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未央宫尊一声歌词:刘兵：春天过后，还要走向成熟

　　春天过后，还要走向成熟

30年前的“科学大会”，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30年过去了，在人们的依稀记忆中，“科学大会”印象最深刻的主题，当属邓小平开幕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以及“科学的春天”这一著名的隐喻。

30年过后，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显得已经淡化了许多，这与我们现在早已不再将与阶级相联系的“阶级斗争”予以强调有着密切的相关。

如今，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于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在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性动力之一。

当我们回顾那段春天里的往事时，除了理解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之外，对于这份遗产的局限，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毕竟，那个“春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仓促到来的，缺乏更深思熟虑的理论准备。

正是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几乎像在20世纪初在我国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时的情形相似，在理论上说的是“科学”，在行动上重的却是技术。

在没有把这两者区别清楚的前提下，对“生产力”的强调，固然对于技术的发展甚为有利，但对于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的发展，却是建筑在一种带有某种“急功近利”色彩的、以其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之实用意义的强调之上，从而对于更为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或者长远战略意义的科学研究，带来了生存环境上的先天不利。

在“春天”的这个著名隐喻中，还有着更多的内容。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某些干扰影响科学健康发展政治阻力的排除，无疑让当时的人们感到解放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也给这个“春天”以及春天里的科学，附加上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才会有“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我们只能“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的意向。因而，也埋下了后来使许多人将科学看作超越其他人类知识之上的“科学主义”的种子。

其实，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其本身的发展并非最终的目的，它们本应是为了人类更幸福的生活而服务。如今，当我们再提“科学发展观”时，那其中的科学概念，应当已不再是30年前狭义的科学，而是一种对于建构“和谐”的人类发展的形容。相应地，我们更应该强调的，已经是要同时关注狭义的科学和技术之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反思在此基础上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盲目追随。

　　春天是美好的。但是，它也只是带来生机之开端的季节。

　　春天过后，人类和社会还要走向成熟。

　　□刘兵

附：（所评论之报道）

总第29期 【1978年3月18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一日三十年——3月18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举行，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83年 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获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人口奖

　　●1983年 “熊猫之乡”———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

　　●1995年 江泽民签署教育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

　　●1996年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

　　●1996年中国科技会堂落成，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首次在京举行

　　●1996年 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温家宝当选总理后首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窗外新柳催生“科学的春天”

30年前的3月18日到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闭幕时，当时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由播音员当场朗诵。

“大会之后，不再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77岁的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说，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的序幕。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提出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成立，起草的重点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讲话，以及副总理方毅同志的工作报告。

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今年78岁的胡平说，他当时也被从中宣部借调进入起草组。

作为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负责人之一，吴明瑜当时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稿就出自他和原科委秘书长林自新之手。

“会议载入史册，不是因为召开了一个有55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的大会，而是邓小平那石破天惊的讲话。”那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际是在1975年就已经开始的一场争论的延续。当时“四人帮”极力鼓吹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全面专政的论调，科学长期以来也存有“阶级性”、“非阶级性”争论，如果科学技术算上层建筑，就要像文化、艺术一样被全面专政。

“四人帮被粉碎后，要重新评价这个事情”，吴明瑜说，1977年9月，他到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和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自新负责起草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稿，就考虑要不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写进讲话稿。于是把想法向分管副总理方毅作了汇报，方毅表示同意。

讲话稿报给邓小平后，邓小平也同意了，最后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汪东兴说了句“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的关于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话，你们不引用。”

邓小平当时没有表态，回头再请示邓小平如何修改时，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1988年，邓小平经过十年的观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华国锋大会讲话基调不同

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的另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纠正了几十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

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经常成为审查批斗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是“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那是什么呢？”吴明瑜等人在起草科学大会邓小平讲话稿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无法开展对知识分子的下一步论述。

大会筹备组负责人之一，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童大林找来马克思的著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般的技术人员、教师、学者是雇佣工人，他们生产价值，也是受剥削的。因此，他们决定在讲话中充分阐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讲话稿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评这个讲话稿“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后，有领导同志打电话给方毅，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但问题是‘一支’占多大的比重呢？”吴明瑜说，邓小平的讲话稿所指的是“全称”，“一支”太含糊了。

最后，邓小平的意见，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提法不能改。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坚持了这一提法。

胡平回忆，1978年3月25日，会期已近尾声，华国锋在大会上也作了一篇讲话，但他并没有采用文件起草组给他准备的那篇讲稿，而是用另外一班人马给他起草的讲稿。通篇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跟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所作的那篇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令人振奋的讲话，基调完全不同，大家听了十分惊异和郁闷。

　　突如其来的“郭沫若讲话”安排

“如果会议在郁闷的气氛里结束，效果会不很好。”胡平说，会议筹备组领导就想再请一位有分量的人再作一次讲话，掀起新的热情。

最后，领导决定请郭沫若来讲。他是中科院院长，又是人大副委员长，还是诗人，由他来讲很合适。

“郭沫若的讲话是突如其来的安排”，胡平说，但是，郭沫若当时已抱病在床（会后三个月去世），亲自主笔讲话稿没有可能。

　　童大林提出，请人为郭沫若起草一个讲话稿。

找谁呢？胡平想到了诗人徐迟，因为诗人与诗人有相通之处，加之徐迟写过《哥德巴赫猜想》，对科学家也比较熟悉。胡平的想法得到一致的肯定，并派胡平去找徐迟，徐迟欣然答应，并表示次日就能取稿。3月27日下午，胡平再去友谊宾馆，徐迟如约交稿，约720字。

徐迟的稿子浪漫且分散，适合在杂志发表，却不适合在会议上宣读。而且没法改，只能重写。再找人已经来不及，起草组商量，自己动手。

你推我，我推他，吴明瑜说“由老胡来写吧！”大家都表示同意，胡平难以推脱。在京西宾馆的文件起草组很嘈杂，胡平决定回家去写。

　　临危受命写讲稿 绿意催生出灵感

怀着沉重的心情，胡平夹着一个书包，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他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闭目沉思。偶然睁开眼睛，突然看到窗外的柳树已经成荫。

　　胡平心里一怔：“春天来了！”

半年多，一直住在京西宾馆，他对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些陌生、淡薄了，是窗外的绿意又唤起他的敏感。

“顿时觉得有什么力量冲击了一下。扑在脸上、撞在心上。”胡平很快联想到刚刚打倒“四人帮”，国家正在从“文革”的浩劫中重生，人民再次得到解救，科学显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这正是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的季节。

“这个春天真的来得恰逢其时啊！”在胡平的心里，春天已经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全国人民苦尽甘来的春天，是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

就写春天！题目就叫《科学的春天》吧。有了来自春天的灵感，在车上，胡平开始构思，并用铅笔把想到的内容简单记下来。

回忆起当年起草讲话稿的过程，胡平说，思绪就像流水一样自然流淌。既有过去的悲苦，也有现在的心花怒放，更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还缺少一点诗情画意，他又加了最后的一段话：“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闭幕会掌声连绵不断 讲话稿无法朗读

写了一整夜，晨曦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胡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时把稿子送到了起草组。

赞赏之余，有人对胡平为勉励年轻人而用的“甘罗十二拜上卿”提出意见。胡平删去了这句，便把稿子送给童大林、吴明瑜审定。

童大林，吴明瑜都觉得稿子可用，又经过吴明瑜仔细推敲，做了个别文字上的润色修饰，就定稿了，并立即打成清样，送给郭沫若。

郭沫若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稿子，脸上露出笑容。他要了一支笔，在个别句子上加了“有限”、“无限”两个词，最后在《科学的春天》题目下，签了他的名字：郭沫若。

大会闭幕时，《科学的春天》由播音员当场朗读，会场内响起了连绵不断、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使播音员无法朗读下去。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