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百得和雨虹哪个好:中国政坛加速“新陈代谢”-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年伊始，中国政坛加速“新陈代谢”进程，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作人事铺垫。从现在起到中共十八大前，一些目前在任的省部级官员将因年龄原因退出高层，这意味?中国今年内还将进行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将有更多的“60后”政坛新人进入省部级决策层。藉过去数月中国政坛的人事变化新动向，可以对今年人事大换血的方向有所推测。

　　百多位“60后”入省部决策层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副市长黄卫结束了在京两年又一个月的任职，调任为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常委。黄卫在北京市9名副市长中排位第5，调任后，黄卫以常务副主席身份，在新疆自治区政府8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

　　与黄卫同期发生职务变化的还有：新疆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党委组织部部长韩勇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胡伟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胡伟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经此番人事调整后，新疆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年轻化、高学历化趋势更加明显：包括1961年出生的黄卫和1962年出生的胡伟在内，7位“60后”常委占该自治区党委班子中的近半数;自治区政府9位主席、副主席中，“60后”占5席;拥有博士头衔者占3位。

　　截至到2010年12月前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高官已突破百人。在被称为“共和国一代”的“50后”集体执掌地方大权后，“60后”官员群体也开始进入权力通道，并逐渐成为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

　　新疆进行人事调整和干部选拔的思路颇具代表性。

　　截至到2010年12月前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60后”省部级党政大员多在3人以下，而北京、天津、重庆、山东均为4人，湖南有6人，上海、西藏、新疆则多达7人。总体来看，内地“60后”高官大多执掌党政要职，握有实权。

　　以「60后」省部级官员年龄看，多数生于1965年之前。1965年后出生者也有，例如江西省副省长谢茹(1968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1967年)等。

　　在「60后」一代中，官拜最高阶者包括：1967年出生的陆昊，现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63年出生的胡春华，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1960年出生的周强，现任湖南省委书记。以上三人都有在团中央工作经历。此外，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孙政才和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也均为「60后」。

　　分析人士认为，内地「60后」省部级官员集中上位，既是为「十二五」作人事储备，同时也是在为十八大培养后备力量。2009年2月，党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执政党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此后，中组部又印发了另一份重要文件──《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为优秀年轻干部成长开辟了「快车道」。

　　「央地」官场「换血」规模空前

　　2010年12月6日，刚过完60岁生日的原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并在2天后被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代省长。

　　李学勇多年来一直从事科技工作，被调往经济强省江苏，体现出中央对「十二五」期间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视。

　　在李学勇之前，已有多位「京官」赴地方执掌大权。2010年8月下旬，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鹿心社调任甘肃省委常委、副书记;同月，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娄勤俭调任陕西省委常委，随后被任命为该省副省长;更早之前的7月下旬，原中纪委副书记张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央地互动」常态化，并且被制度化，是2010年内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大的手笔之一。据统计，2009年底至2010年底，中央已对150多名省部级党政官员进行调整，规模为近年之最。主要以省(区)委书记、省长、省(区)委组织部部长、省(区)纪委书记之间的异地调动为特点，明确地传递了中央在干部调整工作中突出中央与地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调整趋势，干部交流的速度逐渐加快。

　　通过此轮干部交流还能看出，中央对中西部的支持。在55名已公开资料的交流干部中，超六成中央官员被选派到中西部地区任职。一方面表明中央对中西部发展的绝对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以行政任命的方式，让干部人才为中西部的发展出力。

　　2010年下半年，中组部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与省区市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工作。至12月中旬，66名厅局级「京官」多数已「空降」至各省市，按照「进一出一、统筹安排」的原则，各省市选派的66名官员也已基本到中央就位。对于厅局级「京官」来说，他们到地方任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是挂职，现在则为任职。

　　相较以往，此次「央地互动」涉及人数之众前所未有。来自官方的数字称，自中共十七大至2009年底，中央、国家机关交流到地方的干部为40人次，地方交流到中央、国家机关66人次。也就是说，2010年下半年干部交流数量为前两年之和。

　　值得注意的是，「京官」到地方的真正目的是要当「操盘手」。经过对目前已公开资料的55名中央交流官员的统计，43人分别任县、市一级的(副)书记、(副)市长、县长，主政一方，此外还有2人是党政一肩挑。在所统计的官员中，仅有8人有基层工作经验，其余47人均属于「出了校门进衙门」，基层履历为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指出，让「京官」主政地方原因有二：首先是接受历练、了解民情;其次是在加入决策层后，可以更有效地将对的政策理解传达给地方。

　　据了解，2010年的央地互动只是试点，今后每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到地方任职的人数不少于120名。目前中央直属机关的司局级官员有2000人左右，依照目前局级干部中2/3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情况分析，每年选派120人约占6%，约10年后，绝大多数局级干部都会拥有基层锻炼的经验。

　　为何要下这番力气让「央地」官场「换血」?中共高层在2010年10月和12月举行的两次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回答了这一问题。将「京官」派至基层，依照习近平所言，是使这批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选派地方干部到中央，则如李源潮所说，「是改善中央机关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也是中青年干部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

　　「上下互动」成地方政坛新潮流

　　干部交流不仅正在提速，形式也推陈出新。一些地方组织部门最近推出的「上下互动」，即是对「央地互动」形式的一种效法。

　　2010年12月7日，山西对外公布了该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在一套「6+7」组合拳中，关于干部交流方面的要求尤其引人注目。山西地方版的干部交流规定，不仅强调要继续坚持各地党政一把手的常规性交流，还要求异地任职的县级党政一把手实行跨市交流，省直机关和基层县市也要进行干部交流。对于不服从交流安排且无正当理由的干部，将被免职待岗。

　　山西省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称，此次「干部交流的地域和范围之广为历年罕见」，并认为「此举对于促进该省区域协调发展、防范用人上不正之风将产生重要作用」。

　　山西采取的省直机关与基层干部上下交流的方式，与「央地互动」思路如出一辙。河北省近日也启动了类似方案，开展县市领导干部与省直机关的交流工作。初批涉及省直机关和基层干部各30人，基层干部集中于县处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要求其中县(市)委副书记(正县级)20名，作为县市区党政正职人员进行培养，另要求县(市)委常委、政府副县(市)长10名。

　　山西、河北两地的人事制度改革是全国干部交流提速的缩影。实际上，自中央下发《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后，各地也都陆续出台了实施该份纲要的档，根据各自情况提出了关于加大干部交流的安排。

　　干部交流，无论是「上下互动」还是「央地互动」，其好处都是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在一地长期坐大专权，并可借跨部门的工作经验，培养干部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提高执政时眼手协调能力。

　　但密集的干部调整亦有两面性。近日出版的新华社《瞭望》杂志指出，干部交流中的一些弊端正在逐步暴露出来。例如，家庭因素的羁绊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令不少优秀干部无法跻身交流行列。此外，干部交流在官员晋升中权重越来越大，但操作过程透明度有限，干部交流容易受制于不正当因素。此外，干部交流在制度安排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瞭望》杂志引用一位地方组织官员的话说，地方上的「上下交流」实际上是「强化了干部和干部的关系，而不是干部和群众的联系」。

　　中国政坛「代际继替」拉开序幕

　　「60后」高官群体有?共通的成长经历：他们既有儿时经历「文革」的记忆，又有对中学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的切身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规高等教育。后一点被认为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十分正面的作用。

　　经过高等教育，并接受过思想解放浪潮的「60后」高官们，最醒目的政坛标签之一就是「高知」。

　　以新疆自治区领导班子为例，在黄卫履新后，共有3位博士副主席。其中黄卫是工科博士，并有工程院院士身份。胡伟是法学博士。出生于1956年的靳诺也是法学博士。

　　时代背景决定了「60后」省部级高官的专业多以经济、法律、行政管理等文科专业为主，且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较大。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中国高官中，以工科出身者为多。因此，「高学历文科生从政」取代「工程师治国」已成为一大趋势。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在《「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中指出，「60后」省部级干部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路径、团中央路径、研究机构路径等。

　　具体例子有，周强25岁法学硕士毕业后，在司法部工作十年，进入共青团中央，直至2006年到湖南任省长;黄卫和孙政才都是从学术领域改道从政，两人还都有在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任职的经历。

　　在内地政坛，通过政府机关步步擢升的「60后」官员甚众，其优势是熟悉政府内部决策程序、人脉亦广;此外，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选拔出的高级领导干部比重也在不断增大，接近从机关直接升迁者，这也反映出干部队伍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改革趋势。

　　另外，关于出身于「团口」的「60后」高官比重，海外一些舆论认为是在30%左右，但内地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实际要远低于这一数字。不过，「团口」出身的「60后」官员在过去两年中获得的仕途机会的确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自身优势也很明显，例如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等。

　　统计显示，「60后」省部级官员从毕业到晋升至副部级的平均年限为21年左右，晋升到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有『代际继替』的问题。」随?大批年富力强、高学历且经历丰富的「60后」官员涌入各级领导层，中国政坛的「代际继替」已经拉开序幕，这对于保持中央和地方党政班子的领导活力以及优化高层官员队伍结构来说，都是有利的。「接班人」与「战略」这两个词频频出现在高层领导的讲话中，无疑透露出中共正在为「代际继替」谋篇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