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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2011-10-17●蔡孟翰

　　辛亥革命百年，两岸政府及全球华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庆祝纪念。没有人质疑孙中山及当时的革命党人推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的正当性，所以，借这个百年纪念，审视辛亥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它所引发的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时机。

　　距离武昌起义到清宣统帝退位，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对比60年前的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武昌革命军对清廷简直不算是严重的威胁。可是，为何1851年爆发的“长毛之乱”，历时13年，波及最富庶的苏、浙、皖、赣、闽五省，直接死亡人口7000万人，最终无法推翻清朝；但军饷不足，准备不够的革命党，却能在短短的四个月就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帝制的结束及共和的建立，都被今天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普遍视为历史的进步。但是，辛亥革命是否经得起思想/知识上、道德上及政治上的检验？辛亥革命本身，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到底有什么关系？解答上述问题，其实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

帝制为何一推就倒？

　　虽然说清廷是被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首领，朝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出卖，与南京革命党合谋逼迫宣统帝退位，但抛弃清廷的，还包括构成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中流砥柱的“体制内”成员：乡绅地主、科举士人、朝廷官员——这些人都没有同情主要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革命党的理由，但却还是终止了对朝廷的效忠，并与革命党达至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共识。

　　颠覆中国主流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肯定最有力者，当属美国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其1965年的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下简称《儒教》），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问罪。《儒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文明已经死亡。在他看来，中国人从对传统文化的效忠，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沦为失去生命力的古典文明，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属于博物馆的展物。

　　列文森分析，袁世凯1916年称帝失败，只是中国文明已死的佐证。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之所以成为闹剧，是因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帝制与儒教分崩离析了。因此，袁世凯称帝的作为是“传统主义的”（traditionalistic），而非“传统的”（traditional），基本上只是个没有号召力的赝品。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政治的、道德的与理智的理想，因为辛亥革命及其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弑君”而彻底断裂、崩溃。

　　列文森认为，面对“现代”的西方的挑战，“传统”的中国无力招架。他认知里的传统中国是中庸的、审美的、业余的，绝对不是理性的、经济主义的、专业分工的“现代化”的对手。按照这套逻辑，辛亥革命只是传统中国道德与政治溃败的表征，是西风东渐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在1911—1912年废除帝制，只是文化中国应对现代化的历史轶事。这个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我且称之为“列文森挑战”。

　　在后来的众多研究者当中，我认为前《读书》杂志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对“列文森挑战”的回应最为高明。他的四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几乎全面而系统地处理了中国现代性及现代中国革命合理化的大小问题。汪晖用了三组概念：帝国vs国家、封建vs郡县、礼乐vs制度，放在从天理到公理，从时势的史观到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大架构中，由北宋一路论述到晚清民国，驳斥了列文森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二分对立，把中国形容为被动面对西方挑战，以西方中心观点建立起来的“挑战—回应”的解释模式。

　　对汪晖而言，中国历史的发展其实存在本身的内在理路，并非如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静态，在等待西方文明来挑战而发生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从北宋的纯粹汉族文明，到清代的多民族帝国，中国历史就一直在变化、断裂，辛亥革命只是这个变化历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列文森以为的，代表了传统中国道德与政治的溃败。

亟待处理的道德与政治正当性

　　应当说，汪晖在思想上基本回应了“列文森挑战”。他相当完满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目的论史学与开放性历史叙述、连续性与断裂等主要学术议题，也很好地在理智上为辛亥革命的正当性辩护。但是，关系到辛亥革命正当性的道德与政治问题，却依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处理。

　　所谓的政治问题，基本上是个功利问题：辛亥革命的好处是否超过成本；市侩地说，辛亥革命值得吗？所谓的道德问题，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妥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和政治道义。我认为，两岸的官方及主流史学都在刻意回避答案。

　　要更好地审视辛亥革命的正当性，比较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地的革命或许具有启发性。作为定义，任何推翻既有政权，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及制定新的政治理想的行动，都可以称为政治革命。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因而符合政治革命的定义要求。

　　简单回顾，在德川幕府无力回应西方威胁，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在1867年“大政奉还”，虽把政权在名义上还给了日本天皇.然而由地方诸侯萨摩藩和长州藩组成的萨长同盟，却在1968年初获得刚刚登基的天皇的支持成立新政府。虽然德川庆喜在向明治政府军投降前，双方曾经京都市的市郊鸟羽伏见的地区交战数天，最为壮烈的战斗，却是在会津（今福岛县）一役，效忠德川的会津藩死战政府军到底，最后竟然连妇孺都拒绝投降而集体自杀就义。

　　明治维新这场革命的政治正当性，可以从日本在革命后迅速现代化，工业化，尔后在1894甲午战争打败清廷，在1905年日俄战争制服俄罗斯得到确认。在明治时代结束的1912年，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强国，拥有稳定强大的政府及扩张了的海外领土，成功作为列强的一员，实现了革命成果。

　　对比中日的两场革命，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不足。宣统退位，完全是背叛、机会主义及冷漠的结果。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1912年与原清廷两广总督岑春煊对话，岑评论说：“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无议和之理”。章太炎“颇为是之”。但是，袁世凯却为了当民国总统而出卖清廷，孙中山则为了推翻帝制而不惜將共和與之交換。在日本，倒幕的政府军坚决作战，力求奠定日後執政的軍事基礎。德川庆喜则是为了大局着想，更不忍生灵涂炭，不顾群臣众议的反对而投降，但拥幕派的残余部队虽知大势已去，却为了政治信念而死战到底。

　　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可以如此拷问：孙中山可曾考虑，把共和大位交托给一个背叛者的妥当性？袁世凯可曾考虑废除帝制的意义？他如果相信共和，为何又在1916年上演洪宪帝制的闹剧？辛亥革命主事者思虑不周，私心自用，让中国随后面临外辱内患不息，还要再经历1949年的另一次革命。此后的反右、大跃进，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目超越二次大战，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国推入深渊。

　　除了推翻帝制，辛亥革命的成就乏善可陈。从1912年到1978年，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大陆的只有衰败、破坏和死亡。大陆经济的起飞，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就，与辛亥革命无关。国民政府主政台湾的经济发展，日本殖民统治打下的基础，恐怕要比辛亥革命的影响更重要。简言之，辛亥革命后的政府，连保护治下的国民生命财产的基本政治责任都无法做到。1912年后的中国，生命简直如同英国哲人霍布斯在其巨著《巨大幽灵》一书中所说没有政府以前的自然状态一般：“险恶、野蛮、短暂”。任何粉饰（如“革命尚未成功”），都不能改变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以及它给中国所带来的长期灾难。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一家企业提出机构重组，目标重立，但股东却迟迟看不到“革命”后的好处，但也从来不对“革命”的正当性质疑，试问这合理吗？

　　只要辛亥革命的主事者孙中山、袁世凯的责任一日没有追究清楚（accountability），中国现今及未来统治者同样不可能会有多少政治担当。决策者的责任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必须对他们以人民之名所做出的决策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对于“尚未成功的革命”的未竟事业，应该是让辛亥革命对历史对人民完全交代。我相信如果孙中山先生与他的信徒真的笃信他的遗教，那么应该对此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