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到底如何看中国人?

　　我们的形象 他们如何看我们

　　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华裔和政府领导人的贡献与影响最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虽然充满期待，可备受关注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还无法在“十一”前播出。国新办相关负责官员则向本刊记者表示，从未正式发布过该片将在“国庆档”播出的消息，媒体此前对于该片播出时间的报道存在问题。

　　由于意义重大，《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制作完成后将开始一系列审片过程。其间，完善和修改在所难免。本刊记者获知，到9月下旬该片可能进入第一轮审片。

　　审慎和严谨的原因无需多言。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30年后，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最为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感受到1978年以来生活和社会的变化。但是，为何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些还停留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落后、愚昧？

　　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如何认识国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几经变化。从天朝上国到失落自卑，从自信的革命国家到虚心的学习心态。然而，直到今天，什么人能够代表中国人？外国人到底如何看待中国人？仍然存在不同解读乃至误判。

　　他们到底如何看我们？

　　谁能代表中国人

　　一直以来，外国人都以“Chinese”，即“中国人”一词来称呼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甚至在无法判断国籍的时候也用来称呼华裔。

　　在这样一个数量庞大、主体层次众多的群体中，谁对中国人的形象产生了最大影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课题组之前为期两年多的研究，曾涉及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个答案。

　　按照身份特征，这项研究将“中国人”设定为政府领导人、商界或企业界名人、文化和演艺名人、体育名人、专家学者、其他名人、普通人等7个类别。此外，尽管“中国人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人物不一定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但是报道一定与中国人形象有关。因此，“华裔”被专门作为一个类别加以考察。

　　根据世界主流印刷媒体涉华报道的统计数据显示，华裔占据39.07%的篇幅，政府领导人为18.77%，文化演艺名人10%，专家学者4.88%，其他均在6%至8%之间。

　　“华裔”或者“华人”其实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拥有居住地国国籍、打算获得居住地国籍、第一代以后的移民等等，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统计显示，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影响，有的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具有知名度优势的中国政府领导人。

　　课题组执行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主任何辉告诉本刊记者，他说，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视作品和唐人街。唐人街就是华裔的代表，而外国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也直接来自对当地华人的感观。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交通和资讯的不发达，外国人无法亲自到达中国。因此，当地华人、媒体和影视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的最主要渠道。30年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他们也为外国人和媒体观察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直观素材。研究认为，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华裔和政府领导人的贡献与影响最大。

　　不过，在涉及华裔的报道中，负面评价占37.6%，正面仅占16.1%，态度不明显的占46.3%，负面评价比重为第二高。正面评价最高的是文化演艺名人，达到64.86%。由此可以看到，文化演艺界名人对中国形象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比较多。其中最大的原因，仍是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误读和偏见，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力、为自身需要捏造的中国威胁论，往往会首先落在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政府领导人身上。

　　另外，腐败问题影响着国家的形象。比如国外媒体大肆报道一些中国官员到国外购房，一掷千金。

　　不过何辉说，这一情况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很大改善。北京奥运会、“5.12”地震和玉树地震中政府和官员的表现，使外媒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

　　在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上，中国政府和领导在经济方面的形象较其他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同时，在外交方面，由于改进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和加大了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呈现出积极开放的形象。

　　普通人在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比较多，排在专家、体育明星之前。可以说，在西方新闻从业者人本主义思想的背景下，记者的眼光更多地关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提高自身素质，建立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大事件中的中国人

　　“美国早期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很糟糕， 大部分是清代中国人的影子，思想落后、行动慢吞吞的。”何辉对本刊说。

　　他说，在美国早期表现中国人的影视作品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傅满洲”和“陈查理”。“这是两个很著名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样子邪恶，陈查理是一个外国人演的中国人，形象也很古怪。”

　　而中国的女性形象，在早期西方人眼中多是“勤劳的、吃苦的、裹着小脚、命运悲惨的农村女性”，或者是生活在唐人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

　　何辉认为，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三位功夫巨星，对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具有改变作用。

　　“过去许多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李小龙让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了新的看法，表现了中国人勇武的一面，而成龙则通过他的功夫表演表现了中国人灵巧与幽默的一面，李连杰更多的是把正宗的、优美的中国功夫带给了全世界。”

　　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以新世纪为开端有了新的变化。

　　“这要从一系列重要事件开始说起，”何辉说，西方媒体的习惯是关注大事件、关注灾难、关注冲突，所以往往这样的事件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何辉和他的课题组曾在美国最大的法律、新闻资料数据库中检索了2000年12月20日到2003年12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所有标题包含“China”(中国)或者“Chinese”(中国人)的播出文字稿，并进行了分析。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同时期的播出文字稿也进行了检索并进行了分析。

　　这两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最主要的内容是：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2001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2001年11月中国入世、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2003年初的SARS事件以及2003年底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这六件事。

　　在这个新阶段，中国能够积极通过一些行为扭转自己的不利形象。比如，在SARS事件中，西方媒体本来对中国的报道偏重负面。但是，随着中国及时公开信息，情况发生了扭转。

　　虽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外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但是陈刚认为，“仍然是负面的东西偏多，尽管有些内容已经变得中性了一点，还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对国家形象塑造的要求。”

　　他们关心我们什么？

　　不同的国家和媒体对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态度既一致又有不同。对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费加罗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本《读卖新闻》、西班牙《国家报》和美国《时代》杂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媒体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报道正面居多、或态度不明显。

　　美国的《时代》等虽然对外说以客观报道为主，但负面报道远远多于正面报道。比如从2001年12月到2003年12月，《纽约时报》针对中国的负面、否定性报道一共有453篇，占总报道数的26%，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人权状况、法律制度等方面。肯定性报道只有139篇，占涉华总报道量的8%，主要是在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

　　而从政治文章的报道倾向统计，正面的只有17篇，负面的有135篇，不带倾向性的119篇。

　　何辉觉得，如果说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中国画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这个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时又是“多病”的和“面目丑陋”的，“西方主流媒体不能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体系下面，跟他们想法不符合的现象，他们都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

　　一般情况下，控制国际话语权的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最为关心中国的经济情况，其次是外交、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费加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比较多关注中国经济、企业的媒体，其对中国的整体评价较高、倾向性不明显或负面报道少于正面报道。

　　总体上讲，经济、文化、科技都会给中国人的形象加分。以《费加罗报》为例，在统计时间段内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报道中60%为正面、有74篇。负面仅有3篇。

　　对于中国的发展，它们普遍认为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以中国企业为例，正、负面报道比例在《费加罗报》是13:1，《国家报》是3:1，《泰晤士报》是4:1，《纽约时报》大约是10:1。

　　人权、死刑等问题，及社会法律是外媒攻击最多的领域。同时，医疗卫生、环境也给中国人的形象带来不利影响。显然，它们并不赞同不同制度带来的差异，而是更多以自身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甚至无视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说三道四。

　　真正塑造中国人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广告学系主任陈刚则认为，对西方媒体不能苛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

　　他说：“有些报道出现了，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不客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报道的作者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和习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有点误会，如何能增进了解、消除误会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在何辉看来，这次以拍国家形象广告的形式来进行国家形象的推广，这样的外宣效果，就比从前迈进了一大步。

　　何辉也表示，很多时候外宣工作的效果是不可控的，“有时愿望很良好，但是效果并不好，做得很辛苦，对目标人群起不了作用。”

　　“外国人一般不看CCTV 9。中国制作的国际形象宣传片过去也有不少，但是外国的电视台如果不感兴趣或有所排斥，就可能没有办法播出。”他说，“中国制作的宣传册，即使再精美，也可能摆不到想摆的位置。比如把宣传册摆在国外的大学里，人家可以不看。我们想往人家政府机构内送，往往也不可能，所以效果往往很难衡量。”

　　陈刚则认为，非常关键的是要强调沟通。“比起我们比较常用的‘宏大叙事’，外国人的眼睛和心灵，更容易被一些个人经历与人本性的描述所打动。要通过人来把中国的变化表现出来。”他说。

　　何辉说，现在的外国媒体也比较关注普通中国人。“现在很多国家的国际机场都挤满了中国人，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常多。如果把人比喻成化学里的分子，普通中国人在‘分子’意义上也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他们的表现更直观，更容易被外国人记住。”

　　最近30年来随着国门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海外，他们不仅表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同时负担着改变中国人形象的任务。

　　“只要是中国人，其实都肩负着维护中国形象的责任，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形象不是一两个国家形象片或者一两个大事件能够改变的，需要每个人用行动来说明。因为每个人的行为，不论是否凸显，如同溪流汇海，本质上都是构成代表中国形象的中国人行为的一部分。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因此也具有国民激励之作用。”何辉说。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中国和中国人

　　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

　　口述 | 周宁(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 整理 | 本刊记者米艾尼

　　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颠覆性的自我认同危机，从天朝上国沦落到濒临亡国亡教亡种的“半野蛮国度”。中国曾不再能够从想象中低劣的“四夷”中认同自我，反而不断要从强势的“西方”那里获得现代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西方面前，我们或发现自身的落后、专制、愚昧、野蛮，或者完全相反，发现自身的进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样，人们似乎总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寻找认同，才能找到现代中国的自我。

　　现代中国的构建过程是在特定的中西之间的想象域完成的。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

　　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

　　然而，现代世界却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不同地区文化圈。其实，不论就历史、未来还是现实而言，了解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多少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命运。

　　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中国人形象则是个多棱镜。

　　有界限的日本

　　首先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现在，西方已经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日本人认为，自己也属于西方。

　　从日本古代到16世纪之前，日本始终是一元性的积极移植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的文明模式。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面临西方技术文明的巨大冲击，开始尝试进行多元化文化输入。

　　要注意到的是，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一直在“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他们非常敏感地要跟中国划清界线，要证明日本跟东方无关、跟中国无关。所以在20世纪的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唯恐厌恶之不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蔑视中国的情绪一度减轻，但是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逐渐恢复了自信。它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再一次和战前蔑视中国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后来随着中日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人开始不断感受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崛起中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逐步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的形象---“世界工厂”、“共产主义政权”、“最大的消费国家”、“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等一系列话语成为了日本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1990年后，延续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调，首先是日本为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摆脱战后制定的“非战”原则寻找借口，其次是制造舆论，将亚洲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的矛头指向中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下国内舆论的压力。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交织了憧憬和蔑视、友好和对抗、信赖和狡猾、协同与恐怖这些矛盾情绪。

　　一方面，日本人接触到中国的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重新体验到了“人文中国”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让日本人留下了“这不是中国”的莫名惊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认识---“儒教国家”、“礼仪之邦”形象正在弱化，一个新的中国---“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日本国民心中树立了起来。

　　矛盾的俄罗斯

　　再说俄罗斯。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相当复杂：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腐朽之邦。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兄弟之邦。

　　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冲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但在这种不能轻易否定其真诚的“兄弟”想象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我是兄，你是弟”。

　　实际上，俄罗斯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跟日本有相像之处。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而俄罗斯本来就不是纯粹的西方国家，属于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

　　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更是觉得要清理身份，如果继续跟中国“纠缠不清”，恐怕它自己身份也“可疑”。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反华论调一直很激烈。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自身的历史与问题。首先，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于是，中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是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没有独立的意义。

　　一个例子是，俄罗斯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是俄罗斯思想总在复述西方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反而忽略俄罗斯本土的中国信息。

　　日本、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它不仅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多少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

　　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世界在中国形象的全球话语权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又似乎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着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

　　被影响的看法

　　而在拥有众多国家的东南亚，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才具体明晰起来。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20世纪前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中国是亚洲觉醒、民族革命、国家解放的象征。东南亚国家一度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中认同中国、美化中国，印尼独立后曾经将中国当作国家建设的典范，苏加诺1956年完成中国之行后说，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

　　这种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当地华人，他们对现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亚细亚主义的介绍，影响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事业。最典型的是印尼，苏加诺曾经坦言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灵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自1918年，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已深入我心。”

　　在苏加诺看来，中国与印尼是分享着“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中表述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

　　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了一次转变，曾经作为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兄弟的中国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威胁”的代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被冷战意识形态拆解。不过，比如在马来西亚，那时选择与中国敌对是自身的政治需要。

　　东南亚的中国形象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可能既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又是身边华人的故乡。如何才能将中国与当地华人区分开来，这是个微妙而危险的话题。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其国族认同与建国理想，其中国想象一直处在某种紧张与焦虑状态。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中国与东南亚，而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目前东南亚出现的隐约的“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源头是来自美国的警惕或忧虑。

　　这里还要提及印度。它与中国领土相邻，文明相关，历史上已有2000多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但直到现代之前，印度一直没有清晰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同样成为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印度眼中美好的中国形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开始接受和复制西方冷战思维：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好战的、暴政的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敌人。

　　这种充满敌意的中国形象当然显得轻率武断，但社会影响也微弱。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仅流行于政治领域中，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影响既不广泛也不深入，印度社会或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丝绸西去，佛陀东来，但印度的中国形象，除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之外，基本上是个空白。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