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菊口腔 牙齿美白: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16:17:28
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 赵国俊、周晓英、张斌

1.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历史回顾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但都在20世纪得到迅速的成长。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门学科从名不见经传到逐渐为世人所了解,直到今天它们开始用与时代(信息时代)名称相同的字眼命名自己的学科群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其间,走过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发展道路。

 

(1)20世纪档案学领域的主要理论研究成就

尽管档案起源于约5 000年之前,档案工作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但档案学的诞生却是近代的事情。档案学研究最早出现在欧洲,1571年德国档案学家亚克伯·冯·拉明根在海德堡出版的《综合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等两部著作,是目前各国档案学史料文献中所见最早的档案学专著。17—18世纪,档案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正式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却是19世纪的事情了。

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在1804 年出版的专著《档案学的理论思想》中第一次使用了“档案学”概念。之后分别于1806年和1834年创办的《档案学和文书学》、《档案学、古文书学和历史学》杂志,也都使用了“档案学”这一名词。但最早对档案学学科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的则是曾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历史学家朗格鲁。1885年,他在《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档案馆的科学》,第一次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

“档案学”一词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35年,滕固在其所著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指出: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相关记载。在1940年出版的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一书中,也提到了“档案学”概念。[1]

中外档案学科学概念的出现以及之后档案学研究的深入,表明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1996 年,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所作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报告中提出:“本世纪档案思想发展史反映了不同国度、传统和载体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我们认为,20世纪档案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是伴随着世界各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较为完整的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不断完善。

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起源,应追溯到19 世纪末期。1898年,荷兰三位档案学家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出版了著名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他们的重大贡献是阐述了档案的性质和档案整理的最重要原则。该手册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诠释了最重要的档案原则,即来源原则。三位档案学家在手册中阐述的思想是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是现代档案学理论产生的重要标志。1956年,美国档案学家西奥多·谢伦伯格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誉为“现代档案人员的圣经”。

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希拉里·詹金逊1922 年出版《档案管理手册》,拓展和普及了荷兰“手册”的基本思想。他创造性地提出“档案组合”的概念,运用和发展了档案来源原则。1940年,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即把现行文件到档案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通过对这一“生命周期”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从而实现文件档案的整体规划和科学管理。

1953年,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副馆长阿道夫·布伦内克出版《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他提出的“自由来源原则”发展了来源原则,在档案整理中按来源联系基础上的事由保持档案文件的有机联系。

1956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副馆长西奥多·谢伦伯格出版《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提出了著名的“文件双重价值论”,即文件具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在档案整理和编目上,谢伦伯格创造了“文件组合”概念。谢伦伯格被公认为现代档案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20 世纪70年代,美国的杰拉尔德·汉姆针对档案管理的发展特点提出“后保管时代档案范例”的思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资源司特里·库克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并使其具有广泛影响。特里·库克等认为,在“后保管时代”,档案事业的关注焦点将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从分析个别文件的性质和特征转向更好了解导致文件产生的业务职能、活动、任务、事物处理和工作流程;从根据文件内在价值或研究价值进行鉴定转向宏观鉴定形成者的主要职能、计划和活动并挑选出反映它们的最精练文件永久保存。总之,这种新的“后保管”范例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

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局长詹姆斯·罗兹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把文件生命周期按管理程序分为文件的形成、文件的使用与管理、文件的处置与文件的档案管理四个阶段。

中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重要标志就是民国时期几十部档案学著作的陆续问世。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合理汲取旧中国和苏联档案学理论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档案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档案学理论,逐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20 世纪,中国档案学建设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科学,它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档案学者在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起源、定义和价值、科技档案管理、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等理论研究方面为世界档案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档案事业史研究和外国档案管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档案学应用理论和技术研究成绩斐然,其中档案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尤其突出,一部分成果达到国际水平。

这样一些中国档案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贡献同样在世界档案学理论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既是一位出色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新中国著名的档案学家。他的一些理论论断如“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等,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档案事业体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档案学教育和研究的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教授,是20 世纪中国档案学发展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诸多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一批档案学者,创建了新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使档案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特别是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

冯惠玲教授是我国新时期档案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档案信息记录和保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世界各国档案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冯惠玲教授即敏锐地把握了这一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她是我国最早涉足该研究领域的档案学者之一。冯惠玲教授有关电子文件特性、电子文件价值鉴定、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档案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2)20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主要理论研究成就[2]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情况非常相像,尽管图书馆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历史却并不长。

图书馆学被认为发端于17 世纪的欧洲大陆,法国人加布里·诺德的《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意见书》是近代图书馆学最早的著作。19世纪中期,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进一步完善了以公共图书馆管理为核心的“图书馆管理学”。早期图书馆学具有明显的经验描述性质,因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仍被人们认为处于“经验图书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人麦威尔·杜威的研究成果使“经验图书馆学”达到理论高峰,尽管人们对杜威“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但它一直在美国取得统治性地位,并且对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930年前后美国产生了“芝加哥学派和学院派图书馆学”,部分图书馆学家开始关注与图书馆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并以新的图书馆学体系挑战“经验图书馆学”。

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图书馆学”是一种追求实用主义的图书馆学,不讲求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从具体工作和技术的角度,以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实际问题。1928 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诞生的“芝加哥学派和学院派图书馆学”,开始致力于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将图书馆看做是一个社会机构,开始了用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研究图书馆问题,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他的著作《图书馆学导论》被认为是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真正里程碑。他主张把图书馆学从单纯实用的、技术性的研究推向科学研究阶段,并对图书馆的本质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在具体科研实践上,这时的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分类、编目工作、书目资源管理、文献采编、文献保存和保护等基本课题。

20 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相应地产生了主要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服务的情报科学。信息论等新学科的出现,使图书馆学家有了新的理论工具。一部分图书馆学家引入信息论等相关理论,以信息交流的模式解释图书馆的活动,建立了情报学。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一词问世于1959年,但1945年,V.布什的《诚如所思》一文的发表被认为是情报学诞生的标志,从此,一个崭新的学科—— 情报学以勃勃生机开始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香农创立的信息论和维纳创立的控制论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则为情报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技术手段方面的重要条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这个时期非常注重文献和文献工作的研究,分类、编目、文摘、索引以及对文献的组织和检索的研究成为了该阶段的研究重点。

20 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文献开始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情报的积累与利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开始出现,计算机开始逐步应用于信息的组织与检索,人们逐步加深了对文献信息交流过程的认识,情报学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情报学家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贡献卓著的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诺夫等。萨瑞塞维克认为情报学与文献学、图书馆学不同,它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领域,他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的科学,它要研究情报、情报交流或科学交流的特性,研究情报用户、评价情报系统等。布鲁克斯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主张情报学应当有独特的领域和自己的原理与方法;主张情报学要立足于知识的利用;重视定量研究,认为“情报科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就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米哈依诺夫确立了当代情报学最经典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科学交流的重要性,强调情报学的对象是科学情报的构成和一般性质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科学交流过程的规律性。

而此时,图书馆学也引进情报学的理论精华,开始了以提高信息交流效率为目标的学科方向转型。许多图书馆学家进入情报学领域,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学者,就是没有明确进入情报学领域的图书馆学家也在研究中增加了对情报交流过程规律性的探索。转型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的谢拉和印度的阮冈纳赞。谢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两栖”学者,他既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情报学家。谢拉认为,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图书的地方,而且是利用文字记录的系统,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在对任何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要的交流网中起着联系作用。谢拉的图书馆学思想深受社会学的影响,他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社会认识论”。他认为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对社会的影响”的科学,据此他还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具备有关知识的知识,图书馆工作是对人的知识的管理,它在一切学问中是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阮冈纳赞的代表作是《图书馆学五定律》,它总结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指出了图书馆工作的重要规范,阐明了图书馆工作各要素和各种工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该阶段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和成就主要是:机读目录的编制、集中编目、引文分析、文献计量学、文献信息交流过程、图书情报机构管理等。20 世纪70年代开始,图书馆学、情报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遍减少了对社会公共福利的经费支持,图书馆业的发展因而受到直接影响。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市场的形成,使西方各主要国家开始步入信息社会。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界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其基础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已经不是图书馆和情报工作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以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封闭性”进行批判为特点的“开放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代表人物哈里斯借鉴和引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进行了创新。与一部分学者所持的社会信息化并没有改变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服务机构的根本性质,并没有理由改变这些机构所奉行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的看法相左,以兰开斯特、哈里斯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以“信息社会论”为基础的新的学术思想。他们认为,在信息社会不能再继续死抱着过去公共图书馆运营的一整套原则不放了,它们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幻想在信息市场化浪潮中继续保留远离商业化的“净土”是要被时代淘汰的。他们主张在传统的图书情报服务中导入市场机制,通过有偿、高效、“精英化”的服务,通过数字化网络提高服务水平,参与当代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竞争。兰开斯特是这一思想的早期代表,他的一系列观点如“图书馆消亡”、“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将由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承担”、“无纸化社会到来”等观点十分激进。

20 世纪80年代后,哈里斯对这种思想的系统阐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关于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基本使命,将从“教育”让位给“民主主义文化的武器库”的论点,以及关于图书馆仍可以看做是一个公共部门,但它的服务可以按照市场原理运作的论点,特别是关于随着美国经济政策逐渐转变,美国信息政策也将从强调信息公平转向强调信息产业界利益的判断等,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20 世纪8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技术比较普遍地应用于图书情报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教育等问题受到了图书情报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工作中心也开始转移到图书情报网络化建设、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联机情报检索、情报检索系统、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等问题上。

20 世纪90年代,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展开,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高速发展,信息服务的主体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行为方式也与过去不同,图书馆面临社会其他信息服务机构的竞争,同时,图书馆等传统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领域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的管理与发展问题,关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存取、检索、利用和传递问题,关注多媒体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与检索问题等。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产生于对数字图书馆、元数据的研究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知识的组织和提取原理与方式的研究。

中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是在20 世纪初开始产生的。起初,主要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的著作为主。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日渐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点的图书馆学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除了应用性的论著之外,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中国图书馆学学者杜定友和刘国均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无论是杜定友的“三要素说”(书、人、法),还是刘国均的“四要素说”(图书、人员、设备、方法)、“五要素说”(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都是对客观规律性的准确反映,其理论影响延续至今天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图书馆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学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工作从经验描述转变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微观领域,而是宏观与微观并重;批评性的研究开始转向建设性研究;形成多元化理论格局,各种学派学说纷纷涌现。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者对世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其中尤以宓浩提出的知识交流论具有代表性。

 

2.   2、20世纪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

 

(1)档案学在20世纪发展的主要特征

1)伴随着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档案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20世纪是档案学研究最活跃、档案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各国档案学者从本国的档案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档案学理论观点,从而构建了比较成熟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2)档案学的发展受档案事业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档案学理论不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固定模式,20世纪档案学理论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档案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趋势。如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档案学对社会信息化的最直接的响应。

3)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由传统的国家模式逐步向社会模式转变。20世纪档案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思想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出历史学家取代法官成为档案专业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公民对档案所抱有的不同期望。随着档案概念基础的变化,档案工作重点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保管记录活动的证据变为确保这种证据的确实产生,进而确保上述活动本身有可信证据作为证明的活动。档案人员也因此由消极的文献记录保存者变为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仅仅继承文件的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保管者变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明确历史责任感的积极干预者。[3]这种角色转变的要求导致档案人员将职能重心从实体管理转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由浅入深、由物理控制向智能控制的转变。[4]

 

(2)档案学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科,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建构了基本的理论体系,但学科内容有待深化。

2)档案学发展相对封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尚显不足。

3)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从世界范围看,档案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分散性,有规划、有组织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4)档案学重视对档案管理技术和方法等微观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宏观研究,特别是较少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把档案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事物进行研究。图书馆学一个世纪中经历了从经验图书馆学到学院派图书馆学,再到科学图书馆学研究的过程,研究对象也从传统图书馆到电子图书馆,再到虚拟图书馆,直至数字图书馆;情报学则从对文献工作的研究开始,到研究文献的交流过程,再到研究信息交流,直至今天研究知识的组织和提取。百年当中这两个学科经历了诞生——发展——成熟的发展过程。图书馆学、情报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产生了众多的学术流派、众多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逐步趋于增强。

 

(3)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在20世纪的发展特征

1)学科体系的相对稳定。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上以信息的采集、组织、加工、存储、检索、传播和服务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因而其学科体系是比较确定和稳定的,但这种稳定也是相对的,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下,这两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同时还在不断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解构和整合,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调整和变迁态势。

2)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融合发展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自然”产生。科学与社会的发展使图书馆学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营养,特别是在将信息科学、信息技术引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之后,以信息交流模式解释和指导图书馆的活动,使学科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则更加直接地进一步促进了图书馆学扩展研究对象、丰富理论内涵、提高研究水平。目前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的学科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实际上,不仅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界限愈发不清晰,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在发生着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主要融合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同时又吸收计算机科学、通讯科学、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科学等多个学科知识营养而形成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开始产生。尽管中外的学者们还没有对该学科群的具体名称达成统一意见,但对该学科群的存在和良好发展前景,还是普遍持认同态度的。

3)受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受信息技术的影响非常大,非常直接。几乎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都会给两门学科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信息技术使信息处理呈现自动化、网络化、职能化的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给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丰富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

4)研究对象的发展经历着从文献管理到信息管理再到知识管理的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提出的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的发展经历着从对传统的纸质的图书、资料管理的研究,到对社会信息管理的研究,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又发展为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正在不断为知识的发现、获取和利用作出贡献。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中介业的快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网络信息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信息的有偿服务等新问题的出现,给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未来图书馆的社会定位、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和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但直至目前为止,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基本上还局限于研究探讨与图书情报管理工作相关的技术问题和解决随机发生的具体管理问题,基础理论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应用研究,这主要表现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低谷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总体上致力于外延的扩大,对内涵的挖掘不够;此外,实际信息服务工作中面临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既没有从技术上、方法上,更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和解决。

 

3.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前沿分支学科

 

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均得到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分支研究领域,这些分支领域给各个学科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加强了它们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渗透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些分支领域以及相应形成的分支学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基本上不是分别以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原有学科界限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彻底打破这种界限,以它们所共处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为基本框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其中更具影响力和较好发展前途的若干分支学科。

 

(1)社会信息学

社会信息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致力于研究“信息化过程中社会方面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信息技术在社会和组织变革中的角色,信息技术在社会环境中的应用,应用信息技术的组织受社会力量和社会实践影响的方式等问题。[5]由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探讨信息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对于促进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社会信息学提供了一种从社会各方面综合考虑技术问题的全新视角,它关注信息化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适应了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社会信息学已经有了正规的学术组织,有了相关的学术刊物,经常举办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开始在大学教育中立足,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的大学里都制定了社会信息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培养计划。[6]

 

(2)网络计量学

网络计量学是一门对网络文献及其形成规律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科学。网络化信息资源以及网络用户数量的急剧增长,迫切需要学术界能提供一种科学的数字信息的计量方法,而传统的文献计量方法在网络信息计量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以提供一种新型的网络计量工具为目的的学科——网络计量学就应运而生了。网络计量学重点开展对万维网信息的科学计量研究,主要研究网络文献著者规律、网络文献分布规律、网络文献老化规律、网络文献的相互引用规律等。网络计量学是网络技术、统计学和文献计量学理论合三而一的产物,它继承了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并将之推广应用到网络环境中。[7]

 

(3)信息伦理学

20 世纪70年代产生了以研究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为对象的计算机伦理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伦理学进一步发展为信息伦理学。与计算机伦理学相比,信息伦理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研究、识别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信息伦理学是应因特网、虚拟现实、远程医疗等新事物出现和发展的要求而创立的。我国学者将信息伦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三方面:信息生产中的伦理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和信息共享等问题;信息收集与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包括信息审查制度、信息隐私权、知识自由等;信息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包括信息获取的自由和平等,信息的正确性等。目前,国外大学比较普遍地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设了信息伦理学的课程,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建立了“伦理项目小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INFOethics网站,并每年召开以信息伦理为议题的国际会议。国际上信息伦理学的学术专著逐年增多,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学术机构也不胜枚举。我国也已经有学者出版了信息伦理方面的专著,有关方面还建立了一个关于计算机网络伦理、法律与文化的研究和建构方面的专门网站。[8]

 

(4)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以及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群的总称。信息经济学产生于20 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信息经济学可以分为宏观信息经济学和微观信息经济学两大部分,宏观信息经济学以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为代表,主要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贸易问题,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信息经济理论与信息经济测度方法、信息产业与宏观信息市场、社会经济信息化与信息经济政策、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观信息经济学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代表,主要研究市场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后果,其主要研究内容是:市场信息的形式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最优信息经济的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信息机制以及微观信息市场等。[9]

我国从20 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介绍和引进西方信息经济学的知识、翻译了大量信息经济学名著,对信息经济学学科群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并运用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我国信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1989年成立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现已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相关的专著和教材,并在高等院校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

 

(5)信息法学

信息法学主要研究信息产生、传播、收集、处理、存储、应用、交换等各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不同的信息主体之间转让信息所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单独的信息法,但针对信息管理活动出台的法律法规已有很多,初步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对信息的生产、加工、传输、利用以及其中所生成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对于保证信息管理活动健康顺利的发展,加快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信息法学的研究重点在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产业发展、

信息流通、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人员、信息机构组织、信息物资管理、信息安全保密、信息产权、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上,特别是在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自由与平等、信息共享与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信息犯罪、信息网络中的法律冲突、信息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10]

 

(6)信息资源管理学

信息资源管理是为了确保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信息资源实施计划、预算、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一种人类管理活动。信息资源管理学是围绕人类的信息资源管理活动而形成的知识体系。20 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思想在政府部门的文书管理领域和工商行业的企业管理领域开始萌芽,20世纪60和 70年代是信息资源管理思想互相渗透、融合并走向成熟时期,20世纪80年代是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繁荣和广泛传播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将信息资源管理推向了一个新高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以后信息资源管理类学科之间的集成和整合的需要,导致了一门渗透性很强的横断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产生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的核心是过程管理、网络管理和宏观政策管理的研究,过程管理研究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和服务方式,将经过组织和开发的信息资源传递给作为消费者的用户的基本环节和循环过程;网络管理研究如何使众多的信息系统真正集结为一个整体,使网络内的信息系统能够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而提供高质量的网络信息服务;宏观政策管理研究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组织落实,实施对所有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宏观调控行为。信息资源管理学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信息资源管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的一般过程研究、信息用户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研究、信息资源管理教育研究等。[11]

 

(7)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

信息检索问题一直是信息资源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一直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最为关注的核心领域。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向传统的信息检索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的信息检索语言和检索工具得以进一步改造,有了很多新变化,而且也导致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产生,跨语言检索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多媒体信息检索技术等就是在计算机和因特网快速发展条件下得到迅速推广的几项技术。跨语言检索系统允许用户以他们熟悉的语言构造检索提问式,然后使用该提问式检索以系统支持的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文献。[12]跨语言信息检索常用的方法是自由文本方法,主要使用同源匹配、提问式翻译、文献翻译或者语间转换技术等方式进行检索,可用于回溯检索、定题服务系统以及自适应过滤系统中。自然语言处理是指在一个或多个语言分析层次上分析和表示自然出现的文本和语音文档的各种计算机技术的总称,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计算机取得像人类处理一样的语言处理结果。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数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传统的多媒体信息检索是通过多媒体的外部属性和简单的文字描述来进行标引,建立多媒体信息的元数据库来支持查询,没有脱离文本、数值和关键词的检索范畴,而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检索利用多媒体的概念级内容、感知特性、逻辑关系、信号特性以及特定领域的特征等几个层次的内容对多媒体进行标引和检索,其采用的技术涉及数据库系统、信号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图像理解、语音识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多个方面。[13]

 

4.当代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热点

 

(1)档案学的研究热点

20 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组成部分的档案信息系统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看到,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档案和档案管理活动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技术含量提高,电子文件日益增多,文件管理与业务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其真实性保障更加复杂,电子文件管理需要同时满足行政管理、生产管理、业务管理等管理活动过程控制和永久保管真实历史记忆的双重要求。二是社会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网上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服务为特征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档案职业立足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条件。上述特点对档案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其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内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重大调整和充实,甚至引发档案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重构档案学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中国加入WTO 以后国际经济和信息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我国档案工作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档案和档案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档案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社会、国家、公民对档案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根据档案工作对象与工作方法的变化,拓展研究领域,以科学地阐明档案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以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国民经济信息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信息化为契机,以办公自动化系统、文件档案一体化系统等的应用为突破口,拓展文件管理、档案管理的功能范畴,延伸和扩展档案学学科内容,使档案学真正形成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

 

1)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

来源原则是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和基本原则,它立足于档案的本质属性,确立了一种档案管理不同于图书或其他文献资料管理的独特方法——按照来源组建全宗进行管理。从20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促使中外档案学者对来源原则在新时代的适用性和生命力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传统的“机关来源”尽管概念直观、明确并易于掌握,但面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却往往力不从心,因为辨别电子文件的原始形成机关变得相当困难。为此,一些研究者要求拓展“来源”概念的含义,不再将其单一地理解为直观、明确的“文件形成机关”;同时把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过程”也视为来源的表现形式,使来源原则更好地适应电子文件形成者众多、形成过程复杂的特点。这种新的来源观在坚持传统的来源原则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对“来源”概念进行了科学地拓展和丰富,成功地适应了电子文件的新特点和新挑战,是来源原则在电子文件时代的一种自我调整和修正,更是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

 

2)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新思考。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客观描述文件运动过程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出了文件的运动规律,为文件全过程的有效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20 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一些学者质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对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对应的保管场所等问题都提出了不同看法。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了名称全新的“文件连续体理论”,试图以此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借助一个多维坐标体系来描述文件的运动过程,通过运用全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突出电子文件运动过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展现电子文件各阶段相互关联、影响甚至转化的可能性,力求更好地适应电子文件各阶段界限日趋模糊、联系却越发明显的运动特点。中国档案界“文件连续体理论”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发展了这种理论。

 

3)档案价值鉴定理论。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也在应对电子文件的挑战中获得了完善和发展,中外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宏观、系统和超前的特点。这一时期欧美档案学者提出了影响较大的三种鉴定理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代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应通过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间接体现。“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在于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因而鉴定的着眼点应转向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宏观鉴定战略”主张鉴定时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需要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鉴定的重点应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三种鉴定理论均属于一种宏观鉴定思想,这种思想使鉴定对象从文件自身变为文件形成者,鉴定标准从文件的具体内容变为文件形成者的宏观职能,鉴定时间从文件形成之后变为形成之时甚至形成之前,并可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进行鉴定。其进步意义在于更好地适应了电子文件的特点,使鉴定不再依赖于文件实体、不再局限于内容标准,并且实现了鉴定时间的前移,更有利于满足信息可流动而且易变动的电子文件的鉴定需求。

 

4)电子文件管理理论。

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档案学者无法回避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对文件生命周期的重新思考”,还是当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发展,都与电子文件及其管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当代档案学者几乎都被迫将电子文件及其管理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电子文件管理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档案学专业论坛。中国档案界在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方面虽然时间较晚,但进展很快。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电子文件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2001年,冯惠玲主编的《电子文件管理教程》出版,有关电子文件管理的科研项目陆续开展。我国档案部门工作人员、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官员、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一起,参加了由加拿大、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电子文件真实性的永久保护国际研究项目InterPARES。该项目第一期1999—2001年已经结项,目前已经进入2002—2006年的第二期项目阶段。1999—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冯惠玲教授主持研究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文件管理模式与方法研究”,以矩阵表的方式说明了元数据管理、鉴定、归档、著录、认证、加密、权限设置、备份、迁移、载体转换、追踪、审计等管理方法的共同运作机制,研究了特殊技术环境中电子文件,如电子邮件、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电子文件、数据库电子文件、网站电子文件等的特点和管理方法,提供了电子文件管理软件系统设计、开发、实施与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5)档案知识管理与服务。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创新,其核心是通过在组织内部创建一个有效的机制,以便管理组织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而提高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强竞争优势。知识管理作为信息管理在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发展,对信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信息的集成性、信息的开发性和对信息的全过程控制以及提供管理的信息知识服务等。实现对用户的知识服务,档案工作者首先要确立档案知识服务理念,以信息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用户提供有效的支持。其次是根据社会对档案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双重需求,创新档案信息服务机制,如建立档案信息咨询机构以及现行文件服务中心等新型档案服务机构。第三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知识化。

一方面档案工作者要通过完善检索体系,更加有效地指导利用者查询所需信息;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档案编研的优势,使其在网络环境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第四是发展档案信息服务方式,档案工作人员针对具体用户的具体需要和过程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如编制档案网络资源导引工具,为用户提供专业分类导引;对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产品增加新的附加值,即实现“从提供相关信息到提供答案”的重要转变。第五是与合作圈协作共谋发展。如与信息技术专家、法律专家、安全专家及网络信息服务商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之路。

 

6)档案法制理论。

在信息时代,档案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关联愈加密切,与档案相关的法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用法律手段处理档案方面的事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方式。相应地需要由档案学研究和解释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就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而言,现实社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档案法律关系问题、档案法制体系结构问题、档案法律监督问题、档案法制基础建设问题、档案立法技术问题、档案执法机制问题、档案执法过程中的权责关系问题等已经引起社会各有关方面的重视,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预计作为信息法学重要分支的档案法学,将在强大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在新世纪前20年内逐步形成并健康发展。

 

(2)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热点

与档案学的研究一样,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近期的研究热点众多,表现了两门学科生机勃勃的发展潜力。这些热点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信息组织与管理方面。信息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研究热点主要有:数字图书馆、元数据、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搜索引擎、基于内容的检索、智能检索、网络导航、信息构建、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资源共享等等。

2)信息传播与服务方面。信息传播与服务方面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信息化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用户与信息查询行为、信息服务效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战略等等。

3)知识组织与管理方面。知识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研究热点主要有:知识管理、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问题、知识库建设、知识仓库的设计、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挖掘和知识发现等等。

4)信息技术方面。信息技术方面的热点主要有:自动化网络技术、自动标引与分类技术、自动语言规范技术、智能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5)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方面。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方面的热点主要包括:教育体制改革、专业方向确立、培养目标设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等等。

 

5.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展望

 

在信息社会,在信息世界,以探究信息资源管理客观规律为使命的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有理由也有可能条件在巨大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将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将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基本框架内迅速成长。

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新学科、新知识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各门学科、各种知识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又日趋突出。这不仅表现为同一学科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相互融合。随着社会发展,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日趋密切,以这三个学科为主体构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趋势日益显明,三个学科将相互依托,在这一学科群的总体框架内迅速发展。

第二,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展。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存在并不能取代三个学科的社会功能,因此,三个学科不仅不会自然而然地消亡,而且各自还会得到更加健康和有特色的成长,特别是各自的研究范围方面进一步拓展。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的职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职能拓展是大势所趋。这些工作的发展,相应整个社会信息资源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带来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不仅要研究相应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要研究信息资源管理事业的宏观管理;不仅要研究档案工作、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本身,而且更重要的要研究各种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社会属性,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研究相应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问题”;要研究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本身,还要关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规律。

第三,跨学科研究将成为突出特点。

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在科学研究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与其说是本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同时也包括其他学科有着很广泛和深刻的关联。为此,未来的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必须是跨学科的,它们一定要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系统论、经济学、法学、大众传播学、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优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四,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并重。

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受技术因素影响较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新技术特别是各种飞速发展中的信息技术总是能很快地被应用于档案工作和图书情报工作中,并不断给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推动学科的发展。但是,近年来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界的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日益重视在信息的收集、组织、管理、提供利用过程中的一些非技术因素的研究。为此,将来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将会进一步呈现出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并重的态势。

第五,研究将趋于国际化。

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可否认在它们的学科领域中有一部分理论研究会受到国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但是,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应用性的科学,它们中一些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又具有自然的属性,是完全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在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着共同性的课题,其中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问题,也包括相当多的基础理论问题。这样一个特点就决定了在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领域存在大量跨越国界、跨越社会制度差异、跨越文化传统区别的“共同规律”,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中的人们,完全可以更多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共同研究事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共同发展相应的学问。我们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交流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具有实质意义,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