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粥小菜：蒋介石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多少年来，蒋介石作为“四大家族”之首，被对手们骂的体无完肤，当然生活上也被抹黑的极尽奢华、锦衣玉食甚至荒淫无度。
其实，从他的贴身侍卫以及将领们们一些回忆录里我们看到，蒋介石生活的另一面，其实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家老头，虽然政治上腐败、军事上独裁，而生活上却异常简朴，不喝茶、不饮酒、不喝咖啡，常年只是清水一杯，饮食上也只是清粥小菜。这对一个曾经是“九五之尊”的统治者来说还是蛮可贵的。

蒋介石的一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做体操、洗澡；晚上十一点洗澡就寝，午睡四十分钟。信奉基督教之后，又添了按时祷告的功课。这些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与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时严格的校规有关，以后渐渐习惯成了自然。

蒋介石不吸烟，对满身烟味的人尤为厌恶。对非嫡系将领还能忍耐，如果是黄埔子弟则要遭殃了。如果被他看到手指被烟熏黄，或是闻到身上的烟味，蒋介石就要大发脾气，因为他认为“吸香烟者一定爱吸鸦片”。他的好几个亲朋故旧，因为沾染了“阿芙蓉”的烟瘾渐渐被他冷落。所以晋见他的人而又烟瘾极大者，总是先躲进陈布雷的办公室猛抽几口，然后脱下外套在风口处吹吹，才敢进他的办公室。唯一例外的人就是他的笔杆子陈布雷，蒋介石不但特许他可以随处抽烟，还总是把美国人送的三五香烟隔三差五的给陈布雷送过去。台湾时期，宋美龄为了保持身材，也开始抽上了烟，他知道蒋介石讨厌烟味，就在自己的书房里抽，这个习惯只维持了几年。宋美龄有皮肤过敏症，如吃到海鲜或是沾上了花粉，就会全身皮肤红肿难受不堪。后来她发现抽烟弊多利少，干脆就不再抽烟了。

蒋介石平时从不吃到十分饱，八分饱就差不多了。但他自己从不记着添饭的次数，只好让夫人宋美龄监督。有时候小菜很对胃口不禁吃忘了，添了两小碗还想要添，被宋美龄制止住，也就罢了。有一次夫人不在身边，侍从乖乖的听话，不觉多添了一次，蒋介石感觉胃胀的难受，问清后发现自己吃多了还发了脾气。

蒋介石的饮食以素菜为主，量也不多，所以官员们最怕他请客，吃不对口，更吃不饱。一次他宴请帮他从上海复兴岛逃到舟山的徐品富船长，除了在别人面前摆上几碟海鲜，自己面前就只有三碟素菜。蒋介石虽然看重饮食口味，但绝不挑食，自家就餐的时候，桌子上的菜都会动一点点。但他对西餐的兴趣总是不高，宁愿吃家乡的小菜。蒋介石平时最爱吃的家乡小菜，比如鸡汁烤芋艿头或鸡汁芋艿汤，咸菜雪里红，还有毛福梅做的霉腐乳、臭冬瓜等等，另外对奉化别有风味的“奉蚶”也情有独钟。主食蒋介石则喜欢吃石碾子白米饭和宁波猪油汤圆。如果到了杭州，当然是要品尝一条“西湖醋鱼”不可了。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依旧不喜欢大吃大喝，还是爱吃些江浙小菜，如水煮笋头、酱菜、小黄瓜等等，而芝麻酱则是他最好的佐餐佳品，因为满口假牙，他的主食会吃一点稀饭。蒋介石还经常教育儿孙们办事不要铺张，吃东西不要浪费。抗战期间，二公子蒋纬国结婚，蒋介石并没有亲自参加婚礼，而是叫胡宗南做主婚人，并叫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胡宗南：“纬国的婚事，老帅通知不收礼，更不准铺张，届时由你代表家长主持婚礼即可。”一次他带着孝勇、孝武两个孙子吃饭，侍者给每人端上来一块西瓜，蒋介石亲自用水果刀把一块瓜切为两半，分给两个孙子，还谆谆教导他们以后吃东西要节省，不要随意浪费，简朴的做派活生生就像一个邻家的老头。

蒋介石的衣着也很简单，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穿戴。在办公室的穿戴一般是草绿色军便装，或是灰色中山装，国共重庆谈判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就穿这类中山装，并不穿军装；在散步的时候他一般爱穿深色中山装；在正规场合一般是蓝袍黑马褂，头戴深灰礼帽。这种打扮是国府官员的规定穿戴。在家乡溪口一般只穿长衫、长袍，不着马褂，和乡里百姓一样。在起居室一般穿枣色纺绸长衫或铜色睡衣和圆口布鞋。蒋介石喜欢穿松软的旧衣服，一件衣服往往要穿好多年。他有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在寒冷的季节外出时，无论穿军装还是中式服装，蒋总爱披一件黑色斗篷，身边人都叫“黑大氅”。他在重庆时穿的一件“黑大氅”，到台湾也一直在穿，一直未换新的。

蒋介石对下属的要求也很严格，甚至对他们的头发和胡子的长短都有要求，如果有谁会衣冠不整就会挨骂了。因为他自己无论春夏秋冬从来都是穿戴整齐，三伏天气上衣的风纪扣也会扣得严严实实，也不会挽起袖子。他仪态端庄，从不会不修边幅。在黄埔时期还经常是脚蹬马靴，手戴雪白手套。蒋虽然讲究私谊，但对有困难请求济助的下属，最多只批200元，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

蒋介石尤为反感属下借他的光来“吃拿卡要”。一次蒋去湖南，临行前对侍卫长王世和告诫说：“你们到了那里，切勿大吃大喝，叨扰何云樵（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字）先生。”而何键招待侍卫们的菜肴却很丰盛，中餐从中午十一点吃到下午三点，吃完午餐就开始吃晚餐，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山珍海味令侍卫们至今难忘。幸好此事未被蒋介石知道。临走前，何键送给侍卫们每人一对洞庭湖水鸭绒被一条、枕一对。蒋介石耳有所闻，于是叫来王世和追问，最后命令他们向何键退还了才算罢休。

黄埔一期学生何云曾经当过蒋介石的侍卫长，在他任杭州公安局长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杭州澄庐休假，何云就摆出六大盆菜招待随员，侍卫们正吃得高兴，蒋介石夫妇走进屋来，看见此状大为光火，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盆，还把何云臭骂了一顿。还有一次在武汉，蒋介石和随从们租住在教会的房子里，京汉铁路局长何竟武也是他的黄埔一期学生，送来了一卡车西瓜，看到房里放不下于是就堆在了门外。蒋介石回来一见，追问后得知是何送来的，于是打电话把何竟武叫了过来，大骂说：“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西瓜也被蒋介石打烂了好几个，又命令他赶快拉走。对属下如此，即便是他自己，也并不例外。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回到老家溪口，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买了两条甲鱼，做成菜给蒋介石端上桌，蒋一见大怒，申斥他说：“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蒋介石在经济上公私非常分明，台湾“总统府”的支出，从1958年一直到他去世，从未增加过预算。蒋介石的那部座驾，也是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购置的，带到台湾去一直用了十年，直到1956年宋美龄从美国带回另一辆旧车，才换下他的旧车。就连逢年过节给属下红包，也都是自掏腰包。跟随蒋家父子43年的蒋介石侍从副官翁元就体会过蒋介石几次发红包的趣事。一次年节翁元被蒋介石叫到办公室，蒋小心翼翼的打开自己的钱包，拿出一叠十元的钞票，共一百元，递给翁元，一面还嘱咐要他“好好的用，不要浪费”。五六十年代台湾财政拮据，一百元已不是个小数目了。而侍从副官又和侍卫官不一样，虽然服务内容相似，但属于内勤人员，不在侍卫之册，所以这些费用必须要蒋介石掏自己的荷包了。还有一次发红包，蒋介石数着数着觉得好像多出了一张，仔细清点之后，又把多出的那张抽了回去，可见他用钱之谨慎。他的节俭个性还是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美德。

蒋介石的办公室也没有什么特色，办公桌上的摆设也很简单，因自己不喝茶不吸烟，所以连烟缸、茶杯都没有。桌前只是一把很普通的扶手椅子，床下的一对沙发椅套着洁净的白布套，整个办公室并没有花花草草以及字画之类的点缀，地板陈旧的已经脱了漆，连地毯也没有铺。蒋介石到台湾后，在“总统府”更是常年坐着一把藤椅。抗战时期，他在武昌和重庆的办公室，陈设大体差不多，只不过更为简单一些。

在三十年代，蒋介石夫妇的膳食费，每天也只有三元，包括男女佣和司厨各一。宋美龄的穿戴，也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厉害，她只喜欢宽大的连衣裙和旗袍。冬季她总是穿深色衣服，外面套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发型总是挽一个小髻，落落大方，绝无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宋氏三姐妹衣饰大体相同。宋美龄尤喜旗袍，做了好多件，可经常穿的只有两三件，这点和一般的女人无异。别以为宋美龄买衣料随心所欲，相反，她总是跑上好几家店，问明价格，选择中意的地方盘算着去买，而对教会的赞助则要慷慨得多，尽量有求必应，可能和她信仰基督教有关。当时上海小报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身边人却不知道有这件事，事后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宋美龄也有秘书室，她的女秘书能力和学识都是上乘，但都其貌不扬：一个嘴上动过手术有明显疤痕，一个身材矮小长得不顺眼，一个虽然身体健壮但是一只眼睛却有毛病，后又来个男秘书还是个秃子。宋美龄的厨房也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并没有过多的酒肉海鲜，而是按少量够用和新鲜的原则来配置的。宋氏生性浪漫，有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很喜欢野炊，蒋介石也渐受影响、情趣颇高。一次在中山陵两人架锅造饭，不擅厨艺的宋美龄也跃跃欲试的做了一道菜，结果把鸡蛋炒的焦黑，惨不忍睹，不好意思拿过来，还频频道歉。蒋介石为了不扫夫人的兴致，同时也避免把鸡蛋浪费掉，同样吃的津津有味，一面吃一面还说：“好吃的，好吃，真好吃”。这个老小孩似的举动，令侍卫们忍俊不禁。

讲述这些细节的大都是蒋介石身边的将领和侍卫官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而且除翁元之外，这些人不是被俘就是自愿留在大陆。作为文史资料和回忆文章，地点又不是在蒋氏统治的台湾，他们应该没有刻意粉饰美化蒋介石的必要，而因写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应该是可以作为“三亲”的客观可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