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程安排用日语:从“永远的潜在大国”到“崛起的金砖”——试论巴西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永远的潜在大国”到“崛起的金砖”
——试论巴西发展模式的转变
(2009.11)

    1941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出版了《巴西：未来之国（Brasil, País do Futuro）》一书。茨威格在该书中对巴西历史、经济、文化、城市生活进行了多视角观察，该书是首部将巴西冠以“未来之国”、“潜在大国”等头衔的国外著作，巴西由此从拉美大陆一隅走向世界。进入新千年后，巴西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佳的一个经济增长周期。良好的发展势头，以及不变的潜在优势，使巴西再次成为受瞩目的国家，并被冠以“金砖”的名号。如何理解“巴西崛起”？当前巴西发展模式与此前发展阶段还有何区别？“巴西崛起”前景如何？这便是笔者在下文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巴西崛起”的几个阶段

    自20世纪3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工业以来，巴西便实现了比其他拉美主要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1931—1950年，巴西年均增长率约为4.6%，高出墨西哥（4.1%）、阿根廷（2.9%）和智利（2.7%）的增长水平。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阶段。1951—1980年的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8%，其中1968—1973年“经济奇迹”时期达到了11.2%，1973年创下14%的增长记录。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巴西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国家目标计划，其中，创造“经济奇迹”的梅迪西政府（1969—1974年）在1970年10月1日公布的“政府行动基础和目标方案”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巴西崛起”的研究热潮，关注重点多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潜力的实现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巴西“经济奇迹”戛然而止。油价的疯涨、国际资本的短缺、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等多重因素使巴西经济的繁荣周期从1974年开始进入尾期。1974—1978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入负增长，1981年为-3.1%，1983年为-2.8%。两次石油危机和随后的债务危机使巴西长期积累的弊病迅速显现：1973—1984年，巴西外债余额从125.7亿美元增至910.9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9%增至43.1%；通货膨胀率从14.9%猛增至220.6%。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巴西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巴西崛起”等提法被“永远的未来之国”所取代。政治体制变革后，巴西经济在萨尔内政府时期（1985—1989年）实现了年均4.5%的增长率，但通货膨胀率却从1985年的235%增至1783%。宏观经济的混乱一直延续到1994年雷亚尔计划的实施，该计划实施的当年，通货膨胀率便从1993年的289%降至92.9%，1995年降至22%，1996年回落到1位数（9.1%）。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调整和1994年实施的雷亚尔计划推动了巴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且实现了巴西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而使得巴西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正是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不断改善的环境下，巴西的发展潜力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其报告《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并在2003年的《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报告中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大胆预测。其中报告指出，到2050年，巴西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高盛公司的报告助推了国际社会对巴西的关注，更提升了巴西学术界对“巴西崛起”这一话题的热议，为区别与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人们普遍将现阶段的巴西成为“第二次崛起”。

    这样，巴西再次幸运地受到了另一个大胆且乐观预测的青睐。这是否又是一个虚幻的推测和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抑或巴西再次面临实现崛起的绝佳机遇，且较以前更接近其大国目标？我们可以从巴西当前的发展模式的特点中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和理解。

    当前巴西发展模式的特点

    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济奇迹”时期相比，当前的巴西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与世界格局变革这一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巴西的内部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笔者认为，从巴西国情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可以概括出当前巴西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与深化

    1964—1985年是巴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长达21年的军政府执政时期，也正是巴西经济腾飞的重要阶段，1968—1973年，巴西军政府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成果。军政府在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巴西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壮大推动了巴西民主运动的发展。中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回升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决定了军政府的高压统治走到了尽头。1979年，军政府颁布了大赦法与政党法，为新党的建立和旧党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巴西的“再民主化”扫除了法律障碍。

    1985年，巴西产生了“再民主化”后的首届文人政府，并通过1988年宪法规范了民主体制，恢复了总统的直接选举，实施多党制，等等。自此以后，巴西的民主体制得到了有序的运行。而卢拉在2006年的成功连任更有助于巴西民主体制的进一步深化。2006年10月成功获得连任后，卢拉组建了包括左翼、中左翼、中右翼、右翼政党在内的10多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这也是巴西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执政联盟，这一时期也是巴西党派界限最模糊的一个阶段。卢拉曾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算左派”，并且他将这种转变定性为“理念的成熟”。卢拉激进主张的转变和广泛执政联盟的建立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民主体制的巩固，并使巴西较快地度过了因2002年大选引发的金融动荡，逐渐恢复了国内外金融市场对巴西的信心。卢拉的转变不仅摘掉了欧、美扣给他“邪恶轴心”的帽子，而且还赢得了“民主卫士”的称号。

    二、可持续的经济适中增长

    客观地说，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便于调动国家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资源配置却很难达到合理与优化。虽然军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定和执行的，但毫无疑问，这些专家的发展思维是不能脱离军政府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说，专家们并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定国家发展方略，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则完全由军方决定。在军政府时期，巴西过于强调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虽然促进了巴西工业（尤其是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重工业）的发展，却忽视了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此外，盲目吸引外资，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增长质量的“大跃进”增长模式，加深了巴西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同时也使巴西经济进入一个“滞涨”的恶性循环阶段。

    从1994年雷亚尔计划的实施以来，巴西经济逐步进入一个速度适中的增长阶段。1995—2008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在1998年出现0.1%的负增长，多数年份（8年）的经济增幅超过3%。另外，该时期的巴西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卡多佐第一任期（1995—1998年），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2.4%，卡多佐第二任期（1998—2002年），年均增速仅为2.2%。自2003年执政以来，卢拉政府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使巴西进入自20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以来的最快且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2008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4%，其中2004年实现了5.7%的增长，创下了自1994年（5.9%）来的最快增速，巴西重回世界经济十强行列。人均GDP则从2002年的2859美元增至2008年的8298美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适中增长，其中2007年的人均GDP增幅达到5.2%，创下了1986年（5.4%）来的最快增速。

    虽然1995—2008年3.1%的增速不及1951—1980年6.8%的年均GDP增速，更不及“经济奇迹”时期11.2%的增长水平，但现阶段的巴西经济增长质量要强于此前的任何阶段，卢拉甚至得出“当前是巴西共和国建立以来经济形势的最佳时期”的结论，并且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巴西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著名经济学家阿曼多•卡斯特拉•皮涅罗（Armando Castelar Pinheiro）认为，如果把社会指标、通货膨胀、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因素考虑在内，巴西经济的确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阶段。概括而言，当前巴西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以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是雷亚尔计划实施以来巴西经济政策的基本点，高利率虽然限制了巴西经济活力的发挥，但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从1996年通胀率降至一位数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巴西当前的通货膨胀率也是“金砖四国”中最低。

    （2）外债负担减轻，偿债能力大大改善。2005年，巴西外债总额一度降至1873亿美元，随后三年，巴西外债总额有小幅攀升，但外债占GDP的比重仍维持下降趋势，到2008年降至14.7%，远远低于1999年的45.4%，而偿债率也从1999年的116.6%降至2008年的20%。

    （3）外贸、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995—2008年，巴西外贸总额增长了将近4倍，尤其从2001年开始，巴西扭转了长达六年（1995—2000年）的贸易逆差局面，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6.8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4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三大国际投资信用评级机构相继将巴西提高至“投资级”，外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101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450.6亿美元（为1947年以来的最高值，占GDP的2.9%）。外汇储备方面，2007年2月，巴西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2008年10月，巴西外汇储备便超过了2000亿美元，巴西成为外汇储备第7多国家，充足的外汇储备为稳定巴西经济形势提供了保障。

    与1951—1980年经济增长周期相比，现阶段低通胀、低外债、高储备、多元化贸易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加之巴西在近几年中能源、资源等优势（在本文中不做详细论述）的进一步显现，巴西的经济实力总体呈现出往上提升的趋势。宏观经济的改善和相对优势的发挥，巴西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上拥有更大回旋余地，而这一点恰巧是在历次危机中巴西都未能做到的，正由于此，巴西重新赢得了国际关注，并且认为此次巴西崛起的特点是“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的适中增长”，高盛公司在对巴西经济的评估中提出，“在2050之前，只要巴西能保持年均3.6%的增长，便能达到此前高盛对巴西的预期（2050年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巴西需要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避免危机”。

    2008年上半年，标准普尔、加拿大信用评级机构DBRS公司、惠誉国际相继将巴西的信用等级提高为“投资级”，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公认，巴西的宏观经济形势得到根本改善，中期经济增长前景较为乐观。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巴西成为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经济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三、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

    卢拉在2002年竞选期间曾提出“帮巴西穷人实现一日三餐”是自己的最大使命，将保护穷人的生存权提升至政府政策的优先目标。执政6年来，卢拉政府推行以“零饥饿计划”和“家庭救助金计划”为主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政府反贫困的决心和努力取得很好的效果：巴西贫困人口的收入在过去5年间增长了22%，而富裕人口收入的增幅则只有4.9%；1991—2001年，巴西新增就业岗位仅为320万，而卢拉在自己的首任的四年中（2003—2006年）便创造了465万个就业岗位；最低工人工资也从2003年初的200雷亚尔升至2009年初的465雷亚尔，达到了20多年以来的最高值；种族和性别收入差距有所缩减；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52%；赤贫人口数量在卢拉首任4年内减少了27.7%，超过前任卡多佐8年任期24.3%的降幅。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的统计，巴西的基尼系数出现了连续10年的下降，从1998年的0.567降至2008年的0.515。收入分配的改善给巴西的社会结构带来了较大改变，2008年的巴西低收入阶层和超低收入阶层分别较2003年下降了15.5%和37%，相反中产阶级人数则增加了23.1%。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当前巴西发展模式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的发展模式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所在。

    四、自信外交提升巴西国际影响力

    巴西历来有着参与国际事务的传统和热情，从20世纪初的国际海牙会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联合国创建，巴西为融入世界权力中心付出了屡败屡试的努力，但囿于综合实力的不足和国际体制的刚性结构，巴西的国际影响力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增长，也没有得到大国的普遍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巴西在实现经济稳定和步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大了国际事务参与力度，卡多佐和卢拉两位总统为此推行高频且务实的“总统外交”、“贸易外交”、“乙醇外交”和“文化外交”等实践，且收获了不错效果，巴西外长塞尔索• 阿莫林（Celso Amorim）将巴西现阶段外交定性为“积极而自信（ativa e altiva）”的国际参与。

    第一，通过强大的外交攻势，巴西的“入常”要求获得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英国、法国、俄罗斯等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国际社会对巴西“入常”的认同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第二，巴西成为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力量。巴西政府认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巴西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多边机构，因此“参与WTO多边机制一直是巴西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通过积极参与WTO谈判和坚定的谈判立场，以及在谈判中联合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巴西成为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力量。相比而言，巴西在WTO中的声望要比四年前强很多。第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兴力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改革，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经济决策中心。与此同时，巴西主张“金砖四国”加强合作，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巴西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响应，而且一些发达国家表示支持巴西加入G8，这体现了巴西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重要性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第四，在诸多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巴西在世界减贫问题上发挥着“排头兵”作用，卢拉政府将“零饥饿计划”国际化的做法塑造了巴西的国际新形象；随着一系列深海油田的发现，巴西蜕变成“南美洲的中东”，加之其先进的生物燃料技术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巴西在未来世界能源版图和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将会愈发得到凸显。

    经过近几届政府的努力，巴西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大的声张，而国际社会也给巴西贴上了“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南美领导国”、“新兴大国代表”等标签。虽然巴西“积极和自信”的国际战略缺少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但敢于牵头的外交作风也不失为一种提升国际影响的途径，并且它在团结发展中国家方面也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为国际秩序和格局的变革提供了可能性，这是符合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的。

    对“巴西崛起”的评估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随着巴西经济的不断开放，“再次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对巴西的界定。巴西国内对“巴西崛起”有一种判断认为，巴西的大国地位更多体现在“地区大国”上，当前的巴西尚不具备成为像中国、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的条件。但是在某些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一些地区事务上，巴西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并且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这也体现出巴西正处于一种崛起状态。另外，从近6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巴西也的确处在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中，各项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改善便证实了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巴西也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相对优势和更大的政策空间。正因如此，多数国际金融机构普遍看好巴西在“后危机时期”的增长预期。因此，可以说，巴西当前正处在其有史以来的最佳发展阶段。

    但必须承认的是，巴西在其崛起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巴西的综合国力依然不强。不管是从“硬实力”还是从“软实力”分析，巴西的国家实力不仅与当今的世界大国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其他新兴大国相比也有一定距离。巴西前外交部长塞尔索•拉费尔在分析巴西外交挑战时认为，巴西与中国、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存在巨大差异，地处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曾是与美国形成对峙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而位于国际格局边缘地带的巴西，其实并非乔治•凯南所说的那种可怕的“魔怪国家（monster country）”。其次，巴西的地区领导地位并未得到南美国家的普遍认同。巴西在实现地区一体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仍无法消除邻国的不信任感，特别是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南美主要国家更是认为巴西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没有尽到作为地区第一大国的责任。因此，巴西应在地区内和国际范围内正确权衡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适当照顾本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只有这样巴西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认同。但真正实现这种成熟的外交，巴西仍有较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另外，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对巴西崛起构成制约。美国是西半球的霸主，巴西是南美和拉美的地区大国，同时两国分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两国的双重身份构成了巴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其一是西半球霸主与西半球地区大国的矛盾，其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因此，两国关系在合作方面上能走多远，在制约与反制约方面能达到何种程度，是巴西实现其“崛起”所面临的最大变数，并且它也将牵涉巴西国际战略的全局。（周志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