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面值有哪些:刀锋上的文明――两宋辽金西夏史

刀锋上的文明――两宋辽金西夏史
                                       ——宋太祖赵匡胤化家为国的事迹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有关此句俗谚的出处及传播时期，至今不是特别清楚。笔者估计是清末流行，何者，北京多油滑狡诈的官吏，天津多兴事搅水爱白乎的码头青皮，保定多出太监及看家护院的武卫(也可能后来日军大据点曾多设在保定使然)。京油子，卫嘴子，京津两地人士皆一笑释然，说保定人“***”，当然会在当地激起众愤。保定民间“保名”人士经过“勾沉”，认为“***”乃“勾腿子”之误传，以讹传讹，把保定人武功盖世的“勾腿子”误传为“***”，话虽有理，也是一厢情愿。京油子、卫嘴子皆是贬意词，怎能把一个有武功褒义的“勾腿子”与之并列。明眼人一看，自然一笑晒之。　　　　其实，保定人大可不必因“***”一词气馁。现在的保定，辖区甚广，名胜古迹众多，满城汉墓、燕下都遗址、紫荆关、定窑遗址、涞源阁院寺、曲阳北岳庙、古莲花池、清西陵、直隶总督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曹锟故居、冉庄地道战旧址，上至战国下迄抗战时期，均是名噪一声的地方。 　　　　至于说到人物，保定更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特别是姓刘的，满城出（土）过大名鼎鼎的汉中山王刘胜，此君儿子就有一百多；涿县也是英雄发迹地，出过三国英雄“刘皇叔”刘备。2005年春，笔者出游北京，正好闲暇，便借了一辆陆虎吉普，与友人兴高采列去涿洲探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地。到达之后，失望成气愤，完全是人工假造的“古迹”，大瓦房似的庙宇虽不失庄严，年头还不如我脚上的一双皮鞋久远。特别是据传张飞卖肉时使用的一口“古井”，简直就是平地掏个土窟窿，只作骗游客门票用。气闷之余，我开着车往城外赶路，忽然，前面一辆面包车一个急刹，笔者下意识狠踩刹车，仍旧“吻”在了小面包的屁股上一小点点。面包车车门呼啦大开，一左一右下来两个人，右手边一人满脸胡碴，八尺身材，环眼怒睁，甭说，还真像猛张飞；左手边一人乃一浊黑胖子，肉耷腮，尿泡眼，乍看很厚道，说话时小眼缝里凶光四射，虽然看不清眼白眼黑，却透露着无比的阴险……最终，小面包车诈去我们大陆虎1000大洋，施施然而去。与我同行的友人咬牙切齿：“妈拉巴子，这辆淘汰无牌的破面包，本身也就值一千块！”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在身在吉普上的我们本身也不是“强龙”，只得花钱消灾，为小面包屁股的一块一园钱大小的痕印付出1000块。 　　　 　　　　车开数里，忽然大悟，我说那个黑浊胖子那么面熟，那厮长相颇似赵匡胤！只是胖子当时穿了件对襟褂子，没有戴冠帽，穿得不是朝服。同行友人哂笑，说，赵匡胤是开封人吧，北宋皇陵均在开封的巩义，连赵匡胤他爸赵弘殷的墓也在那里。为了打消我的疑虑，友人还加上一句：“我两个月前到洛阳出差，有人专门接我们去游览过巩义宋陵，除了被金人俘掠的宋徽宗、宋钦宗，北宋七帝八陵，都在那里趴着。” 　　　　 　　　　我也笑，反辱相讥友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掉书袋，开讲赵匡胤祖籍乃“涿郡人也”，其人虽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籍贯却是涿郡，慎终最远，北宋有两座“祖陵”一直在涿郡未迁。由于当时涿郡一带是北宋与辽国的主要战场，赵氏两个“先祖”又埋在平民的乱坟岗中，难以择认，故一直未有迁葬。此外，还有一说，认为宋太祖先人墓应在跟保定更近的清苑，文天祥被俘后由元人押送大都（今北京），曾作诗，“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东。山川犹有灵，佳气何郁葱。瓣香欲往拜，惆怅临长空”。现今，各地为了支持本地经济，获取门票收入，大打名人争夺战，最有名的当属诸葛亮“躬耕”地的襄阳、南阳，其次为争西施故里的萧山、诸暨，还有山东几个县为争“孙武出生地”也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是涿州是清苑却不重要，二地均属保定市，两个小地方“有话好好说”，大可择其一地弄成一处人工景观，雕几个石人马，通廊环绕，表一表开三百年大宋基业的赵匡胤，肯定能挣不少银子，也会慢慢消融“保定***”的不雅之名。 　　　　 　　英雄出于乱世——赵匡胤的青年时代　　　 　　　　观《宋史》太祖本纪，其高祖赵朓直至其祖父赵敬等人，自唐代起都是县令、刺史等类文官，直到其父赵弘殷，才在后周年间因军功得获“敬左骁骑卫上将军”的军号。五代乱世，赵弘殷因受当时的大军阀“赵王”王镕指派，率五百铁骑驰援后唐庄宗，扬名立万，为庄宗所爱，荣升为禁卫军军官。此后，五代数姓更迭，赵弘殷依恃有马有枪，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被“清洗”，官还越做越大。后周显德年间，赵弘殷已“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其子赵匡胤“分典禁兵，一时荣之”。老赵盛年之际暴病而死，获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荣衔。可以揣见，赵弘殷以上数世祖曾为县市级文官的历史也是编排而出。五代乱世纷纭，英雄切莫问出处，只要力气大脑子活能上马抡刀使大枪，封王封侯倒是件容易的事情。赵弘殷长年生长军中，不仅自己一刀一枪博得功名，带携儿子辈也在“革命大熔炉”健康成长，成为块好钢。最最关键的是，赵匡胤、赵匡义（光义）兄弟自少至长在禁军中长大，叔叔大爷兄弟辈的军中同袍情谊，成为日后“陈桥兵变”中最得力的人员基础。 　　　　 　　　　赵匡胤乃赵弘殷第二子，生于洛阳夹马营，其母杜氏。不必细说，真龙诞生，自然是“赤光绕室，异香经久不散”，就连娃娃新生儿黄疸，也被史家绘声绘色描述为“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搁现在，如此严重的黄疸，得让父母添愁不少。赵匡胤得了天下，老妈一倒咕昔日情景，才知道儿子是“金龙”转世投胎。青少年时代，赵匡胤还有两件事让时人称异：一是曾身骑一匹顽劣烈马，鞍勒不施，疾驰于城上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赵匡胤）首必碎”，不料小伙子拍拍身上土，一跃而起，毫毛无伤；二是与战友在房子里赌钱，有两只鸟在外面啼鸣，赵匡胤想吃烤雀，出门捉鸟，刚刚出门，房子忽然倒塌――两件“传奇”，细分析也是稀松平常：骑马头碰门楣，可能是武将头盔上的铁尖拌挡，让赵匡胤跌落于地，否则，其人再神，也抵不过物理定律；人刚出屋墙就塌，也属小概率事件，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见几次。无论如何，人要成了名，啥事都可以凭空附会，何况是开三百多年宗国基业的君王。 　　　赵匡胤青年时代，英雄逢时，正赶上五代最后一位英明帝君周世宗，有幸跟从这位“伟大领袖”东征西杀，得显威名。其成名一战，当属周世宗登基后御驾亲征北汉刘崇的巴公原之役。当时，北汉军人数占优，后周军中又有右翼战阵的军将逃跑、投降，万分危急时刻，当时的赵匡胤虽只是禁卫军中级将官，表现十足英勇，向同伴大呼：“主危如此，吾辈怎能不誓死以战！”并与当时禁卫军统将张永德各率两千兵马，奋勇破敌。关键之时，周世宗柴荣临危不惧，手下又有赵匡胤、张永德这样的军将，最终大败北汉军，使得一旁观战的北汉“盟军”契丹军见景夺气，也逃遁而去，后周军队终于取得此次战役的全胜。战后，周世宗立封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而后，赵匡胤又从周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下寿春，得泗州，都有他“厚道”的大脸闪现，威震江南。周世宗北征，赵匡胤也是一马当先，“及莫州，先至瓦桥关，降其守将姚内斌，战却数千骑”，一平关南之地。 　　　　 　　　　眼开后周军很快要收复燕云之地，天不佑人，周世宗柴荣忽得暴疾，不得不拥众返回汴京。英雄大业，半途而废。回军途中，周世宗支撑病躯阅示文件，忽然发现一个韦编袋子，里面有一块三尺长的木板，上有“点检做天子”五个字。古人迷信，周世宗认为这是“天示”，马上想到自己的姐夫――时任禁军统师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立马下诏免去张姐夫的点检一职，转委平时看上去老实厚道又曾立战功的赵匡胤为殿前禁军统师。周世宗猜疑自己姐夫张永德军内外党羽众多，可能在自己死后危及儿子的帝位。赵匡胤寒人军校出身，应该没有为人拥戴纂位的资格。周世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忘记了五代数位皇帝皆是军头出身，其父（姑父）郭威也是因军士拥戴而移后汉国祚。“点检做天子”的木牌，百分百是赵匡胤等人制作，不过，他们当时的初衷可能只是想“陷害”张永德，免得周世宗死后他因手中有禁兵而于宫中坐大，至于后来“赵点检”终作天子，倒是“弄拙成巧”的稀罕事。 　　　 　　　　周世宗帝死后，其第四子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时年七岁。转年春天，周恭帝还未及改元，周世宗棺柩刚刚入土两个多月，真正尸骨未寒，本来要率兵北征契丹的赵匡胤兄弟自导自演大戏，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赵“点检”果真做成了“天子”。 　　　　史臣们好玩，编造得有模有样，在他们笔下，赵匡胤完全是帝位天上掉下来，事先毫不知情：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光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赵匡胤）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谓（范）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赵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周世宗的七岁儿子柴宗训）及符（皇）后于西宫，易其（恭帝）帝号曰郑王，而尊符（皇）后为周太后。 　　　 　　　　仔细推敲陈桥兵变，其实很好破解其中秘密：其一，出京大军忽然返回，赵匡胤好哥们、时任殿前指挥使的石守信大开城门，众人顺利入城。如果真是没有预谋的“事起苍猝”，不会有哪个将军这么大胆不顾九族性命开城纳“叛军”；其二，后周朝中大臣范质等人被挟迫拜见“新天子”，赵匡胤还指天划地表示自己“冤大头”，周世宗昔日的得力文臣陶谷却能即时从袖中拿出早就写好的“禅位诏”，语意清晰，文采斑爛，没有军头们事先许诺给美官做，陶学士不会这么从容不迫。当然，毕竟后来两宋帝君待人不薄，后世才没怎么拿此事铺陈作文章。其实，老赵这一阴险毒招，比当年曹孟德要黑得多。　　　 　　　　由于赵匡胤在后周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因而定国号为“宋”。 　　　　后周恭帝便被宋朝改封为“郑王”。十三年后，柴宗训二十岁出头，即“发病”而死，估计是被宋室暗害，赵匡胤又演一出，“闻之震恸”，谥曰“恭皇帝”，把小伙葬在其父陵侧。周世宗有七个儿子，除老大、老二、老三被后汉隐帝杀掉，老六柴熙谨已在宋初不明不白死掉，老五柴熙晦、老七柴熙让皆“不知其所终”，估计也都被赵宋派人弄死。直到宋仁宗嘉祐四年，才下诏有司取阅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后）周祀。”所以，一般人皆为《水浒传》或其他民间演义所误，以为柴进是后周皇帝的嫡系子孙，还一直获封“一字并肩王”什么的，完全是小说演义误导人，柴荣并无直系后代得活世上。当初，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推翻皇帝的“悲剧”重演，周世宗想方设法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强兵猛将入京城守卫帝室。结果，柴世宗死后，帝位未失于强藩，却被禁卫军头子捡走，天算人算，防不胜防。可悲！可叹！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此离奇的帝王之路，一般人总以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独家大戏。为此，清初大诗人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1650－1727）有诗道曰：“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也知光义难为帝，不及朱三尚有兄。将师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这位金庸大师的数世祖与金大师一样，名重一时，但对于史学均是半瓶子醋，明显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家学渊源”，可窥一斑。何者，查慎行对五代只是皮毛之知，最后两句的疑詑更是凸显老查的浅薄：似乎赵匡胤黄袍加身之事人世间只此一件，陈桥一事竟让老查大跌眼镜（甭说，清朝前后已有眼镜从西洋传入）。其实，在那“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五代，由军士鼓噪、拥主帅为帝的事情，成功的就已经有四件之多：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最后一个才是宋太祖赵匡胤。至于未成功的“拥帝”事件，也有好几件。其一，石敬瑭当河东节度使时，一次出猎，军中忽然有人大叫“万岁”，把当时正“韬光养晦”的石敬瑭吓得够呛，忙下令斩杀为首的兵士三十多人；后晋大将杨光远率军至滑州，又有军士称要拥杨光远为帝，老杨还挺明白，表示：“天子岂汝等贩卖之物”，呵之而止；其三，大将符彦饶在瓦桥关守戌，有裨将带兵士欲“拥立”老符。符将军佯允，约定转天在府街大会将士，“遂伏甲尽杀之”――可见，大乱季世的五代，承袭唐朝中晚期河朔诸藩镇的跋扈之风。每有节度使死去，唐帝即派中使到军中“观察”军情，因军士请授与他们自己推举的人为新节度使。“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师，立一师，有同儿戏。”也是一报还一报，“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师。”军人们之所以爱搞拥人为帝的把戏，不外乎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同大公司下面七、八个人的小公司，小头目也称总经理，自然其余数人可立马被升为副总经理、总监等等，瓜分资财便当，名声又好听。最可笑的当属后唐大将赵在礼。当时，军士皇甫晖暗知军士思归欲为乱，就劫拥军将杨仁晸为师，杨将军不从，被杀；接着，皇甫晖又推一个人缘好的小校为师，不从，又被杀；于是，皇甫晖率一大帮军士直趋赵在礼处，把两颗血淋淋人头往老赵面前一扔，大叫：“不从者视此！”老赵不得已，“遂为其师”。此情此景，与唐朝的泾原乱兵劫朱泚、辛亥革命时兵士劫黎元洪一样，都是兵士爱玩的一幕戏。事成，大家升官发财；事败，有冤大头一人全家扛祸。　　　 　　　　富贵险中求，赵匡胤一念成福，造就两宋三百余年基业，确实个人奋斗史上一个大大的“佳话”。推论“翊戴”之功，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皆得授节度使位号，细究这些“功臣”的原职，皆是殿前都指挥使、骑军都指挥使、殿前都虞侯这样的京城禁军大小头目，所有这一切，均明白无误地透露着一个消息：陈桥兵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不折不扣的政变！建隆二年，赵匡胤罢去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以免“点检做天子”的谶言重演。历史上的“大事”，往往前一出是“正剧”，后一出摹仿的是“喜剧”，偏偏“黄袍加身”此等大戏，郭威和赵匡胤，两出都是“正剧”，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兵权释于杯酒――宋太祖“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内统治方针 　　　　 　　　　帝位没坐热乎，赵匡胤两次“亲征”，干掉和他叫板的两个人：镇守泽潞的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驻地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本来先送李筠和李重进一人一顶“中书令”（名誉人大委员长）的高帽子，就怕他们两个首先捣乱。封官的使臣一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根本不见，马上要起兵。李筠左右切谏，这些人倒不是害怕主公“造反”，五代时“皇帝”走马灯一样，一家换予另一家并不稀奇，参谋们的本意是让他缓缓神再观察一下，不要轻举妄动。李筠之子李守节泣谏父亲不要给“大宋”添乱，新君即位，最恨的就是首先出头的前朝“忠臣”。起先，李筠听劝，置酒张乐，大摆宴席，请宋朝使臣相见。双方刚刚落座，李筠忽然命人于壁上高悬后周太祖郭威的画像，亲于像前下拜，悲不自胜，泪下如雨。如此，李筠左右谋士一时皆惶恐不安，忙向赵匡胤的来使解释，“李令公饮酒过多，表现失常，请勿怪罪。”宋使也不好说什么，本来太监就胆小，特别是出使到“敌营”的太监，直怕自己大脑袋被割，自然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赵匡胤听得使臣回来一五一十的禀报，仍不想直接兴兵，亲自写诏“慰抚”，并召李筠之子李守节为皇城使（寄禄官，类似内务部管事的虚衔，以示对李氏父子的“无猜”）。李筠得诏，即遣其子李守节入朝，本意实为“入朝伺动静。”此招甚怪，既然反心已定，何苦要搭上儿子一条性命，亲送入虎口。得知李守节入朝，赵匡胤也觉出乎意料，迎头就问：“太子，你怎么来了！” 　　　　李守节大惊失色，忙跪地叩头，哭诉道：“陛下您怎么这样称呼我，朝中肯定有人讲我父子的坏话！” 　　　　赵匡胤倒有帝王气度，徐徐言曰：“我听闻你数次劝谏你父亲，皆不为所听。你父亲遣你来京，是想让我杀掉你，彰显我的不仁，他也好有借口起兵。你回去吧，转告你父亲：我未为天子的时候，你父亲想作就作；既然现在我已为天子，他何不为了我而作出小小的退让呢？”赵皇帝此语，不失语重心长，既无威胁，也无要挟，甚至有些哀求的意味在里面。 　　北汉“皇帝”当时是刘钧，他家的“后汉”天下原为“后周”所夺，与中原政权一直为敌。听闻李筠要造反，马上派人秘密联系，相约共同举兵。听闻儿子回来一番说话，又知北汉将派兵马来援，李筠决心已定，马上命幕府文士书写檄文，四处散发，历数赵匡胤“篡位罪状”，遣人到北汉求兵，正式起兵。甭说，旗开得胜，李筠精兵奇袭泽州，杀掉留守的宋朝刺史，占领州城。 　　　　兵来将挡，水来土吞。赵匡胤心中虽慌，不得不硬着头皮，派手下得力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率大军进讨。临行，他心急火燎地嘱戒道：“千万别让李筠率军西下太行，立刻引兵扼其关隘，否则，不能破敌！”做皇帝后第一仗，赵匡胤自然是非常用心谋划。 　　　　 　　　　本来，李筠起兵之初，其手下谋士就劝他：“您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北汉军）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宋军）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此乃上计。”李筠不听。他的想法也有理：“我乃周朝宿将，与世宗（柴荣）义同兄弟。禁卫之士，皆我昔日属下，闻知我起兵，他们肯定临阵倒戈，何患不成功！”大将有此书生气，不败也难。赵匡胤新朝甫建，大肆封官行赏。京城内定，大臣、兵头有名有份。特别一提的是，五代末的军将都是“名利”之辈，谁还会响应李筠这位“老上级”作贼！ 　　　　 　　　　北汉“皇帝”刘钧深觉复国有望，就约契丹兵一起来援李筠。李筠“民族气节”倒保持得不错，婉拒契丹兵入境。于是，刘钧御驾亲征，“倾国自将”而来。临行，刘钧的大臣也劝谏：“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刘钧不听。 　　　　 　　　　待到两方“友军”相会于太平驿，刘钧马上封李筠为“西平王”，位在其“宰相”卫融之上。吵吵半天真见面，李筠暗悔――北汉“皇帝”太名不符实，不仅仅“仪卫寡弱”，举止言谈也看不出有“真命天子”的样子。李筠不爽，刘钧也不高兴。宴谈期间，李筠一口一个“不忍辜负周朝旧恩”，讲个不停。后周郭威“黄袍加身”，纂的就是刘钧堂兄的“后汉”，汉与周是“世仇”，刘筠如此丑表功言“忠心”，简直是不给自己面子。虽如此，覆水难收，双方不得不联军，刘钧留宣徽使卢赞作“监军”，李筠心中恼怒，很讨厌这个友军派来的“政委”。听闻李筠与卢赞不和，刘钧又尽快派宰相卫融作和事佬前往调解。眼见北汉军派不上什么用场，李筠悒悒之下，留下其长子李守节据守上党。自率三万军马悒悒南出，与宋朝争锋。 　　　 　　　　宋军大将石守信百战良将，又欲在新朝立大功，勇谋兼施，两军在长平一照面，就大败李筠，斩首三千级。而后，石守信又在泽州城外大破李筠三万余众，杀掉李筠手下大将范守图以及北汉的“监军”卢赞。北汉援军数千人急匆匆赶到泽州，正赶上李筠兵大败，这些人全尿，不发一矢，均放仗投降。石守信图省事，索性下令，把这几千降军全部杀个干干净净，既立威，又警示北汉不要没事派人来找死。 　　　　 　　　　李筠大败之后，只能逃入泽州城内，凭城固守。不久，御驾亲征的赵匡胤赶至城下，很想亲眼观看他当皇帝后的第一功。皇帝亲自督战，宋军士气倍增，肉薄登城，终于攻陷泽州。李筠长叹一声，投火而死。宋军入城后，顺便还生俘了北汉的“宰相”卫融。泽州已下，守卫潞州老巢的李筠之子李守节马上投降，其父不为宋朝“忠臣”，其子却甘为新朝“顺子”。赵匡胤心情很好，赦之不杀，委任李守节为单州团练使（小伙子没过几年不明不白就死了，年仅三十出头，应该不是什么善终）。 　　　 　　　　攻杀李筠，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后周朝原先占据一方的节度使们，如成德节度使郭崇、保义节度使袁彦、建雄节度使杨延璋、安国节度使李继勋等人，纷纷单骑来朝，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不得不向大宋称臣。 　　　　 　　　　收拾完李筠，赵匡胤的目光马上转向下一个目标：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外甥，从血统上讲，他实际比起后周世宗柴荣（郭荣）更接近“帝系”，因为柴荣只是郭威妻子的侄子，与老郭没有直接的血统关系。后周世宗柴荣在世时，李重进就与柴荣的姐夫张永德争权，二人明争暗斗，搞得不亦乐乎。“点检做天子”那块木牌，当时大多数人都怀疑是李重进派人故意放置以陷害张永德。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张永德被削夺禁军职权，李重进也没捞到大便宜，后周小皇帝刚上台，大臣范质等人就一纸诏书把他打发到了京城以外的扬州做节度使。李重进折腾半天，与张永德争权夺利，反而最终让“赵点检”做了天子，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当然，到底是老李还是老赵落井下石鼓捣那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也是千古之谜，诬陷他人的匿名信，自古至今，谁都不会主动承认。 　　　　 　　　　赵匡胤称帝后，马上下诏，准备让老战友韩令坤取代李重进的位置。“（李）重进请入朝，帝（赵匡胤）赐诏止之”，老李愈加心中犯疑。李筠起兵，李重进派帐下亲吏翟守珣怀密信前往交结。翟守珣没去见李筠，反而拿着密信到汴梁见赵匡胤。当时，赵匡胤惟恐“二凶并发”，二条战线上打仗，任谁都心中无底。于是，赵匡胤便厚赐翟守珣，让他回去劝说李重进“未可轻发”。犹疑之间，李筠已被平灭。 　　　　 　　　　平李筠之后，赵匡胤就不再客气，正式下诏徙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并派中使陈思诲“赉铁券往赐，以慰安之。”李重进这才醒过味来，软禁陈思诲，扯旗举兵。同时，他派人向南唐求援。可惜，南唐中主李璟先前被周世宗柴荣打怕了，从心理上畏惧中原政权，“不敢纳”，李重进只得单军起事。　　　　 　　　　有了上次平定李筠的胜利，赵匡胤胆气倍增，再一次御驾亲征。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十一月，宋太祖“发京师，百官六军并乘舟东下”。“十一月，丁未，次扬州城下，即日拔之”。胜利之师，百战兵将，扬州如此牢固坚城，一天竟然就被攻下，可见李重进起兵是多么的荒唐。城陷后，有人劝李重进杀掉中使陈思诲，老李也不失厚道，“吾今举族将赴火死，杀此何益！”言毕，阖家自焚。陈思诲旋为乱兵所杀。赵匡胤君临扬州，人主之气顿浓，露出狰狞面目，“戳（李重进）同谋者数百人”，把没有自焚死的李重进兄弟和儿子皆送闹市砍头。 　　　　杀了李重进之后，宋太祖当时还真想一鼓作气，平灭南唐。南唐主李璟确实害怕，忙遣其重臣严续、冯延鲁等人分数批来“犒师”、“买宴”，大献殷勤。赵匡胤在扬州接见南唐使臣冯延鲁，鸡蛋里挑骨头，找碴寻衅，厉声责问：“汝国主（李璟）何故与叛臣（李重进）交通？” 　　　　 　　　　冯延鲁不卑不亢，回答说：“李重进当时派密使，就住在我家。我们国主派人对他说：‘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应视地利天时。当初中朝皇帝（赵匡胤）受禅之际，人心未定。上党乱起（指李筠起兵），您应该彼时作反。如今，人心已定，却想以数千乌合之众抵抗天下精兵，即使韩信、白起复生，也无成功之理。因此，唐国有兵有粮，不敢相资。’正因为我们国主不出援兵，李重进才这么快就兵败。” 　　　　赵匡胤碰了个软钉子，低首沉吟片刻，又蛮横言道：“虽如此，诸将皆劝吾乘胜渡江，你以为如何？” 　　　　 　冯延鲁躬身又是一礼，朗言道：“李重进自谓天下雄杰，陛下您神威一至，一战即灭；南唐小国，确实难敌天威神军。但是，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李昇）亲兵，誓同生死，陛下如不惜数万将士性命与之血战，可能会成功。此外，大江天堑，风涛不测，假如大宋天兵进不能克城，退又缺军资，想必事情不是特别好办。”一席话，貌似谦恭，实则勃勃不屈。言外之意，你老赵别太得势不饶人，你有天时我有地利，万众一心，胜负还真说不定。 　　　　赵匡胤也笑。“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审时度势，国家新建，攻打南唐根本没有把握，宋太祖暂时息灭一鼓作气的杀心。虽如此，忧惧之下，加上先前周世宗在世时被迫“蹙国降号”，南唐中主李璟过了半年多就“忧悔而殂”，其子李从嘉袭位，改名李煜，是为大名鼎鼎的南唐李后主。 　　　　 　　　　虽然搞掂了二李之叛，宋太祖心中仍旧嘀咕。老赵人是宋朝开国主，精神上还属五代乱世，对于帝王易姓，他本人比谁都有更切身的感受。一日闲暇，他召智囊赵普，问道：“自唐末至今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家，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吾欲息天下之兵，立国家长久之计，又怎样入手去做呢？”赵普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什么大儒，可乱世之中他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最切实际，进言道：“陛下您能言及此事，真乃天下苍生之福！世道纷乱，皆因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如果想安定天下，只有先从方镇大将下手，收其兵，夺其权，制其钱粮，如此，天下自安！” 　　　　赵匡胤不停点头。 　　　　 　　　　一日，赵匡胤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军中老哥们儿于内廷欢饮。酒酣，宋太祖屏去左右，对几个老友说掏心窝子的实话： 　　　　“没有你们，我今天不会坐在皇帝宝座上。但是，贵为天子，我还不如从前当节度使时快乐，可以这么说，我是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石守信等人美酒数杯下肚，脑子都还十分清醒，听皇上如此说，均离座下跪，叩首而言：“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 　　　　“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人）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岂可得乎！” 　　　　老赵一句话，吓得跪于当地的石守信等人如五雷轰顶。要知道，内廷宴饮，只要皇帝一个眼神，在座数人的脑袋会瞬间搬家。老石连吓带惊，惶惶恐恐，哭了：“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 　　　　赵匡胤长叹一声，好言好语道：“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呵。” 　　　　石守信等人听此言，冷汗稍收，忙不迭地叩首连连，拜谢说：“陛下能这样替我们着想，真是给我们这些该死的人一条生路！” 　　　　 　　　　“明日，（石守信等）皆称病，乞解实权。帝（赵匡胤）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诏旨一下，石守信等人各为大镇节度使，皆罢军职，优游于家，全得善终。特别是石守信，晚年好佛，积财巨万，但全都拿去兴建了佛寺，死后被追封为“武威郡王”。 　　　　比起日后凤阳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老赵“杯酒释兵权”，真是忠厚无比了。 　　　　 　　　　罢去石守信等人军权后，宋太祖又想召符彦卿掌统军队大权。符彦卿此人，乃已故后周世宗柴荣的老丈人，是五代百战名将。很久以前，他就曾令契丹人闻名丧胆。其父符存审，也是当时名将。符彦卿十三岁即精晓骑射，由于是老符第四子，当时人称“符第四”，骁勇无双。符彦卿是后周朝世宗老丈人，按理讲宋太祖最应猜忌他，但这位老将军命好，其长女是周世宗皇后，次女又嫁给了宋太祖之弟赵光义，不知不觉中给自己上了政治方面的“双保险”，故而赵氏兄弟待之甚厚。对于赵匡胤想让符彦卿领军一事，赵普不同意，押下任命诏不发，力劝宋太祖深思利害。太祖皇帝不高兴，说：“我待符彦卿甚厚，他日后岂能负我！”赵普马上回言：“周世宗待陛下也厚，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一句话，赵匡胤默然，马上收回委任诏命。符彦卿也算真正好命，宋太祖未让他掌军，其实最终也是保护了他，老爷子得以“对宾客终日谈笑，不及世务，不伐战功，”七十八岁高寿善终于家。 　　　　 　　　　另一个值得一表的，当属“点检做天子”谣言的冤大头张永德。张永德，字抱一，出身并州富豪世家。他年方二十四岁时，迎娶周太祖郭威之女晋国公主为妻，得封驸马都尉，并任禁军要职殿前都指挥使。周世宗首战北汉，张永德居功甚伟。世宗伐江南，驸马爷又屡立战功，并被擢升为殿前都检点（皇家禁卫军司令）。周世宗病危，“点检做天子”木牌突现，张永德大受其害，被解除兵柄。周恭帝小孩子即位后，他又被朝中文臣外派为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即位后，马上授这位自己先前载赃陷害的老上司为侍中的厚职。估计张永德一直认为那块木牌是李重进所为，对赵匡胤心中并无怨恨，很听话地入朝晋见，被宋廷改授武胜军节度使。宋太祖征伐李重进，他还连出数条妙计，对老李的怨毒之意，溢于言表，至死都不知他自己其实是被老赵所卖。想当初，张永德对赵匡胤这位当时的手下非常好。赵匡胤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续娶王氏，张永德赠予这个“听话”的下属大量钱财，“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所以，在政治方面，张永德可以说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儿。当然，由于心内有愧，赵匡胤待张永德一直“甚厚”，君臣二人常于禁苑欢饮，“饮以巨觥，每呼驸马而不名。”张永德对赵家也始终尽忠，为之东征西讨出谋划策。厚道人毕竟有好报，老张七十三岁时善终于府。 　　　　 　　　　软硬兼施之下，宋太祖终于坐稳了皇位。后来，他又采用“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并把“抑武用文”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重文事，抑武将，守内虚外，强干弱技，虽然从根本上在内部消除了对赵姓皇权的威胁，却也种下了日后两宋亡国的种子，这当属后话。 　　　　 　　　　赵匡胤建宋之时，德不足以绥万邦，功不足以戡大乱，“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禆将，与乱世相浮沉”，无大功大德积于世间，相比之下，曹操扫黄巾、击董卓、救献帝、夷平二袁，刘裕能灭后秦、擒慕容，诛灭桓玄，击平卢循，所以，赵匡胤乱世军头忽然立建一个王朝，可以想见当时他内心之中有多么不安稳。所以，他一定要建功立业，才能打好开国基础，才能使天下人心畏服。 　　　先南后北定统疆――宋太祖的赫赫武功 　　　　 　　　　后周世宗柴荣生前，采纳大臣王朴的建议，收拾天下的方针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基本上仍沿袭后周的统一计划。最根本原因，杮子先捡软的捏，消平江南和蜀地，一方面在政治上实现最低层次上的“大一统”，另一方面，江浙地区以及蜀地的经济力量，是支撑中原王朝用兵北方的巨大梁柱。战争就是无限的消耗，没有经济基础，都是纸上谈兵。当时，盘踞山西一隅的北汉乃弹丸小国，仰仗契丹人鼻息敬延残喘而已，它身后的契丹才是中原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至于南方，共有南唐、吴越、南平、南汉、后蜀这五个“小国”加上福建一隅的军阀陈洪进和湖南一带的军阀周行逢。怎样把这些小邦解决掉，是宋太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天假其便。宋太祖登基不久，湖南的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是个十一岁的小娃娃，继位之后，其属下“衡州刺史”张文表反叛，也想割据一方。由此，宋朝打着“救援”的旗号，要借道荆南（南平）。师行一半，张文表已经被杀，宋军仍强行前驱，派出一股奇军直驱江陵，南平嗣主高继冲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举族“入朝”，献出高家割据数十年的三州十七县。不久，宋军一路横进，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进围朗州（今湖南常德），最终把先前向宋朝求救的周保权也生俘，尽取湖南十四州土地。至此，荆湖之地全入宋土，成为宋朝一个大粮仓，从物质上保障了宋军下一步军事目标。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年底，宋太祖诏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正副元师，进讨蜀地的割据者孟昶。 　　　　后主孟昶继位期间，正值五代后唐、后晋交迭之际，中原多事，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孟昶的后蜀一直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孟昶，是孟知祥第三子，继位时年仅十六岁。同前蜀末主王衍不同，孟昶姿质端凝，少年老成，个性英果刚毅。孟知祥晚年，对故旧将属非常宽厚，大臣们依恃是“老人”，放纵横暴，为害乡里。孟昶继位，众人更是以少主视之，更加骄蛮，往往夺人良田，毁人坟墓，欺压良善，全无任何顾忌。诸人之中，以李仁罕和张业名声最坏。孟昶即位数月，即以迅雷之势派人抓住李仁罕问斩，并族诛其家，“川民为之大悦”。 　　　　 　　　　张业是李仁罕外甥，当时掌握御林军。孟昶怕他起内乱，杀李仁罕后不仅没动他，反而升任他为宰相，以此来麻痹对方。张业权柄在手，全不念老舅被杀的前鉴，更加放肆任性，竟在自己家里开置监狱，敲骨剥髓，暴敛当地人民，“蜀人大怨”。见火候差不多，孟昶就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议，一举诛杀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权臣。藩镇大将李肇来朝，自恃前朝重臣，倚老卖老，拄着拐杖入见，称自己有病不能下拜。闻知李仁罕等人被诛死，再见孟昶时远远就扔掉拐杖，跪伏于地，大气也不敢喘。 　　　　 　　　　收拾服贴了父亲孟知祥的一帮老臣旧将后，孟昶开始恭亲政事，并在朝营增设“举报箱”以通下情。宋代史臣所作的《新五代史》等史书，总把孟昶说得荒淫不堪，其实是为宋太祖代蜀找依借口。据民间野史和一些逸史笔记资料记载，“（孟昶）性明敏，孝慈仁义，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可以讲，在继位初期是个不错的皇帝。他还亲写“戒石铭”，颁于诸州邑，戒令官员：“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难为深，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侈。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旨民膏。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由此，可见孟昶爱民之心，在五代十国昏暴之主层出不穷的年代，确实难得可贵。 　　　　 　　　　孟昶虽好文学，但殷鉴不远，继位初期他还多次以王衍为戒，常常对左右侍臣讲：“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朕不为也”。为了能使文化经学更加流传广泛，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立石经，又刻木版大量印刷古代典籍，宋代刻本最早实际上兴起于蜀，后世人言及“宋版”，都以蜀本为上佳之品。还有一事值的一提的是，中国人新春贴对联，也始于这位孟昶，他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如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后晋被契丹灭之后，趁后汉刘知远立足未稳，孟昶也曾想趁机染指中原，“永日志欲窥至中甚锐”，但终于所将非人，大败而归，不能成事。周世宗柴荣在位时，由于孟昶上书不逊，周军伐蜀，蜀军大败，丢掉秦、成、阶、凤四块土地。情急之下，孟昶忙与南唐、东汉等周边小国联合，以谋抵御。 　　　　 　　　　孟昶在位后期，特别是中原后晋、反汉、后周交替，南方小国林立，各家都注力中原，无暇顾及川蜀，孟昶的外部压力减轻，据险一方，正好“关起门来作皇帝”，他年青时一直压抑的“打球走马”、“好房中术”的坏习惯一下子释放出来，逐渐奢侈放纵，连尿盆都嵌满珍珠宝玉做装饰，豪侈至极。 　　　孟昶有个宠臣名叫王昭远，“惠黠阴柔”，自小就伺侯孟昶，两人一起长大，深受孟昶亲狎。后来，权高位重的朝廷枢密使一职缺空，孟昶竟让王昭远补缺，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国库全帛财物，任其所取，从不过问。 　　　　如果王昭远仅仅是个智识庸下的宠臣，也不会惹出太多事端，偏偏这小子平素还好读兵书，装模作样，处处以诸葛亮自诩。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知道他的“志向”，乘间拍马屁献计：“王公您素无勋业，一下子就担当枢密使的要职，应该建立大功以塞众人之口，可以约定汉主（北汉），我们一起出兵夹击，使中原表里受敌，能尽得关右之地。”王昭远大喜，禀明孟昶，获得同意，便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帛书去和北汉密约。不断，三个使臣中有一个叫越彦韬的，偷偷带着蜡书逃往宋国，把秘书献给宋太祖赵匡胤。 　　　　 　　　　立国不久的赵匡胤正愁攻讨蜀国无名，得赵彦起献书后大笑，“吾西讨有名矣！”962年11月，宋太祖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主师，率兵骑六路大军分路进讨，同时，他又下命在汴梁的右掖门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待其归降，显示伐蜀的必克之心。 　　　　 　　　　此时的孟昶仍沉浸在温柔乡里，自忖外面有王昭远这个“诸葛亮”镇抚，大可安枕无忧。听说宋兵来伐，孟昶派大臣李昊“欢送”王昭远出兵迎敌。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一派儒将派头，左右前后指挥，看上去很像摸修样。酒至半酣，王昭远对李昊讲：“我此行出军，不仅仅是抵御敌兵，而是想率领这两、三万虎狼之师一直前进，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诸葛亮”出发后，孟昶又派他的太子孟玄喆率数万兵守剑门。大军出发之际，这位太子爷用豪华的绣辇抬着他好几个爱姬随行，并携带了大批乐师和乐器，“蜀人见者皆窃笑”。随行大军也仪甲灿烂，“旗帜悉用文绣，绸其扛以锦”，很像是一只演戏的大部队。 　　　　 　　　　孟昶浑然不知灾祸将至，做了近三十年太平天子，总以为天佑神庇，加之蜀道险远，定能使宋师无功而返。蜀中清夜之时，与美人花蕊夫人云雨一度，孟昶爽得可以，作《玉楼春》一首以感怀：“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廉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情景交融，香艳撩人，意境深远。　　　　 　　　　这边后蜀末主正在温柔乡中，那边宋军节节进取。王全斌等人连取兴州等地，一路深入，并修治被蜀军烧掉的栈道，直取天险大漫天寨。王昭远来迎击，三战三败，狂跑至利州，宋军追至。没办法，他又继续狂逃，退保剑门，依恃天险拒守。宋军从来苏小路急行军，忽然出现在蜀军身后，双方猝然交战，王昭远惊惧交加，瘫倒胡床上不能起身。剑门失陷，王昭远“免胄弃甲而逃”，没多久在东川被宋军抓获，“诸葛亮”变成“猪狗浪”。　　　　 　　　　后蜀太子孟元喆一路上笑语喧喧，游山玩水。忽然剑门败讯传来，吓得他和几个随从“弃军西奔”，逃归成都。 　　　　至此，孟昶才如梦方醒，知道宋军已兵临城下。惶骇之间，他忙问左右退敌之策。良久，才有一个老将出主意：“东兵（宋军）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敌之”。 　　　　 　　　　孟昶思忖半晌，叹息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现在要拒守孤城，谁能会卖命呢！” 　　　　“德高望重”的蜀国司空李昊劝孟昶“封府库请降”，无奈之下，孟昶只能听从，命李昊替自己起草降表。前蜀王衍灭亡时，降书也是这位李大人所为，因此，有人连夜在李昊大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世修降表李家”。 　　　　 　　　　四十一年之后，李昊文思不减当年，他拦擞着精神，笔走龙蛇，依仿孟昶的语气，把孟昶的恭顺、惶恐、求生之情写得活灵活现，并以刘禅和陈叔宝自比，以求宋太祖能保全“微命”。 　　　　王全斌大军至成都升仙桥，孟昶备齐亡国之礼，跪于军门上降表。自宋军发兵汴京，到孟昶归降，总共才六十六天。宋朝共得四十六州，二百四十县，五十三万四千户。后蜀亡。 　　　　 　　　　963年7日，孟昶家族至汴京，于明德门外素服待罪。宋太祖下诏释罪，赐孟昶冠带、袭衣，并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秦国公。七天后，这位蜀降王就暴卒于家，估计是大英雄宋太祖知晓孟昶年青时勇毅英果，恐为后患，派人毒酒毒药什么的暗害了他。 　　　　 　　　　孟昶亡国之君，怯懦不能死社稷，这也是文人皇帝的通病。王衍、李煜、赵佶等皆是如此。锦绣阵里，玉臂交绕，浅斛低唱，销解了帝王应有的一腔英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情怀。为了保全蚁命，数十万精甲利矛大军放下武器，束手就缚。千里迢迢押护之下，如果象刘禅和陈叔宝那样能安享后半生，也不失富贵荣华的遗梦。然而，遥遥路途之苦还未尽消，只七天就被一瓶毒酒或一条白帛送回地府，倘知如此，孟昶还不如当初于内宫举剑自裁，既可保全一城生灵，又可免去亡国献俘之羞。话虽如此，“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让一个享受了三十年奢华生活的文人帝王一逞英杰之烈，绝非我们臆想的那么容易。 　　　　 　　　　蜀地入宋，自然南汉也要接着扫平。开宝三年(公元965年)十月，这个蕞尔小国死催，首先进攻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不怒反喜，立刻下命潘美、尹崇珂二人总领人马，进攻南汉。此前，南唐后主李煜写信劝南汉主刘鋹“归附中国”，刘鋹囚使回书，言辞不逊。为讨好宋太祖，“南唐主以（刘鋹）书来上，帝(宋太祖)始决意伐之”。 　　　　 　　　　南汉的第一位“土皇帝”是刘隐。此人军将出身，唐末趁乱自立为清海军留后，不断向朱温行以重贿，得为一方藩镇节度使，占据岭南。后梁建立后，进封南海王。刘隐病死后，其弟刘陟即位，见后梁离乱，中原多事，便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史称“南汉”，“穷奢极侈，娱僭一方”，肆行虐酷，“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此人还妄自尊大，称呼中原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实正因他居化外之地、“耻为夷蛮之主”的心理使然。刘陟病死，其子刘玢继位。子肖其父，“多行淫虐，人皆患之”，不久就被其弟刘晟和刘昌密谋杀掉。刘晟自己坐上帝位，改元应乾。与父兄一样，刘晟“率性荒暴”，数年之间，把自己近二十个弟弟全部杀掉，一个不留。此人还喜亲自行酷刑于人，号其刑讯室为“生地狱”，热油锅、碎剐床等等，凡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酷刑，里面应有尽有。刘晟天天以酒为水，终日酣醉之中，连他的宠爱伶人尚玉楼也不得好死。一次，半夜饮酒高兴，刘晟口渴想吃西瓜，便置之于尚玉楼脑袋上，一刀劈下，连瓜带人劈成两半，刘晟也不知，只是感觉口中西瓜汁又浓又红又咸……。刘晟在位十多年，饮酒过量而死。其子刘鋹继位，时年十七，改元大宝。这个小子有样学样，虐类其父，昏庸过之。刘鋹以为群臣因各有家室不能尽忠于他，一切政务皆委以太监，发现有才的读书人，“皆阉然后用”，所以，南汉的士子最倒霉，只有考取了前三甲，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披红挂绿戴喜花之后，就被拥入蚕室割去小**。刘鋹平日最信任的是太监许彦真、女巫樊胡子以及商胡进贡的一个波斯舞女，哪位大臣得罪这几个人，下场只有一个――族诛。同时，宦官劝刘鋹：“先帝所以得宝位传陛下，正因尽杀群弟。您也应该效法先帝。”刘鋹大以为然，把几个弟弟杀个干净。这么一个酷虐的王朝，由于山高皇帝远，悬隔岭外，自刘隐至刘鋹也经四世五主，近六十年。　　　　 　　　　“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煎灭殆尽，掌兵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俱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听闻宋军攻围贺州，刘鋹只派宠臣袭澄枢前去“抚谕”，既不出钱也不加官赏，“众皆解体”。很快，贺州、连州、桂州、昭州皆为宋军攻破。如此噩耗传入南汉国都，刘鋹不忧反喜，说：“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宋军）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掩耳盗铃如此，可谓是庸陋至极。南汉惟一象样一点的抵抗，是都统李承渥在韶州带领十多万兵士摆大象阵。不料，宋将潘美令军士用劲弩集结在一起齐射大象，皮糙肉厚的大象先前未挨过如此粗劲的弩箭，狂奔折返，反而踩死了不少南汉军士，大败之下，南汉军十来万人被杀的杀，被擒的擒，韶州又失。 　　　　乘胜前进，宋军又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 　　　　 　　　　眼见宋军兵临城下，南汉主刘鋹派人网罗十几艘巨舰，先把美妃、金宝塞满其中，准备从海上逃跑。这个“皇帝”自己还没上船，一名叫乐范的太监率一千多禁卫军先走一步，盗走了满装美女和金银财宝的大船，不知到哪个野岛做岛主快活去了，留下南汉主叫苦不迭。 　　　　情势如此危急，南汉宠臣龚澄枢等人不思如何集军退敌，反而在宫中商量：“北兵此来，主要贪图我国的财宝，不如把城内库藏一把火都烧掉，敌人占据空城，必不能久驻，肯定很快就回军撤走。”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库府、宫殿，一夕皆尽。” 　　　 　　　　城中大火刚灭，潘美的宋军已攻入城中，南汉主刘鋹只得率众臣投降，潘美“承制释之”，软禁南汉“皇帝”、宗室及高官九十七人，又下令杀掉平日作威作福的宦官一百多人。南汉平，宋朝又得六十州境土，共二百四十县。 　　　　开宝四年（公元966年）正月，宋太祖在汴京的明德门受俘，遣使臣斥责刘鋹反复不臣以及烧焚府库之罪。刘鋹是个很有巧辩的人，这时候倒临危不乱，辩称：“为臣我十六岁时承继伪位，朝权皆由袭澄枢等人把持，他才是真正的国主，为臣我万事仰其鼻息。”宋太祖不管那么多，反正最后广州城内烧宫殿、焚宝物是龚澄枢等人的主意，罪不容诛。于是，宋太祖马上派人把几个侫臣推出去切了，“释（刘）鋹罪”，赐其衣服冠带，并授金紫光禄大夫等职位，封为“恩赦侯”。之所以不杀刘　鋹这个亡国主，宋太祖目的在于招抚未平之国，拿他先做个“榜样”，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　　　　 　　　　刘鋹这位小伙子“有口辩，性绝巧”，归降后，曾以留存的一批大颗珍珠扎制一个有二龙相戏装饰的超豪华马鞍，上献宋太祖，“极其精妙”，宫中匠人看毕，“皆骇伏”。太祖也很高兴，“以钱百五十万给其值”，并对左右叹道：“刘鋹好工巧，习以成性，假如他能以习巧之勤移于治国之道，何能亡国呢！”此叹，与隋炀帝杨坚叹息陈后主做诗的巧思一样，同出一辙。这位刘“高工”不仅手艺好，性好侫上，每次宴集，他都是第一个先到，积极得不行。一次，宋太祖宴群臣于讲武池，刘鋹又率先迎侯，一高兴，太祖命人以金杯赐酒一杯。刘鋹见此，不喜反惊。他在南汉当土皇帝时，常常以赐酒为名毒杀自己的大臣，见太祖赐酒，刘小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赶忙跪伏在地，泪下如雨，哀乞道：“臣承祖父基业，违拒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先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足矣。愿延（我）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情急智生，伶牙俐齿。宋太祖见小伙子吓成这样，也笑了，说：“朕待人推心置腹，安有害人之意！”言毕，取金杯一饮而尽，命人再进一杯与刘鋹。“（刘）鋹大惭，顿首谢。”后来，宋太宗在位，聚群臣商议讨伐北汉一事，刘鋹起座，大声嚷嚷：“朝廷威德遍及，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座中，太原（北汉）不日可平，刘继元（北汉主）马上就来，为臣我率先来朝，到时候，我希望能执棒站在皇帝殿上，充当诸降王之班首。”一席话，说得宋太宗大喜，“赏赐甚厚”。当然，太宗赵光义当时欢喜并不代表他会一直欢喜。刘鋹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病死，时年三十九。似乎不是善终。其子刘守节、刘守正均是宋朝崇仪副使一类的清贵之官，后皆家贫，宋帝皆“诏月给万钱”，不过，给钱归给钱，连宋真宗也对大臣感慨说：“诸伪主子孙大多不免贫寒，皆是因其父祖辈穷奢极欲的家风感染，后代不知稼穑艰难，挥霍无度而致啊。” 　　　　 　　　　南汉端掉，自然要轮到南唐。起先，赵匡胤对这个一直送钱送物帮助自己打仗的“江南国主”李煜还真下不了手，南唐长期以来，奉贡甚谨，从未失礼。思来想去，老赵便下诏招李煜至开封来朝见。接诏后，“国主将从之”，李煜还真想去，其大臣陈乔、张洎皆劝阻，认为李煜此行，必为宋朝扣留。于是，李煜推称自己有病，不能上路，宋太祖早就揣知李煜肯定不会乖乖就范，借口说南唐违命，命大将曹彬、潘美率军前往。鉴于王全斌克蜀后部众滥杀人引起大乱，宋太祖严嘱曹彬“切勿暴掠生民”，并赐宝剑一口，“副将以下，不听令者皆可专杀！”。公元974年秋（开宝七年），宋朝征伐南唐。 　　　 　　　　曹彬不负使命，破铜陵、克当涂，并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歼灭两万多南唐军。本来，采石矶一处江水涌急，北来军队至此往往为江水所阻。可巧的是，一年多以前，南唐国内有个书生樊若水，屡举不第，上书言事又不被纳，怨恨之余，天天假装渔夫钓鱼，用丝绳坠铁等工具把采石矶一带的水面、水底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潜往汴京自称有取江南奇策。宋太祖很高兴，赐进士及第并予以官职，并命李煜送樊若水老母及家人入宋。根据樊若水的建议，宋太祖命人“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至此，全都派上了用场。曹彬等人根据樊若水的“水文报告”，于采石矶大作浮桥，“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过之，如履平地”，长江天险，竟如此轻易得渡。南唐君臣初闻宋军在大江之上建浮桥，都以为是“儿戏”，岂不料有樊若水暗中相助，宋军得心应手。 　　　　 　　　　过江之后，宋军又破新寨（今江苏江宁），拨潥水，并于秦淮河边大败南唐军十余万主力，直扑金陵城（今南京）下。宋军进攻之始，南唐后主李煜听从张洎、陈乔建议，想“坚壁以老宋师”，不以宋军为忧，天天在御花园与一辈道士、僧人讲论佛法和易经，“军书告急，皆不得通”，迎敌之事均归一个名叫皇甫继勋的纨绔子弟掌管。皇甫继勋一直想投降，又不敢直说，只是严禁手下军将迎敌，闻败则喜，终日逢人就说宋军强盛，不可与战。一日，李煜自出巡城，忽见城下宋军“旌旗满野”，又惊又怒，才杀掉了皇甫继勋。虽如此，大军指挥权皆归张洎等人，此辈文士，根本不晓军机。 　　　　 　　　　窘急之下，李煜派大臣徐铉入汴京，“欲以口辩驰说存其国。”宋朝大臣皆知徐铉乃江南才辩之士，提醒宋太祖“宜有以待之。”太祖一笑，立招徐铉上殿，让他先说个痛快。果然，徐铉理直气壮，上来就诉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太祖也不阻止，任他接着讲。“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派军进攻？”徐铉得理不饶人。 　　　　看看徐铉说够了，宋太祖接住话头，问：“既然亲如父子，现在父子倒是两家，你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吗？”一句话，徐铉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李煜君主还想花钱消灾，又忙遣使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宋廷不报。 　　　　 　　　　谈判归谈判，宋军一直未闲着，南唐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在吴越军与宋军联手进攻下也被攻克。南唐大将朱全贇破釜沉舟，自湖口率十多万军队“缚木为筏，长百余丈，战舰大者容千人，将断采石浮梁。”天不佑南唐，长江恰值冬日枯水期，水浅，大船巨筏不能骤进，朱全贇只得从皖口（今安徽安庆）方向前进。中途，遭遇宋军，朱全贇使“火攻计”，“以火油纵烧”，一开始还真烧毁不少宋军船只。“俄而北风，反焰自焚，其众不战而溃”。可见，当年周公瑾赤壁火战，天时地利人和，千年一遇。惶骇之下，朱将军投火而死。南唐最后一张牌至此出尽。绝望之下，李煜又遣徐铉入汴，“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徐铉情哀辞切，向宋太祖极陈“江南无罪”。赵匡胤耐着性子，“与反覆数四”，徐铉“声气愈厉”，最终惹得宋太祖大怒，按剑而起，言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话糙理不糙，帝王气度浑然，徐铉再有口辩也使不出，“惶恐而退”。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纳降”。李大才子本来于宫中积薪想全族自杀，经宋将曹彬一“安慰”，就不想死了。于是，李后主连同宗族、群臣，一起为宋军押送汴京。至此，南唐十九州，近七十万户，尽入宋朝版图。宋太祖坐明德门，有司上奏李煜应以南汉那样的献俘礼入见，太祖不许，表示：“李煜一直奉大宋正朔，非刘鋹可比”，不让有司张贴书写南唐“罪恶”以及宋军大胜的“露布”（宣胜榜），算是给了李煜一点面子。纳降之后，宋太祖下诏封李煜为光禄大夫，“仍封违命侯”，以惩示李后主最后抵抗的“不识抬举”。后来之事众所周知，李煜亡国之主，仍写词弄曲不忘故国，被心地十分不厚道的宋太宗一杯“牵机药”送入黄泉，终年四十二。文人君主，难逃悲惨下场。 　　　　 　　　　宋太祖平定江南，吴越主钱俶一直恭顺无比，又有宋朝赐予的“天下兵马大元师”这顶帽子，出钱出物出兵，鞍前马后，最为孝顺，常常派遣儿子带大量金银异宝向汴京入贡。宋军攻打江南，钱俶助攻，李煜还亲笔写信劝他：“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指钱俶）亦大梁一布衣耳！”钱俶不为所动，马上把信转呈宋太祖，以示“无私无畏”。南唐平后，宋太祖召钱俶入京。钱俶不敢有违，马上与其妻孙氏、其子钱惟濬等人入朝，总共上贡白银二十一万两、绢十三万匹、绵一百八十万两、茶八万斤、乳香七万斤，其它金银宝物无数。宋太祖高兴，待以殊礼，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并赐号钱俶之妻为“吴越国王妃”。宋朝官员认为异姓诸候王之妻没有封妃的先例，太祖表示：“行自我朝，表异恩也”。不顾群臣谏阻，宋太祖不食前言，放钱俶还国。临行前，太祖赐钱俶一个黄锦匣，让他途中密观。打开一看，“皆群臣请留（钱）俶章疏也。”又惊又吓又庆幸，钱俶“益感惧”。回国后，钱俶贡献频繁，“每修贡，必列（贡品）于庭，焚香而后遣之”，可以说是对宋朝恭敬得无以复加。宋太宗即位，钱俶又来入朝，上贡银宝金物无数。眼看割据军阀陈洪进纳土，北汉刘继元被俘，忧惧之下，钱俶上表，表示要入献吴越十三州。假意推托一番，宋太宗照单全收，钱俶一大家子均被搬到汴京。虽曾贵为一方国主，钱俶战战兢兢，“每晨趋行阙，人未有至者，（钱）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小心到了极点，并数次上表推辞“国王”的称号。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钱俶“暴卒”，估计也是被不厚道的宋太宗派人毒死。宋廷追封其为“秦国王”，谥忠懿。钱氏一族，割据一方多年，对中原政权一直恭敬有加，似乎听上去很厚道，实际上，八十多年以来，钱氏“外厚贡献，内奢侈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数十，多者五百余，殆于国除，民苦其政”，所以，钱家为宋朝所吞，对当地百姓倒是件好事。赵宋官员一到，马上免除了多项苛捐杂税。自后周时候起，吴越虽然自为一“国”，其实与中原政权的州郡差不了哪里去。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人国家，乏善可陈；其后，他逐渐消平诸割据政权，一统南方，经营弘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由此观之，这个老赵不可不谓是一代开国明君。“宋（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兢兢业业，朝乾夕惕，终于成就大功。更为后世之所称道者，还在于他对孟昶、刘鋹、李煜等败亡降王家族的宽厚。大儒王夫之曾发慨叹，认为这几个降王，非能比西晋初期的刘禅和孙皓，刘备和孙氏家族保土奉宗，雅有政声，虽有孙皓之虐，刘禅之庸，晋室也不能不容其存活于世。而南唐、后蜀、后汉等国的开创者，皆是乱世“偷以自王”，广竭民力，所以，他们的子孙即使被俘后成为百姓白丁，也不算过份。“而优渥之礼加乎其身”，亡国后个个享受大官之封，又被朝廷待以宾恪之礼，“宋之（仁）厚也”。可见，赵匡胤其人的品质，可以说是五代军人中罕有的宽厚，不得不让人佩服。 　　“仁者之愚”致大惑――宋太祖“斧光烛影”的死亡之谜 　　　　宋太祖平定南唐后，遣吴越国王钱俶归国。兴致不错，他又摆驾去洛阳巡视一番，再返汴京，筹划攻战北汉的军事部署。当时赵匡胤年仅五十，盛壮之年，吃嘛嘛香，心情又好，武人出身的健康底子，此前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十月（阴历），“帝不豫”，似乎一下子就不行了，“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降观设黄篆醮。是夕，帝召晋王（赵光义）入对，夜分乃退。癸丑，帝崩于万岁殿”。 　　　　 　　　　史书对于宋太祖的死因，只此寥寥数笔，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描述和解释。所谓“斧光烛影”之谜，乃与苏轼大约同时代的一个文学和尚文莹书中所载，此人著有《湘山野录（续编）》一书，有如下记载：“……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太祖）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晋王（宋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官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光义）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赵光义）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宦官）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记载虽生动，太似小说家言，尤其是“斧”字，总让一般人联想起杀人用的大斧子，附会者总会想到是赵光义用此“凶器”把老哥劈死什么的。其时，文莹所记的“柱斧”乃“玉柱斧”，是一种手中掌玩的文具类用品，样子恰似一柄如意，君主平时用来以此在图上比比划划用，肯定既不锐利又不沉，杀人是万万不能。昆明大观楼孙髯所撰的著名长联中“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中的“宋挥玉斧”，正是引自《宋史》所记：“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巂，艺祖（赵匡胤）以玉斧画图曰：‘此外吾不有也’。”――所以，大斧杀人，纯是后人因字误猜。而且，睡前宋太祖还活蹦乱跳，睡后也鼻息如雷，至凌晨就“过去”了，殊不可理喻。“太宗受遣诏于柩前即位”，也大露马脚，难道宋太祖睡着了知道自己要死在梦里写的“遗诏”？文和尚多事，一段小记惹得后人猜测纷纷。但是，也不能说山野和尚自己瞎编，没准他师叔、师父当时在内廷为皇帝讲经说法，传出些“秘闻”也并非全不可信。 　　　　 　　　　鸿儒司马光在其《涑水记闻》中也有描写宋太祖“崩”后宋太宗的行为，但并非象文莹和尚所记是夜宿宫中（皇宫之内，即使是太子也不能居内），而是讲他当夜根本不知情。《继资治通鉴》一书，根据两宋笔记、野史和“正史”勾勒出这样一出场景： 　　　　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太祖之子）。（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荥泽程德元坐于府门，叩门，与俱入见（晋）王，且召之。（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晋）王雪中步至宫。（王）继恩止（晋）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晋）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皇帝在内廷的称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依此所记，赵光义似乎对于宋太祖的死全不知情，也是紧急情况下“被逼”为帝。这种记载，赵光义和史官们低估了后世人的想象力、智力和判断力。 　　　　确实，赵匡胤“崩”前，没有立皇太子，其中原因，一是他正值盛年，还没想到“千秋万岁”后的事情；二是太祖母亲杜太后临终有言，让几个儿子兄弟相传，以免重蹈后周世宗的覆辙，对此，史书如此记载：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杜太）后聪明有智度，每与帝参决大政，犹呼赵普为书记，尝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尤爱（赵）光义，每出，辄戒之曰：“必与赵书记偕行。”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问帝（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呜咽不能对。（太）后曰：“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邪？”问之如初。帝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馀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后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与光义皆吾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帝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赵）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此种记载，其实纯为宋太宗当皇帝后与赵普捏造的“故事”。赵普此人，后人总记得“宋太祖雪夜访赵普”，似乎是唐朝魏征一类人物。实际上，赵普是一才干高人品低的小人。他在太祖一朝把持朝权，与赵光义多有龌龊，并曾秘密上书太祖要“警惕”赵光义，结果，此事为他的政敌卢多逊所告，为了“澄清”不利影响，赵普与宋太祖君臣演“双簧”，赵普公开上书“自陈”，太祖示之以众，并把书启“藏于金匮”，以示太祖、赵普对晋王赵光义没有疑忌。宋太祖崩后，赵普岌岌可危，被宋太宗剥夺实权。为了迎合新皇，赵普入见宋太宗，二人编出了杜太后临终嘱托太祖以帝位传弟的“金匮之盟”，而且，关健的内容还有一句，即杜太后所讲：“汝与光义皆吾所生”，不讲齐王赵廷美也是杜太后所生，也就是说，“兄终弟及”，传到赵光义也就打住了，赵廷美没有资格（赵光义后来还“私下”对近臣讲赵廷美其实是他的乳母之子，非杜太后亲生）。其实，宋太祖死时，其子赵德昭已是成年人，绝非是“幼子”，其年龄当一个继位之君绰绰有余。谎话一编就要继续圆下去。为了帮太宗解决“传弟”的问题，赵普又诬陷自己的老对头卢多逊与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暗中交通”，结果，两人均被远贬，赵廷美还被降封为公爵，不久即忧悸而死，时年才三十八岁。 　　　　 　　　　史书上为了突出宋太宗的“仁德”，还讲他起初有意传位给赵廷美，是赵普提醒：“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一句话，赵普的丑陋面目也暴露无遗。既然深悉“父子家天下”的治世真理，赵普这个太祖“大忠臣”为何不在太祖活着时拼死力谏，“忠言”迟了这么多年，真是个阴险小人！宋太宗如此迫害亲弟的行径，其长子赵元佐也觉过份，佯狂作癫，火烧宫殿，装疯卖傻以表示自己不堪“储君”之位。日后，宋太宗把儿子赵元侃（改名赵恒）立为皇太子，见京师百姓兴高采烈，他还愤愤言道：“四海之心遽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如此狭窄心怀，可见宋太宗赵光义绝非善类。 　　　　 　　　　仅仅观看正史，宋太祖之死也可让人疑窦从生： 　　　　其一，太祖崩前与赵光义饮酒，那么棒的体格，当夜就挂了； 　　　　其二，太祖皇后宋氏派太监迎太祖之子赵德芳，表明当时没什么“遗诏”选择赵光义继位，一个没老二的太监王继恩倒“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挺身相迎，简直近乎笑话！ 　　　　其三，赵光义假意踌躇，而后“毅然”入宫，宋皇后见到这位小叔子吓了一大跳，他马上安慰对方“共保富贵”，显然早已成竹在胸，打好腹稿。 　　　　 　　　　最大的可能，是赵光义买通太监王继恩等人，在与宋太祖饮酒时下毒，药死了兄长。此种手段，也符合赵光义日后的一贯行径，李煜、钱俶、刘鋹等降王之死，同出一辙，以此推之，宋太宗真乃世间一大“药剂师”也。 　　　　 　　　　其实，宋太祖对弟弟宋太宗，可谓仁厚至极： 　　　　帝（宋太祖）以晋王（赵光义）所居，地势高仰，水不能及，六月，庚子，（太祖）步自左掖门，至其第，遣工为大轮，激金水注第中，且数临视，促成其役。（晋）王性仁孝，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帝（太祖）数幸其府，恩礼甚厚。尝病殆，不知人，帝亟往问，亲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至汗洽苏息，帝乃还。又尝宴宫中，（晋）王醉，不能乘马，帝起，送至殿阶，亲掖之。（晋）王帐下士蒙城高琼左手执镫以出，帝顾见，因赐琼等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令尽心。 　　　　当然，史臣也画蛇添足，描写宋太祖看着弟弟的背影对近臣叹息：“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如此有仁有义好哥哥，赵光义也真下得去手，把他活活毒死。日后，他又借故奚落侄子赵德昭，小伙子回府后左思右想觉得郁闷，自刎而死，时年二十九。又隔两年，太祖另一个儿子赵德芳也不明不白死去，年仅二十三。评书大家刘兰芳故事中的什么手拿金锏逮谁都能打的 “八贤王”赵德芳，完全是艺人胡咧咧。一点历史根据也没有。摊上如此狠心的弟弟，也算太祖赵匡胤倒霉。 　　　　 　　　　然而，宋太祖之历史功绩，有目共暏，史臣有叹： 　　　　五季(五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后）晋、（后）汉、（后）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太祖年号）以来，（太祖）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历史之上，总以“弱宋”称呼常以“岁币”买和平的、强敌环伺的两宋王朝，而且，言及北宋狄青、南宋岳飞的遭遇，人皆扼腕。殊不知，如果能回忆起五代乱世中武人的飞扬跋扈之害，宋太祖手段虽有些矫枉过正，也不失英明远略。终两宋之世，武人骄横，藩镇林立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而且，自唐末离乱，阴险老贼朱温残害清流，后唐、后晋、后汉在中原干戈不息，千里丘墟，契丹铁骑蹂躏，“犷悍相沿，弓刀互竞”，中原的汉文明几至崩溃。开宋之初，宋太祖手下即使有赵普，也就是一干吏之才，如果论文采风流，道德华章，此人根本排上不队。宋太祖灭后蜀、平南唐，才使当地的文士、才人皆得归中原一统，文苑英华，博雅大儒，一时而至，致使中华文明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 　　　　 　　　　两宋国势兵力虽弱，文明方面是盛唐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又一个里程碑。品德方面，宋太祖礼降王，行赈贷，禁淫刑，增（文人）俸禄，尚儒学，如此种种，宋太祖被大儒王夫之赞为汉光武以后的中华帝王第一人，确实不失中允。 　　　　 　　雄龙雌凤相对决 　　　　――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宋朝初期的文人柳开（字仲途，河北大名人），他的文名远远不如稍后的北宋大词人柳永那样千古流传，但他的古文一矫五代靡华文体，理古意高，为宋代欧阳修等大儒所钦慕。 　　　　柳开文章率多“古拙”，惟独一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立意幽远，文笔洒脱，幽默之中潜藏愤惋，哀痛之中多蕴讥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 　　　　 　　　　“臣妾（王昭君自称）奉诏出妻单于，众谓臣妾有怨愤之心，是不知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谢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也。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暗讽大臣不能用命，致使国家以妇人和亲）。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今所以谢陛下者，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场无侵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将相无能，妇人出塞，昭君其实非常怨愤）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后，用妻于单于，则国安危之事，复何足虑于陛下之心乎！ 　　　　 　　　　“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 　　　　柳开其人，系宋初一淳儒，细读其文，此人实则大有辛辣诙谐之风。此篇看系“无厘头”，“替”古代和亲美女王昭君撰写临行前向皇帝的“告别信”，无非是传达这样一种信息：“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和蕃》诗，与柳开的“代疏”其实是同一个含义。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君臣以“先南后北”的政治方针，逐个拨掉南方各地的割据小国，然心腹之患，夙夜之叹，仍然是雄踞北方而且占据幽云十六州的辽朝。柳开此文，正是委婉提醒宋朝君臣不要仿效汉朝皇帝类似“和亲”的怯懦政策，以免招致后世的讥笑。 　　　　 　　　　考据辽朝之兴，与中国历史上五代的后梁几乎同步，直到金朝的崛起才给这个“国家”以永劫不复的一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与后唐常有战争发生，负多胜少，鲜有机会踏足中原地区。即便如此，当时吴越的割据者钱鏐很有“远见”，于公元915年就曾派人迢迢万里向阿保机“入贡”。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契丹人很是风光，沙陀人石敬瑭为了代后唐而起，不惜给比自己小数岁的耶律德光当“儿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战略要地，种下中原王朝数百年祸端。后来，耶律德光又亲自率军灭掉不听话的后晋，生俘末帝石重贵。刘知远建后汉，也不得不向辽国称臣纳贡。同时，江南的南唐国主李昇也“遣使来贡”。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弟刘崇在太原又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北汉”，仍旧给辽朝当“儿皇帝”。 　　　　 　　　　后周时代，辽朝皇帝正值穆宗时期，此人昏庸嗜酒，残暴好杀，但辽朝国力并未显现突然的颓势，故而郭威一直未敢打北伐的主意。后周世宗柴荣继位，曾大败北汉主刘崇于高平原，但接下来的晋阳之战，师老城下，又值溽暑疾疫，后周军队最终狼狈撤离，废损军人、辎重无算，失败而归。后来，周世宗采纳王朴“先南后北”策略，攻下后蜀、南唐数州要地，一时间“诸国皆惧”。在后周即将统一江南时，辽朝兴兵击北，屡屡侵扰。周世宗挟数万精师，下定决心伐击辽朝。人算不如天算，公元959年，周世宗出军不到五十天，几乎兵不血刃，就攻下易、英、瀛三州之地，正拟大举进攻幽州，世宗皇帝却忽遇暴疾，不得不下令班师。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先后灭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迫使泉漳和吴越也俯首归命，观其庙算，仍旧蹈袭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国（中原王朝）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河东（北汉）正扼西蕃（辽朝），若逐取河东，便与西蕃接界，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宋太祖一番议论，确实与宋初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北汉作为宋与辽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让它存在也是计谋之一。宋太祖在征南战争期间，与辽朝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契丹入寇则严拒，但平时严禁边境宋兵主动挑衅对方。当然，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也曾亲征过北汉，并在阳曲和定州大败过来救援的辽朝军队。最终，仍旧因为太原城坚墙厚，又恐契丹大军后至，宋军还是未沾什么大便宜，掉头而去。 　　　　 　　　　审时度势，当时的北宋确实没有力量贸然与辽朝相敌。军事方面，宋朝在开宝年间总军力达三十多万，但极其缺乏马匹；反观辽朝，传统的游牧民族，有轻骑约五十万众，雄视北方，又皆为能征惯战之士。经济方面，承五代乱世之余，宋初的经济实力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之连年兴兵，赋税难出，支撑大规模的消耗战根本无望。辽朝方面，“幅员万里”，“冀北宜马，海滨宜盐”，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来源丰富，连幽州也成为辽朝的“南京”。北汉与宋朝开仗，辽朝竟能一次就拿出二十万斛栗对这个附庸国进行支援，可以想见其经济实力。直到南方统一后，赵匡胤才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秋命令党进、潘美等大将兵分五路，准备统一北方。唇齿相依，辽朝方面派大将耶律沙提大军入援，双方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些接触战，宋军不敌，退军而还。从许多迹象表明，这次出军仅仅是宋太祖的试探性进攻。不巧的是，同年年底，宋太祖就暴崩，没有实现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书生总爱纸上谈兵。南宋的陆游就曾对宋太祖“先南后北”之举表示不满，认为宋太祖首先用兵南方诸地，使得师老兵疲，最终在打北汉时已经力不从心。大儒王夫之也曾探究过宋太祖首先北伐的可能性，认为赵匡胤如果一开始就率大军与辽朝争衡，说不定会有所成功。……所有这些议论，皆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在周世宗所向皆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原军队并未真正与契丹劲旅交过手。天假其年，如果世宗不得暴疾，后周军队得以继续北上，鹿死谁手，还真不能判定。乍胜乍败，也是兵家常事。赵匡胤建宋之初，国祚未稳，假使他挥兵北伐，万一有个闪失，很可能国内立即发生兵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是王朝开国者冒不起的。所以，笔者以为，宋太祖先南后北之策，在当时也合情合理。 　　降旗飘出太原城――宋太宗攻灭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很想建立不世之功以立根本。此情此想，与唐太宗弑兄杀弟后的境遇极其相似。南方割据诸国均已拔掉，北汉自然是宋太宗第一个下刀的目标。当然，这块肉非常不好切，北汉虽弹丸小国，其身后却是强大的契丹。 　　　　宋太宗伐北汉，经济上已经不用发愁。赵匡胤时代，“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后晋石敬塘）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这么一大笔财富，宋太宗一上台就刚好用上。他把兄皇所置的封桩库改为内藏库，表示说此举非为“自供嗜好”，而是要储积以待时缺。当然，宋太宗看见封桩库内“金帛如山”，对兄皇“储积太过”很有微词，“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宋老三啧啧之余，慨叹这么多的财帛“何能用尽”，显然是刚当家不知柴米贵，只要一打仗，金银粮帛就会水一般哗哗淌出去。 　　　　赵光义征北汉之前，颇有疑虑，他问大臣曹彬：“周世宗与本朝太祖皇帝，皆亲征太原而不克，难道是因为其城池太过坚牢而不能接近吗？”曹彬老将，经验丰富，回答：“周世宗时，大将史超在石岭关一战即败，人情震恐，不得不还军；太祖扎营于甘草地中，军人因水土原因多得腹疾下泄，也只得提军而返。太原城池虽坚完，但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攻克。”由此，宋太宗北伐之意遂决。宰相薛居正等人劝谏，不听。于是，宋朝遣潘美、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大将，率各路兵直趋太原。 　　　　 　　　　宋初时一直与契丹有和约，乍闻宋朝伐北汉，契丹君臣还真下一大跳，忙遣使来问：“何名而伐（北汉）也？”太宗血气方刚，拍胸脯言道：“河东（北汉）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此种豪言壮语，宋朝自太宗以后的近三百年间再也听不到半句！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车驾发自汴京，亲征北汉。途中，有一“花絮”可表：师次澶州，有一名县级文官于路中献策言事，此人姓宋名捷。“宋捷，宋捷，宋朝大捷！”太宗见此姓名高兴，认定必克北汉。 　　　　 　　　　北汉的“皇帝”，此时是刘继元在位。当初，宋太祖开国，当时的国主刘钧曾一度生出妄念，想重拾后汉旧河山，与李筠联合，结果是大败而返。宋太祖曾遣人转告他：“君家（你们刘氏）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互相争杀也合情理。我大宋朝与你并无前嫌，何必因一家一姓之故困一方之人？如果你有志于中原，可以率军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刘钧学得也乖，派人回复说：“河东（北汉）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中原王朝），我刘钧一家并非叛贼出身，守此区区之地，只是担心（北）汉社稷无人祭祀罢了。”如此低三下气装孙子，让宋太祖不得不“哀其言”，起了恻隐之心，对来人讲：“替我告诉刘钧，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刘钧在世时，宋朝果然未曾出兵进攻。刘钧日子很难过，南怕宋兵来打，北畏契丹逼迫，“终以势力窘弱，忧愤成疾”，没多久就死了，可以说是吓死的，也可以说是急死的，年仅四十三。刘钧本人无子，继位的是他外甥刘继恩。刘继恩本姓薛，年幼时被刘钧养为已子。仅仅两个月，刘继恩被人暗杀，其弟刘继元被众人推立。所以，北汉现在的继承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沙陀刘氏后人。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一莽撞军汉，娶北汉“高祖”刘崇之女为妻，一次酒醉，差点把“公主”一刀剁死，酒醒之后，薛军爷知道自己闯祸，畏罪自刭而死。公主再嫁一个姓何的，生下刘继元，所以这位北汉主原名应叫何继元。公主真乃一大扫箒星，不久何军爷也病死，小继元也为刘钧养为已子。 　　　　辽朝得知宋朝出兵，马上派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率兵守燕地，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等人率军入援北汉。 　　　　 　宋朝的云州观察使郭进沙场宿将，早已率军于石岭南（今山西阳曲附近）扼守。辽朝耶律沙率前部人马行至白马岭，隔一条阔涧，正好看见宋军严阵已待。耶律沙想等后军赶至再进攻，但监军的辽朝宗室冀王耶律敌烈等人贪功，认定要趁宋军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于是，耶律沙只得下令辽兵进攻。倘若在平原，人如猛虎马如龙的辽军精骑忽然冲锋，肯定占尽大便宜。山地崎岖，前面又是一条大涧横亘，辽兵丧失了突然发威的冲力，或下马，或边试水深边前行。未等这些下半身皆湿的辽军上岸，郭进率宋军迎头猛击，大败辽军。耶律敌烈父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均被杀死，耶律沙本人勉强逃得一命。宋军穷追不舍，如果不是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及时带兵赶到，用劲弩射退宋兵，耶律沙等人也要被宋军割去人头。 　　　　 　　　　此战克捷，各路辽军气沮，纷纷退军。刘继元惊惶之下，又派秘使把告急乞师信塞进蜡丸插入发髻之中，潜出太原城向辽朝方面狂奔。半路，北汉秘使为郭进逮个正着，“徇于（太原）城下，城中之气始夺矣。”不久，北汉的驸马都尉卢俊从代州遣人向辽朝告急，“辽人败衄之余，不能再发兵求（北汉）”。 　　　　 　　　　宋军得势不饶人，连克太原周边重镇及战略要地。五月下旬，宋太宗本人也赶至太原城下，慰劳诸将，指挥攻城。 　　　　“先是，帝（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契丹使节至宋廷，便殿赐宴时，这数百“杂技”军士“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吓得身为文臣的契丹来使“不敢正视”。这一队杂技英豪，又被宋太宗带至太原城下，攻城之前，在空地上飞抛利刃，左闪右腾，或以鞘承，或以手接，满天空飞利刃，“城上人望之破胆。” 　　　　 　　　　宋太宗本人亲擐甲胄，不避矢石，亲自指挥攻城。宋军见皇帝亲自坐阵，“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刘继元帐下将校有不少人踰城投降，北汉守军渐渐不支。 　　　　宋太宗亲自草诏劝谕：“越王、吴王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位列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刘）继元但速降，必保始终富贵！” 　　　　 　　　　为了防止攻城宋军因伤亡生怒而屠城，宋太宗还指挥军队暂缓攻城。穷窘至极，北汉主刘继元只得亲自于城北投降。赵光义没有食言，释罪不杀，授刘继元可检校太师，封彭城郡公，“给赐甚厚”。至此，宋朝灭北汉，得十州之地，共有三万五千多户。 　　　　刘继元虽是个动辄族杀臣下全家的暴君，投降后活得还不错，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病死，临终把三岁儿子刘三猪托付给宋太宗照顾。当时刘三猪才六岁，宋太宗“恻然哀之”，赐三猪名为“守节”，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赐禄，好好养了起来。刘继元乃一暗弱庸识之人，故而在太宗之世得以好死。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下诏平毁太原坚城，改为“平晋县”，并派兵纵火尽焚太原庐舍，“老弱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可见，对于太原兵民的抵拒，太宗心中仍有好大一股邪火。 　　　　 　　　　平灭北汉，乍看上去乃宋太宗一大成功。其实，福兮祸兮，不能光看一时一地之得失。北汉蕞尔小国，于宋朝而言，大敌乃契丹辽朝。如果宋太宗亲征北伐，首先攻下幽州，平定燕地，北汉必为掌中之物，弓矢不发就可能一举得之。此种战略，宋太祖在世时已经与赵普等文臣达成共识，“太宗（赵光义）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北）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高梁河之役）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雍熙北征），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陈邦瞻）可见，宋太宗急于求成，舍本取末，灭北汉得不偿失，已经为日后的伐辽失败埋下一大伏笔。 　　　　 　　　　平北汉之事，还需交待一下在石岭关一带大败契丹军的宋朝大将郭进。郭进自少年时代起就“倜傥任气”，在后汉高祖刘知远帐下当兵，以军功发迹。宋朝立国后，郭进一直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北汉接境相持。郭将军虽有材干，“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罪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所以，宋太祖每次向派往河东的兵将训话，总是好生告诫：“汝辈一定要小心奉法，犯我手里可能会获宽免，犯在郭进之手想必难活！”有小校得罪郭进，逃入京城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派人把此人押送郭进处理。郭进“能以权道任人”，对这个小校说：“你敢入京告我，真有胆气。我现在不杀你，放你还军，如果能破并寇（北汉军），我马上荐你入朝为官；如果失败，你也可以投附河东得以求活。”小校闻言，“踊跃听命”，率一股队伍突出，果然击败一大股北汉军，斩敌甚众。郭进不食言，马上推荐他入汴京升官。“太祖从之”。如此严毅威猛大将军，又获平北汉却辽军第一功，却屡受当时任监军的田钦祚欺凌。“（郭）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心不能甘，自缢死。”堂堂大将军，竟然被“政委”气得上吊，确实不值。宋初监军并非宦官，这位田钦祚也在太祖一朝立功甚多，然而“性阴狡，多所忤犯，好狎侮同列，人皆恶之。”田钦祚上奏，谎称郭进暴病而死，“太宗悼惜久之”。后来，郭进受逼自缢一事事发，田钦祚被贬为房州团练使，后又远窜瘴气多发的岭南。 　　　　高梁河畔尝败绩――宋辽首次主力对决战 　　　　 　　　　宋太宗所率宋军虽平灭北汉，但是，“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疲乏”。灭国擒王之后，宋军上下仍旧还是五代军人习气，“人人有希赏意”。宋太宗本人很想乘大胜之势，一鼓作气，攻取幽蓟之地。“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惟有殿前都虞侯崔翰独奏：“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一语已中宋太宗下怀，高兴之余，即刻命枢密使曹彬调发屯兵，准备收取“儿皇帝”石敬瑭丢失的汉人固有领土。　　　　 　　　　盛夏七月，赵光义率大队身心俱疲的宋军北征，他本人已驾发镇州（河北正定）。由于军士意怠，“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士气如此，宋太宗仍执意伐辽。 　　　　宋军入辽境后，开始进军还很顺利，辽朝的东易州刺史和涿州判官先后以城来降，宋军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岐沟关等军事要地已落入手中。此情此景，与当年周世宗伐辽极其相似。很快，宋军便包围了辽朝的“南京”――幽州城。宋太宗本人驻跸城南的宝光寺，指挥战斗。 　　　　在此之前，宋军在沙河之战大败辽朝北院大王耶律奚底所率兵马，生擒五百多辽兵，可以说是打了个开门红。北院大王孬种，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智能双全。他了解宋军很看不起耶律奚底，便令本部军高举北院大王的青色军旗，在得胜口（今北京昌平）一带佯装是败走溃兵，晃荡游走。赵光义得知辽朝北院大王“残兵”还有不少，立刻麾兵进击，开始还很顺手，杀掉不少辽兵，但不久即陷入耶律斜轸的埋伏圈，受挫而返。耶律斜轸取得小胜后，也不轻易进兵，屯军于清沙河北，“为南京（幽州）声援”。由此，此部辽军牵制住不少准备进攻幽州城的宋军。 　　　　为避免夜长梦多，宋太宗分遣诸将攻城。宋渥、崔彦进、刘遇、孟元喆四将分别率军进攻幽州的南北东西四面城防。幽州城墙坚厚，自辽太宗以来一直是重镇所在，方圆近五十里。当时带领辽军守城的是辽朝燕王韩匡嗣之子韩德让，此人“有智略，喜建功立事。”韩德让是汉人，其祖父韩知古原为从汉地为契丹皇室掠走的私奴，由于得知于耶律阿保机，官至中书令。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深受辽景宗宠信，但他只是以医术见宠，并无军事才能。庸父有佳儿，韩德让不仅相貌堂堂，又深习边事，尽力契丹皇室，他与城内官将“整器械，安兵侧，随宜备御，志不稍懈。”虽如此，宋军气盛，日夜攻城不息，连辽朝的一个都指挥使李扎勒灿（此名甚怪，应是蕃人）也逾城出降，“城中益惧。”辽朝皇廷得知南京（幽州）危急，忙遣南京宰相耶律沙将兵去救援，名将耶律休哥闻知消息，自动请缨，就被辽廷遣来替换耶律奚底，一同奔赴幽州，“将五院军并发。” 　　　　幽州方面，韩德让守军勉强守住城池不失，但情况十分紧急：辽朝的建雄节度使刘延素和蓟州知州刘守恩先后投降宋朝，告以辽朝边备虚实。虽如此，盛夏炎炎，坚城久攻不下，宋军战斗力明显衰退，“将士多怠”。 　　　　辽将耶律沙首先率军驰至，在高梁河与宋军展开遭遇战（今北京西直门外，又称高梁水，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过此河，乃古代永定河水系中的一个小分支，源于今日北京紫竹院湖，当时称平地泉）。宋军迎击，打得耶律沙一部不敌，苍惶退走。就在如此危急时刻，新出炉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所部赶到战场。由于他所带人马不多，时值傍晚时分，耶律休哥下令其属下骑兵、步兵人持双火炬，边行军挥舞手中的火炬，“宋师不测其多寡，有惧色。”很快，耶律休哥就与紧后赶来的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会师，一左一右，两翼包抄，向宋军奔杀过来。夜色中作战，辽军精骑手中钢刀飞舞，火炬乱飞，已经困怠多日的宋军早在心理上输了一截，交手没多久，阵脚已经松动。同时，幽州城内的辽朝兵马乘城举火，大声宣威，声震天地，守将韩德让等人也四开城门，列阵鸣鼓，大有里应外合，夹击宋军之势。 　　　　宋军心怯，辽军势猛，南北西院大王奋勇当先，先前败走的耶律沙重整兵马又返战场。耶律休哥身受三处伤创仍旧纵马驰杀，不一会，宋军不支，崩溃四散。大败之下，宋太宗本人也身中流矢，狼狈得乘驴车狂逃，仅以身免。此次高梁河大战，宋兵被斩首的就有一万多，辽军“匹敌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据宋人笔记《黙记》所记，“（宋）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辽军）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太宗）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日后死亡）竟以箭疮发云”。可见，宋太宗此役大腿上两处入骨箭伤，成为他日后病死的主要原因。 　　　　惊惶加郁闷，宋太宗郁郁返回汴京，由于北征辽朝大败，平灭北汉的封赏也压下不提，军将多有怨言。宋太祖的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入宫见叔皇，请示朝廷行太原之赏。本来宋太宗心就烦，看见这个侄子，更烦。征辽期间，宋军曾有一次夜间惊扰，大乱之中找不着宋太宗所在，不少军将就想拥赵德昭为帝（此举非有谋反之意，大军入敌境，忽然失去身为主师的皇帝，大家不得不惊）。不久，宋太宗现身，慰抚惊扰的军将。知道军中人曾有扶立侄子为帝的意思，宋太宗很不高兴。此时，不当不正，赵德昭又入宫进谏，宋太宗脸蛋子一沉，说：“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行封赏不迟！”听叔皇如此说，赵德昭惶恐至极，忙辞殿还归自己的王府。入门后，小伙子问左右侍从：“你们手头有刀吗？”左右从人回报说王府中不敢带刀。赵德昭再不说话，闯入厨房，从里面把门闩紧，操起一把割切菜果的刀就抹了脖子，自刎而死。赵光义听说侄子自杀，“惊悔”，抱尸大哭，估计也是演戏。小伙子如果不死，以后还真拿他不太好办。 　　“雍熙北伐”再无功――宋太宗二次伐辽的失利 　　　　 　　　　宋军败走之后，辽朝得势不饶人。于同年十月派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率耶律沙、耶律休哥南伐，“以报围燕之役”。宋朝的云州观察使刘延翰马上匆忙提师迎敌，崔彦进、李汉琼、崔翰等将随后也赶来赴援。宋太宗还想“遥控”战斗，派人送阵图，宋朝诸将依据“钦制”阵图分军为八阵。 　　　　 　　　　不久，宋辽双方军队陆续到达满城，准备开战。宋将赵延进登高望远，察觉即将开打的战场地面空阔，而根据宋太祖阵图摆设的军阵，每阵相距百余步，真正打起来，各不相顾，很有被分割包围吃掉的危险。而且，辽军骑兵势猛，冲荡之下，宋军势必惊溃。于是，赵延进建议宋军合八阵为一阵，合力击敌。 　　　　 　　　　崔翰等人知道赵将军所讲极有道理，仍旧犹豫：“万一合阵出了差错，怎么向皇上交待？”赵延进表示：“如果军遭败绩，责任由我一人担当。”崔翰等将仍旧不决，修改排阵计划是要负“擅改诏旨”的罪责。最后，还是镇州监军李继隆（此人乃宋太宗大舅子）拍板：“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由我李继隆独当！”有这么一个“大头”出头，众将心定，便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接。布置完毕后，宋朝诸将又派人向辽军先行诈降之计。 　　　　 　　　　辽军的实际统师韩匡嗣信以为真，马上安排迎降。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久经战阵，劝说道：“宋军军整气锐，不可能投降，这肯定是麻庳我们的诱降计，应该严兵以待，不能松懈。”韩匡嗣此人，其实也就一皇家“保健医”的材料，文才武干远逊其子韩德让，认定宋军是真投降，根本不听耶律休哥的劝说。 　　　　 　　　　辽军刚刚放松，对面的宋军忽然一齐呐喊鼓噪，尘起涨天，正要骑马以“轻裘缓带”的儒雅纳降的韩匡嗣顿时心惊，“仓猝不知所为”。大军没有统一的号令和指挥，必然大乱。眼见本来说好要“投降”的宋军红着眼抡刀挺枪杀过来，辽军士卒将领大眼瞪小眼，小眼瞪韩四眼（老韩虽未带眼镜，应该是个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心理一输，全军就乱，被宋军杀得人仰马翻，大溃迸逃，逃跑途中掉入山坑悬崖摔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宋军获得“满城大捷”斩首一万多，获马千匹，生擒辽军大将三人。韩匡嗣“弃旗鼓遁回，余众走易州，”惟独耶律休哥所统部伍不乱，边打边退，损失不多。辽景宗看见老韩狼狈而返，大怒，面数其罪，唤卫士推出斩首。幸亏景宗的皇后萧氏多方解劝，老韩才得保一命。萧皇后之所以力保老韩，估计百分之九十七也是看在老韩儿子韩德让面上，老韩窝囊，小韩玉树临风，又多文武才略，让人一见就喜。 　　　　 　　　　转年四月，宋将杨业和潘美合兵，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大败辽军。这位杨业，就是评书《杨家将》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其父是北汉的麟州刺史，他自己青少年时代就以勇武闻名，颇立战功，当时有“杨无敌”之称。北汉刘钧在位，曾以杨业为“义子”，所以他与北汉主刘继元一样同是“继”字辈。宋太宗灭北汉，杨业一直力战。宋太宗喜其骁勇，让已经投降的北汉“皇帝”刘继元亲自写信招降，杨业才“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忠臣良将谁都喜欢，宋太宗立授其为领军卫大将军，复姓为杨氏，去中间的“继”字，还原为杨业。后来，深知杨业久习边事，宋太宗任杨业为代州一带的全权方面大将，以抵御契丹。当时，宋将潘美为三交都部署，实际上他还算杨业的上级。这位潘美，即评书《杨家将》中被丑化为大奸大恶的“潘仁美”。其实，潘美乃有宋一代不可多得的文武德兼备的良将，自年青时代就倜傥不群。宋太祖建国后，潘美受命，单人独骑入陕，说服一向以凶悍著称的后周节度使入朝觐见，当时传为美谈。而后，讨李重进、征刘鋹、平江南、灭北汉，潘美皆有大功。北汉被灭后，潘美潜师奇袭宋辽边境战略要地固军，“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边以宁”。潘美第八女嫁与宋太祖之子宋真宗（当时宋真宗还是王爷），是宋真宗的元配夫人，年仅二十二岁即病死，真宗当皇帝后追谥为章怀皇后，可以想见，这位潘皇后一定是个贤淑貌美的好女子。在后来的评书演义中，潘氏倒成了“西宫娘娘”，阴险毒辣，完全是艺人胡编滥造。 　　　　 　　　　辽军入雁门，潘美一方面派出杨业率数千骑下井陉绕至雁门之北，他自己“秣马蓐食，”“誓众衔枚奋击”，大破入塞辽兵。杨业方面，率奇兵也“南向背击之”，临阵杀掉辽朝驸马一人，并生擒上将一名。辽军大败，宋军取得雁门大捷。此战之后，宋太宗封潘美为代国公，升杨业为云州观察使。自此一战，契丹兵十分惧怕杨业，远远看见杨业的军旗就慌忙遁走。所以，雁门之战，杨业、潘美二人同心协会，配合融洽，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战役。 　　　　 　　　　太平兴国五年年底，辽景宗御驾亲征，亲至南京（幽州），祭旗祠天，发动新一轮南侵。瓦桥之战（今河北雄县），耶律休哥在辽景宗面前露足了大脸，跃马出阵，大刀挥处，宋朝守将张师的人头登时落地。辽景宗亲赐耶律休哥玄甲白马，夸赞鼓励。“（耶律）休哥遂率精骑渡水奋进，南师（宋军）大败，追至莫州，横尸遍野，生擒数将以归。”大喜之下，辽景宗又亲赐御马金杯，说：“爱卿你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攻天下如摧柘拉朽耳！”不久，辽景宗拜耶律休哥为“于越”，“于越”是契丹最高的荣誉勋衔，位在南、北院大王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听闻瓦桥之败，宋太宗又怒又惊，下诏北巡。“关南言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北宋史书把虚报战功的猫腻委婉写出，一个“言”字活灵活现。估计是小规模遭遇战，小败辽兵而已。不知是何种原因，宋太宗自将而来，先前主动御驾亲征的辽景宗打起退堂，引兵而返。宋太宗稍感自己面上有光，作诗一首，其中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语，想必也是自我安慰。当然，宋太宗也有过趁辽军退师的机会再进攻幽州的意思，朝廷文臣多谏劝，认为应广积储，缓用兵，太宗心知幽州难克，便下诏返军。　　　　 　　　　回京后，又有文臣武将议论说宋军不应回师，应该速取幽燕，太宗闻言又有悔意。左拾遗张齐贤上疏，力谏宋太宗不宜于太急用兵：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翟，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3年）五月，辽景宗又亲征，率大军南侵。此次辽军又在满城遇败，守太尉希达里也在战中乱箭被射死，多亏耶律斜轸率部兵左突右驰，才避免了辽军更大的损失。未得便宜又丧师，辽景宗郁郁回军。同年秋，辽景宗在六州游猎途中忽得崩疾，不治而亡，年三十五。 　　　　 　　　　闻知景宗皇帝崩逝，时任辽朝南院枢密使的韩德让“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萧皇后见到韩德让，心中顿安。很快，耶律斜轸也奔召，二人帮助萧皇后易置大臣，拥立辽景宗长子梁王耶律降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耶律降绪当时才十二岁，凡事皆由萧太后（儿子称帝，萧皇后自然升一级成为太后）与韩德让、耶律斜轸做主。 　　　　 　　　　萧太后初秉国权，也七上八下心不宁，向大臣泣言：“母寡子弱，族属雄壮（指契丹皇族势力），辽防未靖（宋军威胁），我可怎么办呢！”韩德让、耶律斜轸忙跪前表忠心，“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萧太后命韩德让统掌御府禁卫军，“总宿卫事”。韩德让不仅掌领皇家宿卫大事，很快就和萧太后睡在一起，成为名符其时的“宿卫”。据野史记载，萧太后小时曾为萧家允诺长成后许配给韩德让，可能属小说家言。但是，辽景宗死后，韩德让与萧太后出双入对，这倒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在《辽史》中如果按目录查索“韩德让”三个字，根本找不着，此人载于《列传第十二》，名字是耶律隆运，比大名鼎鼎的耶律休哥还排前一位，“耶律隆运”是萧太后后来赐他的名字，改为国姓，入为皇族，并“隶横帐季父房后”，位于诸亲王之上。当然，韩德让对于辽朝“功德盛大”，非一般只凭胯中物取悦女主的男宠。 　　　　 　　　　辽朝小皇帝继位后，在萧太后操纵下，改元统和，并把国号由“大辽”更为“大契丹”，此举可能是想更好地加强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治。虽然幼主在位，太后主政，辽朝的政事非常平稳，忠于萧太后的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分掌南、北枢密院。萧太后为了“独占”韩德让，竟派人把老小伙子的妻子勒死，由此二人可以天天卿卿我我天地一家春。这位“杰出女政治家”的魅力，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妇唱夫随”，二个人起居一处，周遭有数百专门伺侯他们两个人的宫廷妇仆，大小国事，皆是两人说了算。 　　　　 　　　　萧太后对韩德让这个汉人没有任何嫌猜，韩德让对于契丹政权也一直效忠至死。虽为汉人，韩德让倒很是条真正意义上的“汉子”，诸如：对于一位名叫耶律虎古的契丹皇族权贵，因此人先前曾得罪过自己的父亲韩匡嗣，又在朝中与自己顶嘴，韩德让从卫士手中夺过大铁骨朵，迎头把这位宗室贵族砸得脑浆迸飞。群臣战栗，太后怡然。萧太后当然心向老叉杆，其实她心中实恨背后惦记她们母子的耶律皇族；一次，韩德让打马球，有个契丹将领纵马冲撞。看见老相好大头朝下摔于尘土之中，萧太后心疼得不行，立命从人把那个冒失的契丹倒霉蛋拉出砍头。韩德让骂骂咧咧，估计也是愤恨这个契丹人差点让自己摔坏了“功能”。与这位辽朝的韩爷相比，一代不如一代，满清的汉人就差了好大一截。曾国藩削平长毛，对清朝有再造之功，不仅未获王封，他自己还吓得不行，自动上奏要求削兵，看见满清贵族也点头哈腰，十足的没有血性。 　　　　 　　　　当然，好事不出门，萧太后与韩德让这些“秘事”，外人也有耳闻。宋朝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父子相继上表宋太宗，“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契丹人）疾（嫉恨）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奏章屡上，惹得宋太宗又动了北伐之心。其实，契丹风俗与汉族不同，国母的“私生活”一点不影响朝政，而且萧太后虽淫但不毒，驾驭臣下有方，对自己的儿子圣宗皇帝又慈孝有加，辽朝实力仍旧是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 　　　　　 　　　　内政方面，宋太宗逼死了倒子赵德昭，害死了另一个侄子赵德芳，其已被贬逐至房陵的弟弟赵廷美也忧郁而卒，在统治内部可以说是清除了各种心腹之患，文治方面又编成《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就差赫赫武功来洗刷昔日高梁河之耻了。 　　伐辽之前，宋太祖还遣使去渤海和高丽，约两地头领共同夹击辽国，但均无结果。高丽不必讲，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就被打得向辽朝割地求和，一直贡赋不断。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国，全盛时有五京、十六府，号称“海东盛国”，但于公元926年被耶律阿保机消灭，并以其地封其长子耶律倍，建东丹国，为辽朝附庸。由于多受辽朝贵族猜防，渤海人多次起兵造反，均被镇压。但是除东丹王耶律倍之妃是渤海大氏家族以外，辽景宗、辽圣宗都曾取大氏为妃，可以猜想，当时的渤海残余势力不会死心塌地和宋朝联合。所以，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的勇猛，虽然他们对辽朝怀有破国杀主之恨，要他们和远隔迢迢的宋朝联合，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当时辽朝还不是天祚帝时的辽朝，正处于强盛之期。 　　　　于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天，宋太宗又一次亲征北伐，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骑水陆都部署，向雄州、霸州方面推进；命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率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同时，宋太宗又以潘美、杨业为正副统师，率领云、英、朔诸州宋军出雁门伐辽。辽朝方面，萧太后、韩德让等人并不慌怯，马上下令让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军迎曹彬，以耶律轸为都统，率兵迎击潘美、杨业的宋军。萧太后带同自己的儿子辽圣宗，亲征而行，驻跸于驼罗口（今北京南口）。 　　　　 　　　　历史惊人的相似，雍熙北伐一开始，宋军诸路皆捷：曹彬一路攻克固安南城，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克辽朝寰州。不久，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方面，宋军又于新城大败辽军。 　　　　 　　　　由于先前吃过数次败仗，宋太宗在诸将出发前，嘱诫他们“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不久，宋军诸路捷报继至，宋太宗不喜反忧，深恐契丹军会乘间断阻宋军补给线。忧虑成真。曹彬十万大军在涿州呆了仅仅十几天，就吃尽了军粮，“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宋太宗闻报，大骇：“岂有敌军在前不顾而退军待军粮的道理！”他忙遣使制止曹彬，并告诫曹彬不要再向前进军，率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宋军会兵，“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宋太宗本意很好，想等潘美等人尽得山后土地之后，田重进再东下与曹彬、米信会合，全师制敌，与契丹大军决战。　　　　 　　　　但是，曹彬统下诸将听说潘美、田重进等部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功，“谋画蜂起，更相矛盾”。老将曹彬一进也没了主心骨，便顺从诸将之意，“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当时，辽朝萧太后、韩德让、辽圣宗等人在涿州东五十里的地方扎下御营，听闻宋军来击，便遣耶律休哥轻兵疾行，阻击宋军。宋军边急行军边迎战，路上足足用了四天时间，才得以进达至涿州。“时方炎暑，军士疾乏，所赉粮不继。”无法，宋军得城不能坚守，又弃之而去。 　　　　 　　　　曹彬先遣人率涿州百姓退走，他自己率大军殿后。由于人多兵疲，缺粮少水，宋军战斗力极度下降，连个象样的殿后军阵都组织不起来。耶律休哥率辽朝生力骑兵一路尾随，边杀边追，边追边杀，一直追到歧沟关，辽军发动总进攻，宋军大败。曹彬收拾残兵，连夜抢渡拒马河，于易山南岸扎营，准备休整一下喘口气。幸亏宋将李继宣死战，使得小股宋军逃得活命。但是，数万宋军，或被杀，或掉入河中溺死，或被俘，损失巨大，“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 　　　　 　　　　辽军战后打扫战场，耶律休哥“收宋（军）尸以为京观”。辽朝上下大喜，进封耶律休哥为宋国王。 　　　　宋太宗闻军败，愤恨不已，深责众将，认为这些人“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最终“往复劳弊，为敌所乘”。所以，曹彬、米信等人回朝后，皆被贬官。 　　　　 　　　　由于东路主力大败，宋太宗合围幽州的战略意图再难实现。辽朝方面开始反扑，耶律斜轸统十万大军赶至安定西，与宋朝雄州知州贺令图相遇，双方大战，宋军又败，被杀一万多人。辽军乘胜攻陷蔚州、寰州等地。深知西路军已经无望，宋太宗下诏指示潘美，让他与杨业一起引兵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内迁。 　　　　 　　　　得知辽军已攻陷寰州，杨业建议应避辽军锋锐，分兵应州以诱辽军主力，然后以千名强弩手扼守石竭谷口（今山西朔州附近），以保全数州军民安全。 　　　　潘美沉吟，但时为监军的蔚州刺史王侁大表异议，讥讽杨业：“领数万精兵，而怯懦如此！”他认为宋军应急趁雁门北川，“鼓行而往马邑。”潘美不表态，宋将刘文裕等人却附和。杨业百战边将，深悉敌情，力争道：“这样做绝对不行，一定会打败仗！” 　　　　 　　　　王侁冷笑：“您一直号称‘杨无敌’，现在敌军在前，却逗留不进，莫非杨公有什么异志？” 　　　　 　　　　杨业性直气刚，闻言嗔目大怒：“我杨业非畏死之人，只是现在非进攻时机，白白杀伤士卒，肯定不见成功。既然诸君怕我不死，我先带兵杀敌表个态！”于是，杨业率兵从大石路直趋朔州。 　　　　 　　　　临行，杨业向主师潘美泣诉：“此行肯定不利。我杨业本太原降将，主上施恩不杀，待以上将，我一直想立大功报恩。现诸君责我避敌怯懦，我杨业一定战死沙场以自明！”杨业伸手，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说：“希望诸君能在谷口两边埋伏下强弩手，等我率兵转战至此，诸位以强弩射敌，突出夹击敌人，否则的话，我所率兵士肯定会被杀尽。”潘美觉得杨业很有道理，立即指挥诸将在谷口设伏。 　　 　　　　耶律斜轸接到情报，得知杨业率宋军前来搏战，忙派副将在路边埋伏精兵，他本人拥众近前，假装要与杨业接战。两军甫交，耶律斜轸即假装不支，掉转马头就跑。此时，一心想杀敌求死的杨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明知辽军是圈套，硬着头皮往上冲。果然，辽军伏兵四起，宋军被围截在当地陷于苦战，耶律斜轸掉转马头，麾兵又杀个回马枪。宋军大败，退至狼牙村。 　　　　　 　　　　陈家谷口方面，宋将王侁干等了几个时辰也得不到杨业的军讯，派人登高远望，看不见任何辽军足迹，他认定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引兵离谷口”。潘美见王侁军没打招呼就走，无奈之余，也领军沿灰河往西南行进。不久，听闻杨业军败，潘美为保存实力，马上挥兵后撤。至此，陈家谷口已无宋军一兵一卒把守，更甭提什么弩手埋伏了。　　　　 　　　　杨业一路力战，自中午杀到傍晚，最终撤退到陈家谷口。看见谷口两边根本没有人影，杨业“拊膺大恸。”当时，他见手下还剩士卒百余人，便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要与我一起俱死！”但军士们皆为杨业忠义所激，无一人逃走，誓与俱死。杨业儿子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战斗而死。王贵七十三岁老将，为辽兵重围，援弓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拳犹击杀数名辽国壮汉，最终被乱枪捅死。很快，杨业坐骑因连中枪刀，不支继续奔跑，老英雄再不能往来驰突数敌，便往密林中匿避，准备乘乱逃出，再伺机杀敌。不料，紧追不舍的辽将远远望见杨业袍影，张弓一箭，射中杨业。辽兵涌上，生擒了这位英雄。 　　　　杨业长叹：“皇上对我恩遇如山，本想捍贼立功，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于是，被俘之后，杨业绝食三日，不屈而死。　　　　 　　　　杨业对得起宋太宗，宋太宗其实也对得起杨业。平灭北汉后，宋太祖收到不少讲杨业要反叛的“情报”，皆密封后派人转送杨业，以示不疑之心，把杨业感动得一塌糊涂。如此，不死也难。至于潘美，与杨业多年正副关系，似乎没有特别的过节和隔阂，雁门之战二人还配合得当，共立大功。如果说有“坏人”，王侁倒真算一个。其实，王侁是后周功臣王朴（给周世宗出“先南后北”战略的那位爷）的儿子，曾在宋初的对南唐征战中立功不少，还曾率军大破河西三族首领的叛乱，因军功领蔚州刺史。　　　　 　　　　杨业死讯传至宋廷，宋太宗“痛惜”，削潘美三级，把王侁除名流金州，刘文裕除名流登州。此时，潘美也是六十六岁的老将，转年虽官复原职，仍旧悒悒不乐，数月而卒。虽然老潘生前没有什么特别对不起老杨的地方，陈家谷口也是王侁先离开而致使缺守，潘老日后被评书艺人丑化成奸邪嫉功的大坏蛋，也真是他始料不及。 　　　　 　　　　《宋史》传中，潘美与曹彬同传，处于列传第十七的位置，不仅仅是这两个人都生了个皇后女儿，更因为“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但是，如无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的大功，潘美万万不能被编于如此重要的传记位置。反观杨业，其名仅在列传三十一，排名差了许多。作为同时代的良将，对于宋朝的功劳，杨业比潘美还真的差许多。但是，劳动人民的嘴太厉害，经过评书、戏剧渲染，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潘美功绩，只知道“杨家将”的事迹。 　　　　 　　　　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还有杨延昭（本名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瑰、杨延贵、杨延斌。其中，杨延昭最知名，一直在边地抵捍契丹。“在边防二十年，契丹惧之，目为杨六郎。”至于契丹人为什么称杨业长子为杨六郎，殊不可解。（如果是大排行，也不见宋人如此称呼他，辽人也不像汉人爱以大排行称呼别人）。杨延昭死年五十七。其子杨文广也是将门出将，曾随狄青南征，后又被委派至泾州、镇州为将。但杨文广三十岁左右即病死，英年早逝。至于评书、戏曲中所讲的佘太君、穆桂英和诸位“杨门女将”，史无所载，全属文艺“创作”。有一点值得一提，文艺作品中一直与杨家将为敌的萧太后，正是杨业被杀时的辽国实际统治者萧绰（小名燕燕）萧太后。 　　　　 　　　　年底，耶律休哥又在望都大败宋军数万人。雄州刺史贺令图是力催宋太宗北伐的首谋之一，此人本性“贪功生事，轻而无谋”。耶律休哥派人持秘信见贺令图，骗他说：“我因功高震主，获敌罪于上，愿投附宋朝”。如此伎俩，小孩子都骗不过，贺令图偏偏相信，派人赠送耶律休哥贵重礼品。看见此鱼上钩，耶律休哥在军中放方言：“愿得见雄州贺使君！”傻不拉叽的贺令图闻言，忙率部下数千精骑，出城“迎降”。辽军大营洞开，贺令图一行通行无阻，行至主师帐前，贺令图下马，只见耶律休哥斜据胡床，指着他大骂：“你一直好称善于经营边事，今天竟能亲来送死！”于是，尽遣猛士上前，杀尽贺令图左右随骑，把这位贺知州当成“战利品”押回辽国。 　　　　 　　　　自岐沟关大战后，宋军从进攻转为守势。辽军后来又不断兴兵，或大或小，侵扰宋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圣宗又亲征，连下数城，幸亏宋将李继隆等人在唐河（今河北定州）附近击败了辽军，遏止了辽军的攻势。端拱二年七月，宋将尹继伦率千余骑奇袭耶律休哥数万辽军，当时，耶律休哥本人正吃早餐，慌忙弃箸而走，手臂被宋兵砍了一大刀，几乎断掉整条胳膊。此次大败，辽军死伤惨重，“自是数年不大举南下。”由于尹继伦是个黑脸膛汉子，辽兵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辽军又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均未得手，损兵折将。 　　　　 　　　　宋太宗末年，西夏扰边，四川李顺乱起，所以宋朝无暇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战事，并曾派使臣向辽朝表示要恢复从前“友好关系”，辽朝不报。公元997年，宋太宗病死，死因正是高梁河之役的箭伤复发，引发内脏感染而致。 　　　　 　　　　宋太宗伐辽失败的原因，无地利人和，诸种因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幽蓟之地，确实应该收取，何者，燕地不收，河北不固；河北不固，河南可危，山河险关陷于敌国，攻取无成，只能怪宋太宗时运皆太差。此外，正是由于宋朝君王对武将极其猜忌，使得大将们胜则自危，避功避权，畏首畏尾，如此将师，在关键时刻自然是想得过多，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拼杀。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方针的弊端――宋军与南兵交战，得胜太过容易，其志精，其情逸，忽然与北方辽朝魁梧的马上骑兵相遇，乍败乍胜，很容易气沮意沉，丧失必胜之气。打仗就是靠“气”，“气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无知无畏无惧的“方新”之气，才是取胜关键，这些对于连年经历战阵的宋军将士来讲，尤其缺乏。宋代战争失败后，对宋朝最大的打击还是心理上的，即举国上下患了一种“恐辽症”，此种心态，和足球场上的“恐韩症”差不多，本来能赢的仗，最后关键时刻也会因心理方面的懦弱而莫名其妙地输掉。 　　聪明英悟之主――登上龙椅后的宋真宗 　　　　 　　　　宋真宗是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其母为元德李皇后，本名叫赵德昌，后改名赵元休，又改名赵元侃，至道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赵恒。宋真宗幼年时即与一般孩子不同，姿表英特，气质不凡，与诸位同辈的小王子嬉戏时，总爱排兵布阵指挥“战斗”，并常自称“元师”。宋太祖赵匡胤很喜欢这位侄子，养育于自己的皇宫之中。五、六岁时，宋真宗有一次去万岁殿玩，大模大样一步一个台阶，直接就朝龙榻走上去，安然端坐。阶旁沿列布满宫廷禁卫，大家暗地好笑。宋太祖刚升朝，见小侄子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玩，象模象样，便笑问道：“天子好当吗？”小孩子眨眨眼，回答道：“作天子全由天命”。宋太祖“大奇之”，叹赏良久。 　　　　后来，赵光义继位。在皇储位上，赵恒尊礼儒臣，每见李至等文臣，“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他还留心狱讼，“载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褒美。”可见，赵恒完全是个青年才干，勤恪修谨，躬亲政事。　　　　 　　　　宋太宗弥留之际，太监王继恩（时任宣政使）差点又搞宫廷政变。早在建皇储之前，王继恩的亲信潘阆就劝说：“寿王（赵恒当时封寿王）自认为当立为皇太子，事成，他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皇帝（太宗）与大臣谋议太子，应该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上去，那样的话，新君继位，肯定感恩我们的拥戴之功。”王继恩不停点头称是。此后，他不停在宋太宗面前说赵恒坏话，几乎使这位寿王得立太子一事泡汤。后来，正由寇准等大臣力保，赵恒才得立为储君。（王公公的心腹潘阆，人品虽坏，却是宋朝有名的大词人。他的《忆余杭?之五》可谓脍灸人口：“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词意“辽阔”，艺术水平极高。） 　　 　　　　眼看宋太宗处于咽气阶段，王继恩与时任参知政事的李昌龄等几个人想谋立楚王赵元佐。幸亏宰相吕端入宫问疾，眼看宋太宗快不行了，皇太子赵恒仍不见人影，心知此情可疑，忙在象牙笏板上写“大渐”二字，让手下人急赴至太子宫，催促赵恒马上入皇宫“侍疾”。看见御床上的宋太宗断气，王继恩在内宫与当时的太宗李皇后（明德皇后）商量，然后他自己亲自到中书省召宰相吕端，要与吕宰相一起商议新帝之事。吕端早就知悉王继恩的阴谋，就假装亲热，骗王继恩说中书省的秘室中已经有太宗在世时写的立储密诏原本。王大太监不疑，拈起大脚就迈进了小黑屋。咣珰一声，吕端用一柄大锁把门紧紧锁住，任凭王公公在里面拍门叫骂哀求威胁。　　　　 　　　　吕端立刻入内廷，入见明德李皇后。这位李皇后不是元德李皇后。元德李后是宋真宗与楚王赵元佐的生母，太宗时元德皇后的位号只是一般的夫人，此妇人命苦，早死，时年才三十四岁。赵恒的嫡母明德李皇后人品其实也不差，“菾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但惑于王继恩公公之说，认为太宗崩逝后应该立比真宗年长的楚王赵元佐。所以，看见吕端，李皇后说：“宫车晏驾（皇帝死亡），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吕端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再有异议！”意思是讲，赵恒皇储名位已正，不可能再妄论拥立别的王子。 　　　　明德李皇后“默然”。妇人无主心骨，先前出坏主意的王公公又不知去向，李皇后自然听吕宰相的意见。 　　　　 　　　　于是，太子赵恒得以柩前继位，是为宋真宗。仪式之上，吕端仍旧不放心，立于殿下不拜，命宫卫卷起御前的珠帘，“升殿审视”，确认龙座上确是皇太子本人后，他才降阶，“率群臣呼万岁”。这位吕端，就是日后被毛主席赞不绝口的“大事不糊涂”的那位爷。 　　　　 　　　　宋真宗新帝继位，大行封赏，并追复先前被父亲宋太宗贬死的皇叔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自杀的堂兄赵德昭为太傅，追赠被太宗毒死的小堂兄赵德芳为太保。凡此种种，皆可见出宋真宗的人品比起其父宋太宗要仁恕得多。当然，太监王继恩不能轻饶，宋真宗下令对其抄家，搜出不少王公公从蜀地私运回来的先前后蜀小朝廷中的“僭侈之物”，但也只是把这位太监流放均州。换了别的强势记仇的帝君，估计怎么也得灭这位公公三族。 　　　　 　　　　继位之后，宋真宗极其勤政。“帝自继位，每旦前御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校阅军士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仁厚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率以为常。” 　　　　 　　　　每见吕端等大臣，宋真宗“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吕端是个大胖子，为了便于老宰相宫中行走，宋真宗命人把竣阶搭上专用木板，专门为宰相建成“特殊通道”。由此数件小事，可以想见真宗的谦恭和厚道。扬州知州王禹偁上书言事，希望朝廷谨防边、裁冗兵、精选举、汰僧尼、远小人，宋真宗览奏大喜，立召王知州还朝为官。当然，求贤若渴之际，良莠不分，有才少德的奸侫小人王钦若也被召入朝廷，主掌粮税财物。 　　　　 　　　　咸平二年十月（公元999年），辽圣宗与萧太后等人至幽州，以圣宗之弟梁王耶律隆庆为先锋，南伐宋朝。途中，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病死，此人多年征战，功名仅在耶律休哥之下。萧太后大恸，亲自临哀，并让老相好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由此，韩德让就成为辽国第二人（萧太后第一、韩德让第二、辽圣宗第三）。 　　　　 　　　　辽朝伐丧，宋朝君臣都很愤怒，大臣柳开恳切上言，请示宋真宋亲征：“圣驾若过河北，契丹自当引退。四方无畏不服，正在此举矣！”新帝气锐，宋真宗果真亲自师军，御营在中，前后大军护卫，车驾浩浩荡荡，直奔大名府。 　　　 　　　　辽朝此次南伐，见好就收，大掠淄、齐而去。宋将范廷召本来损兵折将，见辽军自还，赶忙飞表上奏，“言大破契丹于莫州，夺还所掠老幼鞍马兵仗无算。”宋真宗不知情，以为自己御驾亲征出奇效，把辽军吓走，马上吟《喜捷诗》，“群臣称贺”。没高兴多久，宋真宗刚从大名府起驾还师，就有蜀地王均造反的消息传来。 　　　　咸平四年冬，辽圣宗又率军南伐。此次辽军运气差，长城口之战，宋将王显奏率军与辽军激战，一战大胜，杀辽军二万多人，生擒辽朝大将铁林。 　　　 　　　　咸平五年夏天，辽朝又于泰州等地向宋军发动进攻，小胜而返；咸平六年五月，辽将萧挞凛等人又率军进攻定州，激战之后，生擒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得胜后，辽军还师。王继忠是真宗皇帝当藩王时的亲信，贴身护卫将。时传王继忠已经战死，宋真宗“闻之震悼”。 　　　　不仅仅辽朝年年来攻袭，西北方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也不时攻城陷地，杀伤不少宋军。于宋真宗而言，咸平年间诚为多事之秋。 　　见“好”就收――“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 　　　　 　　　　深知辽军肯定还会反复攻扰，宋廷在定州和天雄军（今河北大名）等地屯结重兵，以防辽军对河朔地区的攻掠。同时，又在相当于今天保定至天津一带挖河决塘，使其地成为泥泞水泽，以图延缓辽国骑兵的冲驰。 　　　　辽朝数次侵袭，似乎并无真正要占据宋地或对宋朝政权以致命性打击的意图，忽来忽走，来的容易去得快，很让人换不着头脑。其实，萧太后和韩德让的本意，根本并不想与宋朝长期交战。只要有战争，契丹上层军事贵族的地位就会上升，这对于皇权并非是件好事。而且，萧太后因与韩德让一直通奸，北俗再犷野，太后的私生活总是有污点，驳下统治总感不是理直气壮。所以，仗打得越多越大，对于萧太后与韩德让来讲风险就越大。但是，北朝这一对最佳男女拍挡，有一种绞尽脑汁的聪明上策：以攻求和。他们深谙“进攻是最佳的防守”，所以，一战再战，找寻机会迫和，以使宋辽双方互相都能下大台阶。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又一次率大军南伐。 　　　　 　　　　凑巧的是，此年九月，宋真宗刚刚任命毕士安与寇准同为“同平章事”，用以为相。寇准，华州人（评书艺人天天在电台里称寇准为“寇老醯”，以为他是山西人，其实老寇是陕西人），十九岁时就因精通《春秋》传而考取进士。宋太宗时，寇准尤为受重。一次奏事，太宗心情不好，不可寇准所奏，因怒拂衣而起。大胆寇准，竟然上前拉住宋太宗御服，“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小伙子如此“鲁莽”，倒得宋太宗常识，叹道：“朕得寇准，犹文皇（唐太宗）之得魏征也。”直臣易贬，寇准后来果然被贬外任。至道元年，宋太宗箭伤复发，忙从青州召宼准还京，流泪给他看自己血乎流烂的伤口，并问：“朕诸子孰可以复神器者？（我哪个儿子可以继统？）”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太监）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宋太宗低头想了半天，试探地问：“襄王（赵恒）可以吗？”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陛下认为可以，希望您马上做出决断！”于是，诏下，以襄王赵恒为寿王，立为皇太子。拜庙还宫，东京民众夹道聚观刚刚出炉的新太子，纷纷指言：“此少年天子也。”宋太宗听说后，老大不高兴，对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再拜称贺：“此社稷之福也！”宋太宗仔细思之，知道天下人心已定，释然而笑。于是，君臣二人在内殿相饮，大醉方毕。不久，由于寇准与大臣冯拯互相争执，宋太宗恼怒，把他贬出为邓州知州。 　　　　 　　　　宋真宗继位后，一直想用寇准为宰相，但“患其刚直难任。”时为参知政事的毕士安听说宋真宗要擢自己为相，就推荐寇准与自己一道共享此封。宋真宗说：“听闻寇准此人好刚使气。”毕士安厚道人，回禀道：“寇准忘身殉国，秉正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方今边境不息，辽寇来侵，正宜用寇准为相。” 　　　　 　　　　辽军势猛。先锋大将兰陵郡王萧挞凛和六部大王萧观音奴（辽朝人佞佛，连名字都是“观音奴”）二人率大军进攻威虏军（河北徐水）和顺安军（河北高阳），受挫后，又进击北平寨、保州等地。不久，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而后，萧挞凛又与萧太后、辽圣宗会合，并力攻定州。宋军凭守坚城，辽军见无法克定州，便于阳城淀（今河北望都）扎营，号称二十万众，伺机行事。　　　　 　　　　“辽师深入，急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转天，宋真宗览报，大骇，忙召问寇准。寇准不慌不忙，回答：“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尔”。于是，他趁机提出要宋真宗亲征澶州（河南濮阳）。犹豫半天，宋真宗勉强应承。 　　　　 　　　　寇准不惧，可吓坏了当时的参知政事（副相）王钦若和佥署枢密院事（副参谋总长）陈尧叟。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密请皇帝逃往金陵（今南京）；陈尧叟蜀人，就主张真宗前往成都。宋真宗被二人说动，当时就把寇准唤至内殿，问自己“幸”哪个地方好。 　　　　寇准见王、陈二人在真宗身边，心里已明白八九分，厉声问：“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主意？” 　　　　 　　　　宋真宗不好“出卖”王、陈二人，说：“爱卿你也别问是谁，就说朕外出避敌是否可行？到底去哪里才安全？” 　　　　寇准瞅瞅王钦若和陈尧叟，说：“陛下实该斩杀出这种馊主意的人！皇帝神武，将师同心，倘若您亲征，敌人必遁。即使陛下不亲征，下令我军坚城固守，以老敌师，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皇帝您逃避他方的地步！” 　　　　宋真宗连连点头。　　　　 　　　　良久，宋真宗又向寇准询问谁可以派出镇守大名。寇准深知王钦若是个能说会道的老滑头，怕他在皇帝身边总出外逃的坏主意，便乘此机会“推荐”他。虽恨的牙根痒痒，王钦若官小半级，只得悻悻而出。此公在天雄军守地，“闭门束手无策，但修斋诵经而已”。多亏安肃军和广信军的宋将顽强拒守，才使“辽师攻围百战而不能下”，坚守住战略要地。 　　　　 　　　　辽朝方面，二十万左右军队人食粮马吃料，驻久也非易事。先前在定州被辽朝俘虏的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并未死节，萧太后爱其材勇，授户部使一职，又赐美女一名妻之。“（王）继忠亦自激昂，为辽尽力”。王继忠在武将中官职虽不高，但他是宋真宗做王爷时的心腹，自然非比一般军将。当时，听闻王继忠“死讯”，震悼之余，宋真宗下诏追赠这位“烈士”为大同军节度，并诏录其四子为官。效力辽朝军中的王继忠见当时辽、宋两国胶着之势，便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此言正中萧太后下怀，她早有厌兵之意，便遣小校四人持信箭，带着王继忠的亲笔信去见宋朝方面的莫州部署石普。石普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把信转呈宋真宗。 　　　　 　　　　宋朝君臣廷议，吕端等人此信可疑，是诈伪之书；毕士安认为契丹兵出无获，请和不假。宋真宗还是有主见：“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辽人入侵无成而请盟好，得请之后，必有进一步要求。朕屈已安民，以财物换和好，大可答应。但朕所虑者，辽人盟好之后必以关南之地为辞，要求割还。如果辽方想出此种要求，朕一定治兵誓军，亲行征讨！”于是，宋真宗亲写诏书给王继忠，表示为双方百姓利益，可以休好，慢慢商议，但拒绝了王继忠立即要宋朝派出正式使节的要求。 　　　　 　　　　宋辽两国虽开始接触进行“和谈”，双方的军队一直没闲着。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包围岢岚军的辽军也因粮草不继苍惶撤军。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主动权，辽军主力齐集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悉力攻城，昼夜不停，轮番肉搏攻城，萧太后本人也亲自击鼓督战，激战十多天未下。宋军守将是季延渥，这位将门之子拼死守城，指挥得当，亲自绕城指挥，不顾箭雨，派守兵四处抛滚巨木，张弩泼油，辽兵纷纷从城头滚落。最后，辽军死三万、伤三万，瀛州城岿然不动。无奈，辽军只得从城下撤走。 　　　 　　　　萧太后十分郁闷，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宋朝的祁州，并俘获大量宋兵。由此，萧太后等人率辽军主力，与萧挞凛等人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以及宋朝的天雄军。宋廷也立即做出反应，“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把防线全面南移。 　　　　当时，宋真宗驻跸韦城。听闻辽军步步深入，不少大臣私下劝说宋真宗南幸金陵以避兵锋。耳朵一软，宋真宗又召寇准商量：“朕南巡（南逃）如何？” 　　　　 　　　　寇准一脸严肃。“群臣懦弱无知，真如乡老妇人一样。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企盼龙驾亲至，必定士气百倍。若陛下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辽人蹑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至！” 　　　　 　　　　宋真宗低头不言，良久，表示说自己再考虑考虑。 　　　　寇准出御帐，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忙上前拉住对方的手，问：“高将军世受国恩，何以报国？” 　　　　 　　　　高琼答：“我本武人，愿效死以报！” 　　　　于是，寇准又拉着高琼重进御帐，对依旧犹豫不决的宋真宗讲：“陛下如不信为臣之言，请问高琼。” 　　　　高琼马上进言跪禀：“随驾军士（禁卫军）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金陵），估计中途皆会逃亡殆尽。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必竭死力，契丹不难破！” 　　　　 　　　　宋真宗从小爱玩打仗，长大之后其实是个彬彬帝王，真让他上战场还是很不容易。此刻，他又扭头看自己的贴身侍卫王应昌。王应昌武将，勇武有智，马上回答：“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如果我军逗留不进，臣恐敌势益张。”至此，宋真宗才下决心赶赴澶州。 　　　　剑拔弩张之际，宋辽双方使臣接触频繁，但军事行动仍旧一刻未停。 　　　　 　　　　辽军攻克德清（今河南清奉）后，率军步步为营，三面包围了澶州。宋将李继隆指挥得当，在城四周关键部位布置了许多劲弩（当时的重机枪）。辽朝统军萧挞凛身为方面大将，又想在萧太后前露脸，恃其勇敢，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转悠，巡视作战地形。当时，宋军威虎军一个小头目名叫张環，日夜备战挺累，正坐在一张巨大的床子弩上发呆，忽然，他看见萧挞凛骑匹高头大马，身上黄金甲、大红袍，显然是个大头目。于是，这位张军头脚踩踏板，床子弩上的数只大头箭应声而发。也真巧，一只大弩箭不偏不倚，正中萧挞凛脑门，登时就把这位辽朝统军射于马下。如果是一般的箭，还不一定百分百把人射死，但床弩的大箭，劲大头粗，如同被现在的AK47子弹打击一样，萧挞凛脑袋中间一个大洞。甭说华佗转世，用时光机器把他运到现在的美国也救不活他。 　　　　 　　　　尸体拖回，萧太后等人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萧挞凛“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文武全才，当初宋将杨业朔州的败亡，他居功不少。此人之死，其实是辽宋最后讲和的关键，连《辽史》都这样讲：“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这位爷一死，辽军夺气，战胜之心顿泯。 　　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后，本想在南城扎下御营，但冠准坚持要皇帝临北城：“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能以天威凌敌。四方军将继至，为何疑而不往！”高琼将军也在一旁力劝皇帝过河幸澶州北城。 　　　 　　　　站在真宗皇帝身边的文臣冯拯斥责高琼无礼（寇准官大，他不敢呵斥），高将军怒道：“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敌！”不待冯拯回嘴，高琼马上指挥禁卫军扛起御辇前行。到了浮桥边上，扛辇的军士面有难色，停下回望。高琼用马鞭猛抽辇夫，斥道：“还不快走！今已至此，又有何疑！”宋真宗也不好再装，在辇上命军士立即过桥。 　　　　 　　　　皇辇抬至澶州北门城楼，禁卫军升起皇帝的黄龙旂，“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恰巧宋军缚送辽军间谍至前，真宗皇帝“即命斩之”，抛首楼下，与宋军对阵的契丹国人先听欢呼后见血淋淋人头，“相顾怖骇”，心理上已经产生严重动摇。 　　　　萧太后又急又气，忙派出数千精骑薄城，想给宋真宗来个下马威。宋真宗下诏，大开城门，出军迎敌。有皇帝坐在城上观战，百年不遇。宋军奋勇冲杀，杀掉来犯的辽军大半，余众遁返。得此“开门红”，宋真宗内心稍安，还城内行宫休息，留寇准于北门城楼做阵前总指挥。 　　　　 　　　　回城后，宋真宗不放心，派人偷看寇准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太监回报，说寇准还和大臣杨亿（此人“神童”出身，十一岁就当进士）在城楼上喝酒划拳，“歌谑欢呼”。宋真宗这才放心。“宰相如是，吾复何忧！”宋真宗也小心眼，深怕寇准脚底溜油提前自己跑掉。 　　　　 　　　　宋朝使节曹利用入辽营，有幸第一次目睹萧太后真容。萧太后虽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与宰相韩德让同坐一车之中，辽圣宗与群臣反而扎堆坐立下首，“礼容甚简”。至此，宋朝大臣才真正知道从前的传闻“都是真的”。讨价还价，“事未决”，于是萧太后派辽朝使臣韩杞随曹利用入澶州，面见宋真宗，索要“关南地”，即后周世宗柴荣从辽朝手中攻取的十个县。宋真宗很“坚持原则”，认为金帛可得，决不割地，并当面再三嘱诫曹利用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让步。 　　　　 　　　　宋真宗对辽使韩杞不错，赐“裘衣、金带、鞍马、器币。”临辞行，韩杞作为辽朝的“外交官”，很想保持本朝“气节”，依旧穿回自己原先的“左衽”制式的衣服。负责接待的宋朝学士赵安仁不高兴，质问他为什么不穿大宋皇帝的赐服，韩杞推托说赐衣过于长大，穿在身上不合适。赵安仁半是警告半是劝说：“您将上殿接受我国国书，天颜咫尺，如不穿皇上的赐服，您觉得有这可能吗？”话里话外，一是警告他大宋皇帝可能一不高兴会撤回和议，二是吓唬他扈卫武将见他这么不懂礼貌不懂事会上前一刀砍了他。毕竟“外交人士”大多灵活，韩杞马上穿上宋朝服装上殿谢恩，拜受国书。 　　　　 　　　　寇准雄心勃勃，以他当时所计，不仅准备不与契丹钱帛，还想逼迫契丹方面向宋朝称臣，割献燕云十六州给宋朝，“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虏（辽国）又生他念！”宋真宗没有这种远略，不想在和议方面进行“拉锯战”，推托说：“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辽国）者，吾不忍生灵（百姓）重困，姑听其和可也。”于是，宋真宗告诉曹利用，议和底线可答应岁币百万为限。 　　　　 　　　　曹利用临行，被寇准唤至自己营帐。“虽然皇帝有口谕可以答应百万岁币，如果你复命时数额超过三十万，我必斩汝不饶！”寇准警告。老冠关键时刻之所以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当时宋真宗身边已有人放出谣言，说寇准是“幸兵以自取重”，意思是打起仗来寇准好从中得大便宜抓大权。无论皇帝再英明，只要出现“君疑臣”的情况，想不死也难。　　　　 　　　　曹利用与辽使韩杞同回辽营，再次外交翰旋。萧太后说：“（后）晋割关南地给我们，（后）周世宗夺取，今应归还。” 　　　　曹利用真是个外交人才，回答道：“晋、周之事，本朝不知。即使是岁币问题，我都不知道皇帝答不答应。至于关南土地之事，想都不要想，我根本不敢和我们皇上提及此事。” 　　　　 　　　　辽国的政事舍人高正始突然出班，对曹利用大言：“我们大辽引众而来，就为恢复故地，如果只得金帛即归，回去后愧对国人！” 　　　　曹利用白了高正始一眼，“不知您是否真正为辽国打算。如果坚持要钱要地，两国兵祸不息，对谁都没宜处！” 　　　　 　　　　萧太后不死心，又派其监门大将军一人前往澶州复议关南十县之地，遭到真宗皇帝严拒。知道不得再妄求，萧太后就与曹利用讨价还价，最终议定宋朝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二十匹绢以为“军饷”，宋与辽结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真宗皇帝称萧太后为叔母。说实话，从面子上讲，宋朝还真没吃什么亏，宋真宗比辽圣宗大两岁，称兄可也，比起当年后晋皇帝石敬塘管小自己十几岁的辽太宗叫爹，不啻天上地下。 　　　　 　　　　曹利用回澶州，宋真宗正在行宫内吃饭吃到一半，没有立刻接见。但是他又关心岁币数目，就边吃东西边派内侍去询问曹利用到底向辽朝许了多少银帛。曹利用对宦者说：“如此机密事，只能当面对皇上讲。”宋真宗也气，嘴里含着饭，怒催小宦官：“姑且问个大概数！”曹利用也倔，就是不讲，急得小公公咕咚一声给他下跪。曹利用见此，伸出三指示意。小宦者嗷地一声掉头跑进去，大声嚷嚷：“三百万！”宋真宗闻言，手中筷子都掉在地上。“太多了！”很快，宋真宗面色和缓，自我安慰道：“既然能结束战争，三百万也可以了。” 　　　　澶州的行宫不是真皇宫，曹利用在外仅隔一道大布帷幕，连真宗的自言自语也听得清爽。 　　　　 　　　　不一会，宋真宗食毕，唤他进门入对。宋真宗心中稍觉有些沉，想确定是否是三百万岁币。曹利用还卖关子，连称“为臣该死，为臣许辽人银帛过多！” 　　　　 　　　　“到底多少吗？”宋真宗实际此时在心中已经接受了三百万的数字。 　　　　“三十万！” 　　　　 　　　　听曹利用报出这个数，宋真宗喜得脸蛋上的肉直哆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故（曹）利用被赏特厚。” 　　　　宋辽和议，至此大告成功。宋真宗大散财物，赏赐有功将士。契丹萧太后也派人送来御衣、辽国食物。宋真宗起驾前，还嘱诫“诸将勿出兵邀其（契丹）归路”，惟恐两国再生事端。 　　　　 　　退一步海阔天空――宋辽“澶州之盟”后的双赢局面 　　　　 　　　　“澶渊之盟” 的签订，后人以及当时的一些汉族士大夫“愤青”、“愤中”们，每逢讲起此事皆愤愤不平，认为宋朝在战场上的形势主动，竟然关键时刻软弱，反向辽朝支付岁币，以金钱换和平，太不划算。其实，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宋辽双方真正继续打下去，结果还真殊难预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先前虽死了个辽将萧挞凛，没准日后大仗一打，宋真宗又在御营，万一有个闪失，估计宋朝最好的结局就提前北宋变南宋了。仔细分析，澶渊之盟很类似日后康熙同老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事后双方都认为自己吃亏，其实最多是互相没沾得大便宜而已，最终还是有利于交战双方。 　　　　 　　　　宋太祖时代起，直至宋真宗初年，宋辽两国交战，大小数次，互有胜负，双方均负担沉重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消耗巨大，由于河北一带一直是战场，“丁壮毙于传输，膏血涂于原野”，正常的农业生产根本进行不了，人们想过一、二年安生日子都不能。恰恰是战争结束，宋朝与辽朝边境的数州人民才得以过正常的生活。而且，三十万岁币，对于当时的北宋来讲，算不上太大的负担。北宋宰相王旦的一句话透出这样的信息：“国家（指北宋）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给辽朝岁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这些话绝不是宋朝君臣的自我安慰。因为，宋朝每年给辽朝三十万的“岁币”，绝大部分可以从边境“榷场”（宋辽交易集市）中收回来，“取之于虏，而复用之于虏（辽朝）”。所以，从“经济”角度上讲，“澶渊之盟”对于宋朝特别划算。当然，从政治方面讲，对于一直讲究“面子”的中原王朝宋朝来讲也还算过得去，自己是“兄”，辽圣宗是“弟”，反正兄又打不过弟，同辈相亲，没什么丢人的。 　　　　 　　　　和议的第二年，宋朝派人去辽国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为此，大臣还上言：“《春秋》传中的夷狄外国，封爵不过是子爵，今承认其辽国国号，已经足够了，何必并称南北两朝”，对于宋真宗在国书中把两国置于平等位置很是不满，但宋真宗还是坚持已见。此种作法，不能说真宗是出于懦弱什么的，应该还是有帝王的大局观。　　　　 　　　　当然，从辽朝方面讲，“澶渊之盟”应该说是喜出望外的大收获，虽说“关南之地”没得手，三十万岁币，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游牧民族来讲，亮晃晃的银子闪彩彩的绢，看着就让人心花怒放。仅仅是辽圣宗一世，“岁受南宋（意即南边的宋朝，不是我们史书意义上的“南宋”）馈遗，内府之储，珍异固山积也。”坐拥燕云文明发达地区，不用打仗，不用任何消耗，每年邻国都于秋天按时交付银绢，除非脑子有病，料谁也不会不高兴。所以，其后百余年间，辽宋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战争发生，可以用“百年和好”四字来概括两国关系。 　　　　 　　　　有此巨大收获，萧太后与老叉杆韩德让在国内的威望无以复加，再不用担心有人看不惯他们两人的行为而暗中搞政变什么的。回朝后，萧太后就赐韩德让为耶律皇姓之姓，封为晋王，赐以大片采邑。三年多后，即辽朝统和二十七年，萧太后病死，终年五十七。辽圣宗对“后爹”韩德让也一直敬崇有加，绝无亲妈一死就干掉“老面首”干爹的事情，不久，老韩也因悲痛过度，撒手人寰，辽圣宗命把这位“晋王”陪葬于老妈的坟陵。如此一对真心实意、关涉汉、契丹两族的美好情事，千百年来“人民” 们竟不宣扬表扬加演义，诚为恨事。 　　　　萧太后为人，“有机谋，善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宋朝），亲被甲督战，及通好，宜出其谋”，其实，我们演义中“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真正的原型倒来源于敌对方的这位契丹巾幗英雄。 　　　　 　　　　辽圣宗的儿子辽兴宗在位时，宋朝和西夏打得欢，辽兴宗想得更大得宜，又以“关南之地”为辞，对宋朝进行讹诈。经宋使富弼的劝说，加上辽朝自己大臣的劝谏，辽兴宗自然顺坡下，又从南边“大哥”手里每年多索取了二十万岁币。辽道宗继位，听从臣下建议，用这每年多增的二十万银绢，充值以减负燕云十六州人民的租赋，“故其后虏政（辽朝政治）虽乱，而人心不离。”这也显示出，普通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愤青”，哪边赋税低自然心向哪边。辽朝皇帝对辽宋关系自然非常看紧，辽道宗临咽气，还特意嘱咐继位的孙子天祚帝耶律延僖，“南朝（宋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宋辽双方的“兄弟情谊”，双方都尽力维持，118年间，可谓礼尚往来，通使殷勤，正史所记的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同时，双方都以最高礼仪接待对方来使，帝后生辰、正旦、祥节、婚庆、皇子诞生，只要能找到借口，双方马上借机互使那么一下子，走亲戚串门一样，相见甚欢。甚至是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派衣派粮。即使是最混蛋的宋徽宗，其登位初期还有些脑子，也曾警告边将不要轻开边衅，表示“南北生灵，皆朕赤子。” 　　　　 　　　　辽朝方面，萧太后、韩德让自不必讲，对宋朝亲热得不行。辽圣宗也是子随母志，“大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后来，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马上“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辽圣宗的眼泪，百分百真心实意，他一口一个皇兄，好不伤心，对辽臣流泪数次。不久，在签署官员委任状时，见名册中一人的名字犯了宋真宗赵恒的讳，辽圣宗大怒，“岂不知我兄皇讳字”，马上抹去这位本应升官的倒霉蛋，使此人终世不能再涨“工资”。这位辽圣宗统治辽朝四十九年（当然，前二十七年基本当萧太后的乖乖仔），实施了多项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农业，减免赋税，变奴为民，整顿吏治，起用贤才，抑制契丹贵族特权，使辽国由一个野蛮十足的奴隶制国家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封建制国家，“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美名）无穷，其唯（辽）圣宗乎！”《辽史》之赞语，可谓恰当。 　　　　 　　　　辽圣宗死后，其子辽兴宗仍遵循南北修好的大方向，并曾“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宋帝）千万岁寿。”接着的辽道宗也一样，此人已经近乎完全汉化，据说他曾用黄金自铸佛像，在像后铭文：“愿后世生中国（即中原王朝）”。与他同时代的宋仁宗崩逝消息传来，辽道宗竟然悲痛得不顾帝王礼仪，拉着宋朝使节的手嚎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估计就差抚掌席地，大嚎“我的天啊，您怎么就不管我们就自己过去啦……”契丹人虽汉化，仍有游牧民族真性情，谁好谁坏，心里明镜一样。 　　　　宋辽双赢，皆大欢喜。平心而论，上述八个字可以概括“澶渊之盟”。 　　　　 　　　　至于对促成“澶渊之盟”有大功的王继忠，辽圣宗和宋真宗都对他非常好。和议成后，每次凡是宋使到辽国，都会带给王继忠一份真宗皇帝亲笔御封的上好茶叶和名贵中药。当着萧太后与辽圣宗的面，王继忠每次皆“称未死臣，哭拜不起”，跪受赐物，太后与辽主也以王继忠是忠臣所为，没有嫌猜。据辽朝史书所载，王继忠“姿仪雄美”，萧太后赐他为妻的美女应该是宗室皇族。王继忠数次对宋使讲，要宋真宗出面写信给辽圣宗放自己回宋朝，宋真宗避免生事，不许，手诏答复他说：“如果国主（辽主）自己主动答应放还爱卿，朕当重金相谢。”意思是宋朝不会主动索要。辽圣宗待王继忠甚厚，也不放归他。后来，辽主又赐其姓名为耶律显忠，《宋史》称“日后不知其所终”，估计只不过王将军后来的事迹无人记载罢了。想当初，宋真宗做王爷时，王继忠等人随侍左右，入闹市私访。宋真宗唤算卦人来给诸从人卜相，惟独到了王继忠，看相人大骇：“此人真让人吃惊，半辈子食汉禄，半辈子食胡禄。”宋真宗等人当时还大笑，谁知后来果然应验。 　　喝饱就忘挖井人――寇准的结局 　　　　 　　　　人活一口气。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自我感觉最重要。澶渊之盟后，辽人高兴，宋真宗感觉也不错，至于真宗亲征的背后策划人寇准，“颇自矜澶渊之功”，平时上朝的脑袋上仰角度都比往常要高8度。“（寇）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这位寇爷专爱选拔资历低的人越级当官，自然引起同僚不满。同僚不满归不满，谁也不能拿寇相怎么样，连真宗皇帝都另眼高看，大家当然只能背后叫骂撒气而已。但是，王钦若就不一样。　　　　 　　　　对于寇准，王钦若恨得要死，嫉妒得要命。一次朝会，众人议事完后，寇准先退，真宗皇帝“目送之”，一脸敬容。王钦若走近御榻前，问：“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认为他于社稷有功吗？” 　　　　“当然”。宋真宗立刻回答。 　　　　“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认为寇准有功，好奇怪啊。”王钦若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 　　　　 　　　　宋真宗吃惊不小，“爱卿你这话怎讲？” 　　　　王钦若多才小人，旁征博引，言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乃城下之盟。陛下以万乘之贵，屈尊与辽朝定城下之盟，实乃大耻！” 　　　　 　　　　宋真宗想了想，王钦若所讲还真有道理，“愀然不悦。” 　　　　见皇帝色变，王钦若知道自己之言已有成效，又添油加醋说：“陛下您懂赌博吧，赌博的人，输急眼的时候，就把他所有身家全部押上，这就叫‘孤注’。澶渊之役，寇准就是拿陛下您当作‘孤注’，细想一下，为臣我真为陛下捏一把汗！” 　　　　 　　　　不必再多说，自此之后，“帝（真宗）顾（寇）准渐衰。”人心中一有成见，印象马上就变。从前看见老寇是一脸忠贞，现在，经王钦若讲后，真宗皇帝再在朝中见寇准，总觉他虚头巴脑，看他举手投足之间，总想起这位老寇拿自己“孤注一掷”。没多久，宋真宗借故罢去寇准相位，外派陕州，改用王旦为相。后来，宋真宗在王钦若等人窜拙下，大搞“天书降神”的把戏，寇准不得以，也在“有关方面”的授议下上呈“天书”，“中外皆以为非”，两面不讨好。 　　　　宋真宗大渐时，太监周怀政想拥皇太子为帝，杀丁谓等人，并准备启用寇准为相。事泄，周怀政被杀，寇准虽不知情，仍为此案牵连，降官远贬。 　　　　 　　　　寇准此人，恃才傲物，特别容易得罪人。曹利用做他副手时，只要两人意见相左，寇准就喝斥对方：“你一个武夫出身的人，岂解国家大事！”这位老曹是澶渊之盟搞成功外交的功臣，见寇准总这样挤兑自己，不得不心生忿恨。此外，丁谓做老寇副手时，“事（寇）准甚谨，”一次，寇准在中书省边理事边吃饭，喝汤时，汤汁流到了胡顺之上，丁谓很“懂事”，过来就拿巾帕为老寇拂拭胡子上的汤汁。寇准不道谢，反而大笑，说：“参政乃国之大臣（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手，但也是副相，级别很高）想不到你为长官拂须！”后世溜须拍马之词，此即出源之一。看见寇准在众同事之前如此拿自己开玩笑，丁谓当时脸上讪讪，心中恨得要死。因此，待寇准牵入周怀政案后，老曹、老丁等人，联同先前讨厌寇准的一帮人，玩命地往死里整他。 　　　　 　　　　新君宋仁宗继位（刘太后秉政），数位在朝大臣联手，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不久，又贬衡州司马，反正是哪远哪热哪里路不好走，就把老寇往哪里贬。瘴气蒸腾，暑气侵袭，犯官又不能坐轿遮阳，只得骑马颠簸，果然没多久寇准就病死。时年六十三。十一年后，老寇才被“平反”，恢复太子太傅之衔，谥“忠愍”，赠莱国公。 　　　　 　　　　寇准为人，“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其）家未尝燃油灯，虽庖宴所在，必燃巨烛”，所以，从老寇身上仍可见魏晋名士的影子，根本不似近世的评书艺人塑造的那种“好干部”形象。这位寇老本性豪侈，浪费成性，一点也不财迷。 　　　　 　　　　史鉴不远。五代之时，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往怀州与契丹交战，大败后归而自焚；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于相州，诸将内叛而被俘，这两个例子，估计都是让宋真宗产生“孤注”遐想的最近的例子。寇准在澶州北城，饮博自若，大似当年淝水之战前的东晋宰相谢安。仔细推想，寇准心中胜算，比起谢安还要多出数分，所以他能安然不惊。契丹当年灭李从珂，是因为有“儿皇帝”石敬瑭那个内鬼。契丹生俘石重贵，也是后晋大将赵廷寿等人卖主求荣。事易时移，辽圣宗时的契丹人，实力已大非昔比，加上耶律休哥那样的能将已经作古，上下安于怡嬉，其实契丹人当时的主要的想法就是以战迫和索要钱帛东西，并无决胜的斗志。此外，宋真宗亲征，“六军之士，欢呼震野”，恃此宋军斗志，寇准当然就深知胜算在握，王钦若讲他是拿皇帝当“孤注”，确实是冤枉他。 　　　　寇准乃“真宰相”，有才有度，但其所作词却清丽柔美，意境纤丽，大不似其人风格，现录其两首： 　　　　《江南春 》 　　　　波渺渺， 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 　　　　蘋满汀洲人未归。 　　　　 　　　　《踏莎行 春暮》 　　　　春色将阑， 　　　　莺声渐老， 　　　　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 　　　　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 　　　　离情杳杳， 　　　　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 　　　　长空暗淡连芳草。 　　贺兰铁马彻地来
　　　　――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大概只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褒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位于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牧场丰肥，牛羊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又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另外值的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制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建隆元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三百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可费耗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又怕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十分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形势复杂，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 　　喂不饱的群狼――从李继迁到李德明 　　　　 　　　　李继捧当上节度使才一年多，竟然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率一大家子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有）亲觐者”，看见西北边地这位小诸候能束身归朝，宋太宗也大感意外。李继捧的祖母独孤氏又向太宗皇帝呈献玉盘等宝物。大喜之下，宋太宗赐赏李氏一家金银无算。坐下细聊，方知李继捧袭位后，“诸父、昆弟多相怨”，其叔父辈以及兄弟辈不少人虎视眈眈，认为他不该有资格承继其兄李继筠的节度使，大概读过一些书，李继捧知道唐末的藩镇往往为保自己一家活命，偷偷跑到京城向皇帝效忠，肯定能有大官好宅多金银，于是他也表示自己“愿留京师”。 　　　　李继捧一家入京，确实是好事。宋太宗急于求成，“乃遣使夏州护（李继捧）缌麻以上亲（戚）赴阙”，想让人把李氏亲族皆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极不现实的。搬迁一根两百年老树，还需仔细清理盘根错结。从根上挖取一个有二百年地方统治史的大家族，难免百密一疏。而且，这一举措最大的错漏在于使当地的李氏族人和地方大小豪酋产生警惕：连李家都被迁入京城了，我们何时要结束世外桃源土皇上的美好生活呢？其实，当宋太宗向李继捧怎样统理夏州诸部时，这位老兄老实回答：“羌人鸷悍，但羁糜而已，非能制也！”连李继捧都不敢说自己有直接管治地区诸部党项羌人的能力，宋太宗想直接在当地施以郡县式管理，就近乎天真之举。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工作还阻力重重，宋太宗竟能那么早就想这种方法，真是太超越时代了。 　　　　李继捧既然“上献”银、盘、緌、宥四州土地，宋太宗就授宋臣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准备进行接收。 　　　　宋朝负责搬迁李氏家族入京的使臣到了银州，李继捧的一个族弟名叫李继迁，当时的官职是“管内都知蕃落使”，此人狼子野心，志向不凡，深知一家人被迁入京城，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折腾的可能，便诈称出城为其乳母送葬，趁机率数十人遁入茫茫鄂尔多斯大草原中的地斤泽。当时，这位李继迁年方二十岁，血气方刚，有勇有智，一口气狂逃三百里，终于演成胜利大逃亡。 　　　　刚刚出逃，这帮人还不大成气候，虽然纠结了一些人马，不久，就被夏州知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乘夜攻袭，斩首五百余级，烧毁四百余帐落，李继捧只与其弟逃脱，其老母和妻子均被生俘。 　　　　宋朝方面获胜后，很是松懈，觉得逃跑的这小股匪帮没什么难耐，折腾不起来。但实际情况是，“（李）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当地部族）以李氏世著恩德（多年统治当地），往往多归之。”小伙子年纪虽青，很有政治头脑，连娶数位当地豪强的女儿作妻妾，一下子与那些首领成为亲戚，在很短的时间内勾打连环，势力渐盛。 　　　　李继迁很会做说服劝导工作，他大宴诸豪酋，先是大讲特讲李氏一家的赫赫战功和二百多年“光荣”历史，然后，言语沉痛：“我们李氏家族世世代代拥有西土，殊不料如今一日绝之。如果你们能不忘李氏旧恩，敢和我一起兴复光大我们李氏家业吗？”党项诸酋没有过多顾虑，又与李继迁成为“亲戚”，自然异口同声答应。 　　　　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向宋将曹光实诈降，老曹认为这两人穷寇绝望来归顺，丝毫不疑，大大咧咧地仅带数十人前往葭芦川（今陕西佳会）与李氏兄弟会盟。还没下马，李氏兄弟与党项羌人就弯弓搭箭，把曹光实与数十宋兵均射死在当地。堂堂宋朝一个大军区司令长官，就这么糊里糊涂被人弄死。李继迁杀掉曹光实后，“因袭据银州，复破会州，焚城郭而去”，豺狼之性，一曝无遗。不久，宋将王侁带军出银州北，大破李继迁，斩首五千余级，李继迁逃窜。（这位王侁正是日后导致老令公杨业败亡的那位爷）。 　　　　眼见和宋朝闹翻，李继迁脑瓜好使，向辽国“请降”，被契丹人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为妻。至此，西夏在立国的道路上又迈进一大步，左右手搭上宋辽两国，凡事就更好周旋其间。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采纳赵普建议，把本来外任为崇信军节度使的李继捧召还京师，赐姓赵，改名保忠，授其为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想以毒攻毒，派李继捧（赵保忠）回老窝，代表中央去讨伐他那个叛走的族弟李继迁。李继捧回到老家，其实暗中与族弟勾结，过了数月，他上表奏称李继迁要归降，宋太宗便下诏委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然（李继迁）实无降意也。”两兄弟小打小闹，怎么也得做样子给宋朝看看，安庆泽一战，李继捧与李继迁又演戏，但“道具”皆是真家伙，一不留神，李继迁屁股上中了一支大箭，苍惶遁去。未几，这小子又率大批党项羌人，猛攻夏州。估计那一箭把李继迁射急眼，这次他可是玩真格的。李继捧心慌，忙遣使求援，宋朝派大军来救。 　　　　战事胶着，宋太宗知道李继捧不顶事，便派自己的大舅子李继隆率大军征讨。这位李继隆看名字好象是李继捧、李继迁的兄弟辈，其实，他与西夏的李氏没有任何关系。李继隆之父李处耘是宋太祖朝功臣，为攻破荆南高氏割据政权的首功之人。李继隆的妹妹是宋太宗正妻明德皇后。既是功臣之子，又是皇帝至亲。李继隆并非高干纨袴子弟，在太祖、太宗两朝皆立过大功，可说称是百战良将，“善骑射，晓音律，感慨自树，深沉有城府，严于御下。好读《春秋左氏传》，喜名誉，宾礼儒士”。此次，他被宋太宗委任为河西都部署（河西军区总司令），专门进讨李继迁。 　　　　此前，由于宋朝实施禁盐，西夏诸族有盐不能卖钱，大都急红眼，四十二族的蕃人皆跟随李继迁在环州一带大肆寇掠，“（宋朝）边将多为所败。”后来，因为李继迁想把绥州居民迁往平夏城，其部将高文岯“因众怒”，因为宋朝已经解除盐禁，各族有了经济好处，再不想与李继迁作“贼”，于是大家伙掉头反击李继迁。李继迁受挫后，仍在当地打转，“围堡砦，掠居民，焚积聚”又率众猛攻灵州。 　　　　在夏州心怀鬼胎的李继捧听闻李继隆率宋军将至，慌忙带贴身的数百党项羌随从出城，于城外扎下营垒，并把自己的老母妻子儿子均带出城，诡称要与李继迁讲和解怨，并声称李继迁答应投降，要求朝廷撤回援兵。他真正的意图，是害怕李继隆所率大部宋军入夏州后，会马上削夺他的军权甚至会揭露他与李继迁暗中往来而逮捕他。宋太宗不受骗，立命人送信督促李继隆进军。李继捧倒霉蛋，一天半夜，其族弟李继迁“欲并其众”，忽然突袭一直与自己暗中勾通的族兄，杀掉数人，并俘获了李继捧的母妻及儿女。惶惧之下，李继捧从被窝里爬出，跳上一匹马，单骑逃回夏州城。一入城，守城宋将就把他关进小黑屋，稍后进城的李继隆见到这个西北白眼狼大骂，把他关进囚车押往汴京。宋太宗念他当初主动入京归附，赦罪不杀，封“宥罪侯”，赐第京师，其实是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宋廷又外派他到岳州、复州等南方州郡当官，虽怏怏不乐，李继捧也无可奈何。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李继捧病死，临终还上表称自己儿子李永哥不孝顺，要朝廷把儿子发配。可见，夷狄贪残，父子不免嫌猜。 　　　　李继迁与李继隆宋军相持之际，大玩两面派伎俩，遣其弟李延信入京献马，“太宗抚赉甚厚”，回赐金银茶药等物。 　　　　同年，宰相吕蒙正建议，“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常常据此生事，自赫连勃勃筑城以来，常为关右之患，倘废此城，乃万事之利也！”于是，宋太宗下诏，堕毁夏州城。因此，昔日赫赫统万城，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其坚厚结实程度，仍令后人遐想无限。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李继迁派手下的汉人张浦带着一大群马驼等牲畜，以贡献为名，入汴京觇窥宋朝虚实。宋太宗又使出耀武扬威的老把戏，弄出一大帮军队杂技团，大玩“翘关、超乘、引强、夺槊”的硬气功、特务训练等把戏，万里挑一的宋军大力士还“皆拓两石弓”，意气扬扬。观毕表演，宋太宗问张浦，“羌人（党项羌）敢与这样的队伍打仗吗？” 　　　　张浦人精一个，自然溜须拍马：“羌部弓弱箭短，看见皇朝这些高大孔武的汉子早就吓跑了，又怎敢与他们打仗呵。” 　　　　宋太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他派使节持诏拜李继迁为鄜州节度使，并勒令他归还宋朝各边境州县抢走的财物。李继迁知道宋朝奈何不了他这个辽朝的“大夏王”，又嫌宋朝封官太小，对宋廷的“恩诏”，笑而不受。宋太宗没办法，封张浦一个郑州团练的官，把这个西夏人的“智囊”软禁在汴京。不久，李继迁上表说宋朝守将郑文宝诱降党项酋长，宋廷为免生事，竟把郑文宝召回贬官。李继迁仍不消停，自率大军进攻宋朝的清远军（驻地在今甘肃环县），被守将张延击败。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为了加强灵州（今宁夏灵武附近）的实力，派洛苑使白守荣押送四十万粮草前往。临行，宋太宗特别诫白守荣要把运粮车分成三大队，丁夫发给弓箭自卫，护送兵士以方阵前进，“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同时，宋太宗下令会州（守地在今天的甘肃靖远）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不料，白守荣嫌三队费事，索性编为一个大的车队，役夫军士交混，完全没有应急的准备。运粮大队行至洛浦河，李继迁早已埋伏精骑于林中，忽然出击，麻痹大意的宋军士兵役夫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登时大溃，四散奔逃，把四十万粮草扔在当地。假使会州的宋军将领田绍斌依计划护援，杀个回马枪，兴许能转败为胜，但这位田将军为求自保，根本没有出军。至此，四十万粮草顿成李继迁手中之物。很快，他又集大军包围了灵武城。 　　　　宋太宗大怒，又派大将李继隆为环州、庆州等都部署，部分诸将，五路出军，目标是平夏城（今宁夏固原）。李继隆自作主张，没有按计划出环州（今甘肃环县），认为从那里出军太绕路，提军从青冈峡绕灵武直趋平夏。李继隆本意很好，以“围魏救赵”之计，想急行军奔抵平夏的李继迁老巢，一方面灵武之围自解，一方面可以在平夏捣毁李继迁的根据地。本来是相约五路军于乌白池（今宁夏灵武东南）一带集结，盛夏行军，地旱人渴，李继隆半路只遇见宋将丁罕一部，合军一处，走了十天，也没看见一个党项兵的影子。至此，军队食水、给养基本用光，只得狼狈还军。另两路宋军，延州的范延召与夏州的王超二人误期，但最终合军于乌白池，忽遇以逸待劳的党项羌兵。王超老将，“持重不进”，其实是心里发虚，幸亏他十七岁的儿子王德用激昂求战，请为先锋，激战三日，终于打跑了与宋军交阵的党项人。范延召一部宋军，与西夏兵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但最终因粮草不济，缺乏饮水，仅仅自保而已，根本谈不上破敌。此次五路攻夏，以失败告终。 　　　　转年，宋太宗崩，宋真宗继位。为息事宁人，宋朝遣返从前扣留的西夏使臣张浦，并割让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榆林）、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五州予李德迁，实际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李继迁派其弟李瑗入朝“谢恩”（实际上又是索要赏物），“未几，复抄边”。掠抢成性，李继迁可算是猖狂至极。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率领诸藩部落，终于攻陷宋朝重镇灵州，并改名为西平府。灵州正处黄河与浦洛河流交汇处，据形胜之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州）、凉（州），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灵州失陷前，宋朝大臣杨亿、张齐贤、李沆等人认定灵州必不能守，劝宋真宗下令灵州守将提前与当地军民携力，搬空此城，退保环州。真宗皇帝新继位，气锐性刚，仍旧下令守将王超等率六万大军驰援灵州，结果，清远军都监殷义叛降于李继迁，王超大军还没赶到灵州，城池已经陷落。灵州之败，不仅是一城一州之失，其实是宋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西夏一下子有了立国的本钱，昔日时叛时降的宋朝边境诸少数民族部落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随李继迁，抱定了党项这条粗腿。最最重要的，西域通路断绝，党项人不仅隔绝回鹘等国的入贡，还禁止各蕃落向宋朝卖马，古代战争中，战马几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性因素之一。而且，灵州的陷落，关中地区一下子失去屏障，受到极大危胁。 　　　　攻克灵州后，李继迁感受一下子不可自抑，建国称帝，似乎指日可图。不顾宋朝割五州之地的示好表示，他又率大军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遇挫后，老哥们并不气馁，回军而西，渡黄河，跨贺兰山，进攻凉州，大有把河西走廊一统域内的野心。 　　　　凉州治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当时由宋朝派去的知府丁惟清管理，但周边广大地区皆是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的地盘。这位吐蕃人本人是亲宋派，加之凉州当地吐蕃人汉化较深，汉蕃关系很不错。 　　　　李继迁声东击西，先扬言要进攻环州，实际上主力党项军马不停蹄向凉州飞驰。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年底，猝不及防的宋朝凉州知府丁惟清早晨刚刚醒来，就有兵卒苍惶中跑进府，言城中已冲入党项兵。没缓过神，党项骑兵已进冲入知府衙门，一刀砍死了丁惟清。至此，宋朝又一西北重镇凉州也被李继迁攻取。 　　　　凉州城虽被党项人攻下，周遭的吐蕃部落并未完全降服。李继迁正部署军队准备进击，忽然接到吐蕃首领潘罗支的降书，约李继迁出城，在一块山谷之地举行仪式，正式向李继迁归附。谋士张浦等人认为潘罗支是诈降，劝说应施反诈降计，突然集兵冲入约降地点杀尽吐蕃人。李继迁被胜利冲昏头，认定潘罗支是力屈而降，认为杀掉他们会“阻（诸蕃）向化之心。”野蛮人如果用正常人的脑子去思考问题，他悲惨的命运肯定就不可避免。 　　　　结果，李继迁率大军出凉州城，浩浩荡荡，毫不防备地向约降山谷挺进，远远望见潘罗支等人站在当地“恭侯”。刚刚想扭头和左右人夸耀自己的战功。吐蕃人埋伏的劲弩和弓箭一时齐发，有几枝大箭嗖嗖而来，把李继迁身体几处洞穿。党项军大败，奔还灵州。半路，李继迁伤重而死，时年四十二。满打满算，这位爷只是在西北折腾了二十二年，终于为子孙挣得了日后发家立国的本钱。 　　　　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得立，时年二十三。 　　　　李德明小名叫阿移，其母为野利氏。李德明初立，心中无底，属下又有一些部落头人投奔宋朝，见势不妙，李德明派人奉表“归顺”。由于宋朝与辽国的战事吃紧，也积极派人同西夏讲和。 　　　　李继迁临死前，特别嘱托儿子一定要与宋朝讲和，“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继迁很有政治头脑，虽然恃功冒险受重伤，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是心中有数。 　　　　景德三年，宋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行夏州刺史，并授检校太师兼侍中的荣衔，赐金银绢茶一大批，同时，诏令李德明遣子弟入传（即送直系亲属入汴京当人质），此令遭到李德明“婉拒”，但仍派人上献御马二十五匹以及一批良马、橐驼之类的土产。同时，李德明也向辽国示好，被辽朝封为“大夏国王”，两边买好，得受双份厚赐。同时，脚踏宋、辽两只船，西夏更加进退自如。 　　　　当时，宋将曹玮上表宋真宗，认为应该趁李继迁刚死、其子李德明新立之时，出奇制胜，倾大兵而进袭，一举捣毁西夏老巢。但是，宋朝君臣当时注意力皆在抵御辽国的军事进攻，不想两个战场同时打仗，没有听从曹玮的建议。此后，由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李德明更不想自触霉头，对宋朝和辽朝“称臣”的同时，只想对这两个冤大头国家打“经济”算盘。除每年从两朝得到大量赏赐外，李德明派出的“贡使”还大肆走私，售卖马匹等物。对此严重扰乱本朝经济的举动，宋、辽两国睁一眼闭一眼，“顾全大局”。同时，李德明在榷场与宋朝进行正常交易的同时，又鼓励西夏人在边境地区大卖青盐、粮食等违禁品，很获厚利。不仅如此，西夏军队还时常拦截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团，明抢贡物和金珠，惟利是图。无论如何，二十多年间，李德明在位其间宋辽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仅仅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因夏州发生饥荒，李德明上表宋朝，“求粟百万”，大有兴兵勒索的意思。对此，宋朝君臣很不好拿捏，下诏“切责”或者服软“输粟”都不好拿捏，幸亏宰相王旦出主意，下诏明示李德明：“已敕令有司在京师聚粟百万，可遣众来取。”不卑不亢，李德明见诏“大惭”，嘴里念叨“朝廷有人”，遂不敢再妄加讹诈和勒索。 　　　　李德明在位时，虽然与宋辽“交好”没有大的战事，也没有闲着，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了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 　　　　凉州的吐蕃头领潘罗支用诈降计大败李继迁后，不久，他本人竟也同样被党项两个部落的头人以“诈降计”干掉，真是天道循环，谁最卑鄙谁才能在蛮荒部落生存。潘罗支虽死，其弟厮铎督仍然与西夏为敌。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及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李德明两次派兵进攻凉州，均未得手。公元1016年，本为吐蕃友军的回鹘人突然杀入凉州，打跑了吐蕃人。公元1032年，李德明命儿子李元昊率军征讨，终于打败回鹘，把凉州纳入西夏版图。在此之前，李元昊于公元1028年还夺取了回鹘所据的重镇甘州（今甘肃张掖）和瓜州（今甘肃安西）。至此，有了收降的回鹘精兵和缴获的吐蕃骏马，李德明如虎添翼，西夏国势蒸蒸日上。  
　　西北烽烟连年起――元昊的十数年战争 　　　　 　　　　元昊（又名曩霄），小名嵬理（西夏语为“惜富贵”，似汉语小名“来福”之意），其母为卫慕氏。由于当年率党项骑兵袭取回鹘甘州城成功，拓土夺城，元昊凯旋后即被其父李德明立为太子。“性雄毅，多大略，能创制物始”，可以讲此人生下来就是个人上人的料子。元昊“圆而高准，身高五尺余”，个子不高，面相很似藏画上的人物，而且自年青时就爱奇装异服，“衣长袖绯衣，冠黑冠”，让人望之森然。从智力方面讲，元昊是个通才，“晓浮图学（佛教意理），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智勇双全，是个罕有的冷静、冷酷的逻辑型思维的政治人才。 　　　　为皇太子时，元昊多次劝其父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李德明表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国耗民疲。而且，我们党项人三十年能衣锦服绮，都是宋朝的恩赐呵，不可轻易辜负。”元昊大言：“衣皮毛，事蓄牧，乃我们蕃人的习俗。英雄在世，当图王霸大业，何必介意绵绮细事！”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继位后，元昊励精图治，“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对党项诸部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同时，恩威并施，常以会猎为名，每有所获，“则下马环坐饮，割解而食，各陈所见，择其所长”，很有亲民作风。同时，元昊对西夏内部的官制下大力气进行改革，设立了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翊卫司等一系列详尽的府衙，分由汉人、党项人统管，并分设蕃学和汉学，培养后备人才。当然，中央官制方面，元昊大多搬袭宋朝的官制，但俸禄方面就比宋朝差得好远。 　　　　元昊继位后除改名为“曩霄”以外，又自称“嵬名兀卒”，即党项语的可汗号（“兀卒”在党项语有“青天子”之意。）“嵬名”之意，后世和当时就解说纷纭，据欧阳修所记，应是拓跋鲜卑“元”姓的党项音译，元昊不姓李，不姓赵，一抛唐宋两大中原王朝的赐姓，改为拓跋鲜卑的“皇族”姓（北魏孝文帝改制时，把“拓跋”皇姓改为“元”姓），显然是为称帝做精心准备。而且，公元1032年，是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认为“明道”的年号犯其父亲李德明之讳，自己在国中改元为“开运”，依礼，当时元昊的西夏是宋朝藩属，当然不能有自己的年号。可笑的是，“开运”年号是五代后晋的倒霉年号，施行后才有汉儒指出此年号不吉，元昊又改为“广运”。自此之后，西夏便自行一套年号体系。 　　　　在官制等方面推行汉化的同时，为了增强党项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识别，元昊又强行发布“秃发令”，并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脑袋顶上一圈头发剃光（有点像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三日为限，不从者“许众杀之”。当然，党项人秃发并非一件难事，不似清初汉人剃发那么有心理障碍。秃发之举，完全是元昊验证自己统治力和明晰民族识别的一种手段。同时，元昊又对党项官民服饰进行了严格规定，文官“幞头、（左革右华）笏、紫衣、绯衣”。武官则冠金、银帕起方镂冠，衣紫旋襴，一般百姓只能穿青绿服色。至于元昊自己的打扮，也很独特：“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怎么看怎么像日后李自成的装束。 　　　　接着，元昊还“自制蕃书（西夏文字），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夷狄称国，创制文字一般都是必不可缺的步骤。西夏文“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笔)划颇重复”，结构十分复杂，相较汉字，大有床上架屋、画蛇添足之势。估计西夏文字并非元昊“创制”，肯定是野利仁荣主持，有一套“班子”研究制作。相较辽朝的契丹大字，西夏后来其皇族皆为蒙古人殄灭无余，但后世出土以及敦煌文献中存留的实物十分丰富，特别是《蕃汉合时掌中书》，完全类似现代的双解字典，西夏文、汉文全双解，成为后世阅解西夏文字最珍贵的“工具书”。 　　　　做毕这些礼仪、制度、文字等方面工作，元昊还需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于是，派大将苏奴儿率二万五千名党项劲卒进攻吐蕃的唃厮啰政权。唃厮啰是昔日强盛的吐蕃王国赞普的后裔，本来生于高昌，少年时代被一个羌人当作“奇货”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知道其身份后，当地人名其为“唃厮啰”，吐蕃语是“佛儿”的意思。当地吐蕃诸族重血统，唃厮啰被拥为“赞普”。后来，渐渐成人的唃厮啰与拥立的吐蕃酋长发生内哄，自行出走，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建立起政权，附近诸族纷纷归附，有众数十万。唃厮啰一直接受宋朝册封，采取抗夏附宋的策略，常年与西夏兵戎相争。但是，苏奴儿一军遭到吐蕃军强烈反击，败死略尽，连苏奴儿本人也被俘。气急败坏之下，元昊亲自出马，率数万大军猛攻猫牛城（牦牛城，今西宁西北）。打了一个多月，党项兵也攻不下坚城。元昊用计，诈称要和吐蕃人约和，待其守城主将开城门准备宴饮盟誓时，元昊突然进攻，杀进城中，把城内居民和守兵杀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元昊又率西夏大军，在吐蕃境内昼夜不息，转战四方，四处攻城，虽然吐蕃的青唐都城未被攻下，元昊仍旧取得瓜州、沙州和肃州三个战略要地。南还时，元昊怕吐蕃兵蹑追，又举兵猛攻兰州诸羌部，并于凡州筑坚城，以免他日后侵宋时吐蕃兵会从他背后进击。 　　　　元昊很有雄略，他在黄河以北布军七万，以备辽国；在盐州路布兵五万，以备环庆等地的宋兵；在宥州路布五万兵，以备鄜延等地的宋军；在甘州路布兵五万，以备吐蕃和回鹘。同时，简选善射便马的壮士五千，号为“六班直”，以充御林军。 　　　　至此，元昊拥有了夏、银、绥、宥、野、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数州之地，他自居兴州，依山阻河，于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时年三十。当然，称帝之事，怎么也要向宋朝有个交待，元昊便派使臣去汴京，宣告自己称帝一事。其上表内容如下：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盖拓拔之远裔，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显蒙于割裂。 　　　　“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弹.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伏愿以一垓之地，建为万乘之邦家。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柞。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肯，仰俟帝俞。” 　　　　虽然元昊奏的语气不乏谦恭，但对于宋朝来讲，藩国一下子变成“友邦”，国王变成皇帝，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大逆不道之事。 　　　　元昊称帝前，已经清洗了西夏内部对他地位有威胁的部族首领，不仅把卫慕族首领山喜整族人扔进黄河淹死，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放过，以毒酒毒死。元昊的母亲本人就是卫慕族人。野蛮民族母氏势力确实很有威胁，但一个母后也不能容，元昊确实是非常残忍之人。不仅如此，元昊把自己的妃子卫慕氏（也是他表姐）连同卫慕妃为自己生的儿子也一并杀死，斩草除根，狠到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元昊真乃天下大忍之人。称帝前，由于分掌西夏左右厢兵的大将山遇惟亮劝说元昊不要与宋朝翻脸，元昊又准备诛除山遇一族。这位老臣得知消息后，携家属二十多人准备逃往宋朝边将李士彬处（李士彬本人也是党项族）。中途，宋朝的延州知州郭劝抓住山遇惟亮一家人，怕收留山遇惹起边事，竟然派人把山遇一家人押还给元昊。元昊大怒，把山遇惟亮及其儿子缚于树止，与众军将一起，弯弓搭箭，把这位老臣及其儿子射成刺猬，然后又戮尸泄愤。 　　　　元昊称帝，宋廷上下非常愤怒，马上下诏削夺元昊官爵。但是，众大臣还没有意识到西夏威胁的严重性，认为“元昊小丑，出师征讨，旋即诛灭！”惟有谏官吴育一人忧心忡忡：“元昊已经称帝，不可能自己再改回原先的称号，而且他一定做好充足的战争准备。当今之计，应暂且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没有口实兴兵，同时严命边将抓紧战备，争取时间，待其发兵来攻，兵祸还可能不会太深。”当时，张士逊任宰相，认为吴育迂腐可笑，不听。不仅削夺元昊爵号，宋朝还立刻断绝双方的互市，在边境张贴告示，称有斩元昊之首者马上授与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元昊闻讯一笑，宋朝的反应早在意料之内，他又派遣使臣，把宋朝先前赐予的旌节和诰敕皆封匣送回，书表语气傲慢无礼，再不拿宋朝当回事。 　　　　此后数年，对宋朝，经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三大战役，元昊率党项兵歼灭宋军精兵数万；对辽朝，河曲大战，元昊又在1044年大败携10万精兵御驾亲征的辽兴宗。这样，元昊完全奠定了宋、辽、夏天下三分的局面，西夏的独 立 成为铁板一样的现实存在。　　　　 　　大战之一：延州之战 　　　　当河西广大地区为西夏占有后，元昊对西夏军队也花费不少精力进行整治和重新编制。首先，他以黄河为标界，在西夏国内把军队划为左、右两部厢军，设十二监军司，分别命以军名，规定驻扎地（宋朝也有类似厢军设置，如同今天的“军区”），由此，健全了西夏军队的指挥体系。其次，元昊开发了并固定了几个新兵种：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泼喜军。铁鹞子又称“铁林”，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此种部队配以最良的战马，最精的盔甲，总人数三千人，分为十队；擒生军，是西夏为了在战争中俘掠对方百姓专门成立的部队，此种部队为西夏“元创”，人数极多，有十万之众；卫戍军是西夏禁卫军，共5000人，皆为西夏贵族子弟充任；泼喜军是“炮兵”，主要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人数最少，才200人。此外，最富于心机、最缺德的元昊军制，是他特意挑选被俘汉人组成“撞令郎”军，日后，蒙 古 人、日 本人都采用过此法，以这些“伪军”为先头部队，让他们冲在本族主力军队前面充当炮灰，最大限度减少西夏党项兵士的伤亡。总而言之，元昊立国之初，西夏总军力已达50万人，这还不包括打大仗时从各部落征民为兵的人数。可以讲，元昊当国时，西夏全民皆兵。 　　　　 　　　　元昊不仅拥有坚实的军事后盾，最重要的他还拥有一个主要由汉 人组成的智囊团。西夏立国之初，“主谋议”的六个人，除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他均是汉人：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而且，教诱元昊以“大略”侵宋的主心骨也是两个汉人：张元、吴昊。这两个人，宋史中只模糊言及二人的家姓，“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 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这两个久试不第的读书人，自恃胸中文韬武略，本来想投靠宋朝边境献计献策立功名，一直不受重视。气愤之余，二人就连袂叛逃，亡入西夏。他们入西夏也颇有戏剧性，二人到达兴庆（今银川）后，天天在一家豪华酒馆痛饮欢歌，又在雪白的粉壁上用笔墨大书“张文、吴昊来此饮酒”，被西夏“派出所”便衣发现，连夜抓起，直接押往元昊处。元昊知道此二人不是凡人，便亲自审问，怒问二人怎敢犯我名讳。张、吴二生鲜衣华裘，皆一表人才，虽然人被捆成个粽子，两张嘴仍旧伶牙俐齿：“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何必在乎名呢！”一句话，杀人大魔头元昊大惊失色，正戮中其痛处：唐朝五代直到宋初，元昊一族姓“李”，而后至今，元昊一族姓“赵”，皆是中原王朝的“赐”姓，真是一大疮疤。于是，亲去绳索，好言相谢，三人顿时言语甚欢，张、吴二人成为他侵宋的最重要谋士。 　　　　张元、吴昊二人虽是书生，却熟知中国历史和军事战略，他们力赞元昊进取关右之地，占领关中，向中原腹地挺进。同时，与辽国联合，让契丹人在河北进袭宋朝，最终使宋朝两面临敌，“一身二疾，势难支矣”。这些策略，皆是一剑封喉的毒招，无论哪一招成功，宋朝都会有亡 国之忧。“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张、吴二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异类。 　　当时，宋朝在西北的主要负责人，一是泾州知州夏竦，二为延州知州范雍，此二人不仅仅是文职，皆“加兼经略使、步骑军都总管”，是西北方面人、财、物、军一把抓的两大巨头。夏竦此人，是力襄宋真宗“天书封祀”中的“五鬼”之一，但此人极富干才，是一位有远谋的能吏。对于当时西夏的形势，他有非常中肯的分析：“（李）继迁当（宋）太宗时，遁逃穷困，而累岁不能剿灭。先帝（宋真宗）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即逐之，去无追捕。然自灵武陷没，银（州）绥（州）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其（西夏）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李）继迁（之）穷蹙比元昊（之）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太祖以来）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宋朝边军），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比较）今沿边未试之将（没经过大战阵的宋将），工拙可知也……若（宋军）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忧）也。若穷其巢穴（指进击银川），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促可具。若浮囊挽绠，联络而进，我师半济，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紧接着，夏竦针对西北边境形势，进呈十条建议：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夏竦人 奸，此十条建议都言之凿凿，有利有理，“朝 廷多采用之”。但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和边境将领，“多议征讨，反以（夏）竦为怯”。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春，元昊自率大军，以宋朝延州为目的地，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当时，时任振武军节度使、延州知州的范雍正在延州。这位范老夫子人品不差，颇有政声，但兵事方面欠缺远略深谋。宋真宗死后，供奉“天书”的宏丽宫殿群昭应宫被雷击起火焚毁，刘太后欲重修，正是范雍抗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实乃上天惩诫！”终于使宋廷未再劳民伤财。正直归正直，范老夫子得知元昊西夏大军要拿自己的延州开刀，“甚惧”，忙上表奏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周边防御工事少），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益师。”但是，范雍要求增兵的表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不报。 　　　　元昊选择范雍的延州为攻击目标，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怯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到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绵延1000多公里。元昊称帝后，宋朝在这条边界线上不断派军驻防，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元昊选定延州（今延安）为攻击目的地，看中的正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通路畅阔，便于进攻。 　　　　首先，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派使人送信于范雍，表示自己要与宋朝议和，老夫子“信之，不设备”。同时，元昊猛攻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李士彬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他本人就是党项族酋长，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羌兵，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对于这个党项老敌手，元昊暗杀计、反间计、奇袭计等等全用个遍，一无所成。最后，反倒是“骄兵计”成，西夏军每逢李士彬交战，没打几下就“溃退”，还高声叫唤：“铁壁相公（李士彬的“外号”）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如此一来，李士彬颇为自负。同时，元昊还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投降”，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李士彬自己不好处理，就上报“上级”延州老夫子范雍，要求把这些党项降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范雍文士，没有军事计谋，反想“以夷制夷”，厚赏这些西夏降人，并让李士彬把他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李士彬不好违背上级命令，只得照办，等于宋朝的各个砦堡安置了为数众多的“定时炸弹”。 　　　　果然，安排停当后，一声炮响，元昊诸军突然发动攻击，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而起，金明寨等十余个延州以外的宋朝军士据点皆被西夏人占领，李士彬父子也被擒杀。乘胜优势，元昊大军直至延州城下。 　　　　范雍肝胆俱裂，一面命人紧闭四城拒守，一面派人带信急召当时屯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刘、石二人闻信苍猝提兵，直趋土门（今陕西安塞）。然后，这部宋军未得休息，又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进。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也同时往延州方向集结。元昊早已得知宋军动向，便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下埋伏，静待诸路入套的宋军。 　　　　刘平与诸将会合后，集步骑一万多人，结陈东行。走了五里，终于遇见严阵以待的西夏兵。当时，天下大雪，“平地雪数寸”，两军均摆偃月阵，一时相持。很快，西夏军渡水而前，改为横阵，宋将郭遵率骑兵荡阵，“不能入”。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杀敌百人”，西夏军退却。忽然，西夏军又“蔽盾为阵”，宋军又发动进攻，“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混战之中，刘平的脖子和耳朵皆被流矢射穿，血流遍体，乍为小胜，又至日暮时分，宋军兵校纷纷手持人头，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赏，刘平忙说：“现在敌人未退，你们各部自己人记下功劳，战后一定各加重赏。”话音未落，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拔，“轻兵薄战”，宋军稍稍引却。其实，时前时却，是对阵交战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时刻，远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见前军小却，他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众从之，皆溃”。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本来一直在搏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跑。刘平见状，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乘马追赶黄德和，拉住他的马疆苦劝：“万望将军勒兵回击，并力击贼，不要再跑。”黄德和不听，纵马驰奔而去。刘平无奈，急遣军校“伏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贼（西夏军）退还水东。”可见，宋兵此时的战斗力仍很顽强。特别是宋将郭遵，独出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手持大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知道此将不可当，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欲拦截郭遵，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最后，西夏特派一股部队，边斗边佯败，诱郭遵深入，然后万箭齐发，才把这位猛将射死。郭遵上阵时所用铁锏、枪、槊，有九十多斤重，“其后耕者（农民）得其器于战处。”宋廷对这位郭将军非常恽惜，加封其父母，宋仁宗还亲自为其年幼四子起名。 　　　　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半夜，西夏集大兵围攻，“四出千合击，绝官军为二”，苦战不支，宋军绝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皆为西夏军生俘。 　　　　刘平此人，“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记”，其父刘汉凝是宋太宗朝功臣。虽出将门，刘平本人进士及第，文武全才，为寇准所知，荐为泸州刺史，数次击平当地夷人的反叛。后来，刘平入朝，任监察御史，多次上书言事，得罪了丁谓。恰逢西北有事，丁谓就向当时的宋真宗“极力推荐”刘平，说：“刘平，将家后代，素知兵，派将西北，可以制敌。”趁机把刘平外放。西北任上，刘平竭心尽力，多次镇压各蕃族的叛乱，还不停上书献计，可惜一直未获采纳。三川口败后，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率兵降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不久事发，黄德和被判腰斩，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死，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诸弟皆优迁”。后来，有附降的党项人来报，称刘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宋廷还不信。石元孙被西夏放还后，朝廷才知道刘平确实未死。估计老头子是被元昊好吃好喝养起来，当个高级军事顾问什么的。对此，宋廷也未深究，毕竟一直苦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三川口之战，西夏虽大胜，但因天降大雪，加之延州城坚，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不久，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补给又不济，元昊只得下令退兵。 　　　　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延州守兵才几百人，竟然能得以保全。当然，三川口大败，他不得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但范夫子“颇知人，善荐士，后多至公卿者”，是位好伯乐。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一次犯法当斩，正犯在范雍手下。范夫子惜才，“贷之”，饶以不死，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 　　大战之二：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罢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同时，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范仲淹被斥为“引用朋党”，贬为饶州、越州等地为官。正是韩琦力荐，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不久后，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 　　　　范仲淹到任，首先改变御敌策略。先前，敌军来攻，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简选一万八千精锐，“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轮流）出御。”如此，即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相互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并建鄜城为康定军，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渔家傲》）即是此时所作。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元昊又连下乾沟、乾福、赵福三大军事据点，咄咄逼人。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夜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焚其积聚而还”，予以西夏人以震慑；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筑垒营墙，起清涧城，“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州）夏（州）之旧。”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鉴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呈上攻守两个方案，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三十二岁），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兵，期以正月进讨。”范仲淹上奏，认为正月塞外大寒，应该慎重行事。宋仁宗点头，下诏让西北诸师“应机乘便”，择时向西夏进攻。 　　　　进攻还是防守，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且各有各的道理。范仲淹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主张防守；韩琦认为，如果一昧固守，将士必无进取锐志。而且，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军士），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守军）逐路重兵自守，势力分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贼（西夏）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华夏）之弱，自古未有！”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范仲淹坚持已见，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尹洙叹道：“公于此不及韩公也。韩公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不听。 　　　　宋朝边地主师，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皆是儒臣出身，“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当然，“党指挥枪”很重要，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矫枉过正，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鹰犬”地位，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当然，韩琦、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二人胆识皆备，但时兮命兮，造化弄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兵逼怀远城。韩琦闻报，马上驰至镇武戒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以耿傅为参谋长，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任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置伏，要其归路。”韩琦所述，足见其成竹于胸，文韬武略，确实不同凡响。“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公元1041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宋将任福率轻骑数千先发，直趁怀远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与镇戎西路的两位宋将合军，在张宗堡以南大败西夏部队，斩首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败），桑怿引骑趋之，（任）福踵其后”。刺探情报的宋军尖兵来报，声言西夏兵很少，任福等人顿失警戒之心。宋将武英认为西夏兵可能潜伏，诸将不听。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屯军。朱观、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其实，元昊率十万大军，已经沿瓦亭川南下，在好水川、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先前西夏“败军”，就是引宋兵深入的“诱饵”。 　　　　“路既远，粮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轻装奔袭未带足够的粮草，宋军人困马乏，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诸将方知堕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前锋桑怿发现道中有数个封闭紧严的银色泥盒，其中有跳跃扑腾之声，“疑莫敢发”。任福赶到，桑怿请示后才敢启开泥盒，“乃是哨家鸽万余，自中起，盘旋军上，于是夏兵四起”。这种以信鸽当诱引让对方上当自己开启以充进攻号令的缺德伎俩，实乃元昊原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知中伏，宋军并未气馁，桑怿首先跃马冲阵，想给任福争取时间布阵。西夏部队毕竟是等候多时，准备严密，立刻派出铁骑轮番突阵，冲荡多时，终于把宋军阵型冲乱。宋军见势不妙，众将校还算稳重，各自指挥部众分头冲杀，想占据有利地形制敌。突然，山上忽然树起西夏创制的命旗鲍老旗，左挥，左边伏兵起。右挥，右边伏兵起，西夏的埋伏军士皆凭高而下，“自山背下击”，宋军士卒多被杀或堕下山崖摔死。先锋任怿等人首先战死。同时，西夏又分数千精兵断绝宋军退路，形成合围之势。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任福表示：“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最后，西夏兵涌上，乱战中一枪直贯其颊。任福知大势已去，抽刀自刎。双方合战时，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四军驰援，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并屡屡身先士卒，荡突敌阵，但西夏兵多，“阵坚不可破”，知道大事已去，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然后“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三次换马，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敌后益至，官军大溃，”宋将武英、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一）万三百人。”诸路宋军，惟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恰值日暮，西夏兵引退。此次战役，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士卒死伤七万多，消息传出，“关右大震。” 　　　　任福、王珪诸人，皆是以禁卫军官起家的大将，“好水川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乘义不屈，庶已烈士者哉！”史官之论，确实公允。宋廷对阵亡将官各有赠谥，抚恤甚厚。 　　　　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韩琦回军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嚎哭，抛散纸钱，向空中哀诉：“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现在韩招讨回来了，你们都死了，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本人“掩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此，也叹惜道：“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后，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大喜。他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七万多同胞的尸体，成就了张元的不世功名，可见汉奸是代不乏出，屡出“奇人”。 　　大战之三：定川寨之战 　　　　 　　　　好水川大胜后，元昊派使臣送书信于范仲淹，“语极悖慢”，范仲淹气愤，在夏使面前烧毁来信。宰相吕夷简认为：“人臣无外交，范仲淹先前擅自与元昊通信（劝元昊与宋和解），今得其书又焚而不奏，别人哪敢这样干！”于是，朝廷下旨，调查范仲淹与西夏通使焚书之事。 　　　　范仲淹辩称：“我先前与元昊通书，意在诱谕其归顺。任福军败，元昊来书悖慢，为臣以为，朝廷如见书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而我当着僚属之面焚毁来书，以使悖慢之辞不得见于朝廷。”话虽有理，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师之职，“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别领兵命将，以抵御西夏的进袭。夏竦此人，“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西北抗夏），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所以，宋廷让他改判河中府，他自己也乐得接受，其本意是复返汴京做执政。在西北三年，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夏竦基本没有任何建树，而且外出巡边还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几乎导致军变。 　　　　范仲淹到庆州后，招抚诸羌，以诏书大行犒赏，“诸羌皆受命”，由于范促淹曾为龙图阁学士，羌人敬称其为“龙图老子”。他又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佑与兵将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侵扰。 　　　　深秋时节，兵强马壮之时，张元又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进击关中地区，“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贼，则长安在掌中矣。”对于张元，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立刻又点集十万精兵，两路出兵，准备合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 　　　　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手下毕竟参谋不少，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夏军，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固原以北，葫芦河以西）。同好水川之战一样，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烧断河上木桥，堵住宋军的突围必经之路。 　　　　如同事先约定一样，阴历九月二十一日，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刚会合，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拔栅逾壕，四合进攻。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截断了宋军的水源。无奈，葛怀敏只得硬头皮出寨，布下军阵。夏军猛攻中军，宋军不动。夏军掉头，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军。关键时刻，忽然吹起东北黑风，宋军迎风列阵，一时大乱，军阵遂溃，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于城壕之中，葛怀敏手下亲军“见之亦奔骇”。更倒霉的是，由于宋军往回逃，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踩踏几死，幸亏卫士抬回寨中，“良久乃苏”。宋军逃回寨内，据守城门，杀掉不少夏兵，“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 　　　　当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高呼要宋军投降。葛怀敏、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也决定不了突围去哪边。直至凌晨，葛怀敏自己下决定，准备结阵而出，向镇戎军方向突围。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葛怀敏不从，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 　　　　宋军还算英勇，近万人马冲出重围，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长城濠一带，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以逸待劳，从四面冲杀过来。激战过后，全部宋朝官兵近万人，包括葛怀敏、曹英等将领十六人，皆力战而死。 　　　　击败葛怀敏宋军，西夏军取得大胜，元昊“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范仲淹率军来接，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埋伏”，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葛怀敏此人，是宋太宗手下名将葛霸的儿子。葛霸“姿表雄毅”，想必这葛怀敏样貌也是一表人才，但范仲淹早就奏称其“猾懦不知兵”。史称，葛怀敏“通时事，善侯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太平时节，这个仪表堂堂的“高干子弟”自然可以在朝廷内外大显风光，但边庭战事危急，葛怀敏这种绣花枕头可就不行了，此人最终战死沙场，也算是条汉子。 　　　　定川寨大败之后，宋廷上下完全死心，再不做进攻的妄念，专心守土。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西北民众也做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当然，“西贼”（夏兵）既未胆寒也未破胆，只是因为多年战争，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西夏的国力也因战争大损，民不聊生，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同时，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岁币”，辽朝好处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压，反而“义劝”西夏收手。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证契丹人做出什么事情。 　　　　范仲淹、韩琦二人，皆是才兼文武，经国大手，铁石心肠，也能做清丽小词。以下试摘两首，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两个人杰的为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苏遮幕》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愁？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韩 琦《点 绛 唇》 　　　　 　　　　此词辞意凄婉，颇有情致深韵，此情此景，真想不到是出自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大丈夫韩琦之手。 　　　　 　　　　宋夏三次大战，皆以西夏胜利告终。总结原因，不外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数之胜，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宋军的动向以及作战地形，西夏军皆事先成竹在胸，反观宋军，数次贪功冒进，连间谍、尖兵侦知的情报都百分百不实，不败才怪。 　　　　其三，游击战术，转战不疲。元昊常常声东击西，偏师屡出，令宋军如堕云里雾里，乖乖受骗。 　　　　“（宋）太祖惩唐季藩镇，削其兵柄，收其赋入。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然专其大利，而受其大害。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大与古异。威权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强中弱”（叶适《始论篇》）所以，宋朝重文抑武现象，乃开朝就立为国策的“原则”，矫枉过正，日后终成衰弱之源。 　　　　　　　大战之四：河曲之战（夏辽之战）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由于连年征战，西夏国力已臻衰竭，元昊就乘机派出使臣上书宋朝商谈和议。宋仁宗密诏庞籍与元昊谈判，“元昊闻之大喜”。谈来谈去，关键问题仍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宋朝坚持要元昊自削“僭号”。元昊恼怒，大言：“（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经过拉锯谈判，元昊派使臣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虽不称臣，元昊以儿子自居，总算给了宋朝一个台阶。 　　　　正当宋朝准备答应与西夏的和议，辽朝派来使臣，要宋朝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朝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 　　　　“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接着，吴育又出主意，宋朝可派使臣到西夏，告诉西夏要一如继往与辽朝和好，宋朝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朝，告诉契丹人，宋朝已经命令元昊向辽朝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 　　　　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中规中矩，西夏、辽朝皆无借口向宋朝发威，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 　　　　辽朝方面，早在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朝的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是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乎攻宋，也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后来，辽朝从宋朝又讹诈每年多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朝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 　　　　既然与辽国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朝的和议。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陵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厌战，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公元1044年五月，辽朝内党项族叛乱，辽朝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朝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圣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讨战西夏。在此情况下，西夏更急于与宋朝讲和。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朝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答应奉宋朝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其实，宋朝使臣前往，西夏只是在宥州“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银川），“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他爹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 　　　　宋夏议成。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 　　　　辽兴宗本人怒气冲冲，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朝西夏境内杀来。大军一直前进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最终，辽军在贺兰山北麓发现元昊部队，辽军纵兵进击，把夏军杀得大败。元昊与宋军打惯了胜仗，初遇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辽军，自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当他看到辽朝源源不断的增援士兵，心中大惧。于是，元昊又使缓兵计，派使臣向辽兴宗谢罪请降。辽兴宗想见好就收，其臣下韩国王萧惠等人不答应，劝辽圣宗，一鼓作气，扫平元昊，以免日后他再生祸患。 　　　　思来想去，辽兴宗点头。于是，辽朝的韩国王萧惠为前锋，又朝元昊西夏军杀去。元昊见势不妙，边撤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一路上凡有的粮草和居所，连撤一百里之遥。这种焦土政策管用，辽朝十万大军本来要以战养战，这样一来，后勤顿失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特别是辽朝战马，因缺草料，病亡大半。元昊又恰如其分地派人“请降”。 　　　　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萧惠大营。萧惠不孬，忙整军出战，把元昊又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吹扑向辽军。古人迷信，契丹人更是信神信鬼，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元昊已经习惯了自己地盘上这种风沙乍起的天气，立刻命夏兵反攻，把辽军打得大败，俘获数十辽国贵族大臣，辽兴宗本人只与数十骑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妹夫的阶下囚。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伊克昭盟），故称“河曲之战”。（当然，“河曲之战”各种史书上记载矛盾，《辽史》更是支支吾吾，含混其辞。据《辽史?伶官传》所记，辽兴宗败后，苍惶逃命，其身边有个戏子名叫罗衣轻，生死关头还挺幽默，趁着辽兴宗驻马喘息时，刻意搞笑：“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夏辽之间发生战争，夏人总爱把被俘的辽人鼻子割掉再放归，罗衣轻以此为笑乐想逗辽圣宗开心。辽兴宗此时刚捡得一命，听罗衣轻如此说，怒上心头，叱命旁人（卫士无多）把罗衣轻宰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赶紧解劝：“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有名的搞笑戏子）”罗衣轻顺口接声：“行兵领队的也不是唐太宗”，仍旧不肯服软，继续拿辽兴宗找乐。辽兴宗闻言也笑，知道此次大败全是自己该断不断。从《伶官传》的记载，可见辽兴宗确实大败而归。败后，辽国人害怕宋朝人知道后耻笑，还在幽州等地大贴告示，夸耀大败西夏，元昊服软纳贡，但宋朝边地探子不少，自然洞悉实情。） 　　　　虽然大胜，元昊毕竟人精一个，知道辽国仍旧有倾国再来的可能，到时侯，不一定再这么好运。所以，元昊仍旧低姿态，派使与辽朝讲和，并送回西夏军俘获的辽朝驸马等贵族大臣。辽兴宗窝了一肚子火，也不好发作，知道元昊不好惹，只得“暂从其请”。河曲之役，辽朝所受打击不浅，其属下的女真、渤海等部落也终于发现，作威作福的契丹人并非不可战胜。 　　天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元昊的下场 　　　　元昊大败宋朝数次，获取无数“赐物”。接着，他又大败辽兴宗本人亲征劲军，赢取边境安宁。元昊虽然“臣服”宋朝，在国中仍旧称皇称帝，惬意得不行。另外，他的谋主汉人张元病死后，替他出“远谋”大主意的人不多，加之西夏疆土已经不小，同北宋、辽朝完全可以鼎足而立。昔日雄才大略的元昊，便开始追逐人生的享乐。不顾国内民力凋弊，元昊大兴土木，四处修营奢侈的宫殿，往往边游猎边玩乐，反正到处是行宫。 　　　　元昊有五个妻子，第一个是辽朝的兴平公主，第二个是没藏氏，第三个是野利氏，第四个是没（左口右移）氏，第五个是索氏。本来，元昊已经立野利氏所生的宁令哥为太子，此人相貌酷肖元昊本人。后来，元昊想为宁令哥娶没（左口右移）氏为妻，谁料，婚礼开始后，元昊见没（左口右移）氏貌美如花，淫心辄起，自己就当起了新郎官，老公公把儿媳妇办了，太子宁令哥恨得不行。 　　　　西夏当时的国相是没藏讹庞，此人当官完全是靠裙带关系。其妹没藏氏原是西夏豪酋野利遇乞的老婆。野利遇乞成族人被元昊杀掉，没藏氏出家为尼。元昊早就知道没藏氏貌美，常常以拜佛为名出入尼寺与没藏氏幽会，还不时带她外出巡游玩乐。公元1047年，没藏氏在陪元昊游乐的途中早产，出于当时御营要扎于西岔河边，生下来的孩子就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在西夏语中是“欢喜”的吉祥意思。“两岔”后来就以音变音，成为“谅祚”。但是，据《辽史》所载谅祚小名也是“宁令哥”，与元昊的大太子同名。又有南宋人著书，表示元昊凡七娶：“一默穆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类他人，杀之；二索氏，始曩霄攻牦牛城，讹传战没，索氏喜，日调音乐，及曩霄还，惧而自杀；三多拉氏，早死；四密克默特氏，生子阿哩，谋杀曩霄，为鄂桑格所告，沉于河，杀密克默特氏于王亭镇；五叶勒氏，约噶从侄。颀长，有智谋，曩霄畏之，生三子，长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修篁学，辟谷，气忤死；次宁凌喝（宁令哥），貌类曩霄，特爱之，以为太子；次锡狸，早死。六耶律氏；七摩移克氏（没（左口右移）氏），初欲纳为宁凌噶妻，见其美，自取之，号新皇后。宁凌噶愤杀曩霄，不死，劓其鼻，曩霄因创死”记载此事的李焘是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其《续资治长编》应该有严密考证，且南宋距元昊时代相隔不远，西夏依旧存在，他的资料更为可信一些。 　　　　国相没藏讹庞非常狡猾，见太子宁令哥（宁凌噶）郁郁不乐，其母野利氏又被废，就挑唆这个小伙子去杀元昊，并答应元昊死后立宁令哥为帝。其实，没藏讹庞的如意民算盘打得很好：宁令哥杀掉元昊，自然宁令哥得死，可立自己妹妹的儿子谅祚为帝；宁令哥事败，被元昊所杀，新太子自然也是自己的外甥谅祚，此宝好押，押在哪边都能赢。 　　　　宁令哥小伙为怒火烧红了双眼，又有手握实权的国相没藏“支持”，杀心顿起，拎一把大刀就冲入内宫。当夜，正是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霄节，元昊刚与数位美女肉搏完毕，一身香汗未褪，犹自捧金杯痛饮。忽然一股寒风扑面，元昊下意识一闪，宁令哥的大刀已把他爸爸的鼻子头全部削掉，元昊酒醒，满殿乱跑，囔囔着鼻子大叫“抓贼”。这位西夏王数年割掉无数辽人的鼻子，料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鼻子也被割去，“主刀人”还是亲儿子宁令哥。 　　　　宁令哥年青莽撞，看见父王一张大血脸，心下也慌，扔下刀就跑出后宫，奔入国丈没藏讹庞家躲藏。国相二话没说，马上逮捕宁令哥，顺便还捎上他亲妈野利氏，立即处死。 　　　　元昊方面，如果别的地方受伤还好救。大鼻头被割，血流如注，不仅巨痛，也止不住血，因为鼻子的血管太丰富。最终，这个巨贼活活失血而死，小脑袋终归为大脑袋惹来巨祸。 　　　　元昊死时年四十六，庙号景宗。临死，他虽言语不清，仍表示要大臣立其兄弟委哥宁令为帝，国相没藏自然一万个不答应，威胁利诱，终于把自己外甥谅祚推上帝位，是为夏毅宗，当时还不到一岁。 　　　　元昊为人，阴险毒辣，十足的冷血动物，不仅把党项贵族成族诛杀，酖母、杀妻、杀子、杀叔，反正只要稍稍不顺适其意，立刻就会被弄死。最终，这么一个残暴的恶君为其儿子所弑，当属天道好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昊此人智商极高，天性聪颖，开土拓疆，可称上是人中龙虎。 　　　　时下一些以元昊为题材的电视剧，如同描写成吉思汗的电视剧一样，尽是些老套路。在电视剧编剧笔下，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元昊，均是“苦大仇深”，不甘心本族群受压抑，有胆略，有抱负，最终拍案而起，反抗“压迫”和“剥削”――所有这些，除了暴露电视剧编导的低智商外，也显示出“阶级分析”的残渣仍余存在当今人们的脑袋里，久久挥之不去。 　　　　元昊、成吉思汗此等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胸怀大志的屠夫，是高级意义上的流氓和恶棍，天生杀才。他们的出现，是时代的悲哀与民族（无论对汉族还是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不幸。千百万流血的面孔，最终只换来后世对一、两个符号一般“威名”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