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和反义词是什么:“人文主义”：传统文化人本思想之二

一提到“人文主义”这个词，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想到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似乎人文主义是欧洲的专利。其实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而且与欧洲的人文主义一样，它也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它的基本精神也是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反对神性和蒙昧主义。
　　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欧洲相比，两者又有所区别。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重人轻神、以人为本，二是重道轻器、以德为先，三是重民爱民、民为邦本。
　　
一，重人轻神、以人为本
　　同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国文化早期也曾有过原始宗教笼罩的时期。但从西周时期疑“天”思潮和“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被动地祈求上天的恩赐，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事的力量上。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春秋末年，诸子百家兴起，尤其是儒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以人为中心，以人伦道德为本位，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使中国文化完全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道路。
　　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不仅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还要“中考之人”，人是恒定万物的尺度。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尤突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并充分肯定了人有“下长万物，上参天地”的能力，“天地之性人为贵”。道家重“道”，而“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说道家把人还给了自然，认为人能自觉地效法自然规律，领悟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人和天、地、道一样伟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这种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和人的价值，一切为了人，把人视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思想，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即孔子所说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虽然中国也有宗教，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始终没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信仰，中华民族也从未陷入过失去理性的宗教迷狂。相反，这些宗教反而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影响，自身产生了变化。如道教不把人的灵与肉截然分开，也不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不讲灵魂的拯救，讲究的是自己的修炼，生命价值在道教中得到极大的重视，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续。而中国佛教的代表禅宗，提出了人性即佛性之说，肯定了现世之人、现实生活的意义。
　　在中国，神和宗教始终是围绕人世问题活动的，是被作为为人事服务的工具对待的。这种重视人世间生活，而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极少加以关注，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的特色。故在早期中国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从2000多年前的孔子到明清以后的新儒学，世俗的君权始终高于宗教神权，人的地位始终超过神的地位。诚如王阳明所言：“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鬼神了。”（《王文成公全集》卷31引卷3）
　　
二，重道轻器，以德为先
　　这里所谓的道，主要指孔子所认为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等，简单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伦理的人论。以此为起点，它主张在伦理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是以道德为本位的，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价值也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境界。因此，无论是人生价值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
　　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本体的“道德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深层结构，也是其思想内核。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重道而轻物。在义与利关系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名与身的关系上，表现为重名轻身；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社会（伦理）而轻自然；在理与欲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理轻欲，以道制欲。
　　重道轻器的思想，说到底就是重精神轻物欲。这种价值追求，把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紧紧地限定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和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关系之中，把人生理想限定在社会政治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使得人生具有极大的人情味，闪耀着传统人道主义的光辉。它使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较为丰富，情感心理较为稳定，自我调适机能较为发达，并在价值认同和文化心理方面，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固摄作用。它在今天，仍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惶惑”，“形上的迷失”和“存在的危机”，有助于救治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的荒谬处境。
　　
三、重民爱民，民为邦本
　　始于西周的人文主义思潮，把政治与伦理道德引入天命之中。其中的伦理因素发展为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而其政治因素则发展为重民爱民、民为邦本即“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民本主义”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作为传统的继承发扬者，不仅吸纳而且大大发扬了这种意识和传统，其德政和仁政学说，就系统地反映了民本主义最基本的内容。
　　孔子提出重民、利民、富民的主张，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一个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统治者遵守。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为老百姓树立道德榜样，“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学说，使民本主义在理论上趋于完善。他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说，民众与民心对君主统治和国家的兴亡具有决定意义，君主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民众的需要。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去了民心。相反亦然。所以，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把取得民众的拥护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荀子的关于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其民本思想。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思想。
　　道家也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芒。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法家虽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民众，但仍承认民心的向背是执法的基础，立国的根本。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管子说：“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也。”
　　历代统治者也都承认人民在立国兴邦方面的重要性。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192）。
　　总之，“民为邦本”、“使民以财”、“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它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深层结构之中，是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的。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贡赋才能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众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削君亡”就在所难免。
　　就中国民本思想的实质而言，民本观念强调的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平等；民主观念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来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主与民本既内在相通，又各有偏重。“民本”可为“民主”的基础，“民主”亦可为“民本”的体现。所以“民为邦本”观念虽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但其仍不失为古代社会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民主精华，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它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世人生，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人的经验和实用理性。这种理性对于“六合之外”的彼岸世界和自然界背后的本体和规律虽然不乏兴趣，然其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短于抽象思辨、逻辑推理，而长于从实际经验出发，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意义；缺少科学、数学理论和形式逻辑，而拥有较多的实用技术发明和安邦治国的方略，与西方人文主义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