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心蛋糕一元:奥威尔对“爱国主义”的再思考

对“爱国主义”的再思考

2011-10-17 熊剑

一、什么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母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母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一个国家或者联邦。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母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母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母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这个词与“民族主义”是近义词，常常紧密联系。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和爱国主义表现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人们造成伤害，尽管这不必要。）

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它暗示母国是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那种“我的国家是对的还是错的”的说法便是此中的极端（这种说法来自于对美国最年轻的海军军官史蒂芬和内战将领卡尔的误引）。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到献出自己的生命。极端爱国主义的模型就是在保卫国土的战役中牺牲。

爱国主义的类型

个人爱国主义是一种自愿的情绪。爱国主义者忠于爱国主义价值，比如对国旗的尊重。

政府推行的国家爱国主义含有高度象征化和仪式化的内容。这些内容的陈述对爱国主义的推行有着逻辑性的关联——通过对政党利益的表述使其合法。国家纪念杯，对以往战争的描述和纪念仪式都是典型的例子。国家爱国主义经常规定严格的仪式，比如规定如何升国旗，致敬礼和忠诚的形式。

爱国主义十分依靠各种形式的行为来表达，比如展示国旗，唱国歌，参加群众大会，往轿车的防撞杠上贴爱国主义贴纸，或者其他各种对国家表达忠心的方式。某些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形式是为了提高士气，并使士兵因此奋战。和平时期没那么容易用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爱国程度，但是爱国主义者并不认为它因此就不重要了。

一些评论认为狂热的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创造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爱国主义的程度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并且取决于政治社会环境。典型地，爱国主义程度会在国家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升高。

反过来，高程度的爱国主义又会使国家变得好战。比如二战时的德国和现在的美国。

爱国主义的道德规范

美国一直是爱国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之一，并且他们对其他国家怀着强烈的偏见。

爱国主义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相比其他国家的人，你对同胞的道德责任更大。爱国主义中的利他主义是有选择性的。对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批评大多集中在它的道德偏向上，保罗 刚伯格（Paul Gomberg）曾拿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比较。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个人对所有人类的道德责任都一样。这被称为世界大同主义。（事实上，很多爱国主义者情愿把持这种观点的人称为通敌者）。

爱国主义表达了对某一特殊公民或者政党的价值偏好。泛世者并不认同这种特殊的偏好。他们选择一种更加宽阔的价值体系作为替代。在欧盟，像荷伯马斯（habermas）这样的思考者倡导一种以欧洲为整体的爱国主义，但是不幸的是欧洲的爱国主义大多局限在一国内，并常常带有怀疑整体欧洲的特点。

爱国主义是一种能被其他人感知的国家理念，在美国这里便是自由。

一些把宗教的位置放在母国之上的信教者经常招致爱国主义者的怀疑和敌意。举个例子，在美国境内经常遭受这种怀疑的是天主教会和穆斯林教会。在美英两国，天主教会对教皇忠诚甚于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作为教会得力助手的哥伦布骑士会把爱国主义当作其四项美德之一。而穆斯林则把高于国家的忠诚献给伊斯兰教会。其他团体发现很难在宗教信仰和爱国行为之间找平衡点。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的一派）和门诺会则选择坚决抵制任何显示爱国主义象征的活动。

爱国主义的拥护者则把它所代表的道德规范当作一种美德。在哲学家阿拉斯戴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爱国主义是美德吗？》中，他指出一个时代对道德概念的原则建立在对来源地等偶然特性的盲目崇拜上（意指非理性），因此也就拒绝爱国主义可以选择这一观点。他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可以替代的道德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和爱国主义同时相存。查尔斯（Charles Blattberg）在《从多元主义政治到爱国主义政治》中也阐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观念。

要把爱国主义当作一种美德就得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爱国主义者之间经常冲突。交战双方的士兵都觉得自己很爱国，于是就制造出一个道德两难的境地。（如果爱国主义是种美德，那敌人也是好人。那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在各个国家里，政客们会利用爱国情绪来攻击他们的政敌，隐约或者明显地指责政敌背叛国家。小众可能会拒绝大众觉得理所当然的爱国主义忠诚。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政党之外所以也没有理由为它自豪。澳大利亚关于"对历史的黑臂章回顾"就是这种冲突的例子。保守派首相约翰 豪沃德（John Howard）—他当然把自己当成百分百的澳大利亚爱国者—在1996年说：

“对我国从1788年以来的历史回顾中发现我们的历史不过是一个令人羞耻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帝国主义，资源滥采，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美国，爱国主义的历史一直因为以下原因被指责。它们是：对哥伦布之前的土著的灭绝政策，大西洋奴隶贸易，民族驱逐，和针对领土扩张中的侵略行为。

爱国主义经常被描写成正面的民族主义（它经常代表着一些负面含义）。许多作家认为爱国主义区别于民族主义的地方是爱国主义具有较少的攻击性和对其他人的仇恨，还有它的防卫理念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但是其他一些作家认为两者区别很小，就看你怎么看了。

对他国的爱国主义？

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他国而战斗，有时是为了他们的独立。比如马贵斯·拉法叶，杜什·科希丘什科和普拉斯基等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西欧人菲荷里尼为了希腊独立而战斗,他就是著名的拜伦爵士。那么拉法叶是美国的爱国者，还是菲荷里尼是希腊的爱国者呢？阿拉斯戴尔会说他们两个都不是。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爱国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拉法叶不过是投身于美国革命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理念，而非对美国怀有特殊的爱国之情。阿拉斯戴尔认为爱国主义只能是本国人们的选择，而不是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信念的他国人的选择。查尔斯（Charles Blattberg）对爱国主义的观点则形象的多：在他看来，爱国主义者是那些甘愿为了批评自己国家而献身理想的人。

二、对爱国主义的思考

在一些地方，或者其他的“拜伦”们，会用到“冗长乏味”这个法语词，并且很好心地顺便注明尽管在英国没有这个词，却有相当之多的冗长与乏味。同样的，这里有一种思想如此之普遍，以至于影响到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思考，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我选择了一个最接近的近义词，“爱国主义”，但是接下来你们会发现，我并没怎么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只因为我所谈论的这种情感不总是依附在所谓的国家上——也就是说，某个种族或者某个地理意义上的地区。这情感可以依附于一座教堂，一个班级，或者仅仅表现在消极的一面，反对着这些那些，不需要一个积极的具体事物来寄托忠诚。

我所说的“爱国主义”，首先是指将人类像昆虫一样分类、自信地将一拨拨成千上万的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习惯。但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指的是让自己归属于一个国家或集体、将其利益视为高过一切、高过是非曲直的倾向。“爱国主义”不能跟“国家主义”混为一谈。通常这两个词使用起来都表意不清，以至于任何对这两个词的定义都受到质疑。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两者，因为这关系到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是指，为你心中最理想的某个特定地点和生活方式而付出，但并不把你的选择强加于别人。“爱国主义”却与对权利的渴望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国家主义者永久不变的目的，都是揽夺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威望。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个让他沦陷自我的国家和集体。

如果仅对照一下臭名昭著的德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爱国运动，以上这些都很明显。对于纳粹主义，我们能从局外人的视角来评价，几乎大家都会持同样的论调。但是我必须重申，我用“爱国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来替代。爱国主义，按照我在文章中使用的引申义，包括了例如共产主义，政治天主教，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反战主义这些运动和倾向。爱国主义不单单意味着对某个政府或国家的忠诚，更不意味着对自己祖国的忠诚，甚至相关的那个“集体”也不一定真实地存在着。举几个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伊斯兰教民，基督教徒，无产阶级，还有白种人，他们都是受到激昂的爱国主义所影响，但是这些标签式的名称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称谓的定义得到过广泛的认可。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爱国主义情感可以起到纯粹的消极作用。举个例子便是，托洛斯基分子仅单纯的站在苏联的对立面，而没有因此形成对某一集体的忠诚。当你了解到这种观点的暗示，我所说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就变得清晰许多。爱国主义者的思考是单纯地、或者主要地基于对威望的竞争。他们又可分为积极或消极爱国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用思想来吹鼓或诋毁——但是无论怎样他们的思想总会倾向胜利、击败、凯旋和羞辱。他们将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视为大国政权无休止的兴起衰落。每个发生的具体事件对他们来说，都显示着他们一方的进步，或者仇恨的敌人一方的没落。但是最后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将爱国主义与单纯的对胜利的崇尚混淆。爱国主义者不会持着投靠最强一方的简单原则。相反的，选好他们的立场之后，他们会说服自己，自己所在的一方是最强势的，并在所有事实都压倒性地反对着自己时，仍能坚持立场。爱国主义是被自我欺骗所调和的对权利的渴望。每个爱国主义者都能撒出弥天大谎，但是他们仍然——既然他们在为高于自己的利益而效忠——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鉴于我已经给出了这样长篇大段的定义，我认为我们可以承认，我所说的这种思想在英国的知识分子中传播得很普遍，比在普通民众中更加普遍。对那些热心于当代政治的人来说，某些话题已经浸透了太多出于对权势的考虑，以至于完全理智的思考已是不可能的了。在你能举出的上百个例子中，考虑这个问题：三方同盟国，苏联，英国，美国，谁对击败德国的贡献最大？理论上讲，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甚至是结论性的答案。但是实际来说，那些必不可少的计算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因为每个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不可避免的将问题看作是权势的竞争。他们因此会首先决定站在苏联、英国、还是美国一边，然后才会开始寻找论据支持自己。有太多类似的问题，其真实答案只能从无关利益的人口中得知，但是他们在这问题上的观点又很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政治军事预测上的重大失败。值得思考的是，在所有这些学校、这么多专家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像俄德1939条约这样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当消息传出后，最离谱最有分歧的解释也都给出（the most wildly divergent explanations were of it were given），各种预测也大都是根据想要美化或丑化苏联的主观意愿，并不是基于对事件概率的分析。政治军事评论家像占星家一样，能够挽回几乎所有的失误，因为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想要的不是对事实的评价，而是激发爱国主义情怀的言语。对审美上的评价，尤其是对文学的评价，经常像政治上的评价一样不纯粹。一个印度爱国主义者很难欣赏吉卜林，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很难看好玛雅可夫斯基。并且在人们不同意一本书的观点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很差。有着极强爱国主义心理的人常常陷入这种把戏，浑然不觉其中的不实之处。

在英国，如果只考虑参与的人数，主流的爱国主义形式很有可能就是过时的英式沙文主义。确然，现在沙文主义仍然很普遍，比十多年前观察家们想象地还要普遍。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关心知识分子对这一主义的反应。在知识分子中，沙文主义甚至旧时的爱国主义几乎已经绝迹了，尽管现在似乎又在少数人心中复活。在知识分子中，很明显地，主流的爱国主义形式是共产主义——定义很宽松，不仅包括共产党员，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同志”和亲俄国家。共产主义者，为了在这儿叙述的清晰，是那些敬仰苏联和他们的祖国、以不惜一切代价为苏联正名和谋利为职责的人。显然现在在英国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很大。但是，其他的一些爱国主义形式也很繁荣。于是，只有注意观察不同思想、甚至是貌似相悖的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才能看到这一问题的全貌。

十几二十年前，最与今天共产主义对应的爱国主义形式是政治天主教。其最突出的成员——尽管这更像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不是典型的——是GK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曾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作家，但为了罗马教廷的政治宣传而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和理智。在他最后的二十余年间，他所有的作品实际上只是在不停地重复同样的东西，他费劲卖弄智力的结果仅仅是像“光荣属于以弗所书的戴安娜”这样的单调乏味。他写的每本书，甚至每段对话，都必须毫无错误地体现天主教优于新教和异教的优越性。但是切斯特顿不满足于将这优越性看做仅仅是理智上或精神上的，而是要用国家威望和军事力量来解释一切。这导致了对拉丁国家无知的理想化，特别是对法国。切斯特顿没在法国久留过，他对法国的印象——信奉天主教的农民们举着红酒高唱马赛曲——与现实的距离，就像朱清周与巴格达的差别一样。与之相伴的不仅是对法国军事力量的严重高估（无论是在1914-18年前后，他都认为法国强于德国），还有对战争愚蠢草率的光荣化。切斯特顿的战争诗，比如《勒班陀》、《圣巴巴拉歌赞》，相比之下使得《轻骑队之战歌》读起来像反战主义的咏唱：那大概是人类文字中所能找到的、最花哨、最夸夸其谈的言语。有趣的是，换种情况，如果某人以他写法国的手笔来写英国和英国军队，他肯定是第一个跳出来嘲笑的。在国内的政治环境里，他是个小英格兰主义者，仇恨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按照他的能力来看他是民主的真正的朋友。可是一旦进入到国际视野，他会不知不觉地丢掉自己的原则。因此，他对民主近乎神秘的信仰没能阻止他崇拜默索里尼。默索里尼摧毁了切斯特顿为之努力奋斗的代议政府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墨索里尼是意大利人，并且让意大利强盛起来，这点才是主要原因。切斯特顿也从未评论过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侵略。一旦有爱国主义意识的介入，他对现实的认知、文学的品味、甚至道德观念都会发生扭曲。

就像切斯特顿所体现的一样，政治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在两者之间又有诸如苏格兰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认为所有这些爱国主义形式或者思想都是相同的，这是过于草率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的。下面的这些就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

沉迷。尽其所能，除了与其国家集体优越性相关的话题，爱国主义者不会思考、谈论或者写作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很难、几乎不可能隐藏自己的忠心。对其集体最轻微的蔑视，或是对其敌对方最含蓄的赞扬，都会使他们心中充满非狠狠报复不可的躁乱。如果他的集体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和印度，他通常不止会宣称军事力量强大和政治立场正确，还有艺术、文学、体育、语言系统、居民的美貌，也许还有气候、景色和美食方面的优越。他会对国旗的正确图案、新闻头条的版式和国家名称排列顺序十分敏感。命名法在他们的思想中起到重要作用。取得独立或者经历过爱国主义革命的国家，都会修改国家名。那些承载了强烈感情色彩的国家和集体，会有好几个名字，每个不同的名字都有不同的暗示。西班牙内战的双方对对方有九、十种称呼，都表达着不同程度的爱戴和憎恨。一些名称（比如，称Franco-supporter为“爱国者”，称政府支持者为“忠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敌对双方也从未在任何一个名称上达成一致。所有的爱国主义者将传播己方语言、打压敌方语言视为义务。在说英语的人当中，语言之间的斗争以方言之间的斗争这一更微妙的形式进行。反英的美国人不会使用出自英国的俚语，拉丁系和德语系之间的冲突背后也常常有爱国主义动机。苏格兰爱国者坚持低地苏格兰语的崇高。那些以阶级仇恨抒发爱国主义的社会党员，发表长篇演说抵制英国广播公司的口音，甚至给人以沾染了诅咒魔法的印象——大概是由盛行焚烧政治敌人的塑像、拿肖像当靶场的靶来打而引起的。

不稳定性。他们所背负的感情上的强度没能阻止爱国主义方向的转变。首先，像我已经指出的一样，他们可能会、经常会被后天地捆绑在某个国家上。你会发现通常伟大国家领袖或者爱国运动发起者甚至不属于他们为之奋斗过并带来光荣的国家。有时他们是彻底的外国人，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来自国籍有争议的边缘地区。这样的例子有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德瓦莱拉，迪斯雷利，庞加莱，和比弗布鲁克。泛德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英国人休斯顿·张伯伦造成的。在过去的五十到一百年间，转向的爱国主义在文学界已成为常事。有赫恩转向日本，有卡莱尔和同代的其他人转向德国。在我们这一代，大都是投向俄国。但是极其有趣的是，反向的转向也是可能的。被崇拜多年的国家和集体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可憎，其他的心仪的对象会立刻占据其位置。在H.G.威尔士初版的《历史史纲》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你会发现他赞扬美国之不惜笔墨就如同共产主义阵营赞扬俄国一样。可是几年之后这种不严谨的赞赏就变成了敌意。顽固的共产主义者在短短的几周，甚至几天之内，转变成为同样顽固的托洛斯基分子，这算是常见的奇景了。在欧洲大陆，参与法西斯运动的大都是原共产主义者，而相反的过程在几年之后也会发生。不变的是爱国主义者的心理：他们的感情对象是可以改变的，甚至可以是虚构的。

但是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转向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在我谈论切斯特顿时简要地提到过。转变立场可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加爱国主义化——更加粗暴，愚蠢，恶毒，不诚实——因为他居然会为自己的祖国，或者任何一个他所了解的集体而卖命。如果一位睿智、敏感的作家写出盲从吹鼓斯大林、红军这些的垃圾作品，你会意识到这只有可能是迷失方向所造成的。像在我们的社会中，在那些能够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感受到对祖国的深刻依附感。公众的意见——也就是说，他所能触及的的公众意见——是阻力所在。身边的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无动于衷，他就可能出于从众心理或纯粹的懦弱而采取相同的态度。这种情况下，他就抛弃了距离自己最近的那种爱国主义形式，却没能向国际视野迈出一步。他会仍然感觉到需要一个祖国的概念，于是很自然的，他将目标锁定在国外。在国外找到“祖国”之后，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肆意在那些缺失已久的情感之中。上帝，国王，英国国旗——这些被推翻的偶像得以假借其他的名称而重见天日，而且既然人们意识不到这些东西的本来面目，在崇拜时就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转向的爱国主义，就像替罪羊一样，是一种不改变言行准则而获得心理解脱的方法。

对事实的无动于衷。所有的爱国主义者都具有漠视事物间联系的能力。一个英国保守党员会为欧洲的民主自治辩护，却反对印度的自治，并无视思想上的不一致。判断行为好坏的标准不是根据其本身的性质，而是根据这行为的发起者是谁。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暴行——折磨，挟持，强制劳动，大量驱逐出境，未经审讯即入狱，造假，暗杀，轰炸平民——在由“我方”犯下时还带着其原有的罪恶感。《英国新闻纪事》刊登过德国人绞杀俄国人的照片用来佐证令人震惊的残暴，一两年之后，又刊登了极其相似的俄国人绞杀德国人的照片，却带着热情赞许的意味。这和历史事件是相同的。历史大都是通过爱国主义的方式感知的，像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施滥刑的星法院，英国海盗的剥削（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喜欢活活将西班牙囚犯淹死），恐怖统治，暴动中枪杀上百印度人的战争英雄，克伦威尔的士兵们用剃刀割伤爱尔兰女性脸部，这些在道德上都变得中性起来，甚至就出发点是正义的这点来说，这些行为竟变得值得赞赏。回顾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你会发现几乎每年都有暴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但是英国的知识分子们，无论是相信或是反对，从未把这些暴行——那些发生在西班牙、俄国、中国、墨西哥、阿姆利则和士麦那的——当做一个整体、一个概念。政治上的偏好决定了这些行为是否可憎，甚至于是否发生过。

爱国主义者不仅不反对自己一方犯下的暴行，还有着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非凡能力。在大约六年中，英国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去“知道”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存在。那些高声谴责德国集中营的人却大都不知道，或者很微弱地觉察到，俄国也有集中营。像乌克兰1933年饥荒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的大事件，实际上躲过了大部分英国亲俄者的注意。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知道当前战争对德国和波兰犹太人的赶尽杀绝。存在于他们自己心中的反犹主义造成了他们对这罪行的不知不觉。在爱国主义者的思想中，有些事实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的。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太过于沉重，以至于被习惯性地推到一边不作逻辑性的考虑，或者，就算被包含在了考虑与计算之中，却从不将其看作是事实，就算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每个爱国主义者身上都缠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信仰，即历史可以更改。某些时候，他们幻想着一个“该发生的就会发生”的世界——比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横行，或者俄国革命在1918年即被击垮——并尽可能把这个幻想世界的细枝末节添加到历史书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出于宣传目的的作品都仅仅是谎言。事实被镇压，日期被修改，引言脱离原有语境，用以歪曲更改语句的含义。那些他们认为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故意不被提到，最终被失口否认。1927年，蒋介石杀害了上百名共产党员，却在十年后成为了左翼派别的英雄。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使得他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于是这样来看，杀害共产党员“并不重要”，或者被认为根本没发生过。政治宣传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引导当前的舆论。而那些修改历史的人也许在心里，从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向历史中硬生生添加的是事实。他们精心造假以淡化托洛斯基在俄国内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你却很难感觉到造假者在简简单单地撒谎。也许，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故事版本才是上帝眼中看到的事实，他们完全可以相应地重新编排历史。

闭关锁国式的封闭加深了他们对客观事实的无动于衷，因为这样人们越来越难发现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宏大的事件面前，经常会有发自内心的质疑。比如，当前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几乎不可能用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常见诸报端的灾难——战争、屠杀、饥荒、革命——会使人们感到不真实感。人们无法证明事实，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接收着截然相反的、来源不同的对时事的解读。1944华沙起义有何利弊？在波兰真的有德国人的毒气室？谁应对孟加拉饥荒负责？也许，真相可以被发现，但是事实会被任何一家报纸扭曲，以至于普通读者的相信谎言或者毫无己见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普遍猜疑，使得人们更容易听信疯狂的说法。既然既没有证明什么又没有否定什么，最浅显的事实也会被轻率地否认。而且，对权力、胜利和复仇的留恋经常使得爱国主义者们不在乎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他们唯一所希望的是能感觉到自己一方在变得比敌方更强，而要想展现这点，击倒对方比检查自身实际优势来得更容易。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全部争论都只是像辩论赛一样，完全地缺乏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每个参赛者都自认为自己是赢家。一部分爱国主义者正接近着精神分裂的边缘，快乐地生活在与真实世界毫无联系的权力与侵略的梦境之中。

注：本文为乔治·奥威尔对爱国主义的思考，包括WIKI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及论述，也许与当前国内流行的定义有所出入。实际上，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在日常运用中很难区分，故译者认为谈及这些词语，必须要有一定的语境及上下文来支持。请切勿望题生意、望词生意。至于更为合适的命名法，译者在此也恳请指教。比如，对文中加粗并下划线句子的正确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