，起初被认为是一本通俗小册子，读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本非常艰深的专著。事实上，以这个题目做通俗书的愿望，往往很难做好，因为这本不是一个通俗的题目。

人们为了急于理解哲学，常常从反面入手，暂先不问“哲学是什么”，而问“哲学不是什么”，似乎排除了“不是”，剩下的就该“是”了。

于是，“哲学”“不是”“艺术”。“艺术”以“形象－意象”说话，“哲学”离不开“概念”；“哲学”又“不是”“科学”，“科学”固然也是“概念”系统，但是它的“概念”在现实经验世界，都有一一对应的“对象”，而哲学的“概念”，或者说它的重要的核心“概念”，像“理念”、“无限”、“自由”、“实体”等等，似乎很难在现实世界找出相应的“对象”来，勉强指出来，也难以“服众”，而“科学”是要具有“服众”的特性的。“哲学”常常似乎是处处“讲理”，但却难以“服众”。我可以承认你黑格尔的哲学说得也许有“道理”，但是我仍然“不信”你那一套，我要“另起炉灶”，另建一座“大厦”，仍然可以很坚固，像叔本华那样。叔本华和黑格尔两套哲学犹如两个“大厦”，后人都可以去住住，不大容易说哪座就更结实些，但是后来做哲学的也都不甘心一辈子就住在哪一座现成的大厦里，而总是要“建筑”“自己”的“大厦”。“哲学家”不是在前人的“大厦”上“添砖加瓦”，而是“另建大厦”，当然在“另建”的工程中，要用前人的“砖瓦材料”以及设计的经验，但是“建构”出来的是“另一”座“大厦”，所以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的“大厦”，从事哲学的都要进去住住，但凡是真正的哲学家，决不会在任何大厦中久住下去，所以那些大厦的真正的“住户”，只是“建构”它的哲学家本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可以“邀请”许多的“客人”，但“主人”只有“他自己”。

这似乎又有点像“神庙”“圣殿”里可以有一些“小神”，但是“大神”似乎只有“一位”；然而“哲学”又并非“宗教”，尽管哲学的理路常常可以也应该“化解”宗教的问题。“哲学”“不是”“宗教”。“宗教”讲“信仰”，“哲学”仍然要讲“知识”。

于是，“哲学”似乎又是有些地方“像”“宗教”，有些地方“像”“科学”，但是又“都不是”。“哲学”就是“哲学”。这个“重言判断”，又似乎要在“关系”中去理解。


一，“哲学”与“科学”

就历史发展来说，“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了，“哲学”采取的文字形式，以著作的形式行世。最初以格言、诗，然后成熟一点有“对话”，形式具有艺术性，但内容是理论的，知识的，科学的，譬如讨论“宇宙的本原”、“事物的本性”、“变化的根据”等等，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表达形式，转到“论文－文章－著作”上来，成为“哲学”的主要“存在方式”。

从柏拉图的“对话”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哲学”在“存在方式”上的一个“进步”，亦即，“哲学”找到了“自身”的“住所”。如果说，柏拉图的“对话”因对话双方多少保持了“平等－对等”地位，还是“哲学”的“散居”方式的话，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才是“哲学”的真正的“大厦”。在这个“大厦”里，从“前苏格拉底”诸哲，至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成为“客位”，“降为”“小神”，“尊神－主神”只有亚里士多德一位。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赫拉克里特的“火”和“逻格斯”以及“四根”、“种子”等等，全都成了“批评”的“把子”，或许在亚里士多德的“原因”、 “实体”、“质料”、“形态”等等“砖瓦”中，以利用一些早年的断墙残壁、碎瓦砖块，但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厦的构建材料，不复为当年原貌了。亚里士多德的大厦上隽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字。

然而，后世整理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不是他的《动物学》，而他的《物理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教科书”。

“哲学”不是一般的“科学”，不是一般的“知识”。这里所谓“一般”乃是指“经验”而言。这个思路，得自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发展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哲学的大厦建构得更“专业”化，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更“成熟”了。所谓“更成熟”，也是因为他们把“哲学”和一般经验“科学”的“界限”划得 “更清楚了”。

“科学”和“哲学”都要“理性”，但是“理性”的“职能”要有个“分工”，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其实欧洲文艺复兴时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学问”，乃是一种不很成熟的表现，“分工”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性－启蒙”“成熟”的表现。康德用这种精神来看“理性”，划出种种“界限－权限”，指出理性在不同“领域”里的不同“职能”，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康德在指出“理性”在“经验知识－经验科学”范围内的“合法权利”后，认为“哲学”的工作只在“批判”，即只在“厘定”“理性”的不同“权限”，而否认“哲学”本身同样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哲学”可以被理解为一门“科学”。这个工作是通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做的。

黑格尔的“哲学大厦”是“知识”的大厦，“科学”的大厦，也是“真理”的大厦；但是这个大厦，又不是一般经验科学的大厦。

就黑格尔的意思来看，“哲学大厦”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大厦”表面上是很相像的，它们都是用“概念－判断－推理”的“砖瓦”“建构”起来的，也都必须运用“范畴”，即运用模态逻辑的规则，但是实质上这两座大厦很不一样。

表面上都用“概念”作“砖瓦”，但是黑格尔的“概念”不是“僵死”的，而是“辩证”的。什么叫“辩证”的？“辩证”就是“对立统一”，在“统一－同一”的“概念”中，有着“两级分化”——“是”与“不是”，“存在”与“非（不）存在”“统一－同一”于“一个”“概念”中。这样的“概念”自身就是 “变化－发展”的源泉，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变化”只是“感性”的——古代有“芝诺悖论”，在感觉上的“变异”，不能在理论上加以证明，因而“变异”只是一个“幻觉”，在黑格尔看来，恰恰在“理性”“概念”上，才是“变异”的根源，“概念”本就是“发展变化”的。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上的“概念”，不是“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概念”，不是“抽象”的，从“具象”中“抽”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恰恰会“不是”“什么”，它是“变”的，原本“是”“什么”，会成为“不是”“什么”；它也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所谓“全面”乃是因为这种概念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既“是”又“不是”。这种概念，又不是“僵死”的，而是“活生生”的，它“能动”。

怎样理解这种“概念”？“哲学”的“概念”不是如同经验科学概念那样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哲学”运用“自由”的“概念”，“辩证”的概念，就是“自由”的概念；“概念”是“辩证”的，也就意味着，“概念”是“自由”的。“概念”是“自由”的，不等于“概念”在语词上没有稳定的意义， “自由”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它是“活动”的，不是“固定”的。

以这种概念为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以“可移动”的“砖瓦”“搭”起来的，如同一个“积木房子”，可以“自由拆卸”，“自由组装”。

同时，这些“可移动”的“砖瓦”本身又是“自由”的，“砖瓦”自身不是“固定”的，它们“自身”“变化发展”，各种自由变化发展的“概念”的“组合”，需要遵循“范畴－模态”的“规则”，此种规则因其“组件－砖瓦－概念”的“自由”，而也成为“自由”的“规则”，犹如“游戏”的“规则”那样，“自由”自己为自己“立法”，其“法”也，非一般经验之法，而是黑格尔意义上更为高级、超越的“历史的规律”，或者叫“历史的命运”。

“自由”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的“范畴”所“规定”，所以哲学在形式上一定会“遵循”“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的“规则”，舍此别无表达方式，无论自觉与否，我们要合“逻辑”地“思维”，要合“习惯语法”地“说话”；正如康德所说，我们只能以“范畴”来“思维”，这里其实也就意味着：“经验科学知识”离不开“逻辑范畴”，即使在康德持否定态度地“理念知识－哲学知识”，也同样离不开范畴，否则，“物自体”就会是“不可思议” 的，而康德恰恰认为，“物自体”是“可思议”的，只是要把它从“科学知识”上来“把握”，必定产生“二律背反”。

康德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哲学知识－理念知识”必蕴含着“二律背反”，而这正是黑格尔从正面发展出他的全部“辩证法”的基点所在。“哲学”之 “概念－范畴”，乃是“矛盾对立发展”的“概念－范畴”，因其“矛盾对立”，“概念－范畴”才不是“僵死”的，才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根据”，“概念”“发展”的“动力”，才不在“外在”的“感觉世界”，而在于“概念”“自身”。“概念”是“矛盾－对立”的，“概念”才是“全面”的；“概念”“自身”“发展”，“概念”才是“自由”的。

“概念”是“自由”的，也就意味着“概念”是“创造”的：“概念”“自身”“创造”“自己”，相对“创造”它的“人”而言，“概念”是“被创造”的。

“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并不像一般经验概念那样是从感觉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举凡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莱布尼兹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等等，都不是一点一滴积累经验而后“概括－抽象”出来的，人们不可能在“穷尽”“一切经验”之后，再“概括”出“哲学概念”来。就 “经验”来说，“哲学概念”似乎是一种“跳跃”，或者说是“超越－超验”，而在康德看来，乃是“先验”——在“逻辑条件”上“先于”经验，只是康德认为，此种“先验”的“范畴”只允许运用到经验领域，形成“科学知识”，而不允许扩大开来，达到“超出”经验范围以外的领域来求一种“超越”的“科学知识”，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批判哲学”，缺乏一种“自由”的“概念”和“辩证”的“范畴”，康德的“概念”和“范畴”，都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经常批评康德在哲学中拘泥于“感觉经验”的“被动－接受”性，陷入“二元论”，而缺乏“能动”的“彻底性”。

“能动的彻底性”就是“超越－超验－先验”的“彻底性”，相对于“经验”来说，就是“彻底”将“经验－自然”“括出”去－“悬搁”起来，还“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以“自由”。“哲学”既然运用“概念”和“范畴”，当然有“规则”，但“哲学”的“规则”不是“死板”的，而是“自由”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内在”的。

之所以说“哲学”的“规则”是“自由”的，“灵活”的，乃是说，这种“规则”“哲学”为自己的“概念－范畴”“立法”，“哲学”为“自己”“立法”。

其实，康德也已经看到了这个特点，当他说“知性为自然立法”时也就为“理性为自己立法”留下了余地。“理性”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自由”为 “自己”立法，“法”由“自”生，是为“自由”，而并非任意“无法无天”。“无法无天”之所以并非“自由”，乃是它所根据的“原则”，恰恰是“感性”的，是以“地－我”的“感性”“规则”，来对抗“天”的同样是“感性”的“规则”，是在各种“经验规则”中执着于片面的“一方”，而不是“理性”的“辩证－全面”的“自由规则”。

“自由”的“规则”，并无“定则”，是一种“创造性”的“规则”。原则上说，“哲学”并无“定则”，“哲学”乃是“创造性”的学问。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是“创造者”，都是“从零开始”，“从头做起”。各个“哲学家”“创造”着各自的“哲学概念”，这也是上述德罗兹书中提出来的观念，从这种观念中，我们看到了从黑格尔到胡塞尔一种思路的延续和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为从“哲学”和“经验科学”的联系和区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盖因“哲学”的存在方式与经验科学有很强烈的相似性和兼容性而经常不易区分，这本也是实情。哲学必定会受益于经验科学之发展，而反过来，经验科学的最新发展，常常置哲学于不顾。“哲学”由中世纪“神学婢女”的地位转化为“科学婢女”，当不失为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终非“哲学”的恰当地位。

好在人们对于“科学”的观念也在变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自从相对论、量子论等等科学观念的更新，我们看到，人们的“科学”观念已经和康德那个受牛顿力学观念统治时代不尽相同了。如果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作的工作，重在给“经验科学”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奠定“先天”的根据，那么，科学以后的发展，却朝着“深入实际”的方向迈步，也就是说，向着康德那个“不可知”的“事物自身”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正是科学家，不满足于自己停留在“现象”和“理论”的层面，而要致力于“本质”和“实际”的“把握”。

这样，被康德批评的休谟的理论重新被人们重视起来。人们意识到，从哲学来说，康德和休谟原来真的说的不是一回事情，这一点细读康德的书，也可以体会出，在康德心目中，休谟的问题是真实的，不可忽视的，只是康德所要强调的只是“现象”的一面。

其实，休谟所着意探讨的“本质”和“现实”的一面，即不仅仅是“理论理性”的另一面，黑格尔从哲学上正是在这个层面工作着；或许，这也勉强可以说，“哲学”有时也能“走在”“科学”的前面——道理上说，“哲学”似乎应该“走在”“科学”的前面。

无论如何，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仅“哲学”在向“科学”“靠拢”，而且“科学”也渐渐在向“哲学”“靠拢”，这种走向，似乎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呢。

人们关于“科学”观念的变迁，可以从美国托马斯 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看到概貌。

托马斯科恩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崭新的科学发展历史图画，原来，科学史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按部就班靠着经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是由一连串的“范式”转换以及在转换之间的“常规科学”工作组成的，而“范式”的转换，乃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转换”。其中“常规科学工作”是“积累性”的，而“范式转换”却是“颠覆性”的，当然，科学家经常性的工作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做常规的工作，只有到了常规工作发生“危机”时，原有“范式”才会被突破，而产生新的“范式”；然后，再有一批科学家在这个“新范式”指导下，进行常规科学的工作。库恩以大量的科学史事实来证明他的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通常我们也知道科学史上有一些“革命”，譬如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等等，不少科学家还为一种科学观念，现出自己的生命，都是载入史册的；只是我们常常从社会或更多从宗教等等因素去理解这些变革，觉得原本是正确的，被一种统治势力扼杀了，而没有从科学本身的发展去系统地加以理解。库恩的工作在揭示科学史本身发展特点上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的。

按照他的意思，在一定“范式”下的常规科学工作，犹如在一定目标和规则下的“解谜－解题”－ puzzle ，这也是科学工作的重要部分。

科恩这些观念，对于“哲学”有什么启发？

“哲学”当然也会有“范式”，但是“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如果说，“哲学”也是运用“科学”形态的话，那么似乎那是一种没有常规科学（工作）的“科学”。

“哲学”在某些方面很像“解题”，“解”一个或多个“ puzzle ”，但是由于没有预定的“答案”或者它的“答案”“图形”的“边缘”“不清”，使得这个“题－谜”永不可“解”，所以，德罗兹说，“（哲学的）概念甚至不是 puzzle 的片片”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与库恩的观念有关，但是我们不妨自己联系起来思考，因为凡 puzzle 总有一个“范式”可以依据，而也必有一个“解答”在等待去完成；而哲学的概念，因其自由性或“无序性”倒很像“ puzzle ”的一批“碎片”，但其拼凑方式因没有一个现成的“范式－范本”而难以“完成”。

既然“哲学”在“ puzzle ”方面找不到出路，于是我们的视线转向“范式”。原来，“哲学”竟然是一种只问“范式”的“科学”。任何称得上“哲学”的“著作”都是一个“范式”，《柏拉图对话》、《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等等，莫不如此。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建构－创造”“范式”，一个哲学家一个“范式”，其间原则上没有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工作”。

当然，我们也知道 , 哲学史上有许多学派，而且哲学是最喜欢讲什么“主义”，什么“论”的，似乎也跟一般科学一样，在某个“论”和“主义”的大旗下，有许多人在做“解题”工作，运用那些“主义－论”的“原则－范式”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科学一样，也有“常规”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也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常规”的工作中，某种哲学的“原则－范式”被发现需要修改、发展和突破，甚至要寻求、建构另一些“范式”，原有的“范式”也会发生“转换”和“革命”，这一切当然也是史有明鉴，不可否认的。当一种哲学“原则－范式”拿来“解释”、“指导”具体实践时发生抵触，那么总有一方需要“修改”——有时需要“调整”行为方式，有时需要改进“范式－原则”本身，即是要发展、完善某种“原则－范式”；只是在“抵触”的情形发生得多了，如同库恩说的，发生了“危机”时，“范式”本身就会发生“革命－转换”，这种情形，在哲学史上也屡见不鲜。

不过，这种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我们不妨把它看作“科学性”的工作，而不是“哲学性”的工作，这正说明，“哲学”与“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帮助人们去理解现实世界，处理具体事务，目标明确地、有原则地解决现实的难题，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我们不必将这种有意义的科学性工作也看作一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工作。

从另一面看，我们倒是可以说，凡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竟然也都具有“哲学”的意味，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在进行“科学革命” 时，自觉不自觉地正是在做一件“哲学”工作，哥白尼如此，爱因斯坦亦复如是。科学上的重大变革，之所以被哲学家重视，不仅仅说明“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还意味着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做着同一件工作。

凡不是在做库恩意义上“常规”工作的，其工作都有“哲学”意味，都可以作“哲学”观。“哲学”就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工作”。

真正的“哲学家”都在做“非常（规）”的工作，在做“创造”的工作，在做“范式转换”的工作，在做“革命”的工作。

按照库恩的意思，“科学”要在大量“常规”工作发生“危机”时，才会发生“范式转换”，发生“科学革命”。如上所说，“哲学”也有这种情形，常常是在某种“常规”之后发生“危机”时，深切感到需要对于某些“原理－原则”加以“变革”；只是真正的“哲学睿智”，则总是在“危机”尚未“显露”时已经感到“危机”的“存在”。“哲学家”须得有能力“看到”“隐蔽”着的“危机”。

“哲学家”总是“处在”“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