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金刚钻探机图片:曾奇峰的奇言怪语

曾奇峰的奇言怪语

            ——摘自曾奇峰在武汉科技学院演讲会的现场对答


问：爱情怎样感觉到？
答：最好的方法是用鼻子去闻。

问：为什么说恋爱始终是女尊男卑？
答：我想可能是一种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关系。女性的方法有点像武当功夫，以静制动，以被动的方式争取主动，后发制人。只不过男性往往没有明白其中的机巧而已。

问：为什么大学里恋爱现象特别严重？
答：我是医生，我只把“严重”这个词用在疾病上。我想，大家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这个年龄应该做什么自己知道。

问：喜欢上好友的男友怎么办？
答：如果他还没结婚，你就还有机会。

问：作为一名暗恋他人者，应该保持一份什么心态？（我是一名女生）
答：把暗恋变为明恋。

问：面对女生，胸中茫然，不知说些什么，怎么办？
答：如果只对某个女生如此，就是正常的。

问：我有一个男朋友，一开始我感觉很好，可后来发现他有很多毛病，怎么办？
答：你可以试着自己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没毛病的人？
       你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他的毛病，后来却发现了？
       如果他的毛病没有改掉的可能，你会不会还爱他？
       他的哪些毛病是你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你永远不能容忍的？
       他的毛病分别可能对你和他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别人是否也认为他有你认为的那些毛病？
       你是否发现了一位你认为毛病较少的男性？
             —— 回答了以上的问题，你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问：父亲因为外遇和母亲离婚，我如何和父亲相处?
答：我们的父辈往往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经历，我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敌视的态度是不对的。试着和他沟通。

问：与父母有“代沟”怎么办？
答：从理解上讲，年龄相差二、三十岁的两代人之间没有“代沟” 反倒不正常了。
    交流是填平代沟的唯一方式。
   “沟” 的害处就是妨碍甚至损害交流。
    要在有“沟”的情形下使交流通畅，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一、是改变交流形式，比如把父母与子女之间随意的交流变成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交流。做子女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父母都可能因为任何事情说上自己几句。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并非每一分钟都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我们可能会因受批评而恼怒。相反的情形也存在，即有较强反抗意识的子女可能随时随地批评父母，父母当然也不可能接受。但如果我们每月或者每周开一次所谓“家庭民主生活会”，将过去一段时间的事敞开来谈，由于大家已经为接受批评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也就不大可能因批评和被批评而发生冲突了。    二、是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父母和子女各自的“职责范围”，明确哪些事可以自行决定，哪些事必须与对方商量。家庭的“管理” 和企业的管理一样，必须职责分明，才能运作得好。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是否太机械了，与家庭应有的随意气氛不相符。但我们不要忘了，大气候的过分随意会极大地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能“随意” 。如果没有规则，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问：大学的时候交朋友是否是相互利用？
答：我在大学的时候交了最好的朋友，现在有时互相帮帮忙。

问：自己受到伤害了，当时不敢发泄，后来很难受，怎么办？
答：我们应该对宽容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应该表示一点愤怒，当然要用真诚的态度表现出来。

问：你很讨厌一个人，又要和他相处，如何处理自己的烦闷、压抑？
答：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讨厌一个人，可能因为他身上有与自己相同的东西。我们喜欢的往往是自己没有的东西。

问：为什么我会觉得周围的人很庸俗？
答：这是自己压制自己的一种表现。我们有时用一种强大的价值体系来压制每一个人，包括自己。

问：我对别人热情如火，别人却对我冷若冰霜，怎么办？
答：别人对你冷若冰霜的原因可能就是你对别人热情如火。
人际交往有一个距离，为此两个人谈恋爱，一方特别热情，另一方不比他热情，结果质量只会是另一方那么高。所以过份热情是一种浪费。

问：无意中伤害了别人，怎么办？
答：解决这类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交流。

问：有一异性朋友，他有了女朋友，还可以像从前一样同他做互帮的好友吗？倘若因为他已有女友而觉得失落痛苦，这是否正常？
答：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除非你是在女儿国或男人国，你不可能只交与你性别相同的朋友。
    在所有异性朋友中，只有一个能够成为你的“亲密”男友，其他人则只能成为你所说的互帮的男友。这样的互帮的男友有女朋友又何妨？
    倘若你因为他已有女友而觉得失落痛苦，那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你觉得他有女朋友以后可能会疏远你，你的痛苦失落就像一个要好的友人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居住一样。别离是人生常有的事，你慢慢地就会淡忘的；
    另一种情形则可能是，你爱上了这位朋友，你或者没有意识到你爱上了他，或者意识到了而没有表达。这时你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对他的感情。如果你真的爱他，那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从法律角度看，你都还有机会。
    利用还是不利用这个机会，请你自己决定。
　　
问：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心理有问题？ 　　
答：A、 智力是否基本正常。B、 意识是否正常。C、 感觉是否正常。D、 思维是否正常。E、 情绪是否正常。F、 意志是否正常。G、行为是否正常。
    最后，如果有以上的某些异常，那他或她有没有觉得自己不正常，有没有就医的愿望；如果有，表示病情较轻；如果没有，表示病情较重。
    ——提醒读者千万注意：一定不要轻易将自己和他人按照上面的标准对号入座，要做出正确的诊断，只有去找心理医生。对真正有心理障碍的人，大家也一定要满怀爱心地对待他们，不要因此而歧视他们。心理障碍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疾病。每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都有着一段催人泪下的经历

曾奇峰：我的“中德班”十年

(2008-12-27 12:23:14)转载 标签：

中德班

曾奇峰

奇迹

文化

分类：中德班 一、故事

    在每次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以下按常规简称“中德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父亲般的万文鹏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学着万老师的样子，也回忆一下我参加中德班的经历。

    1997年3月的一个周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8日，在我们中德心理医院工作的德国心理学家莱纳·那托先生，几乎是带着“挟持”味道地给我买了机票，把我拖到了武汉机场，一起上了飞昆明的飞机，说是要亲自去为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报名。

    在此之前，他早就得到了“中德班”招生的消息。尽管他给我说过多次要我们参加，但我一直都没怎么重视。我们医院就叫“中德”，自以为也见识了不少相关培训，所以也就不觉得怎么稀罕。以致上了飞机我还在想，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下午到了昆明，首届中德班的学员在上课，我想去听听，但被告知不允许，简直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然后，跟马佳丽谈我们插班的事情，马佳丽首先说有个几人小组负责这件事情，基本的原则是一旦开班就不中途进人，但是，考虑到中德心理医院这样一个跟德国有特殊关系的项目，网开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过一下民主的程序，并要我们等消息。

    晚上，那托先生和我以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宴请他的所有德国老乡。席间，一位德国女老师夸我说的德语很地道、没有一点外国人口音，让我这个在语言方面被盛晓春“欺压”多年的人稍微有了一点自信。

    吃完晚饭，我去酒店找吴和鸣，他那时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兼心理科主任。我和他已是十几年的朋友。房间灯光昏暗，我进去之后，他指着他旁边那张床上躺着的一个庞然大物说，这是同济的施琪嘉博士。我们互相淡淡地打了招呼，当时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和此人经常朝夕相处，一起飞行了数万里，到过国内外几十个城市，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出了点力。

    临近半夜，我在昆明街边的烧烤店请吴和鸣、童俊，也许还有盛晓春喝啤酒。就听说吴和鸣参加这个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挫折。他是我从心里佩服的师兄级人物，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强，几天培训下来竟然就变成这样子。我开始对这个培训班有点好奇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那托飞回武汉。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但我们都认为，陈立荣和我参加十月份在北京办的“中德班”，大约是没什么问题了。

    同一年十月，我从马来西亚开完一个精神康复方面的会议，就直接从吉隆坡飞北京。在邮电疗养院的中德班上，我被分配在精神分析二组。首先是精神分析大组的活动。大家作了自我介绍，很多人是一些大地方的大人物，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中德班的学习，就在这样的状况中开始了。

    2001年10月，那托先生结束了在我院6年的专家工作回国。在告别晚宴上，照例会说到他为我们医院所做出的贡献。我以医院最高领导的身份评论说，他“强迫”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是他的最重要、最有远见、影响也最大的贡献。

    1998年初，在熊卫的新家里，武汉以中德班学员为骨干的所谓“武汉心理治疗师协会”成立，我被选举为“会长”。以后的五年里，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这使武汉的心理治疗圈子成为了全国最活跃的圈子之一。2003年后，施琪嘉担任会长，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几个月前，这个协会成为了正式注册的学术团体。



二、知识、情感和新客体

    参加“中德班”之前，我考虑过参加哪个学派的培训。1994年的杭州中德班，我本来参加的是精神分析组，Berger教授是德方教员。但是，只参加了两天，就被谴派到Babel老师的人本主义组作翻译。现在翻看当时的笔记，仍然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97年的中德班，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家庭组，我是动了心思的，因为当时自以为看了几本精神分析的书，不再需要学精神分析了。现在实在无法想得起来，最后为什么还是进了精神分析组的。也许只能看成是老天的安排了。

    李小龙说，他97年前看精神分析的书，跟97年之后看精神分析的书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句话简直就是在说我的感觉。我应该算是80年代那场弗洛伊德热的参与者，而且，那场“热”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对别人更大----我热得直接选择了我要从事终身的职业。

    现在回过头来说，97年之前，我虽然知道很多精神分析的术语，但基本上不懂精神分析。我甚至敢斗胆说，国内很多专家教授，虽然写过、翻译过成千上万页的精神分析文字，足以获得我们无限崇敬，但由于缺乏临床体验，他们并不懂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国内传播上的艰难，相当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些专家教授的“不懂”。

    97年始，我们终于上路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走下理论的神坛，走向了治病的战场。精神分析小组的同学，开始在精神分析设置的框架下，跟病人成百、成千、甚至成万小时地“浸泡”在一起。慢慢地我们用我们的皮肤、血肉、骨髓和灵魂知道，精神分析的那些术语，从来就不是文字或者智力游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假设，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耻辱和荣誉、苦难和幸福、枯萎和生长、死亡和生存的切实观察和感受。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精神世界，跟所谓常识下的人类精神世界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这样的新视野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知识虽然重要，但却远非最重要的。特别是心理治疗类的培训，如果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那就算不得成功。“中德班”的培训，就不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所有学员提供了从事这个艰苦行业（弗洛伊德称其为不可能的职业的一种）所必需的情感的支持。如果说得专业一点，在这个培训项目里，很多人找到了适合自己成长的新的客体，于是旧的客体的影响被削弱甚至被替换，一种比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改变就发生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本人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的关注、接纳和帮助，使我能够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使我的生活与工作充满欢乐。每每想到这一些，心里就遍布温暖和感激。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德班所建立的行业交流平台之大，大约超过了举办者当初的想象吧。三届培训下来，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精英。



三、没有国界的不仅仅是知识

    最近读到马佳丽写的《中德班的历史》一文。她和她组织起来的团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令人钦佩不已。加上我在我们医院的20余年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国际主义是怎么回事。金庸借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说，任何功夫要达到最高境界，都不是靠练技术，而是靠自己的气度和胸襟。国际主义精神，就是需要恢宏的气度和胸襟的。

    一些同行到现在还在怀疑精神分析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提出心理治疗要本土化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德班”的价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经常的情形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因为如果提问本身有毛病，那任何回答都一定是错的。所谓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毛病有两个：一是它变相地夸大了文化或者地域的差异，忽略了人性的共性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男女之别，在效果上就会使男女越走越远，只有更多地强调男女的共性，才能使男女更和谐地相处。用佛教术语说，提出本土化这个想法，是“分别之心”过重的表现，是属于“无明”的一种。

    第二，如果“本土化”成立，那就意味着还需要诸如“武汉化”、“哈尔滨化”之类，这显然是荒唐的。归根到底，一切治疗技术都只有一个“化”，就是个体化，当你充分考虑眼前面对的个人的特点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一切人文背景都考虑进去了。这是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的，中国所有的高中生都知道：个性大于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比如直角三角形的直角是它的个性，但它却具有所有三角形的特点，如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