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怎么origin转正:个体腐败的病态心理分析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探究

个体腐败的病态心理分析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探究

　　□ 孙 毅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把社会比做人的躯体，腐败则是体内的一种顽疾。解决这一问题，似可采取治病的手段。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原则，简单地说，“君药”是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臣药”是起辅助作用的，“佐药”是协助君药、臣药加强治疗并起调和作用的。如果做一个相对客观的比喻，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五项制度”“四个公开”、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已经构成了“君”、“臣”、“佐”的科学结构，这无疑是解决腐败问题最重要的药物。保证处方完整还要加上“使药”。在中医的君臣佐使”用药原则中，“使药”的作用一是引方中诸药直达病所，二是调和诸药合力祛邪。从一定意义上看，在治疗腐败这一顽疾问题上，廉政文化建设就接近于“使药”的功效。因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需要一定的文化来承载，推而广之，一切反腐措施也需要廉政文化来综合，而“使药”发挥引导诸药直达病所、调和药性合力祛邪作用的前提是，弄清病在何处、病因何在。本文试从个体腐败的病态心理分析入手，挖掘其历史文化根源，然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使药”在发挥“引导”与“调和”作用过程中，寻求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的途径。

　　一、个体腐败的病态心理分析

　　社会性腐败是由群体性腐败组合的，群体性腐败是由个体性腐败构成的，个体性腐败是由病态心理接生的。因此，通过对个体性腐败的病态心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把握病兆并挖出病根儿，从而更好地发挥廉政文化建设这一“使药”的“引导”和“调和”作用，应该是奏响反腐倡廉这部交响乐的必要前奏。如果抛却腐败的领域、范围、程度、类别等，仅从个体性腐败的病态心理因素进行分析，至少可以概括出六个方面。

　　（一）特权意识根深蒂固

　　“特权”在网上的“百度词典”中解释为“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特殊的权利”。是不是有人可以享受特权呢？不是。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一些官员却始终没有跳出追逐特权的藩篱，而是不停地把一般权利变为特权、不断地追求法定权限以外的权外之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地方车辆挂着军牌、警牌而无视红绿灯呢？怎么会有个人请客为了展示权力而硬要签在公家的账上呢？怎么会有寒食节里的“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呢？怎么会在行政事务中引入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潜规则呢？

　　在他们的心中，官与民不一样、大官与小官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就是特权。这一心理作用于权力的使用，必然催生腐败的萌芽。仅就收受钱物而言，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机会太多防不胜防”的借口，后来又有“偶尔为之形成习惯”的说辞，那么再后来则是由“物质需求转换为精神需求”了。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官员，动辄受贿几百万、几千万，他们这是物质生活所需吗？我看不是。在他们看来，我为你办了事或可能为你办事是因为我有特权，你自然应该用一种形式（最好是送钱物）来承认我的特权，否则就满足不了由特权思想衍生的精神需求了。

　　（二）从众心理形成惯性

　　从众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老百姓称其为“随大流”。在腐败问题面前，一个行业看到别的行业有甜头儿，一个部门看到别的部门有赚头儿，一个官员看到别的官员有捞头儿，便心生不平。不平之余不是谴责挞伐，而是感到自己吃亏、不如他人。于是便只“从”行为、不问是非，释放龌龊大加效仿。一旦成功便驶上腐败的轨道，形成惯性，一发而不可收拾。《论语•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上述现象所“从”的不是“善者”而是“不善者”，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善”只能收获“虚无”的道德，“从不善”才能收获“实在”的利益。

　　（三）双重人格正邪转换

　　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事不关己时渴望官员廉政、社会清明，涉及个人利益时又渴望权可乱用以浑水摸鱼；痛恨腐败却不以腐败为耻，而是因无可腐之权或可乘之机而生妒意，一旦“时来运转”，便来个180度大转身，干起自己曾经深恶痛绝的事来；没权的时候貌似正人君子，一有权心安理得地扮演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丑角来；当群众时说官员腐败，当小官时说大官腐败，自己却从未放弃腐败的机会；虽然痛恨腐败，却不回避在腐败的阴影下乘凉，一遇私事儿先不问正常渠道能否解决，而是融入腐败剑走偏锋到处烧香磕头……

　　这种双重人格似乎亦正亦邪，表面看是既讲公理又有私欲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或公理挂在口头、私欲大于公理，或无权渴望公理、有权追逐私欲，或私欲吞噬公理、公理让位私欲。

　　（四）法不责众心存侥幸

　　法纪不谓不严明、教训不谓不深刻，为什么还有人在腐败的陷阱面前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过分地寄希望于法不责众、过分地依赖于侥幸过关。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不一定有事”的阴影下渴望解脱，在“估计不会出事”的漩涡中渴望逃生。那种“家家卖烧酒不露是好手”的心存侥幸，那种“都这么干抓得过来吗”的藐视党纪和法律，使其思维方式在出发点上就深深地打上了病态的烙印。

　　（五）公权私有化顺理成章

　　这种心理主要体现在任用干部和惠泽亲友上。任用干部本来是组织上的事，可有些官员偏偏涂上浓重的个人色彩，于是通过把培养人才变成培养心腹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通过把组织决定变成个人恩典而不断享受别人的感激之情。这一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现象使得被任用者一旦进了门庭，不是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而是必须找出一个需要感激的具体人来，为的是看准排头站队、碰到年节送礼。

　　权力本来是人民授予的，但一些人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却更多地倾向于人民的极少部分，即他们的亲友。为什么？在他们看来，这是我的权利、我是亲友的亲友，惠泽亲友也是自己的权利。

　　（六）编织保护网高枕无忧

　　大部分腐败的官员之所以敢腐败，绝不是藐视党纪和国法，而是在上面所说的心存侥幸之余，无时无刻不在编织可以屏蔽监督、防范打击的保护网。一是横向里广交“朋友”、“互利互惠”，以求全身不动、一发则安；二是纵向里向上寻求靠山、向下培养心腹，以求遇事时上面有人说情、下面有人消灾。他们是把安全感寄托在官官相护、投鼠忌器、露头藏尾、打伞避雷的心理之上，以求既能腐败又可苟安。

　　二、病态心理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产生腐败问题的一切病态心理都是由特权思想派生出来的。腐败的主要形式无外乎乱用特权、维护特权、求助特权、物化特权几个方面，当特权一旦物化起来，公权就可以产生巨大的个人利益，正常心理一旦为特权魔咒所控也就变得病态了。

　　特权思想是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滋养出来的。皇帝家天下也好、君主专制也好、州官放火也好、宗法观念也好、家长制也好、人分三六九等也好，这些支撑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和文化框架无不笼罩着特权的阴霾。在某种程度上，特权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基因之中，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烟消云散。因此，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和有权可用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员，因为追逐特权从而产生腐败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所以说，特权思想是催生病态心理和产生腐败问题的真正的历史文化根源，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紧紧抓住这一要害，随时剪草、全力除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封建的思想文化特点也容忍或助长了腐败问题的生长。

　　一是“礼”的混淆。封建社会的秩序是用“礼”来构建的，讲究贵贱、尊卑、长幼、亲疏，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不同的身份的行为规范。由此而来，传统文化和民众哲学中就有了许多关于礼的说法，如“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不下庶人”、“礼多人不怪”、“官不打送礼的”等等。其中的“礼”也在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混淆了，而且越来越从当初的社会秩序层面向物质金钱层面倾斜。渐渐地，日常生活中一谈到礼，很少有人想到礼制、礼仪、礼节等，而是更多地想到礼品、礼物、礼金等，在本不公平的封建“礼”制中再扩展不断物化的外延，腐败自然被蒙上一层“合乎礼”甚至“合理”的面纱。

　　二是“明哲保身”思想。“明哲保身”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意是说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己，后来经过提炼概括为成语，《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原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现在指因怕犯错误或有损自己的利益而对原则性问题不置可否的处世态度”。前面说过，编织保护网高枕无忧”是腐败的病态心理之一，掌握腐败情况的人往往是腐败分子身边的人，而在这些身边人中，有的是“保护网”中人，保护腐败分子就是保护自己，当然要“明哲保身”；有的是“槛外人”，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没有损害（暂时没有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吗！因为这种思想在很多人心中大有市场，所以才能大行其道，所以腐败分子才敢大胆而为。

　　三是民众反腐的软弱性。封建主义历来倡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使得百姓因为基本看不到诡秘的腐败流程而渐渐地对腐败漠不关心，也因为受“人微言轻”、“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自轻和自保思想所囿，一方面，人人喊打却都不愿意掏枪，总希望别人出手自己解恨；另一方面，不但不能对腐败嫉恶如仇并与之势不两立，反而可以忍受反腐防线不断后移的悲哀。反映在具体生活中，还以送礼为例，每逢年节，基层给机关送、下级给上级送、学生给老师送、球队给裁判送等，已经不再是为了收礼的人对自己好，而是怕对自己不好，因为据说收礼的人“谁送了记不住，谁没送很清楚”，你看，就连送礼都从为得好处退化为只求消灾了。

　　四是“频遭鼠害只恨硕鼠，无可奈何逝将去女”的重现象轻本质和逃避倾向。《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句。关于“硕鼠”，《毛诗序》解释为“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这里不去对该诗主题进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考究，只是采取“水煮《三国》”、“麻辣《水浒》”的形式进行一下胡乱解释。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频遭鼠害只恨硕鼠，无可奈何逝将去女”的重现象轻本质和逃避倾向。也许这并非诗的本意，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封建（当然“诗三百”产生在奴隶社会）思想文化在民众身上的反映——不是痛恨腐败的根源而是根据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来判定善恶，打大老鼠忽略小老鼠，没去想小老鼠也会长成大老鼠；也没去想如何彻底消灭老鼠，而是奉行“惹不起躲得起”的逃避原则而“逝将去女”，殊不知鼠患不除没有“乐土”。后来，这种思想已经“进化”为容忍老鼠了，送礼者对收了钱办了事的人心存感激，对收钱没办成事而把钱退回来的人予以宽容，对收钱不办事的人很是痛恨却因投鼠忌器而打碎银牙咽到肚里。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廉政文化建设

　　如果说分析出腐败心理是发现了病兆，挖掘出历史文化根源是找到了病根，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引导“君”、“臣”、“佐”药攻克顽症了。由中央纪委宣教室编写并

　　于2006年底出版的《廉政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论文选编》，把廉政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近几年，廉政文化建设又有了许多新突破。这说明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做法和经验上求得一劳永逸，还必须通过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探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以求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首先，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拓宽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我还是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文化，并且认为把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精华提取出来运用于廉政文化建设也是一种发展的理念，而且不仅是发展了廉政文化，也是发展了传统文化。此外，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是反腐工作必不可少的重大举措，如果能在建立防御体系的同时，以廉政文化建设为尖兵对准腐败的病态心理及其历史文化根源发起主动进攻，也应该是一种发展的思路。

　　其次，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丰富廉政文化建设新手段。“以人为本”主要是说“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如果我们展开认识的翅膀，是否通过廉政文化建设扼制腐败势头也有一个扩大依靠力量的问题呢？倘若如此，增加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扩大廉政文化建设的参与面，让人民群众成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之一，似乎可以找到逻辑根据了。再有，廉政文化建设也要以人为核心，紧紧抓住“病根儿”，采取“攻心为上”的战略。

　　再次，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点出发，巩固廉政文化建设具体活动的成果。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活动，多搞活动是好事，但必须要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就是对症下药注重疗效，不然则会“风停尘埃落”、“雨过地皮干”，不但收不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廉政文化的声誉；另外，活动周期宜长不宜短，而且一个活动结束后最好有一个可以巩固该活动成果的另一项活动与之相衔接以求持续效果。

　　最后，从“统筹兼顾”的观点出发，把廉政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统筹起来。既包括思路、办法、手段，又包括内容、形式、格调，只有使它们浑然一体、互为支撑，才能产生巨大的合力，推动反腐工作。同时，廉政文化建设这味“使药”还必须与“君”、“臣”、“佐”药兼顾起来，才能取得综合效果。

　　总之，腐败固然已经严重到侵害党和社会躯体健康的程度，固然领域很广、范围很大、程度很深，但最多也就是一种顽疾。只要决策层面树立“不要等机会，越等待越没机会”的紧迫意识，大众层面坚定“不要太悲观，越悲观越没信心”的必胜信念，个人层面增强“不要随大流，越从众越有危险”的危机感，干部层面认清“不要贪小利，越贪小越失大利”的得失观，作为中医的发祥地，不愁开不出几剂猛药，驱顽疾于体外、化污浊为清明。（作者系吉林分社党组成员、纪检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