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立新药业有限公司:鲁迅与胡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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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比较
——和李泽厚的对话
刘再复:你读了李慎之先生写给舒芜的信了吗?信中说,最近他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有个很大的转变。他说:“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经过整整半世纪对胡适的批判和对鲁迅的推崇,最后李慎之作了这样的判断,可见中国有一些知识者的思想真的独立了,不再被时代的风气和权力的意志所左右,尽管我想和李慎之先生作些商榷。
李泽厚:这封信我读过了。没想到李慎之文笔那么好,年纪快八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比许多年轻一辈、两辈的学人都写得好,没有八股味,想得清楚,写出来就清楚。鲁迅与胡适,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个性。他们也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化作出贡献的,其贡献的方面并不相同。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觉得鲁迅最了不起。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文学方式包括小说、散文和杂文,向各种陈旧传统作韧性的启蒙战斗,但同时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寻求。鲁迅是“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这使他的启蒙比胡适(包括陈独秀)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刘再复:因为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香港作家》主编梅子先生约我写篇文章。我首先用两个概念表述了基本看法,一个是“奇迹”,一个是“悲剧”。说是奇迹,是指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鲁迅在白话文的草创阶段,也就是在刚刚进行另一种语言方式的写作实验时,他的小说就写得那么精彩,语言那么成熟,文体那么独特,真是奇了。单凭他的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徬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还有另一点也很奇,他的思想那么深刻,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那么深刻。鲁迅代表着新的文学时代的深度,这一点,其他现代作家(包括胡适)望尘莫及。
李泽厚:从启蒙的角度上说,胡适比鲁迅更注重政治上的启蒙。如李慎之所说,他主要是:感受和认识美国的民主制度、法治观念等,而且坚信不移。他反对过国民党,晚年仍支持雷震。他自觉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过。鲁迅则完全是个作家。以前神化鲁迅,给他戴了许多“家”的帽子,其中最重要的三顶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八十年代,我们去掉他第一顶帽子,现在似乎应该去掉第二顶,而只保留第三顶:鲁迅是文学家,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这才还其本来面目。文学诉诸情感,所以才有“人谁不爱鲁”?产鲁迅的启蒙诉诸人的情感方面。胡适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但是,胡并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倒是鲁迅身体力行地挖掘了孤独的内涵。鲁迅的孤独感与悲怆感具有超时代的形而上的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同时又有他深刻感受到的时代内涵,所以极有深度,非胡适所能比拟。
刘再复:鲁迅也是思想家。现代作家中的杰出者如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钱锺书等都不是思想家。有深邃思想,是鲁迅一大特点。但鲁迅的本体本色,的确是伟大作家。从作家的特点去读鲁迅,才能真正把握鲁迅,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片面形态与偏激形态的价值,即他的情感价值。你一再强调应该注意鲁迅“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这的确是个关键。正是超越了启蒙,鲁迅才进入其他启蒙家(包括胡适)无法进入的极为深邃的精神层面。当启蒙者们进入时髦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游戏中时,鲁迅却单独地踏进了另一个精神维度,这就是叩问人的存在意义的维度。这一点很不简单。
李泽厚:“不宽容”倒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这恰恰又只是文学——情感上的!它能激励人们,而并不是也不能特别是不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性观念来对待。胡适为人做事都比较宽容,这倒与他的政治理念相吻合,而这恰恰不是文学的。但中国缺乏的倒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宽容气慨和作风。政治立场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宽容态度有其独立的价值。鲁迅的确说了许多激愤的话,如你所说,我们不应当把作家情感愤激之辞当作理性的普遍原则,这会带来许多问题。毛泽东读鲁迅,恐怕就有这方面的误读误用。李慎之说“误导”,其实更多的恐怕是“误读误用”,把文艺作品激发的情感态度当作是理性的正确认识。例如“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变成政治理念的原则,就产生了种种置人于绝境的暴力。
刘再复:胡适的思想虽不如鲁迅深刻,但他一向主张改良,主张一个一个研究问题,整个思路是建设性的。他从尝试用白话写诗到考证几部古典长篇到文学史、哲学史、禅宗研究,都是建设性的开风气之先。他的缺点是建设力度,深度不够。他倡导语言改革,功劳很大,但语言思考的精神深度与西方的索绪尔(Saussure)、维德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相比就显得单薄。他在中国开了自由主义先河,但也只是表面功夫。因为建设底蕴不足,所以没有创造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典籍,结果其他思潮一来,便溃不成形。这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教训。鲁迅虽有深度,在实际上也埋头建设,但因为对中国传统与现实坏的方面看得太透,便产生一种“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的思路,革命性很强。毛泽东后来强调“不破不立”,而且说明自己的心与鲁迅相通,大约正是在“破字当头”这一点上最为相通。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包括反省二十世纪整个中国历史,应当承认,我们过去是破坏太多,建设太少。鲁迅的先破后立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的确是破坏性思路、也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思路占了上风:情绪有余,理性不足;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二十一世纪应该有个大转变,应当把思索与行为的重心转到建设上来。胡适许多贡献是建设性的,例如他提倡白话文,写新诗《尝试集》,写《中国哲学史》等等。五十年代大规模批胡适,但批不倒他的《红楼梦考证》等考证成果。鲁迅后期的政治情绪非常鲜明,但并没有
刘再复:鲁迅已经诞生一百二十周年,逝世六十五年了。有了时间距离,我们的思考就比较冷静,心态也会比较正常。那种捍卫鲁迅的脆弱心态与“解构鲁迅”的痞子心态以及市场炒作心态,离我们很远。今天我们把鲁迅和胡适作一比较,也是学术的平常事。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两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贡献,已经没有甚么疑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