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丰台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统战高手——潘汉年[图](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5 05:22:38
统战高手——潘汉年[图](2)2006-01-11 15:56:25 李永军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1938年春，茅盾与夏衍、潘汉年摄于广州黄花岗。
《救亡日报》的出版，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巧周旋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1938年春，茅盾与夏衍、潘汉年摄于广州黄花岗。
《救亡日报》的出版，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巧周旋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