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罗素说快乐生活（下）

　　下部快乐的原因快乐还可能吗?

　　至此，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快乐的人;现在我们有了较为轻松的话题，那就是讨论快乐的人。一些朋友的谈话和著作几乎使我断言，快乐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反省、国外旅行，以及与园丁交谈，我发现我的这种观念正趋于消失。前面我已经讨论了我的文人朋友的不快;在这一章里，我想对我生活中遇到的快乐者做一番考察。快乐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主要有两种。我所说的那两种也许可以分为自然的和想象的，或精神的和肉体的，或心的和脑的。这些名称中应当选择哪一个，当然取决于你所要论证的题目。现在我并不要论证什么题目，只是想做一番描写。要描写这两种快乐之间的不同点，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说，一种是人人都可获得的，另一种只有能读会写的人才可获得。小时候我认识一个以掘井为业的极其快乐的人。他长得十分高大，肌肉非常发达;他既不能读也不会写，1885年，当他拿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首次知道有这样一种制度。他的快乐并不源于智力，也不有赖于信仰自然法则，或信仰物种进化论，或公物公有论，或耶稣再生论等知识分子认为享受人生所必需的任何信念。他的快乐是由于健壮的体格，充分的工作，以及克服在穿石挖井方面的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我的园丁的快乐也属于这一类;他始终致力于消灭兔子的战争，提起它们时的口吻活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兔子狠毒、狡猾、凶残，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似神殿里的英雄们每天都要猎得一头野猪，他们晚上消灭的野猪第二天早上又会奇迹般地复活，我的园丁每天也要杀死他的敌人，但却从不担心那敌人第二天会消失。虽已年逾七十，他每天都要干上一整天，骑着自行车来回要走十六英里山路，但他的快乐无穷无尽，而快乐的来源就是这些兔子。但是你也许会说，这些简单的乐趣对于我们这类上等人是不起作用的。与如兔子般弱小的动物作战，能有什么快乐可言?我认为这个论点是荒谬的。一只兔子要比一个黄热病的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上等人仍能在与后者的交战中找到快乐。就情感的内容而论，和我的园丁的乐趣完全相同的乐趣，也能为受过最高等级教育的人所领受。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在于借以获得这些乐趣的活动。成就上的乐趣要求有各种困难，事先似乎并无成功之望，但最后终于成功。这也许就是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乃为幸福之源的主要原因。低估自己的人总是因成功而吃惊，高估自己的人则总是因失败而吃惊。前一种吃惊是愉快的，后一种吃惊是不愉快的。因此，不过分自负是明智的，虽然也不可过分自卑以致丧失进取心。在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目前最快乐的人当数科学家。他们当中的最杰出者，很多是感情简单的，他们往往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以致能从饮食甚至婚姻中感受到愉快。艺术家和文化人认为他们在婚姻中不愉快是必然的，但是科学家却往往能接受旧式的家庭之乐。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已完全集中在工作上，无暇闯入他们不起作用的领域。他们在工作中是快乐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是进步的、有权力的，因为科学的重要性无论内行外行都是深信不疑的。因此，他们无需复杂的情感，既然简单的情感也不会遇到障碍。情感上的复杂性很像河水中的泡沫。当障碍破坏了平静的水流时，泡沫才会产生。但是只要生命力不受阻碍，表面上便不会掀起波浪，而且生命力的强大在粗心大意者的眼里也不明显。

　　快乐的一切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全都实现了。他的活动使他的能力得以充分的应用，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但于他自己显得重要，甚至连茫然无知的大众也感到重要。在这方面，科学家要比艺术家幸运。当人们无法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就断定那是一幅坏画或一首坏诗。当人们无法理解相对论时，他们却(正确地)断定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够。因此，爱因斯坦受到尊敬，而最出色的画家却在顶楼挨饿(至少过去如此);于是爱因斯坦快乐，而画家们不快乐。在生活里只靠自己的主张来对抗群众的怀疑，这很少有人能真正快乐，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忘掉冷酷的外部世界。科学家不需要自己的小圈子，因为除了自己的同事之外，他们受到所有人的敬重。相反，艺术家则总是处于苦恼的境地，因为他必须在被轻视或变得卑鄙之间做一选择。如果他的能力是第一流的，他则必须蒙受其中一种不幸--如果施展自己的能力，他就成为前者;如果不施展自己的能力，他就成为后者。情况并非时时处处如此。有些时代，即使是好的艺术家，即使他们很年轻，也会受到尊重。于勒二世虽然虐待过米开朗琪罗，但从未认为他不能作画。现代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向已丧失能力的老艺术家提供大量资助，但从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与自己的同等重要。也许就是这些情况造成了艺术家通常不如科学家快乐的事实。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各国最聪明的青年人的不快乐往往是由于他们的才华得不到应有的施展。然而在东方各国，情况就不同了。聪明的青年人今日在俄国也许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乐。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创造，并且还有与创造这个世界完全一致的热烈的信仰。老朽们被处决了，饿死了，放逐了，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消毒过了，结果使得他们不能像在各西方国家那样，再去强迫青年人要么去做坏事，要么无所事事。在世故的西方人看来，我国青年人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会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个新世界一旦建成，几乎必定会使一般的俄国人比在革命前更快乐。它也许不是世故的西方知识分子能够感到快乐的世界，但他们并不非得在那里生活。因此，无论进行何种实用主义的考察，俄国青年人的信仰都是正当的;至于谴责它不成熟，也只能是在理论上成立。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形势总是牵涉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快乐，但是并没有西方所存在的那种内部障碍。有些活动在青年人眼中显得十分重要，只要这些活动成功，青年人便感到快乐。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追求着许多虽然困难但却并非不可实现的目标。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中间，玩世不恭是十分普遍的，它是享受与无能的混合产物。无能使人感到没有事情值得去做，而享受又使得这种痛苦的感觉变得能够承受。在东方，大学生有望对公众舆论施加较之在西方更多的影响，但是他们获得物质收入的机会却较之在西方要少得多。这些大学生既不无能也不贪图享受，于是成了改革者或革命者，而不是玩世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快乐取决于公共事业的进程，但即使当他们被处决时，他们享受到的快乐也许仍比那些贪图安逸的玩世者更为真切。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参观过我的学校，他准备回国后在一个保守的地区建立一所类似的学校。他当时就料到办学的结果是掉脑袋。然而，他所感受的恬静之乐令我羡慕不已。

　　虽然如此，我并不想说这类高档次的快乐是唯一可能的快乐。事实上，这类快乐只能为少数人获得，因为它们需要某种特殊的才能和广泛的兴趣。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的人并非仅限于杰出的科学家，而能从宣传某种主张中得到快乐的人也并非仅限于政治领袖。工作之乐，任何一个能施展某种特殊技巧的人都能获得，只要他无须人们的赞赏也能在运用技巧方面得到满足。我认识一个自幼就失去双腿的人，他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恬静之乐。他能做到这一点，是靠着撰写一部关于玫瑰害虫的五卷巨著，我始终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认识的贝壳学者不多，但从与他们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到，贝壳的研究的确使他们得到满足。我认识世界上最好的作曲家，所有致力于艺术创造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快乐并非来源于他人的敬重，而是因为追求这项艺术的本身就是快乐，正像出色的舞蹈家从舞蹈中获得快乐一样。我还认识一批作曲家，他们对数学、剧本、楔形文字或其他与作曲无关的艰深的东西很有研究。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快乐，但在工作时间里，他们的建设本能确实是完全满足了。人们常说，在此机械时代，工人在技术工作中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已远不如前。我不敢断言这种说法是对的:诚然，今日技术工人所做的工作与中古时代匠人所做的工作已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在机械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有做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床的工人，有绘图员，有飞机技师，驾驶员及无数其他行业的人可以无限制地发展技巧。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而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和乡下人往往不如驾驶员和机械师快乐。的确，一个自耕农的劳作是多种多样的:耕地、播种、收割。但是他们受制于各种因素，很明白自己的从属地位，而那些操纵着现代化机床的人却能具有一种权力感，意识到人是自然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大多数机械工人来说，反反复复地做着一些极少变化的机械动作，的确是件非常乏味的事，但是工作越乏味，便越可能用机器去做。机械生产的最终目标--诚然，我们目前还差得很远--是建立一种机制，使一切乏味之事都由机器去做，人类只承担那些需要变化和起动的工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工作的无聊与乏味，将会比人类从事农耕以来的任何时代都大为减少。人类在从事农业之时便决定接受单调与烦闷的劳作，以减少饥饿的危险。当人类以狩猎为生时，工作是一件乐事，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富人仍在从事祖先的这些行当作为娱乐。但是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进入了长时期的粗俗、悲惨和狂妄之中，只是到了合理使用机械的时候始得解救。提倡人与土地的接触，提倡哈代笔下理智的农民的成熟的智慧，很符合感伤主义者的口味，但是乡下的年轻人全都渴望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逃避风雪的侵袭和严冬的寂寞，进入到工厂和电影院那抚慰心灵且富有人情味的氛围中去。伙伴与合作是一般人快乐的要素，而这些在工业中所能获得的要比在农业中充分得多。对于某项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快乐源泉。我不光想到被压迫民族里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到许多种较为粗陋的信仰。据我所知，凡相信英国人就是当年失踪的十支族的人，几乎总是快乐的，至于相信英国人只是艾弗拉依和马拿撒的部落的人，他们的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并不是暗示读者去接受这种信仰，因为我不能为建立在伪信仰之上的快乐作辩护。同样，我也不能劝读者相信人应当单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虽然就我的观察而言，这种信念也的确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但是找到一些绝不荒唐的事情并不难，只要对这种事情真有兴趣，一个人在空闲时就心有所归，不再觉得生活空虚了。

　　和沉溺于某些晦涩的问题颇为相似的，是醉心于某项嗜好。当今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总是把他的时间平均分配在数学和集邮两件事情上。我猜想当他在前者没有进展时，后者一定给他带来安慰。集邮所能医治的忧伤，并非仅限于验算数学定理上的困难，可以搜集的东西也不仅限于邮票。试想，当古瓷、鼻烟壶、罗马货币、箭头和石器进入你的脑海时，你眼前的景象何等令人神往。诚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太出色了，无法接受这些简单的乐趣。我们儿时都曾经历过这些东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已认定它们对成人失去价值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无损于他人的乐趣都是有价值的。就我本人来说，我是收集河流的:我的乐趣是沿伏尔加河而下，顺长江而上，并深以未见南美的亚马孙河和俄利诺科河为憾。这种情感虽十分简单，我却并不为此感到羞耻。你还可想想棒球迷们的狂喜:他们急切地留心着报纸，收音机也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刺激。我至今仍记得和美国的一个文化权威初次相见时的情形，因为从他的书中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十分忧郁的人。但是恰巧当时从收音机中传出棒球比赛的最终结果;他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人生的一切烦恼，为他喜爱的一方赢得胜利高兴得欢呼起来。从此以后，当我读他的著作时，我不再为他笔下人物的不幸而闷闷不乐了。然而，嗜好在多数，也许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成为基本快乐的来源，而只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令人暂时忘却那难以正视的痛苦。基本的快乐主要有赖于那种或可称之为对人和物的善意的兴趣。对人的善意的兴趣是爱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想抓住、想占有、想得到回报的那一种。那一种往往是不快乐的根源。促进快乐的那种兴趣，是喜欢观察别人，在他人的个性中找到欢乐，愿意使与自己来往的人有机会感到兴趣和愉快，而不是想去支配他们或要求他们热烈地赞美自己。凡真以这种态度去对待他人的人，定能产生快感，并领受到对方的友善。他与别人的交往，不管是随便的或认真的，将使他的兴趣和情感都得到满足。他不致尝到忘恩负义的酸楚，因为一则他不大会遇到，二则遇到时他也不以为然。某些令他人怒不可遏的个性，于他只觉得好玩。别人经过长期奋斗之后终于发觉不可达到的结果，他却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由于本身快乐，他将成为一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也将增加他的快乐。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实的，决不可出之于因责任感而产生的自我牺牲的观念。责任感在工作上是有益的，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是令人不快的。人都希望被爱，而不希望被人勉强忍受。自动地且不费力地去爱许多人，也许是人的所有快乐之源中最主要的一个。刚才我也曾提到过对物的善意的兴趣。这句话也许显得勉强;读者也许会说对物不可能产生善意。尽管如此，地质学家对于岩石，考古学家对于古迹，那种兴趣里面确有某些类似善意的成分，并且这种兴趣也应成为我们对待个人与社会的态度。人们对于物可能会产生恶意的而非善意的兴趣。一个人可能去搜集有关蜘蛛产地的资料，因为他讨厌蜘蛛，想住到一个蜘蛛少的地方去。这种兴趣就不会带来犹如地质学家从岩石中所得到的那种满足。就每日的快乐而言，对于物的兴趣也许不如对于同胞的善意那么有价值，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浩瀚无垠，而我们自身的能力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全部的快乐完全局限于我们个人的环境之中，我们就难免向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若对生活要求过高，则可能得到的都会落空。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例如对德朗议会或星辰生活史的兴趣，来忘掉自己的烦恼，那么他将发现，当他从那个非人世界游览回来时，他已经得到了平衡与安宁，这使他能用最好的办法去对付烦恼，同时也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即使那快乐只是暂时的。

　　兴致

　　快乐的秘诀是:让你的兴趣尽可能广泛，让你对人和物的反应尽可能友善。这种对于快乐的可能性的初步探讨，在以后各章中将得以扩充;同时，我还将提出一些建议，以求避开烦恼的心理根源。兴致在这一章里，我打算讨论一下我认为快乐的人所具有的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兴致。理解兴致之含义的最佳方法，也许就是观察一下人们就餐时的不同表现。有人把吃饭当成一个负担，无论饭菜何等精美，他们都觉得兴致索然。他们从前就吃过精美的饭菜，或许每顿饭都十分精美。他们从未尝过饥肠辘辘的滋味，于是把吃饭仅仅视为社会习俗所规定的官样文章。像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吃饭是无聊的，但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其他事情比它更无聊。病人吃饭是出于责任感，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保持体力，必须摄取一些营养。美食家开始时总是满怀希望，但却发现没有一样菜肴烹调得足够精美。贪吃的人总是急不可耐地扑向食物，大饱口福，以致变得多血而鼾声如雷。那些胃口正常的人总是对食物很满意，一旦吃饱旋即停止。那些坐在人生筵席前的人，他们对于人生所给予的美好事物也抱有类似的态度。快乐的人相当于最后一种食客。兴致之于人生有如食欲之于食物。厌恶食物的人相当于拜伦式不快乐的牺牲品。出于责任感而进食的病人相当于禁欲主义者，贪吃的人则相当于纵欲主义者。美食家相当于那个把人生一半以上的乐事都斥之为不够完美的挑剔之徒。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人，也许贪吃的人除外，都鄙视胃口健康的人，认为自己比他高一筹。在他们看来，因为饥饿而享受食物，或因为生活提供了千姿百态的景象和出人意料的经历而享受生活，都是粗俗的。他们从幻灭的高度蔑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头脑简单的人。就我来说，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一切心灰意懒的表现在我眼里都是一种病态，诚然，为某些情形所迫而很难避免，但是病态一旦出现，就应尽快治疗，而不应视为一种高级的智慧。假定一个人喜欢草莓，而另一个人不喜欢;后者又在哪一点上优于前者呢?没有抽象的和客观的证据可以表明草莓好或不好。对于喜欢的人，草莓是好的，对于不喜欢的人，草莓是不好的。但是喜欢草莓的人享有他人所没有的乐趣;在这方面，他的生活更有色彩，于他们所必须生存的世界也更适应。适用于这个小事情的道理也适用于更大的事情。喜欢看足球比赛的人在这方面要优于无此兴趣的人。喜欢读书的人则更是远远优于不喜欢读书的人，因为读书的机会要多于看足球比赛的机会。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受命运摆布的情况也就越少，因为他若失去一样，还可转到另一样上去。当然，生命短暂，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还是多到能充实我们的生活为好。我们全都有内向的毛病，尽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我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只将目光集中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切不可以为内向者的忧郁里面有何伟大之处。从前有两部结构精巧的制肠机，用来把猪肉制成味道绝美的香肠。其中一部始终保持着对猪肉的兴致，生产出无数根香肠，而另一部却说:猪肉于我何干?我自身的工作要远比任何猪肉都奇妙有趣。它丢开猪肉，开始研究自己的内部。当它失去猪肉之后，它的内部也就不再运动，而且它越是研究自己的内部，便越是觉得它愚蠢而空虚。始终把猪肉制成香肠的那部机器一切依旧，而它却感到迷惘，不知自己能做些什么。这第二部制肠机就像失去兴致的人，而第一部制肠机则像保持兴致的人。头脑是一部奇特的机器，它能把得到的材料用极惊人的方式联系起来，但若没有外界的材料就毫无能力，而且不像制肠机那样拿它现成的材料就行，因为事件只有当我们对它们感兴趣时才能成为经历:如果事件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就对我们毫无用处。因此，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找不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而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偶然反省自己的心灵时，会发现各种有趣味的成分都被剖开了，并重新配成美妙的或有启迪性的形式。

　　兴致的种类数不胜数。人们也许记得，福尔摩斯曾在街上捡到一顶帽子。审视片刻之后，他断定这顶帽子的主人是因酗酒而堕落的，并且失去了妻子的爱情。对偶然事件的兴趣如此强烈的人，决不会感到生活苦闷。让我们试想一下在乡下散步时可能见到的各种景象。一部分人可能对鸟类感兴趣，另一部分人可能对植物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对地质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对农业感兴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趣味的，如果其中一样能够引起你的兴趣，那么其他东西也有可能引起你的兴趣，因此一个对其中一样感兴趣的人要比那个毫无兴趣的人更能适应世界。另外，不同的人对待他们的伙伴的态度更是何等的不同呵!一个人在火车的长途旅行中完全不去观察同车厢的其他旅客，而另一个人却将他们归纳起来，分析他们的性格，机敏地猜测他们的状况，甚至会把其中几人最隐秘的经历查清。人们对他人的感觉不尽相同，正如他们对他人的推测不尽相同一样。有些人觉得人们几乎个个讨厌，另一些人则会很快且很容易地对遇到的人产生好感，除非有确切的理由使他们产生另外的感觉。再以旅行一事为例。有些人周游过许多国家，总是在最好的饭店里下榻，用着和在家里毫无二致的饭菜，会见和在家里经常见到的完全相同的闲散富人，谈着和在家里饭桌上如出一辙的话题。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他们唯一的感觉是，无聊的昂贵旅行终于结束之后的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另一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去观看有特色的东西，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了解各种有关历史或社会的有趣之事，享用地方风味食品，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然后满怀喜悦的心情焕然一新地回家过冬。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中，对人生有兴致的人要优于对人生无兴致的人。对于前者，甚至不愉快的经历都有用处。我很高兴接触中国老百姓和西西里岛人，虽然不能说我当时真有很大的乐趣。冒险家对沉船、暴动、地震、火灾及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有兴趣，只要不危及他的健康就行。例如，他们在地震时会自忖道:噢，地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并会因为这件新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而快乐。若说这种人不受命运的支配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失去健康，他们则很可能同时失去兴致，但也并非绝对如此。我认识一些饱受数年折磨而死去的人，他们的兴致几乎一直保持到最后。有损害兴致的不健康，也有无损于兴致的不健康。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目前能否对此有所区分。也许当生物化学更进步时，我们可以服用药片来保证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只能依靠对生活的合理观察来判断究竟何种原因能使某些人对事事感兴趣，而使另一些人对事事无兴趣。兴致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特殊化的。的确，它也许是非常特殊化的。读过博罗作品的人可能会记得在《拉凡格罗》一书中的人物。他失去了他敬爱的妻子，一度感到生活变得极度空虚。但他的职业是茶商，为了熬日子，他开始自学茶盒上印的中文说明书。结果这使他对人生产生了新的兴趣，热诚地开始研究有关中国的各种东西。我曾认识的一些人致力于寻找有关诺斯替教派异端邪说的各种资料，另一些人的主要兴趣则是整理霍布斯的手稿和早期版本。想预见到何事能引起一个人的兴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大多数人都能对这样或那样东西产生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兴趣一旦产生，他们的生活便摆脱了烦闷。然而，作为快乐的一种来源，十分特殊的兴趣比不上对人生的一般兴趣，因为前者很难填满人生的全部时间。

　　应当记住，在我们列举的各种食客中间也包括贪吃的人，那是我们不准备加以赞扬的。读者也许认为，我们所赞扬的那种有兴致的人与贪吃的人并无确切的区别。下面我们就着手使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变得较为明确。众所周知，古人把适度看成主要美德之一。在浪漫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许多人都放弃了这种观点而赞赏偏激的情感，即使像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那种破坏性和反社会性的激情，也同样受到赞赏。然而，在这方面，古人显然是对的。在美好的人生中，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有一个均衡，决不可把其中之一推到极端，使其余的活动变得不可能。贪吃的人为了一饱口福而牺牲了所有其他欢乐，这种做法减少了人生的总的乐趣。除了食欲，其他许多种欲望也有可能过度。约瑟芬皇后便是一个过分追求穿戴的人。起初拿破仑总是照付她的服装费，但是不满之声也在不断增加。终于他对她说她真的该学会节制了，以后他只付数目合理的服装费。当她拿到下一次的账单时，她不知所措了片刻，但很快便想出了一个计划。她去见陆军部长，要求他用军需款来支付账单。他知道她是有权将他解职的，于是照办了，结果法国失去了热那亚。虽然我不敢说这个故事完全准确，但至少有些书是这样写的。且不管它是真实的抑或夸张的，它一样能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有机会放纵自己的女人，其服装欲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嗜酒狂和色情狂也属于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些事情上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有独立的嗜好和欲望都得适合于人生的一般机制。若要使它们成为快乐之源，就必须使它们与健康，与我们所爱之人的情感，与我们所处社会的关系并行不悖。有些欲望几乎可以达到任何程度，而不致超越这些界线，有些则不能。例如，如果爱好下棋的人是一个能够自立的单身汉，那他完全不必限制他的棋兴，如果他有妻子儿女并且不能自立，那他就必须严格限制他的棋兴。嗜酒狂和贪吃者即使没有社会的约束，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出发也是不理智的，因为他们的放纵会影响健康，片刻的快乐要以长时间的痛苦为代价。某些东西形成一个机制，任何独立的欲望都必须生活在其中，如果不让那欲望成为苦难的根源的话。那些东西是:健康、自控力、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例如对妻子儿女的责任。为下棋而牺牲这一切的人，其本质和嗜酒狂一样坏。我们不严厉谴责他们的唯一理由是，他们不是平庸之辈，惟有那些多少有点天赋的人才会沉溺于如此需要智力的游戏。古希腊有关节制的警句，实际上适用于这类事情。那种在上班时间仍想着晚上才能娱乐的棋迷是幸运的，但那种放弃工作而去整天下棋的人却是失去了适度的美德。据记载，托尔斯泰在其早年颓废的时代曾因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荣获十字勋章，但是当颁奖之日到来时，他正埋头于一盘棋赛，于是决定不去领奖。我们很难因此而指责托尔斯泰，因为对他来说，能否获得军功章也许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种做法堪称愚蠢之举。作为对上述说法的限定，应当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极其崇高，以至为了它们牺牲任何东西都是正当的。为保卫祖国而捐躯的人，决不会因为他把妻子儿女一文不名地丢在世上而受谴责。为了某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而从事实验的人，也决不会因为他使他的家庭遭受贫困而被指责，只要他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然而，如果他始终不能完成他预期的发现或发明，公众舆论便会将他斥之为怪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决不可能预先确保成功。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年代，那些抛弃家庭去过圣徒生活的人是被称赞的，但在今日，人们则认为他们还是应当供养他们的家庭。

　　我认为，在贪吃者和胃口正常者之间总有某种深刻的心理上的差别。如果一个人让一种欲望无限发展，而牺牲所有其他的欲望，那么这个人往往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痛苦，总在设法摆脱心中的阴影。以嗜酒狂为例，那情形是显而易见的:饮酒乃是为了忘却。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心灵上的阴影，他们便不会感至昏沉比清醒更愉快。诚如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过度的和单一的欲望的典型。所寻求的并非事物本身的乐趣，而是忘却。然而忘却之道极不相同，一种通过愚蠢的方式，一种通过合理的官能运用。博罗的朋友自学中文以便能忍受丧妻之痛，这当然是在寻求忘却，但他的忘却之道乃是一种毫无害处的活动，而且有益于他的智力和知识。对于这类忘却之道，我们决无反对的理由。但说到那些以酗酒、赌博及其他无益的刺激来寻求忘却的人，情况就不同了。的确，此事有着更加广泛的情形。对于一个因感到人生乏味而在飞机上或山顶上疯狂冒险的人，我们应当做何议论?如果他的冒险于公众有利，我们应当赞扬他，否则我们只能认为他仅比赌徒和酒鬼略胜一筹。真正的兴致(不是实际上寻求忘却的那种)，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被不幸的境遇所破坏。儿童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有兴趣;在他们看来，世界到处都有令人惊奇的东西，他们永远满腔热情地去追求知识，当然不是学校里的知识，而是那种可使他们同吸引他们注意的东西熟悉的知识。动物只要身体健康，即使业已成年，仍能兴致盎然。猫进入一间陌生的屋子，总要嗅遍各个角落，弄清有无老鼠的气味之后，才会蹲下。一个从未遇到过重大挫折的人总是对外界怀有某种自然的兴趣，而只要能保持这种兴趣，便会觉得人生快乐，除非他的自由受到过分的干涉。在文明社会里，兴致的丧失主要是由于自由受到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是必需的。野蛮人感到饥饿时才会去打猎，他这样做乃是凭着直接的冲动。每天早晨定点上班的人，基本上也是由于同样的冲动，就是说他需要维持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形中，冲动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冲动乃是通过想象、信念和意志而间接地起作用。当某人出去工作时，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用过早餐。他只是知道饥饿将会发生，出去工作乃是避免将来饥饿的一种手段。冲动是无规律的，而习惯在文明社会里却是有规律的。在野蛮人中，甚至连集体性的工作也是自发的、源于冲动的。当一个部落出发作战时，战鼓激起热情，集体的兴奋促使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一必要的行动。现代人的事业则不可能以此方式来进行。当火车在预定的时刻起程时，决不会用野蛮人的音乐来激励列车员、司机和信号员。他们各司其职只是因为事情必须得做。这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并无要做此事的冲动，而只是想获得此事的最后报酬。大部分社会生活都有此类缺陷。人们彼此交往并非出于自愿，而只是想从合作中获得某种最终的利益。由于冲动受到限制，文明人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丧失自由:如果他感到高兴，他不能在街上又唱又跳，如果他感到忧伤，他也不能坐在马路边上哭泣，因为那会阻碍交通。少年时期，他的自由在校园里受限制;成年以后，则在工作时间里受限制。所有这些都使兴致难以存留，因为不断的束缚会带来疲劳与厌烦。然而，自发的冲动若无大量的束缚，文明社会便无法维持，因为自发的冲动只能产生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现代经济机制所需要的错综复杂的合作。要超越这些妨碍兴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身体健康并拥有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很幸运，从事着一份本身便有趣味的工作。统计表明，近百年来健康在各文明国家已有迅速增进，但精力就不易测量了，而且我怀疑健康期间的体力是否和从前一样强。当然这主要是社会问题，我不打算在本书里讨论。但是这个问题也包括个人的和心理的方面，我们在论及疲劳时已经探讨过了。有些人虽然受制于文明生活，兴致依然不减，而且这种人为数不多，他们似乎并无内心的冲突以致耗去大部分的精力。兴致所需要的是胜任必要工作以外的精力，而精力所需要的则是心理机制的运转自如。关于如何促进心理机制的运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详细讨论。

　　在女人方面，她们由于错误地理解正派，极大地减少了兴致，这种情形现在虽较之过去为少，但依然存在。人们一向认为女人不应对男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也不应在公众面前过分活跃。她们由于学着对男人不感兴趣，也就学着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或者最多只关心某种正确的举止。教女人对人生采取消极和退缩的态度，分明是教她们与兴致势不两立。鼓励自我关注，这是正统女人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正统女人。她们缺少一般男人对运动的兴趣，对政治漠不关心，对男人冷若冰霜，对女人则怀恨在心，因为她们确信别的女人不像自己那么规矩。她们以离群索居为自豪，也就是说以拒自己的同胞于千里之外为美德。当然，我们不应对她们横加指责;她们不过是接受了那业已流行数千年的道德说教罢了。但是她们成了压迫制度的牺牲品，却连这个制度的不公平都未察觉。她们认为一切狭窄的东西都是善的，一切宽宏的东西都是恶的。在她们的社会圈子里，她们竭尽所能去扼杀欢乐，在政治上则喜欢那种施以高压的立法。幸而这种人正日渐减少，但他们仍占有优势，远非生活在宽松环境的人们所能想象。我建议那些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到若干寄宿房间里去看一看，观察一下那里居住的女人。你将发现她们的生活总以女德的观念为据，其本质是毁灭对人生一切兴致，结果是她们的心和脑的僵化与萎缩。在合理的男德与女德之间并无差别，至少并无传统所指出的那种差别。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兴致都是获得幸福与快乐的秘诀。

　　情爱缺少兴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个人感觉得不到爱;反之，被爱的感觉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增加兴致。一个人感觉得不到爱，可能有多种理由。他或者自视可憎，以至没有人能爱他;或者在儿时得到的爱较之别的儿童为少;或者确是无人喜爱的家伙。但在这后面的情形中，原因大概在于因早年的不幸而缺少自信。感觉自己得不到爱的人，最终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他可能用拼命的努力方式去赢得爱，也可能以非常仁慈的举止为手段。然而在这一点上他难免失败，因为他的仁慈的动机很容易被受惠者察觉，而人类的天性是对那些最不要求爱的人才最乐于给予爱。所以一个竭力用仁慈的行为去赢得爱的人，往往会因人类的无情而悲伤。他从未想到，他企图赢得的爱较之他当作代价付出的恩惠，价值要贵重得多，而他的行为的出发点恰恰就是以少换多。另一种人在感觉得不到爱之后有可能对社会进行报复，或是通过煽动战争与革命的方式，或是通过一支尖刻的笔，像斯威夫特那样。这是对于不幸的一种壮烈的反抗，这需要性格刚强到使一个人敢与社会抗争。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绝大多数的男女感觉得不到爱时，都陷入怯懦的绝望之中，偶尔遇有忌妒和怨恨的机会便感快慰了。这种人的生活通常总是极端以自己为中心，而得不到爱又使他们觉得不安全，为逃避这种不安全感，他们便本能地听任习惯来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那些甘愿过乏味生活的人，主要是由于害怕冷酷的外界，以为永远走着老路便可免于落人冷酷的外界。那些能以安全感面对人生的人，要比那些缺少安全感的人快乐得多，至少是在安全感不曾使他们遇到大祸之时。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安全感本身就能帮助一个人避免他人难以避免的危险。如果你走在下临深渊的窄板之上，你害怕比你不害怕更易失足。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生。当然，一个无畏的人也可能遇到天灾人祸，但他却能克服重重困难而自身无恙，但一个胆怯的人则可能早已惨遭不幸了。这种有益的自信，其形式当然数不胜数。有的人不畏登山，有的人不畏渡海，有的人不畏航空。但对于人生的一般的自信，较之别的东西都更有赖于获得一个人必不可少的那种适当的爱。我在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要把这种心理习惯看成是兴致的一个来源。能产生安全感的爱是得到的而不是给予的，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安全感乃是源于相互的爱。严格说来，除了爱，钦佩也具有这种作用。凡在职业上需要公众钦佩的人，如演员、传道士、演说家和政治家，都越来越有赖于公众的喝彩。当他们赢得公众应有的承认时，他们的生活便充满兴致，反之他们便会有一种失落感，从而变得郁郁寡欢。多数人的广泛的友好对于他们，恰如少数人的更集中的善意对于其他人。受父母疼爱的孩子总是把父母的爱心当作自然而然的东西加以接受。他们不大考虑父母的爱心，虽然那爱心对于他们的快乐至关重要。他们想着世界，想着所遇到的事情，想着成人以后所能遇到的更为奇妙的事情。但在所有这些对外部的关切后面，依然存在着一种感觉，就是觉得遇有不测自会得到父母的保护。因故而得不到父母疼爱的孩子，很可能会变得胆怯且缺乏冒险性，他们充满着恐惧与自怜的心理，再也不能以快乐的开拓精神去面对世界。这样的孩子可能在极低的年龄段上便开始思考生、死及人类命运的问题。他们变成了内向的人，起初十分忧郁，最终则在哲学或神学的什么学说里去寻求非现实的安慰。世界是一个混乱冗杂的场所，愉快之事和烦心之事乱糟糟地缠在一起。那种想在这中间理出一个脉络分明的系统或头绪的愿望，归根结底是恐惧的结果，事实上是一种广场恐惧症，即害怕空旷的场所。一个胆小的学生在四周摆满书的图书馆里是觉得安全的。如果他能相信宇宙是同样的窄小，那么当他必须上街时也能感到几乎同样的安全。这种人若曾获得较多的爱，对现实世界的畏惧就可减少，并且也不用发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放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然而，绝非所有的爱都能激发冒险精神。所给予的爱应当是健全的而非病态的，应当希望对方优秀，多于希望对方安全，当然也不是完全不顾及安全问题。如果胆小的母亲或保姆总是告诫孩子所能遇到的危险，以为每条狗都会咬人，每头牛都很凶猛，那么就可能使孩子和她一样胆小，使孩子觉得除了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安全。对于一个占有欲过分强烈的母亲，孩子的这种感觉也许使她快慰:她希望孩子依赖于她，甚于希望孩子有应付社会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结果也许比完全得不到爱的结果更糟。孩提时代所养成的思维习惯可能终生摆脱不掉。许多人恋爱时都是在寻找一个逃避世界的安乐窝，在那里他们能在不值得钦佩时依然受到钦佩，不应当赞美时照样博得赞美。家庭对许多男人是一个逃避真理的地方，正因为恐惧和胆怯他们才感受到伴侣之乐，唯有在伴侣之间这些感觉才能压抑下去。他们在妻子身上寻找着从前在不明智的母亲身上可以得到的东西，可是一旦发现妻子把自己当作大孩子看时，他们反倒惊愕起来。要把最完美的爱下一定义，决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显然总有某种保护的成分。我们对所爱的人受到伤害不会漠不关心。然而我认为，对不幸的畏惧无法和对实际发生的不幸表示同情相比，它只能在爱中占有极小的部分。为他人担心仅仅比为自己担心略胜一筹。况且这往往是遮掩占有欲的一种烟幕。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引起他们的恐惧来使他们更受制于自己。当然，这是男人喜欢胆小女人的理由之一，因为他们能够从保护她们进而占有她们。要说多少数量的关心才不致使受惠者蒙害，那要视受惠者的性格而定:一个坚强而富有冒险性的人可以受到大量的关心而无害，但一个胆怯的人还是少受关心为妙。

　　情爱

　　受到的爱具有双重作用。至此，我们总是把它与安全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但是在成人的生活中，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生物学上的目标，那就是做父母的问题。不能让人对自己产生性爱，对任何男女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因为这剥夺了他或她的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欢乐。这种剥夺几乎迟早会毁灭兴致，从而使人变得内向。然而，早年所遭遇的不幸往往会造成性格上的缺陷，成为以后不能获得爱情的原因。这一点在男人方面也许比在女人方面更确切，因为一般说来女人所爱的是男人的性格，而男人所爱的则是女人的外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男人显得不如女人，因为男人认为女人可爱的品质，远不如女人认为男人可爱的品质来得有价值。当然，我决不是说好的性格比好的外貌更易获得，但无论如何女人更能懂得并且更乐于寻求那些获得好的外貌的必要步骤，而男人对于获得好的性格的方法却不甚了然。至此我们所谈的爱都是以人为客体的。现在我想谈一谈以人为主体的，即一个人所给予的爱。这也有两种，一种也许最能表现对人生的兴致，而另一种却表现着对人生的恐惧。我认为前者是完全值得赞美的，后者则最多不过是一种安慰。如果你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沿着秀丽的海岸泛舟游览，你会赞赏海岸之美并且内心充满欢乐。这种欢乐完全是从向外展望得来的，与你任何迫切的需要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船沉了，你向着海岸游去，此时你对海岸将会产生一种新的爱:那是一种从波涛中逃生的安全感，它与海岸的美丑并无关系。最好的爱相当于一个人的船安全时的感觉，次一等的爱相当于船沉后逃生时的感觉。第一种爱只有当一个人感到安全时才能获得，至少也要对所遇到的危险毫不介意时才能获得;反之，第二种爱则是不安全感的产物。从不安全感中得来的爱，要比前一种主观，更偏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那个人被爱乃是由于他所提供的帮助，而不是由于他所固有的品质。然而，我并不是说这种爱在人生中没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几乎所有真实的爱都含有上述两种爱的混合成分，并且当爱将不安全感真正消除时，一个人便能对世界重新感兴趣，而这种兴趣在危险与恐怖时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但是即使承认不安全感所产生的爱在人生中也有部分作用，我们仍要坚持它不如另一种有益，因为它有赖于恐惧，而恐惧是有害的，同时也因为它令人偏于以自我为中心。在最好的那种爱里，人们所希望的是获得新的快乐，而不是避开旧的忧伤。最好的那种爱是互惠的:彼此很愉快地接受，很自然地给予，并且由于有了互惠的快乐，彼此都觉得整个世界更有趣味。然而，还有一种决非少见的爱，那就是一方吸收着另一方的活力，接受着另一方的给予，但他这一方几乎毫无回报。某些生命力极旺的人便属于这吸血的一类。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牺牲者的活力吸净，但是当他们越发生机盎然时，那些被榨取的人却变得苍白、乏力而迟钝了。这种人总是把他人当作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却从不承认他人也有他自己的目标。他们一时以为爱着的那些人其实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不过是对自己活动的刺激，而他们的活动也许当属完全无人格的那种。这种情形显然源于他们本性上的某种缺陷，但是这缺陷既不容易诊断也不容易治疗。它往往与极大的野心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他们总是不恰当地从单方面去看待人类幸福的缘故。在两人真正相互关心的意义上说，爱不仅是促进彼此幸福的手段，而且是促进共同幸福的手段，是真正快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凡是把自我禁锢起来不能扩展的人，必然错失了人生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不论他在事业上何等的成功。一个人要么是少年时有过不幸，要么是中年时受过伤害，要么是有着什么足以导致被迫害妄想症的因素，才会使他对人类充满愤怒或仇恨，以至变得野心勃勃而缺乏爱心。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监狱，你若想充分地享受人生，就得从这座监狱中逃脱。所有真正的爱，这是一个人已逃出监狱的标志之一。光接受爱是不够的;接受的爱应当能把给予的爱激发出来，唯有当接受的爱和给予的爱等量存在时，爱才能达到它的最佳状态。

　　家庭

　　彼此相爱的障碍，无论是心理的或社会的，都是严重的祸害，人类过去和现在部始终为之受苦。人们表示钦佩是很慢的，因为担心言过其实;人们表示爱也是很慢的，因为害怕他们向之表示爱的人，或者无事生非的社会，可能使他们难堪。道德教人提防，世故也教人提防，结果是在涉及爱的场合，慷慨与冒险性都不见了。这一切都在产生对人类的畏惧和愤怒，因为许多人终生丧失了真正的基本需要，十分之九地丧失了快乐的必要条件，丧失了对世界的宽阔胸襟。这并不是说所谓不道德的人在这一点上优于有道德的人。他们在性关系上几乎完全没有可称之为真正爱情的东西，甚至从根本上充满敌意的也不在少数。双方都设法不使自己倾心相与，双方都保留着基本的孤独，双方都保持着完整，因此毫无成果。这种经历绝无重大的价值。我并不是说这种经历应该小心避免，因为在完成它们的必要过程中，也有机会产生一种更可贵而深刻的爱。但我的确主张，凡有真正价值的性关系应是毫无保留的，应是双方的整个人格合在一个新的集体人格之内的。在所有的提防中，爱情方面的提防对于真正的快乐也许是最致命的伤害。家庭从过去延至现在的一切制度中，今日最混乱与最出轨的莫过于家庭。父母对子女和子女对父母的爱，本可成为最大的快乐源泉之一，但事实上，如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十分之九是双方都感到苦恼的来源，百分之九十九是双方中的一方感到苦恼的来源。造成我们这代人不快乐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深刻的原因之一，是家庭未能给予人以基本的满足。成人若要和自己的子女保持一种愉快的关系，或给予他们一种快乐的生活，必须对为人父母的问题深思熟虑一番，然后明智地开始行动。家庭这个题目太大了，本书只能对它涉及快乐的部分加以讨论，而且即使在这个部分内，我们也得规定讨论的范围，即我们所说的改善只能仅限于个人的权力而无须改变社会结构。当然，这样就把题目限制得非常窄了，因为今日的家庭苦恼，原因极为复杂，有心理的、有经济的、有社会的、有教育的、有政治的。就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有两个原因使女人觉得为人父母是一个比以前沉重得多的负担。这两个原因是，一方面单身女子能够自谋生计，另一方面保姆的服务远不如前。过去女人的婚姻是处女生活难以忍受所促成的。那时一个未婚女人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家庭，先是依赖父亲，随后再依赖心中并不情愿的兄弟。她没有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在家庭以外毫无自由可以享受。她没有机会也没有意愿去做性的冒险，她深信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罪恶的。如果她不顾一切禁忌，由于某个狡猾的男人引诱而丧失了贞操，那她的境况就会可怜到极点。这种情形在《威克非的牧师》一书中描写得非常真实:若要掩饰她的罪恶，若要到处为她遮羞，若要她的情人忏悔，且让他心中无比悲哀，那方法只有一个--去死。现代的未婚女子若遇此种情况已不认为死是必要的了。如果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不难谋得舒适的生活，因此无需考虑父母的意见。自从父母对女儿丧失了经济上的束缚以后，就不大敢表示他们道德上的反对;去指责一个不愿听受指责的人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因此，现在有职业的未婚女子，只要姿色和智商不在常人之下，那么在她没有生儿育女的欲望时，尽可享受一种完全愉快的生活。但若这种欲望占了上峰，她就不得不去结婚，并且几乎肯定要失去工作。她的生活水平也要比她过去所习惯的大为降低，因为丈夫的收入可能并不比她从前的收入高，而他却要维持一个家庭，不像她从前只要维持一个单身女人。过惯了独立生活之后，再去向他人索要必不可少的生活费，在她是非常烦恼的。由于上述原因，这类女子往往不敢贸然尝试做母亲的滋味。

　　如果一个女人不顾一切而径自下水的话，那么和前几代的女人相比，她将遇到一个新的恼人的问题，就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佣人。结果她不得不关在家里，亲自去做那数以千计的和她的能力与所受的训练完全不相称的琐事，如果她不亲自动手的话，又将为斥责不称职的佣人而弄坏心情。至于对孩子的物质上的照料，如果她肯费心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她便会发现把孩子交给保姆是危险的，甚至连最简单的清洁与卫生方面的事情也不能交给他人，除非她有能力雇一个受过学校训练的保姆。肩负着一大堆琐事而又不致很快地丧失她所有的风韵和四分之三的智力，那她真是大幸了。这样的女人往往因操持家务而在丈夫眼中变得讨厌，在孩子眼中显得烦人。傍晚，当丈夫下班回来时，唠叨着一天的烦恼的女人是一个厌物，不这样唠叨的女人则是一个糊涂虫。在与孩子的关系上，她为了生儿育女所做的牺牲永远铭记在心，以致她几乎一定会向孩子索要过分的报酬，同时关心琐事的习惯使她总是大惊小怪而且心胸狭窄。在她不得不受的损害中，最严重的是因为尽了家庭责任而失去了一家之爱，如果她不管家务并保持着快乐与风韵，家人也许倒会爱她①(①这个问题有关专业阶级的方面，约翰o艾林在《不做父母》一书中讨论得非常中肯。)。这些不幸主要是属于经济的，另一种几乎同样严重的不幸也属于这个性质。我指的是因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引起的住房困难。在中世纪，城市和现在的农村同样空旷。现在儿童还在唱着那首儿歌:保罗尖塔上有棵树，无数的苹果在上面摇，伦敦城里的小娃娃，手拿棍子把苹果敲，敲下苹果翻篱笆，一直跑到伦敦桥。保罗尖塔已经没有了，保罗尖塔和伦敦桥之间的篱笆也不知何时拆掉了。像儿歌里所说的伦敦小娃娃的乐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但并不很久以前，大多数人们住在乡下。那时的城市并不很大;出城很方便，在城里找到附有很多房屋的花园也很平常。目前，英国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相比占着压倒的多数。在美国，畸形状态还没有如此严重，但正在迅速发展着。诸如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幅员辽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出城。住在城里的人通常只能以一套房间为满足，当然，那是连一平方英寸的土地都接触不到的，而那些囊中羞涩的人只能满足于极小的空间。若有很小的孩子。在一套房间里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既没有房间供他们玩耍，也没有房间让父母避开他们的喧闹。因此那些有职业的人越来越倾向于住到郊区去。为孩子着想，这无疑是很可取的，但大人的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他们在家里的作用也因奔波而大为减少了。然而，这种范围广大的经济问题不是我所要讨论的，因为它超出了我们所定的范围，我们的课题是:此时此地个人为求得快乐能做些什么?当我们谈及今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的心理问题时，我们离题就近了。这类心理上的问题实在是民主所引起的难题中的一部分。过去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主人决定应做的事情，而且总的说来是喜欢他们的奴隶的，因为他们的奴隶能供给他们欢乐。奴隶可能憎恨他们的主人，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像民主理论所设想的那么普遍。但即使他们憎恨主人，主人也不会察觉，因此主人无论如何是快乐的。随着民主理论赢得普遍的拥护，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一向服从的奴隶不再服从了;一向对自己的权利深信不疑的主人变得迟疑不决了。冲突开始发生，双方都失去了快乐。我并不想以此作为攻击民主的论据，因为上述冲突在任何重要的过渡时期都避免不了。但是当过渡期尚未结束时就对妨碍社会幸福的事实视而不见，那是毫无益处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普及的一个特殊例子。父母不再相信自己真有权利反对子女，子女也不再觉得应当尊敬父母。服从的道德从前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也变得陈腐过时。精神分析使有文化的父母惊恐不安，生怕无意中伤害了孩子。如果他们亲吻孩子，可能产生奥狄帕斯情结:如果不亲吻，可能引起孩子的忌妒。如果他们命令孩子做什么事情，可能产生犯罪意识;如果不命令，孩子又会养成父母认为不良的习惯。当他们看见幼儿吮吸大拇指时，他们会做出各种可怕的论断，但他们又不知怎样去阻止这种行为。素来颇有权威的父母变得胆怯、不安并充满着良心上的疑惑。古老而纯朴的欢乐消失了，与此同时，由于单身女人又获得了新的自由，女人在决定做母亲时，得准备比以前作出更多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审慎周详的母亲对子女要求太少，而任意使性的母亲又对子女要求太多。前者限制着她们天然的爱心以致变得羞怯;后者则为那不得不舍弃的欢乐在儿女身上寻找补偿。在一种情形中，孩子忍受着爱的饥渴;在另一种情形中，孩子的爱又受着过度的刺激。总而言之，无论在何种情形中，都缺少家庭在最佳状态下所能提供的纯朴而自然的欢乐。考虑到这些烦人之事，还能对出生率的降低感到惊奇吗?人口出生率普遍降低的程度已表明人口不久就会减少，而富裕阶级早就超过了这个程度，不仅一个国家如此，事实上所有文明的国家都是如此。关于富裕阶级的出生率，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以应用，但是从我们前面提及的约翰o艾林的著作里可以引出两个事实。1919年到1922年间，斯德哥尔摩的职业妇女的怀孕率只占全部人口怀孕率的三分之一;而在美国惠斯莱大学的四千名毕业生中，1896年至1913年间新生儿的总数不过三千，而要阻止人口的减少，应有无一夭折的八千儿童。毫无疑问，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越是吸收这种文明的男女，就越是不生育。最文明的人最少生育，最不文明的人最多生育，而且两者之间还分许多等级。目前西方各国最聪明的那部分人正在消亡。用不了多少年，西方各国的人口将会大为减少，除非从文明度较低的地区移民去补充。那些移民一旦吸收了所在国的文明，也会相对地减少生育。显而易见，具有这种特征的文明是不稳固的;除非这种文明能增加人口的数量，它迟早要被另一种文明所取代，而在这取而代之的文明里面，做父母的冲动一定会保存得相当强烈，足以阻止人口的减少。在西方各国，世俗的道学家们极力用鼓励和伤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说子女的多少是上帝的意志，所以每对夫妇的责任是尽量生育，无论生下来的子女将来能否健康与幸福。另一方面，教士们唱着高调，颂扬母性的圣洁的欢乐，认为一个多病与贫穷的大家庭是幸福之源。政府也来劝告，说足够数量的炮灰是必要的，因为若没有足够的人口留下来给毁灭，所有那些精巧的杀人武器又如何能有适当的用场?奇怪的是，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论据可应用于他人，然而一旦应用到自己身上时就装聋作哑了。这些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已误入歧途。教士只有用地狱之火来吓人时才会成功，但现在只有少数人把这种威胁当真了。凡没有震慑力量的威胁，断不能在一件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上控制人的行为。至于政府，它的论据实在太残酷了。人们也许会同意由别人提供炮灰，但决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派此用场。因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穷人始终愚昧，但这种努力，如统计所示，除西方各国最落后的地区外，已遭到彻底的失败。没有多少人会因公共责任感而生儿育女，即使真有什么公共责任感存在。人们生育或是因为相信子女能增加他们的快乐，或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避免生育。这后一种原因至今仍有很大的作用，但它的作用正在迅速减少。教会也好，政府也好，无论它们如何处置，总不能阻止这减少的趋势。因此，白种人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使做父母这件事能重新予父母以快乐。

　　当一个人撇开目前的情况独立观察人类的天性时，我想他一定能发现做父母这件事是能够使人在心理上获得最大且最持久的快乐的。毫无疑问，这在女人方面比在男人方面更为真切，但对男人也远比多数现代人所想象的更为真切。这种天伦之乐在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中都得到承认。希库巴对儿女要比对丈夫关切得多;马克特夫对儿女也比对妻子更重视。在《旧约》里，男女双方都对传宗接代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中国和日本，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人说这种欲望来源于祖先崇拜。然而我认为事实正相反，这就是说祖先崇拜是人类重视家族延续的反映。人类生男育女的冲动一定非常强烈，否则决没有人肯做必要的牺牲去满足生育的冲动。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做父母的快乐大于我所经历的任何快乐。我相信，当环境使得人们放弃这种快乐时，必然有一种非常深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这又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灰意懒。若要享受快乐的人生，允其是在青春消失之后，一个人必须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孤立的人，而且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它始于最初的细胞一直奔向那不可知的遥远的未来。这若当作一种用固定的文字来表达的有意识的情操，那它无疑是一种极文明而智慧的世界观，但若当作一种朦胧的本能的情绪，那它则是原始的和自然的，和极文明恰恰相反。一个能建立丰功伟绩以至青史留名的人，也许能通过工作来满足生命延续的感觉，但是那些并无特殊才能的男女，则只有靠儿女来得到安慰。凡是让生育冲动衰退的人，已把自己和生命的长河分离，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面临生命终止的巨大危险。对他们来说，除非他们特别超脱，死亡就是结束一切。他们身后的世界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对于那些拥有儿孙并真心爱着他们的人来说，未来是重要的，不但在道德上或想象上感到重要，而且本能地感到重要。一个能把兴趣扩展到自身以外的人，也许还能把兴趣扩展得更远。像亚伯拉罕那样，他会快慰地想到他的种子将去继承福地，即使这要等多少代之后才能实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感觉，他才不再有空虚之感，不再让自己的所有情感都变得麻木不仁。家庭的基础当然是靠父母对亲生儿女的一种特殊的爱，这不同于父母之问彼此的感觉，也不同于对别的孩子的感觉。诚然，有些父母很少或毫无父母之情，也有些女人能对别人的孩子感到如对自己的孩子同样强烈的爱。但是总的说来，父母之情乃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为一个正常的人对自己的孩子所具有的，而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这种情感是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似乎不曾充分注意到生物学上的现象，因为任何人只要观察一只做母亲的动物怎样对待它的幼仔，便会发现它对它们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那只与它有性关系的雄性动物。而这种差别同样见之于人类，虽然形式上略有不同，程度上也不像动物那么明显。假如不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情感，那么把家庭当作制度看时，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因为孩子完全可以托付给专家照看。然而，事实上只要父母的本能不减退，父母对子女所具有的特殊的爱，对于父母和子女都是有价值的。父母爱子之心的价值主要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父母之爱比其他所有的爱都更可靠。你的朋友由于你的优点而爱你，你的爱人由于你的魅力而爱你;如果优点和魅力消失了，那么朋友和爱人也会消失。但在遇到不幸时，父母才是最可信赖的人。如果父母是称职的，那么在你生病时，甚至遭到社会唾弃时，他们都是可依靠的。当我们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称赞时，我们都会感到快乐，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十分谨慎，知道这种称赞是靠不住的。父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比谁都可靠。在顺利的时候，这可能显得无足轻重，但在失意的时候，则会给你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一种安慰和庇护。

　　在各种人际关系上，一方获得快乐是容易的，但双方都快乐则要困难得多。看守可能以监管囚犯为乐;雇主可能以威吓雇员为乐;统治者可能以铁腕统治臣民为乐;旧式的父亲则一定以借助棍棒向儿子灌输道德为乐。然而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快乐;对于另一方来说，情况就不那么好了。我们已开始感到这种单方面的快乐不能令人满足;我们相信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使双方都感到满足。这尤其适用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结果是父母从子女身上得到的乐趣远比从前为少，而子女从父母身上感到的苦恼也远比从前为少。我不认为父母从子女身上得到的乐趣比从前少有何真正的理由，虽然目前的情形确实如此。我也不认为父母不能增加子女的快乐有何真正的理由。但是像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一切平等关系那样，这需要一定的审慎与温柔，需要尊敬别人的个性，而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好斗性所不鼓励的。让我们从两方面来讨论这种父母之乐，第一从它的生物的本质方面，第二从父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子女以后所能产生的快乐方面。父母之乐最初的根源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肉体的一部分能够永存，使他的生命在他肉体的其余部分死亡之后能延续下去，而这一部分将来又能以同样的方式再延长一部分生命，由此使种质永生。另一方面是权力与温情的密切结合。新的生物是无能的，父母自有一种冲动要去满足他的需要，这种冲动不但满足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心，而且也满足了父母的权力欲。只要婴儿是无能的，你对他所表示的爱就不能避免自私的成分，因为保护自己易受伤害的部分乃是人的天性。但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的权力欲和对孩子幸福的渴望便会发生冲突，因为对孩子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而孩子学会在各方面自立也是越早越好，可是这对于父母的权力欲却决非快事。有些父母永远觉察不到这种冲突，一直专制下去，直到孩子反叛为止。有些父母早已觉察并因此而饱受精神折磨。他们做父母的快乐就是在这种冲突中断送的。在父母对孩子尽心尽力之后，发现孩子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那时他们必有屈辱之感。他们要孩子成为军人，他却成了和平主义者;或者像托尔斯泰那样，父母要他成为和平主义者，他却成了黑帮分子。但是难题并非仅限于这些较晚的发展阶段。如果你去喂一个已能自己用餐的孩子，那么你就是把权力欲摆在孩子的幸福之上了，虽然你的本意是想减少他的麻烦。如果你让孩子过于警觉地注意危险，那么你可能是希望他始终依赖你。如果你给他的爱十分外露并期待着回报，那么你大概是想用情感来抓住他。在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方式中，父母的占有欲常使他们误入歧途，除非他们非常谨慎或心地非常纯洁。现代的父母由于知道了这些危险，有时在管理孩子的问题上失去了自信，这对孩子的效果反不如他们犯着自然的错误时来得好，因为最能引起孩子不安的，莫过于大人缺乏把握和自信。因此，与其小心谨慎不如心地纯洁。父母若能真正渴望子女的幸福甚于渴望自己对子女的权威，那就用不着任何有关精神分析的教科书也能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光是冲动便能把他们引上正轨。在这种情形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和谐的，既不会使孩子反抗，也不会使父母失望。但要做到这一点，父母必须一开始便尊重子女的个性--这尊重不仅是一种道德的或智力的原则，而且是一种通过近乎神秘的信念来深刻体会的东西，才能完全排除占有和压迫的欲望。当然，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对待子女，在婚姻和友谊中也十分重要，虽然在友谊中比较容易做到。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人们之间应当普遍地建立一种政治关系，不过这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我们不能翘首以待。但是既然人们普遍需要这种温情，那么首先应当在涉及儿童的场合促其实现，因为儿童是无能的，因为他们是幼小和娇弱的，得不到一般人的重视。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主题上来。在现代社会里做父母的完全的快乐只会为这样一类人所获得，他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在前面所讲的对孩子的尊重。他们无须忍受很多苦恼而把自己的权力欲压抑下去，也无须害怕像专制的父母那样，当孩子获得自由时感到悲伤的失望。他们所能感到的欢乐也要多于那些专制的父母，因为那种经温情把一切趋于专制的倾向涤荡一净之后的爱，能给人一种更美妙更甜蜜的欢乐，更能把粗糙的日常生活点铁成金般地变为神秘的欢乐，这种情感对于一个奋争着想在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维持自己优势的人是万万领受不到的。我虽然极为重视父母的情感，但我并不主张做母亲的应当尽可能亲自照料孩子的一切。在当年对于育儿之事茫然无知，只靠年老的妇女把非科学的旧法传给青年人的时代，这类俗见是有市场的。今天，大部分的育儿之事唯有那些对这类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人才做得好。这一点在被称之为教育的那部分儿童教育中已得到承认。人们决不期望一个母亲去教她的儿子微积分，无论她怎样地爱他。在书本知识范围内，大家都认为儿童向专家学习要胜于向外行的母亲学习。但是在育儿的许多别的方面，这一点尚未得到承认，因为那些方面所需要的经验尚未得到承认。毫无疑问，某些事情是由母亲做更好，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大，由别人做更好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假如这个原则被人普遍承认，做母亲的便可省却许多恼人的工作，因为她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外行。一个有专业技术的女人在做了母亲以后，应当仍能自由应用她的专业，这对她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和哺乳期间，她也许不能这样做，但是一个九个月以上的婴儿不应再成为她从事职业活动的障碍。当社会要求一个母亲为孩子作无理的牺牲时，这母亲若不是一个特殊的人，就会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过分的补偿。凡在传统上被称为自我牺牲的母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她的孩子总是异乎寻常的自私，因为做父母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若把它当作整个人生看时，就不能令人满足了，而不满足的父母很可能是感情上贪得无厌的父母。因此，为了母亲和子女双方的利益，母亲不应使她和一切别的兴趣与追求绝缘。如果她对于养育孩子真有什么抱负，并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得很周到，那么她的技能应有更广泛的应用，她应当专门去养育一批可包括自己的孩子在内的孩子。当然，父母只要完成了国家提出的最低要求，都可就孩子应如何教养和应由何人教养的问题，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但指定的人要有资格担负此项责任。然而决不可有一种成见，要求每个母亲都得亲自去做别的女人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对孩子束手无策的母亲，这样的母亲不是少数，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孩子交给一个擅长此事而且受过必要训练的女人。没有一种天赐的本能会告诉女人如何正确对待孩子，而过分的操心又是占有欲的伪装。许多孩子在心理上都是被母亲无知与感伤的管教损害的。人们总是认为父亲不必对孩子多费心，可是孩子对父亲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毫无二致。如果女人的生活应当摆脱不必要的奴役，如果允许孩子受益于那日趋完善的有关早期身心健康的科学知识，那么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将只能越发类似今日的父亲。

　　工作

　　工作应当列为快乐的原因抑或不快乐的原因，也许尚属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烦人的，而过度的工作又是很痛苦的。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度，即使是最单调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容易忍受。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纯解闷直到最深切的快慰，要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多数人所做的多数工作，其本身是乏味的，但即使是这类工作也有相当大的益处。首先，它们可以消磨一天中的许多时间，而无须你决定做什么。多数人一旦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消磨他们的闲暇时，总是难以想出什么愉快的事情值得一做。无论他们决定做的是什么，他们总觉得还有一些更愉快的事情不曾去做，这个想法使他们十分懊恼。能够明智地安排闲暇是文明的最后产物，目前还很少有人达到这种水平。另外，选择本身便是令人厌烦的。除了主动性特强的人以外，人们总是乐于由别人告诉每小时应做之事，只要所要求的事情不是太不愉快就行。多数闲散的富人都在忍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闷，仿佛在为免于苦役而付出代价。有时他们去非洲狩猎或周游世界，聊以排遣，但这类轰轰烈烈的事情是有限的，尤其在青春逝去之后。因此比较明智的富人都尽量工作，好像他们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着无数的琐碎之事，自信那些事情有着震撼世界的重要性。人们所以渴望工作，主要是因为它可免除烦闷，一个人做着虽然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决不能和那种百无聊赖的烦闷相比。与工作的这种好处相关的，还有另一种好处，就是使得假日格外美妙。一个人只要没有过分辛苦的工作来消耗他的精力，定会对于自由的时间较之一个闲散的人有更加浓厚的兴致。在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某些无报酬的工作中，第二种好处是它给人以成功和发展雄心的机会。在多数工作中，成功是以收入来衡量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是无法避免的。唯有遇到极卓越的工作，这个尺度才失去效用。人们渴望增加收入，这既是渴望成功，也是渴望更高的收入能带来更多的舒适。无论怎样乏味的工作，只要能借以博得名声，无论是广大社会里的名声抑或自己小圈子里的名声，那工作就忍受得了。目的持续终究是快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靠工作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以家务消磨生活的女人，较之男人或户外工作的女人，要不幸得多。管家的妻子没有工资，无法改善她的状况，丈夫认为她的操劳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认为她什么也没做)，他重视她并非由于她的家务劳动，而是由于她的别的优点。当然，那些相当富有，能把屋舍庭园布置得很美，让邻居羡慕的女人，是不在此列的;但这类女人比较少见，而且绝大多数家务所带来的满足都远不及他种工作给男人或职业女人所带来的满足。多数工作都会使人得到两种满足，一是消磨时光，二是给抱负以一定的出路，而这就足以使一个即使工作乏味的人，也比一个无工作的人快乐得多。但是当工作有趣时，它给人的满足将远远优于单纯的消遣。凡属有趣的工作可依次进行排列。我将从趣味较为平淡的工作开始，一直讲到值得耗费一个伟人全部精力的工作。使工作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技能的运用，第二是建设性。

　　凡拥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总乐于施展出来，直到那技能不足为奇或不能再完善时为止。这种行为的动机始于童年:一个能倒立的男孩子总是不满足于正常的站立姿势。许多工作所带来的欢乐都与那种源于游戏技能的欢乐完全相同。律师和政治家的工作含有大量美妙的乐趣，这与打桥牌时的乐趣毫无二致。当然，这里不仅有运用技巧的乐趣，也有与高明的对手钩心斗角的乐趣。但是，即使在没有这种竞争因素的场合，一件需要高超技巧的工作也能带来欢乐。一个能做特技飞行的人感到其乐无穷，以致为之甘冒生命危险。我想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虽然要在痛苦的环境中工作，但他依然能从准确实施手术中得到满足。同样的乐趣也可在大量较为粗陋的工作中获得，只是强烈度差些而已。一切需要技巧的工作都能给人带来欢乐，只要那技巧要求变化，或能精益求精。如果缺少这些条件，那么一个人的本领达到最高点时，它所引起的兴趣也就消失了。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能打破自己所创纪录的年龄，就不再感到长跑之乐。幸而在无数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巧，使一个人能不断地进步，至少直到中年为止。在某些需要技巧的工作中，例如政治，人们要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干，因为在这类事业中，广博的阅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岁时要比他的同龄人更快乐。在这方面，只有大企业的巨头才能与之相比。然而，最卓越的工作还有另一种因素，作为快乐之源，它甚至比技巧的运用更重要，那就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不是在大多数工作中，当那项工作完成时，会建立起某些类似纪念碑的东西。区分建设与破坏，或可根据下列标准。在建设性中，事情的原始状态具有偶然性，但到最终状态时却具有目的性;破坏性则相反，事情的原始状态具有目的性，但到最终状态时却具有偶然性，这就是说，破坏者旨在产生一种毫无目的性的状态。这一标准适用于最实在、最明显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与拆毁。建造一幢房子总是依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但若要拆毁，那么谁也不会决定在房子完全拆除后怎样放置材料。当然，破坏作为日后建设的准备，往往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中，它不过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往往仅以破坏为目标而未想到日后的建设。他往往对自己隐瞒这一点，相信自己只是做着清除工作，目的在于重建，但若这真是一句托辞，我们不难把它揭穿，只要问他日后如何重建即可。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必是含糊而冷漠的，不像他谈到此前的破坏工作时，说话又确切又有力。不少的革命者、军国主义者乃其他提倡暴力的人，都是如此。他们的行为总是不知不觉地被仇恨所支配:破坏他们所恨的东西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至于以后如何，他们是漠不关心的。我不否认破坏性的工作也许和建设性的工作同样有趣。那是一种疯狂的、在当时也许是更强烈的欢乐，但它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满足，因为破坏的结果没有多少令人满足的成分。你杀死你的敌人，他一死，你的事情即告结束，于是你因胜利而感到的满足很快便会消失。另一方面，当建设性的工作完成时，人们想起来便会感到快乐，况且那工作的完美也不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令人满足的工作能使人无限制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永无最终的结局。由此可以看出，建设较之破坏是更重要的快乐之源。更确切地说，凡在建设中感到满足的人，其满足要大于在破坏中感到满足的人，因为你一旦充满了仇恨，你便很难再像他人那样从建设中获得快乐。

　　同时，要克服仇恨的习惯，也不如做一项重要的建设性工作。那种源于完成一项伟大的建设事业的满足，是人生所能给予的最大满足之一，虽然不幸的是，这种最高等级的满足感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方能体验到。任何东西都不能夺走一个人因成就一项重要的事业而获得的快乐，除非他的工作被证明是糟糕的。这类满足有很多种形式。某人通过灌溉计划使一片荒地变为良田，他的快乐是最实在的。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无比重要的工作。少数政治家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努力便属于这种工作，其中列宁是当代的最高典范。最显著的例子还有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谈到他的诗作时说:人类能呼吸多久或能观看多久，这些东西就存在多久。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在患难中感到安慰。他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声称，对朋友的思念使他重新与人生合拍，但是我不禁猜想，在这一点上他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比朋友本身更为有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着本身就令人愉快的工作;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获得有价值的人的尊敬，这就给他们一种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与情感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可靠的理由来珍视自己。人们一定会想，这许多幸运的情况集于一身，足以使任何人都快乐起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琪罗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他认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没有贫困的亲戚向他催债，他决不愿费心去制作艺术品。创造伟大艺术的力量，往往虽然不是永远和性格上的忧郁连在一起，但那忧郁之深，竟使一个艺术家若非为了工作之乐便会趋于自杀。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最伟大的工作定会使一个人快乐;我们只能断言它定会减少一个人的不快乐。然而，科学家在性格上的忧郁远不及艺术家那样常见，而且总的说来，那些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快乐主要源于工作。目前，知识分子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找不到机会独立施展他们的才华，他们受雇于实用主义者把持的富有团体，被迫制作着有害的毒品。假如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是否相信他们所属的报纸的政策，你将发现只有少数人作肯定的回答;其余的人都是为生活所迫，出卖他们认为有技能去促成他们有害的计划。这类工作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一个人勉强去做时，会变得玩世不恭，以致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我不能责备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饥饿的威胁太严重了，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做一种可满足建设冲动的工作而又不致挨饿，那么为他自己的快乐着想，最好还是选择这种工作而放弃那种报酬虽优越但他认为不值得做的工作。没有自尊心就难有真正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工作为耻的人就难有自尊心。诚然，建设性工作的满足也许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少数人的数量可能很多。凡能支配自己工作的人都能感到满足;凡认为自己的工作有益并需要相当技巧的人也能感到满足。培养出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项艰苦的建设性的工作，它能给人以深切的满足。凡做到这一点的女人都能感到正是由于她的劳动，世界才包含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人类在把人生视为一个整体的问题上大有差别。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能以满足的心情来做到这一点是快乐的关键。对另一些人来说，人生是一系列不相关联的事件，既谈不到有指导的动作，也谈不到统一性。我认为前者较之后者更能获得快乐，因为前者会逐渐造成他们能够快慰和自尊的环境，不像后者随着情况的推移，东一下西一下地乱撞，永远找不到歇息地。视人生为一个整体的习惯是智慧和真正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当通过教育加以鼓励。始终如一的目标不足以使人生快乐，但它几乎是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如一的目标则主要体现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