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万力轮胎:文革中的十月

    １０月１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共１５０万人，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重申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社论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是明确表示要继续追究刘少奇、邓小平在六月份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的“路线错误”。

    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全文见本刊ｚｋ０２１０ｃ）。《紧急指示》是根据林彪的建议而发布的，当天，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师生１０万人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紧急指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许多在“文革”初期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迫害的学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１０月６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地方院校师生１０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１０月５日转发的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周恩来讲话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

    １０月８日，天津市有关方面统计公布了全市“扫四旧”所抄财物的数字。据统计，从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全市“扫四旧”总共抄出财物１３０００汽车。其中有：现金５５６万元，存款４０５０万元，公债２６１万元，黄金４万多两，金银饰品６万多件，银元６０多万块。

    １０月９日，叶群指使江腾蛟抄了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他们都是江青三十年代历史的知情人。

    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印发了林彪８月１３日的讲话作为会议文件。叶剑英在当天下午的分组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１月，还有４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备战。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１０月１６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毛泽东批示要把陈伯达的这一讲话“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讲话的全文见本刊ｚｋ０２１０ｃ）

    １０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１５０万人。

    １０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称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此后，红卫兵开始盛行徒步串联。

    １０月２３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刘、邓检讨全文分别见本刊ｚｋ０１１１ｄ、ｚｋ９９０７ａ）。９月１４日，毛泽东曾在刘少奇检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检讨稿的送审稿上作出批示，也表示肯定。

    １０月２４、２５日，毛泽东、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内容见本刊ｚｋ０２１０ｃ）

    １０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２０周年的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１０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性的讲话。（讲话内容见本刊ｚｋ０２１０ｃ）

    １０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说：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一、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地组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串联，适当控制来京人数。二、为了不使北京接待工作过份困难，决定从１１月１日到５日，各地来京进行串联的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各线铁路局停开来京学生专列５天。三、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改变列车运行方向。四、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各种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职务。五、凡是革命师生专列都要派人民解放军随车值勤，协助维持乘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并在列车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六、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一九六七年

    １０月１日，北京５０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８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久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定要解放台湾！”

    １０月２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厦门军管会，要求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电话指出：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使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反国际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１０月２日至４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竟集体坑杀７６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１２月２４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说：“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份发动起来了。”“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我们现在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７月１４日到武汉，一直到２１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它不咬人吗？它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是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各学校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就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通知》附了姚文元的信，信中说：“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信中在谈到代表如何产生时说：多数人认为不一定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选，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信中说：一致认为不能选“刘邓陶”、“彭罗陆杨”进入九大。在谈到党的领导机关时，信中建议：“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信中还建议：“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或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信中认为：“‘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信中的部份意见为“九大”所接受。

    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规定》说：“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述，无理取闹，乘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１０月１９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最后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

    １０月２８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下令废除在牧区实行的生产责任制。要求批判“包产到户”，“两定一奖”，明确规定“再不搞奖赔”，取消“定息和牲畜报酬”。

    ◇一九六八年

    １０月１日，北京５０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大会，其余出席大会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说：“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文艺，欣欣向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小撮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讲话结束时的口号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粉碎美帝、苏修勾结瓜分世界的阴谋！”

    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个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空前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斗争。”“经过革命大批判锻炼的广大革命群众，大大地提高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憎恨资本主义道路，把反修防修作为最重要的战斗任务。”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若干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这一指示，是一切单位，一切部门，一切机关斗、批、改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工人阶级派出工人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同那里革命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毛主席总结了群众经验提出的伟大战略部署。通过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整党。认真地清理阶级队伍，是我们整党、建党的基础。一定要切切实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斗、批、改中，要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决清除出去，才能纯洁党的队伍，才能保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伟大指示逐步实现。”社论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今天，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了。站在反帝反修前线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广泛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矛盾重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重。以苏修叛徒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互相倾轧，分崩离析。美帝、苏修豢养的各国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在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

    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导，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传达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兴办了大量“五七”干校。

    １０月１３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八届中央委员９７人（去世１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９８人中，因大批已被打倒或被审查，所以实到中央委员４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人。到会中央委员不足开会所需的半数，所以会议将１０位候补中央委员补为正式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他们是：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７４人列席了会议，总计出席会议的人数为１３３人。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另外还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１０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在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１２０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３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日，周恩来也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时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五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一共１２人。”“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

    １０月１３日，浙江省出动军队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武力围剿“温联总”组织，伤亡多人。浙江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地区后，为了尽快消灭“温联总”所属群众组织，浙江驻军领导人熊应堂调动２０多个连队配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６路攻打“温联总”总部所在地梧田镇，把“温联总”从市区赶到郊区，又从郊区赶到瑞安、平阳，一直追击到福建。打死群众２３人，打伤７０多人，捆绑、关押５００多人，抄了１６００多户农民的家。这一事件受到中央军委办事组通报批评。

    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文章传达毛泽东关于整党说过的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文章批判刘少奇说：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文章还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１０月２０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

    １０月３１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在谈到“二月逆流”时，毛说：“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嘛，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

    １０月３１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公报说：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份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严肃地批判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对于国际形势，公报说：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一九六九年

    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０周年的集会和游行过程中，毛泽东与北朝鲜崔庸健委员长交谈时说：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关于斯大林问题，毛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个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关于中苏两国关系，毛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另外，在庆祝会上，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讲话，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关于国际形势，他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空前孤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实行扩军备战，并且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派入侵老挝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五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１０月１１日，《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去世。

    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通知要求：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此前，毛泽东已前往武汉，林彪已到苏州。此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按照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达成的协议，双方将于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进行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警惕苏联利用谈判发动突然袭击，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１８日２１时３０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这个指示传达到１１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卫戍区。另外，同日下达的还有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给总参二部、三部的指示（第三个号令），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个号令）。１９日，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当即指示：烧掉。

    １０月２０日，中苏两国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

    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份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一批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更多的高等院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设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份家属下放农村。到１９７１年７月，全国原有的４３４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３２８所。

    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批示解决贵州问题，决定调整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核心小组代理组长；调原驻广西的６９０８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原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留京学习，此后，李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１９７１年３月至４月，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

    １０月２９日，《红旗》杂志第１１期发表《智取威虎山》剧本及剧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像》，要求要“爱护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由此导致各地演出样板戏时，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人物身上的一个补丁都不能变动，否则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

    ◇一九七○年

    １０月１日，４０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１周年，毛泽东专门邀请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及夫人到天安门城楼参加集会，毛对斯诺说：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来的也就是他们。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扫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在国际上，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正如毛主席今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反美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非常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和欧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１０月１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一年。”“亿万革命群众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广泛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毛主席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指引下，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我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团结对敌，把美帝及其走狗，打得焦头烂额。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英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下，正在同美帝操纵的约旦反动军事当局浴血奋战，坚持反对美帝和以色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社论号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１０月８日和１０日，毛泽东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毛说：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但做起来，有主有次。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信心不足，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他们一定不打。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当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说：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两个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在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德姆维尔询问，在１９６９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吧？毛回答说：就是那个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教员里头有坏人同时学生里头也有坏人。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罚什么人。关于世界革命，毛指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人不能代替别国去革命，好像你们法国大革命那样，并不是美国人帮忙去代替的。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第一次书面检讨上作批示。主要内容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的。”毛泽东其中关于“反潮流”的话，导致了后来的“反潮流”运动。

    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叶群的第一次书面检讨上批示。主要内容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误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１０月２４日，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２０周年大会，同日，全国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５部故事片，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以前拍摄的影片。

    ◇一九七一年

    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林陈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通知。毛泽东批示：同意。通知说：“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１０人组成。”通知还要求：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１０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毛泽东批示：同意。通知说：“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１０同志组成，即日工作，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说：中央决定：在１０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中央准备在１０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

    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时说：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至于打，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

    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

    ◇一九七二年

    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是在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精神下写的，体现了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进行治理整顿的思想。文章说：“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取消理科，这是十分有害的。”“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后来，该文遭到批判，１９７３年冬，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把加强理论基础研究说成是复旧。

    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学习笔记：《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撰写、《人民日报》理论部修改后发表的。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主张，不仅在生产领域里行不通，在政治领域里也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追求‘绝对自由’出发，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当成该打倒的权威。”文章还列举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现：“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该文依据的是周恩来要求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后来遭到批判。

    ◇一九七三年

    １０月１日，“两报一刊”为庆祝建国２４周年发表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十大召开，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要以十大文件为武器，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要充份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１０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成”的文章：《林彪一伙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实质》，对林彪提出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批判。文章说，林彪的“唯生产力论”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当年刘少奇一伙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唯生产力论”只强调了“社会发展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否定了先进阶级的革命和继续革命，因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极左的修正主义。

    ◇一九七四年

    １０月１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摘要如下：“我们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欢度国庆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斗争，推动着世界历史车轮前进。”

    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第十期发表“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评法批儒”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是姚文元策划和修改完稿的。从６月５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文章，到最后刊出，历时近４个月。

    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打电话给王洪文，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当天晚上就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隔了几日，才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１０月１７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与邓小平就“风庆轮”问题发生争执，邓小平愤然离场。

    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其中说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毛泽东当即批判了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这一谈话，到１９８０年作为罪行被写进了对王洪文的起诉书中，说王洪文企图阻止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交谈中，毛认为：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一九七五年

    １０月７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主持起草完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又简称为《论总纲》，是由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等人根据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的多次讲话精神撰写的。该文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１０月７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联名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还附了《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信是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定为“诬告信”，刘冰等人被送到清华大学农场劳动监督。

    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乌尔·比耶迪奇时，当对方说到：“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会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想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毛泽东说：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没有什么可怕，无非是多死一些人。要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了。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

    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欧洲局势问题说：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一个共同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苏联改变了，不是列宁了，不是斯大林了，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是列宁的叛徒，叛变了列宁，叛变了斯大林。美国到处保护，保护日本，……又保护欧洲，……我看不行。靠你们自己，靠别人是第二位的。

    ◇一九七六年

    １０月１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说邓小平“迫害主席”。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江青还说：“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１０月２日，华国锋首次就“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作出反击，他在外交部９月３０日送审的乔冠华即将作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１０月３日，王洪文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１０月５日，叶剑英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１０月６日晚８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突然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玉泉山十九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确认了华、叶、汪的行动，并在叶剑英的建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１０月７日，《光明日报》按原计划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标本——批判〈论总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这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迷惑江青集团在上海的成员而故意刊登的。

    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以及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中共中央的决定：撤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