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喰种carnaval停服:周俊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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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物价的手失控了

2011年7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统计公报，CPI指数同比上涨6.4%。

这是中国的CPI指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第一次冲到6%以上。而且，它与5月份的同一数据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跨越，上升了0.9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从5月到6月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物价水平出现了令人惊诧的爆发式上涨。

中国的老百姓对CPI指数出现的恶化，倒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从日常的生活中领教到了今年以来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就在5月到6月的这段时间里，全国各大城市的猪肉零售价格忽然像奥运赛场上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出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飞涨，从每斤10多元的价格一下子涨到了20多元。这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中也得到了确认，公报指出，猪肉价格上涨57.1%，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37个百分点。

其实，何尝是猪肉，在6月份CPI构成中，各类食品、副食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升，粮食价格上涨12.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2.3%，鲜蛋价格上涨23.3%，水产品价格上涨13.9%，鲜菜价格上涨7.3%，鲜果价格上涨9.8%。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新一轮全面的价格上涨潮。

如何有效控制物价，一个现实的难题，沉重地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

涨价已经全面开花

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政府工作的一个目标是将CPI指数全年平均水平控制在4%。

在以往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不把CPI指数作为一个必须控制的目标向民众作出承诺，能够看见的只有GDP的发展指标。今年的报告中，GDP指标虽然仍然有，但CPI控制目标也作了公示，这显示了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改变经济发展方向，突出关注民生的转变，无疑是一个令人称道的进步。

但是，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这个承诺，却很快被事实证明，它低估了我国今年物价上升的严峻程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国CPI指数已经到达4%，并且正在向5%的目标迈进。但是，其时物价上涨还没有形成全面开花的态势，因此，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普遍对实现这一目标抱有信心，民众对此也态度乐观。但是，此时中国的商品流通市场，价格上涨因素已经生成，它左冲右突，正在寻找突破口。

3月11日，日本福岛发生大地震，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发生在中国东邻的大地震却在中国预演了一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闹剧。由于这场地震产生了对海洋的核污染，在我国马上出现了有关食盐供应将趋于紧张、价格将上升的传言，一些城市的居民闻风而动，抢购食盐，使食盐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断档。各地政府紧急行动，加大食盐的供应，很快平息了这股风潮。但是，民众对涨价的担忧，却通过这场被称为“谣盐”的闹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场风波虽然很快过去了，由它所提示的涨价风潮却很快全面开花了。紧接着，由联合利华等外资企业刮起的日化用品开始了一轮涨价。

一些历来由政府控制的民生产品也加入了涨价的队伍。在2011年这个燥动的春夏之交，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成品油的涨价。随之，各地纷纷举行了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会议结束后，车价自然出现了上涨。

这一股涨价狂潮，甚至蔓延到了原来不为人注意的一些物资，比如中药材也出现了涨价，其中党参由每公斤价格已经由2009年的9元涨到了现在的90元。

滚滚而来的涨价潮让老百姓不寒而栗。在收入未见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民众不得不收紧本不丰满的钱袋，进一步压缩消费开支。

而政府官员则不得不承认，今年CPI控制在4%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但5%的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面对正在疯狂上涨的物价，面对6月份高达6.4%的CPI指标，民众对这种安慰人心的话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总理成了“救火队长”

狂涨不止的物价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尚未见到成效，居民收入有限的增长却很快在这股涨价狂潮中化为乌有。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3日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公报中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833亿元，同比增长16.8%。仅仅看这个数据，似乎可以得出消费仍在有效增长的结论，但是，其中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9034亿元，同比增长23.7%，占了社会消费总额的大头，而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则分别只有16.9%和16.2%。由此可见，居民个人的消费增长实际上很有限，如果算上这半年内居高不下的物价上涨幅度，实际增长的消费额更是还应低估。

物价上涨引起消费不畅，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一个瓶颈，它也直接造成了民生质量的下降。6月11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共同成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了“中国30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反映出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并不像中国的经济增长那样令人乐观。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受访者普遍反映所居住的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在下降。

面对强劲的物价上涨潮，政府显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上半年内，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很多次都是把控制物价作为重要议题，并形成决议向下布置，要求国务院各个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严格控制物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像一位“救火队长”一样，带着他的部下忙碌地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在电视屏幕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位眉头紧锁的总理深入田头、菜场、养猪场的汗湿的身影。总理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严控物价。

但是，至少到目前来看，总理的行动还没有收到很理想的效果。无论是肉价还是其他食品的价格，虽然短期来看暂时止住了继续上涨的势头，但却仍在高位运行，丝毫不见下跌的可能性。其实，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一件商品的价格一旦上涨，再要它出现下跌，甚至回到原来的位置，都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了。

面对不断刮起的涨价风潮，国家发改委频频出击，甚至动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手段，祭起“限价令”的法宝。早在去年11月和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就曾两度要求一些大型食用油企业不得涨价，为此还在今年4月对部分食用油企业进行了约谈。但是，当食用油企业迫于成本压力而不得不涨价时，发改委最终也只能让步。在7月上旬，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食用油零售价格已比前一周上升0.5%，涨幅扩大了0.3个百分点。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面对此伏彼起的涨价，似乎也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3月，当外资企业联合利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将要对部分产品实行涨价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即以这种谈话引起社会上抢购风为理由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处罚。联合利华接受了处罚，但是在其后却真的实施了涨价。面对这种与政府公然叫板的“猖狂”行为，发改委反而什么也没有说。

联合利华顶住了来自政府管制的压力，它的涨价成功了。也许是为了给政府留下足够的面子，媒体没有就此事进行大事渲染，但是，它给了市场一个清晰的信号，政府管制物价的手段已经失灵了，正是在此之后，中国商品流通市场的物价开始了全面的上升，那些本来还在观望中的企业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它们的涨价闸门。

成本推动型涨价难以克服

面对的不断上升的物价，众多的专家开出了药方。矛头所指，首先是前两年中国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2008年年底，为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袭扰，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为此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大单，用以拉升当时面临下行的GDP。在这种环境之下，原来一直严格控制的银行信贷随之出现了“井喷”，迅速流向社会，实际上超出了当时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这两年，我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反而出现了快速上涨，它对推动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联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龙头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已停止了原来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而是改为“稳健”，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从紧。到今年7月，央行已经连续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4次加息，银行信贷头寸已经普遍告紧。然而偏偏是在这段时间里，物价出现了全面的升涨。由此可见，将物价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市场流动性过大，未免失之简单。

又有人认为，我国此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输入型通胀，也就是主要是由境外流入的热钱推动的。中国的人民币正在上升通道上，并且仍有上升空间，因此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了一个有盈利空间的“价值洼地”。

但是，这种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前提，我国的人民币还未成为全球自由流通货币，尽管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积极推进这方面的步骤，但就现实来说，外资进入中国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此，即使有部分资金能够逃过监管，以种种变通手法进入中国，但认为它们能够左右中国的商品市场，甚至全面操纵商品价格，其想像力也未免太强了一点。

其实，对于输入型通胀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所谓热钱的兴风作浪，而是把目光放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上来，也许更能够接近事实。今年以来，国际原油的价格突破了100美元大关，金属矿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都达到10%左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世界经济持续缓慢复苏和大宗商品存在的供需缺口，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物价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的上升，这些因素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而中国政府面对这种外部因素，其管制措施自然也是难以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的。

然而，即使外部因素对形成我国物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内生性的涨价因素，它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在一系列的价格上涨因素中，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无论是人工成本、土地价格还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趋势都很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统计公报，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很显然，它们作为上游产品，对于推动整个物资、商品链的价格上升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2011年，我国原材料、燃料等成本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此外，从去年开始，我国劳动工资开始进入上升轨道，利率不断上调也使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

如果涨价是由流动性过剩所推动，那么国家确实可以通过不断收紧货币政策来达到管制物价的目的；如果涨价是由外部输入的热钱所推动，国家更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截断这种渠道。惟有成本推动型的涨价，不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加压就可以化解的。

我国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半年多来的时间里，随着银行准备金率的连续提高，中小企业的资金运筹越来越紧张，不得不利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高利贷，这进一步推高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产生了强大的涨价动力。如果政府不考虑这个实际情况，只是强硬地干预企业，要求其不准涨价，那么一个可能的结局便是逼迫中小企业关门。事实上，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经出现了倒闭的现实威胁，这其中虽然不全是价格管制所引起，但对于它们的现实困境，政府不可能视若无睹，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府面对涨价表现得软弱无力。

政府转型可以减轻涨价压力

物价飞涨，政府难以有效地进行管制，这是中国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它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直观地说，物价飞涨的后果便是民众生活开支的增加，如果民众不能以收入增加来对冲这种压力，那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

近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增加民众收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中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加以推进。但是，同管制物价一样，中国政府在增加民众收入方面可以推行的手段也很有限，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在具备了自主经营权后，对于职工工资的确定也随之有了自主权，再加上企业提高职工收入的前提条件是经营利润能够上升，但是在通货膨胀已经形成的背景之下，企业在持续经营上的压力也很沉重。于是，中国老百姓看到的现实是，在增加职工收入的口号之下，真正能够增加收入的只有政府公务员和依赖市场垄断体制取得了强大的市场话语权的央企职工，而占就业者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职工却很难通过增加工资来化解物价上升的压力。

按理来说，在民众背负物价飞涨的压力之下，政府也应感受到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但是，财政部7月19日公布的上半年全国税收情况表明，2011年上半年，国家税收仍然实现了飞速上涨。在上半年内，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尽管财政部对此作出了种种解释，但在企业经营困难、民众收入难以增长的情况下，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仍然显得十分刺目。

与国家财税保持快速增长相匹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在今年上半年内同样出现了爆发式增长，7月22日，甘肃省财政厅发布消息称，上半年全省大口径财政收入累计完成52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收138.78亿元，增幅达到36.38%，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收90亿元、增长52.97%。甘肃省财政厅有关人士对此评价说：“全省财政收入创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在甘肃的一位媒体工作者梁发芾却在微博上说：“可是我的工资四五年来一点都没有增加！”政府和百姓的立场分野，由此可见一斑。

很显然，造成政府收入猛增的原因尽管很多，但物价上涨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财政部在上半年税务收入说明中并不避讳。物价上涨反而成了政府增收的一个途径，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也冲淡了政府控制物价上涨的努力。

由于中国改革的不彻底性，目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强政府”的格局。所谓“强政府”，便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且对经济运行取得了强大的支配权。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央企等与政府有直接联系的企业市场垄断权来挤占其他市场主体的市场份额。这种“强政府”格局可以使政府轻而易举地实现一些它能够用行政权力操控的目标，比如2009年政府提出了GDP“保8”的目标，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保证它成为现实。但是，面对诸如物价这种必须由市场说了算的对象时，“强政府”的体制就表现得软弱无力，比如今年提出的CPI“控4”就基本上流产了。

中国政府的高额税收保证了政府能够得到稳定的财政收入，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挤压了民众的财富增收渠道，也削弱了老百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今年年初，山东省一位政协委员提出，在最为普通的馒头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税收高达17%，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所谓“馒头税”，说的是围绕着馒头从生产到销售所产生的增值税，这部分税收的存在，客观上增加了馒头的经营成本，也增加了民众的生活开支。因此，多年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减低乃至取消增值税，这对于物价上升起到的将是釜底抽薪的积极作用。

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的作用，参与到经济运行，赚取垄断利益，也是造成我国物价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召开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公路收费是我国久治不愈的一个顽症，它增加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成本，成为物价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高速公路公司表面上看一种企业，但究其实质却是寄生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下的一种强制性收费。

物价上涨，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现象，但归根结底，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还有很多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说在物价上涨中的“市场因素”难以克服，必须承认其现实性，那么，对于存在于其中的种种“非市场因素”，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中国一直在进行之中而又进展不大的政府职能转变这个话题了。只要政府有勇气放弃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不再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于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就一定会回归到正常状态。

（瞭望中国，2011年8月号）

别让“富豪榜”遮蔽了现实的中国

昨天（9月8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上海揭晓，此前一天，另一项在中国广有影响的富豪榜“胡润富豪榜”也已公布。在“胡润富豪榜”上，上榜百亿富豪达到127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位，比前年增加了62位。胡润研究院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300位百亿富豪，拥有10亿人民币及以上的富豪人数从去年的4000人增至7500人。

每一次“富豪榜”的公布，都强烈地吸引了国人的眼球，它也被用来作为证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有力证据。确实，富豪的增加，表明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富豪的产生，他们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中国社会的财富，激励着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创富雄心。

但是，每一个富豪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人要取得创业的成功，除了自身需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慧灵敏的商业头脑，还需要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以中国在近一二十里涌现的亿万富豪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成功地抓住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市场机遇。比如，富豪榜中有许多是以投资房地产市场为基本形态的，中国畸形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亿万富豪的同时，也造就了让普通民众难以承受的高房价，让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民生负担。

“富豪榜”的出现，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成就是相匹配的。我国GDP保持了连年高速增长，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各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近两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仍保持着相当高的纪录，并且已经成功地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老二”。但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资本和权力集中，贫富分化正成为日趋突出的社会矛盾。亿万富豪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在整个中国民众所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毕竟又只能算是“沧海一粟”。每一个亿万富豪的背后，其实都有无数沉默的未富起来的民众，当然，他们是不会进入福布斯和胡润的统计视野的。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导致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日趋严重，富豪的财富正在快速增长，而穷人却不得不为解决温饱而奔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最近十几年，我国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正在恶化，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受损为代价。在前20年中，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各个群体增长的速度差异，富人的收入增长没有危害到穷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没有损害他们的创收能力。但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富人财富增长过程直接威胁到穷人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收入能力。与此同时，低收入者无法进入高利润产业，无法在高收入产业就业等问题的产生，也使贫富之间的鸿沟日趋固化。（9月8日《社会科学报》）

“富豪榜”对于正在为“中国震撼”而激动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能让它的辉煌遮蔽了现实的中国。今年以来，由于前几年投资的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那些亿万富豪可以从这种投资扩张中得到切实的利益，但是，以工薪收入为唯一来源的普通民众却不得不承受由此而产生物价快速上升，背负起巨大的生活压力。因此，我们需要透过这张“富豪榜”，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看到民生的艰难，督促政府加大改革的步子，将财富增长的通道向全体民众打开，而不是让它被少数富豪所垄断。

（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9日）

扩征房产税的“醉翁之意”是政府增收

由于已经实行7个月的房产税对重庆房地产市场影响有限，因此有关部门权威人士透露，重庆正酝酿调整房产税改革方案，很可能会考虑扩大征收范围，即将需要征税的高档住房的认定范围扩大。（9月7日《经济参考报》）

房产税，曾经被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一个“重武器”而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按照某些专家的说法，它可以有效地遏制活跃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势力，当那些拥有太多的非居住型商品房的投机者需要付出过高的税收时，囤积房产便成为一件不合经济理性的行为，因此，他们只能把自己手中的房产抛售到市场上，从而可以改变买卖力量的对比，拉低房价。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之下，征收房产税借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东风，同时在重庆和上海这两个公认房价偏高的城市先行推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重庆还是上海，房产税的征收虽然已经历时半年，但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却不见有效下降。面对此种情况，有分析人士将其归结到两地房产税开征的范围过小，未能触到投机者的痛处，囤积住房，等待调控风头过去后房价上升，以时间成本换取盈利空间，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桩合算的买卖。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进一步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就会打破投机者的这种幻想，使目前固化的房价出现向下松动。

但是，期望以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来降低房价，实际上很难达成目的。在我国一些房价偏高的城市，地方政府在市场中收取的各项税费已经占有很大的一块，比如商品房用地通过“招拍挂”的途径，让地方政府轻而易举地掘得“第一桶金”，在商品房的建造、出售过程中，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商品房购买者，都需要面对繁多的税收以及税收之外的各种需要上交给地方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的费用。但是，这些税费的出现，都没有能阻挡投机性购房的进入，相反成为房价走高的一个重要推手。房产税的出现只是加大了投机者的成本，只要市场供不应求的总体状况不改变，那么，投机者就可以成功地将这种成本转嫁给接盘者，因此，房产税的出现只能推高房价，而不可能拉低房价。

其实，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虽然打出的旗号是降低房价，但是“醉翁之意”并不在此，真实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增加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收益。房地产市场调控以来，由于银行收紧了对开发商的资金支持，使地方政府难以像前几年那样通过频繁的土地“招拍挂”来保证“土地财政”的继续推行。今年前8月，尽管土地成交面积相较去年并未出现大幅度下降，但我国主要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额均出现大滑坡，不足去年全年一半。从今年前8月京沪广深以及其他7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情况来看，11个城市中的大半都较去年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跌幅最多的达四成。显然，如果房产税的征收能够大范围地扩大，地方政府就能够以此为手段，来弥补其在土地收益上的损失，保证“土地财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盘踞在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调控开展一年多来，无论是开发商还是非居住型房屋的购买者，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唯有高房价的最重要推手——地方政府的利益仍然未能真正触动，甚至通过限购、扩大税收等途径进一步扩大了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实际利益。从市场目前所处的僵持状态来看，调控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唯有抓住地方政府这个“牛鼻子”，督促其割舍在市场中的利益追求，调控才能取得实效，不致半途而废。

（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8日）

轮胎特保案动摇全球抗衰退信心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9月5日在日内瓦发布了关于中美轮胎贸易纠纷案的裁决结果，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贸规则，这个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输了。由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随着这一终裁结果的生效，中国已经没有其他途径就此再与有关方面展开交涉。

此次发生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轮胎纠纷案，肇始于2009年初奥巴马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其时，从华尔街上刮起的全球金融危机“风头正劲”，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尤其是美国，面对雷曼兄弟、房利美、房地美等大型金融企业的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施救，奥巴马政府处于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为了拉住日趋下滑的美国经济，美国政府重新捡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指责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抢了美国人的饭碗。2009年初，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起诉中国在此前几年对美国市场进行轮胎倾销，造成美国相关产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据此，美国国际贸委会于当年6月得出，对中国出口到美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特别关税，当年9月，这一提案获奥巴马政府批准，并于9月26日生效。

对美国推行的特别保护措施，中国政府当然表示了强烈反对，并且向国际贸易组织提出上诉，即使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于去年12月公布专家报告支持美国后，中国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启动了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最终机构上诉机构提出上诉的非常行动。令人失望的，中国两年来的折冲樽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世界贸易组织的天平仍然倾向了美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发表的最终裁决报告核心内容依然认为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的特别保护措施符合世贸规则，认为中国轮胎出口确实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自然必须遵守其规约，尽管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公布终裁结果后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并认为美国这一举措扭曲国际贸易，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也就此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但是，中国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裁决。然而，透过这一由美国方面一手制造的轮胎特保案，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国际贸易组织标榜的是超越国界的自由贸易，并以此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脱离政治现实的所谓自由贸易，国际贸易在很多时候仍然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十多年来，固然依靠这个强大的国际组织拓宽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通道，但是它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反过来成为发达国家制约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中国很难利用这个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组建的国际贸易机构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此次美国刮起的轮胎特保案，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诚如中国驻世界组织代表团声明中所说，美国制造的这一起轮胎特保案，意在转嫁国内政治压力。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困扰从来没有停止过，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最近两年来，美元在全球经济运行的地位出现了动摇，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其主权信用评级史无前例地被降级，奥巴马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也不断下降。为此，美国政府需要表现出维护国内民众利益的姿态，轮胎特保案的提出理由就是基于此。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企业向美国市场实行的是轮胎倾销，使美国本土的轮胎制造企业受到了威胁，工人失业。但是，这显然是一种无视事实的说法，在美国根据其轮胎特保措施对中国已经开展轮胎出口制裁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中国向美出口的轮胎确实减少了，但美国本土企业生产的轮胎在市场占有上的份额并没有增加，进口轮胎的总量不减反升。201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比2009年下降了23.6％，2011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6％。然而，2010年美国进口的轮胎总数比2009年增加了20.2％，2011年上半年又增9％。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以往的中国输美轮胎并没有威胁美国相关企业，但美国的特保措施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对美国轮胎制造业的低迷有丝毫的改变。美国操纵的这一起轮胎特保案，虽然从表面上看符合国际贸易组织的法律条文，但实际上却违反了国际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的精神，美国自身也不见得能捞到什么好处。

全球金融危机从2008年爆发的3年来，虽然这场危机不是源自中国，中国所受影响也不是最大，但中国政府以积极应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起联手抗击，成功地阻止了危机的恶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发表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张，而且对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府都作出了调整，特别是在2009年年初提出的扩大投资政策，虽然使中国面临通货膨胀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的稳定。这场危机的力度虽然超过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但其危害程度却大大降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面对美元的不断贬值，中国政府仍然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国债，使美国可以避免出现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严重的债务危机。

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却不珍惜危机严重时形成的全球合作氛围，为了一己之利而向中国发难，这种做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在危机解决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协作机制，也使全球合作抗击经济衰退的信心出现了动摇。最近，欧洲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泥坑，导致全球投资市场出现严重动荡，这种局面之所以会形成，正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同床异梦的必然结果。其实，就这起轮胎特保案来说，由于它发生在两年之前，美国的制裁行动早已开始，虽然它对中国的轮胎制造企业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轻，而它对挽救美国日趋低迷的经济局面，也已被事实证明根本无济于事。但是，这起事件却可以让我们认清国际贸易的实质，中国政府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组织的事务的同时，也应当以更务实的态度来捍卫本国利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新浪，2011年9月7日）

美国制造轮胎特保案“损人不利己”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9月5日在日内瓦发布了关于中美轮胎贸易纠纷案的裁决结果，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贸规则，这个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输了。由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是世贸组织内部争端解决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中国只能对此表示遗憾，已经没有其他途径就此展开交涉。

此次发生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轮胎纠纷案，肇始于2009年初奥巴马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其时，从华尔街上刮起的全球金融危机“风头正劲”，为了拉住日趋下滑的美国经济，美国政府重新捡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指责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国际贸委会于2009年6月提出对中国出口到美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特别关税，当年9月，这一提案获奥巴马政府批准，并随即生效。因此，尽管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刚刚作出最终裁决，但美国的对华制裁早在两年前即已开始。

然而，从美国两年前开始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后，美国的汽车轮胎市场并未改变原先所表现出的严重依赖进口的格局。在这两年里，中国企业由于无力承受惩罚性关税的高额支出，不得已减少了对美出口，但是，美国本土企业生产的轮胎在其国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并没有因此增加，而进口轮胎的数量不减反升。201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比2009年下降了23.6％，2011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6％。然而，2010年美国进口的轮胎总数比2009年增加了20.2％，2011年上半年又增9％。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以往的中国输美轮胎并没有威胁美国相关企业，但美国的特保措施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对美国轮胎制造业的低迷有丝毫的改变。因此，美国制造的这一起轮胎特保案，尽管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美国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这完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借助新技术革命的力量，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传统的制造业大量被转移到美国本土之外，但是美国早已是一个“轮子上的国家”，汽车轮胎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巨大，这也使它对制造业进口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发展中的中国正好满足了美国的这个需求，中美两国从而实现了各取所需的互补，中国的出口轮胎实际上弥补了美国低端轮胎市场的空白，因此才能在美国占有一定的市场。很显然，美国期望以特保来削弱中国轮胎对美的出口量，但由于美国本土的轮胎制造企业难以满足美国市场的需要，因此这种对中国的制约实际上不可能改变美国的市场格局。美国以此来提升国内汽车轮胎制造业的就业率，其实只是一种借口，其实质是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政治压力。

实际上，尽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说法，美国提起的轮胎特保案没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但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历来是充满争议的。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尽管它可以启动对中国输美轮胎的特别保护措施，但它不可能“闭关锁国”，排斥国外产品，其结果反而是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中国的出口轮胎，质量上乘，价格也有竞争优势，因此才在美国占有一定市场，而美国采取的特保措施将中国产品排挤出市场，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消费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并不复杂的原因，美国的许多轮胎企业，特别是中小轮胎企业对美国的这一行动并不支持，曾经给奥巴马总统致函陈述其不利后果。可惜的是，奥巴马政府转嫁国内危机的政治考量战胜了他们应该具备的经济理性，使这一“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终于成为事实。

（新京报，2011年9月7日）

创业板发审委，靠什么防腐反腐

中国证监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就有关创业板的热点问题回答了新闻记者的提问，其中谈到了创业板发审委的防腐反腐问题。在我的印象中，证监会很少举行这种媒体见面会，它也没有像国务院很多部委那样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即使是主持这个媒体见面会的官员，在公开的新闻稿中也隐去了姓名，被称为“相关负责人”。尽管有如此不足，但证监会能打开深锁的大门，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倾听社会意见，这种态度也体现了证监会在政务公开背景下的点滴进步，值得肯定。

这位“相关负责人”之所以要讲到创业板发审委的防腐反腐问题，显然与最近市场上对发审委在审核有关企业申请到创业板发行股票和上市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疑问有关，最为典型的是最近围绕着和佳医疗上市申请过程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风波。今年7月15日，首次提出申请的和佳医疗被发审委否决，但仅仅过了半个月，在未对相关财务数据作出更改，甚至连招股书都未再次提交的情况下，和佳医疗再次向发审委提出申请，却顺利获得通过。此事引起舆论大哗，发审委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同一申请对象作出两次不同的决定？其间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令人失望的是，尽管市场上质疑声四起，发审委却没有任何回应。这就难怪市场上会产生种种猜疑，有人认为，也许是发审委的成员接受了这家申请公司的好处，从而做了它的“俘虏”。

这种疑问自然缺乏事实依据，但它的产生却有合理的逻辑依据。多年前发生在证监会内部的王小石案充分暴露了不受监督的发审制度与腐败之间的必然联系，让市场印象深刻。王小石当年所做的事，是向申请公司兜售发审委成员名单，让申请公司可以按图索骥地去敲开他们的门。当年是否有发审委成员曾被拿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王小石把他的“中间商”生意做得如火如荼来看，是存在着这种“市场需求”的。发审委掌握着一个公司能否进入资本市场的生杀大权，企业收买了发审委成员，就等于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滚滚财源从此坐收囊中。今天，尽管发审委成员的名单已经公开，断了“王小石”们的财路，但发审委掌握的绝对权力并没有改变，甚至由于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公司上市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收买发审委成员的心情一定更为火烧火燎。陷于利益交换包围之中的发审委如何保证清正廉洁，不让这个机构产生腐败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拿什么来保证发审委能够有效地防腐反腐呢？根据证监会负责人的介绍，证监会已经建立起了对发审委的监督体系，包括独立审核、会前承诺、委员回避、工作底稿、记名投票、公开和聆讯。证监会的纪委、监察局还建立了与发审委成员所在单位的联合监督机制，委员本人及相关亲属的证券账户也要申报。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证监会这一套“不留缺口”的制度，可以有效地杜绝发审委内部产生腐败问题。

但是，证监会建立的这套制度，实际上依然是证监会内部的监督，也就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无数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看似严厉的内部监督其实是“自家人”之间的监督，因此是不能讣人放心的。如果一个公司能够把发审委收买下来，那么，它完全有可能把监督发审委的上级机构也收买下来。因此，防范发审委内部可能产生的腐败，证监会加强对其监督固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让它接受“外部人”的监督，也就是利用市场的力量，限制发审委的权力。目前发审委的工作很不透明，它每一次开会审议申请公司后发布的公告都极为简单，只是介绍通过了谁，否决了谁，至于通过或者否决的理由一概阙如，每一个发审委成员投了什么票，市场更是不得而知。这种暗箱操作的模式为权力与利益的交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因此，发审委应该建立起将所有工作都公开化的制度，让它接受来自市场的检验。比如，面对一个公司的申请，有多少发审委成员参与了表决，每一个成员投了什么票，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投下赞成票或反对票的，都必须以公告的形式向市场公开。这样，市场就可以依据每一个成员所投下的票来检查他们的态度，而当发审委成员在投下他们必须公开的那一票时，就会认真地掂量它可能产生的后果，即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通过玩弄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达成见不得人的目的。

创业板市场建立以后，证监会一直高举股票发行“市场化”的大旗，但是发审委的存在，表明权力仍然在市场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市场化”无疑是有所变形的。因此，曾经有人提出应该废除发审委，让上市公司实行注册制。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不仅证监会对此还缺少心理准备，市场自身也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因此，在现实条件下，发审委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它过度集中的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以及这种腐败对市场的破坏作用。而要将发审委的这种“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最可靠的途径就是让它接受来自市场的监督。资本也许有能力收买权力，但是它却没有能力收买整个市场。

（国际金融报，2011年9月6日）

面对劲嘉股份案，证监会不能“失语”

日前，劲嘉股份原投资关系部经理顾某因泄露公司内幕消息，致使两家基金公司非法获利近1500万元，被深圳南山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南山区检察院随后表示，被告人顾某和涉案的两家基金有可能面临3000万元以上罚金。但是，据本周出版的《中国经营报》报道，早在一年前，证监会相关机构就曾对此展开调查，但出于各种原因，对于相关基金公司并未公开处罚，此事已经不了了之。

相比以往对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判处案例，此次深圳司法部门对劲嘉股份内幕交易案的判决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显示了法律对维护市场公正秩序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以往的一些内幕交易案，都是由证监会先行进行调查，并且由证监会认定是否将涉案人移送司法机关，这使得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证监部门的执行工具，对内幕交易的打击未能发挥法律的主动作用。而在劲嘉股份案中，证监会根本未有动作，只是由证交所对公司进行了公开谴责，谴责的内容也只是信息披露上的失误，而未涉及其中的内幕交易。按照以往的惯例，这起案件到此也就基本了结了，但是南山区检察院却根据该公司信息发布过程与其股价异动之间的关系，查实了内幕交易行为，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司法机关不再是坐等证监部门的“送案上门”，而是主动出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证监会在此案的处理中，不仅对劲嘉股份的有关人员以所谓的公开谴责代替了法律处理，而且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放过了两家涉案基金。这充分反映出证监部门在市场监管实践中放松对基金的监管，偏袒它们违法违规行为的倾向。近几年，证监部门对于查处内幕交易的调门越来越高，但是其效果却一直不能让投资者满意。造成这种情况，固然有内幕交易情况复杂，查处比较难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证监部门面对一些机构所从事的内幕交易行为“恨不起来”。由于基金等机构一直被作为证监部门调控市场的一个工具来使用，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产生了太多的“共同语言”，因此证监部门对于其内部发生的违反证券法规、侵犯基金持有人利益的种种“猫腻”总是轻描淡写，这在十年前发生的《基金黑幕》事件中已经有充分的反映。

当然，证监部门近年加强了对基金公司内部一些基金经理所从事的“老鼠仓”行为的查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有限的几个案例的曝光都是由于内部知情人的举报而引起，证监部门尚未建立起对基金经理“老鼠仓”行为的系统的监管措施，更多的“老鼠仓”仍深藏于阳光底下；另一方面，证监部门对“老鼠仓”行为的查处，更多地局限于对基金公司内部一些个人行为的查处，而对其以公家名义所从事的内幕交易行为则网开一面，此次证监部门对涉案两家基金的查处，正是由于它们的行为是以公家名义从事的，从而在“询问”了一下后便再无下文，以至涉案基金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是“正常的投资行为”。

事实上，尽管此次深圳市司法部门对劲嘉股份内幕交易案的处理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证监部门的“失语”，导致此案的处理存有多方面的缺憾。泄露内幕信息的顾某被判了刑，但接受内幕信息并从事内幕交易的机构却安然无事，至于投资者在此案中遭受的损失，更是无从索赔。在此案中，劲嘉股份发布了虚假信息，其后又发布澄清公告，但其股价因此而产生的大起大落，使众多投资者遭受了损失。但是，由于证监部门以公开谴责代表了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投资者无法向公司提起维权诉讼。

现在，司法部门已经走在了证监部门的前面，这股力量正在倒逼着证监部门必须有所作为。面对已经公开的劲嘉股份内幕交易案，证监会不能“失语”，否则，它将失去投资者的信任，资本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京华时报，2011年9月5日）

通州房价大跳水反证商品房定价乱象

北京通州区近日惊现房价大跳水，两年前的一个“地王”级项目润枫领尚原本公布的拟售价在2.5万元/平方米，个别楼盘的最高售价甚至接近3万元/平方米，但日前开盘后，最低定价下浮到了1.3万元/平方米。此消息出现后，被作为房地产调控拉动房价下跌的一个证据，得到了广泛宣传，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楼市出现拐点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2.5万元的售价猛降到1.3万元，降价幅度达到48%，力度不可谓不大。开发商的如此作为，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比如，原先的定价太过乐观，对买家缺乏吸引力，开发商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急于售出房屋回笼资金，等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商人，要他们主动做亏本生意，那是不可能的。尽管降价幅度如此之大，但即使是依凭1.3万元/平方米的售价，开发商仍能赚到钱，而且，降价将吸引到更多的购房者，从而加快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因此，从总体上说来说，通州房价大跌，开发商仍然有利可图。

通州房价大跳水，固然证明了开发商正在现实地承受着房价下跌的压力，但是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原先定出的高房价中存在多大的泡沫。一般地说，商品房项目成本主要有土地成本、税费成本和管理运营成本、建安成本等。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资料显示，通州的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发商两年前通过竞价得到的拿地价格为15.3亿元，折合楼面价为6476元/平方米，工程造价、税费和管理营运成本三项相加，据业内人士估计在6000元/平方米左右。因此，即使按照目前降价后的最低价，在扣除成本后，开发商仍然能保有其必要的利润。

很显然，通州这个项目的开发商之所以有勇气作出如此大的降价行动，主要在于其原先的高定价完全是信口开河，使其降价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长期以来，我国商品房的定价完全由开发商说了算，早已经脱离了“成本+利润”的基本原则，而是像股票之类虚拟商品一样由所谓的“市场人气”来决定。很显然，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杜绝开发商胡乱定价，任意吹大市场泡沫的可能性。国家发改委曾经规定，从今年5月开始，商品房销售必须以“一房一价”的形式明码标价，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这一政策并未切准商品房定价中的问题所在，即以通州的这个项目来说，开发商在今年5月取得预售证，当时上报的价格普遍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虽然做到了“一房一价”，但政府部门对这种明显虚高的定价则一路放行，这显然是政策执行中的一大漏洞。

从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动向来看，要求开发商将商品房定价建立在“成本+利润”的基础上，已经有所表现，但只局限于个别地方和个别楼盘，还未形成一种可观的规模，更未形成政策约束。这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过多利益不无关系。还是以通州的这个项目来说，地方政府通过竞拍土地和税费收取，其收益超过8000元/平方米，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上最大的得利者。正是这个实际状况的存在，使政府约束开发商定价缺少动力。市场调控发展到今天，对于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土地财政”制度却仍未触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坚冰也仍未有效打破，很显然，期望市场调控能够切实收效，需要政府作出割舍自我利益的行动。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9月5日）

土地财政缩水，楼市调控面临考验

9月1日，广州举行了今年最大规模的一场土地拍卖会，位于番禺、荔湾、白云、花都的9幅住宅和商业等用地进行了公开拍卖。但是，这次拍卖会仅吸引了4家广州本地的中小房企参与竞争，9宗地块有8宗是以底价成交，总成交金额仅15.47亿元。这让广州市政府未免大失所望。（9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事实上，广州的这次土地拍卖会只是全国土地拍卖市场今年以来不断走冷的一个缩影。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断加大力度的背景下，土地市场不再表现出前几年的火爆增长，而这一局面对地方财政乃至地方经济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在广州此次不算成功的土地拍卖会前夕的8月30日，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时透露，上半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63.12亿元，同比减收33.75亿元，下降17.14%。

广州的情况不是孤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不断加强，正在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不断缩水。来自新浪乐居&克而瑞的数据显示，尽管土地成交面积相较去年并未出现大幅度下降，但今年全8月我国主要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额均出现大滑坡，不足去年全年一半。今年前8月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上海，成交金额743.1亿元，也仅及去年全年成交金额的48.4%。从今年前8月京沪广深以及其他7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情况来看，11个城市中的大半都较去年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跌幅最多的达四成。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不外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加大对保障房建设投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将一部分土地投入到保障房建设领域，这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推上拍卖会的土地相应减少；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的背景之下，原先是地方政府“座上宾”的开发商资金普遍吃紧，已经不再有能力像去年那样在拍卖市场上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不断地制造出“地王”，即使是资金实力仍然雄厚的一些房地产央企，迫于调控的压力也收敛了它们的行动，使得土地拍卖缺少了主角的捧场。

土地出让金的下降，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出现了动摇，这是不断深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个必然结果，与民众的期待也是吻合的。我国房地产市场在最近若干年之所以出现了突飞猛进，与地方政府的推动关系密切，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有拉升房地产市场的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具有从这个市场上攫取财政收入的现实需求，这也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多轮调控而难以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当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市场中捞取利益的通道开始收窄的时候，它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就变得十分重要。

市场传递出的信息已经表明，地方政府已经感受到了土地出让金下降对地方财政的威胁，并正在加大土地供应，期待重振“土地财政”的雄风。从今年6月开始，一些城市已经在集中推地，重庆、天津、武汉、成都的土地供应在6月份都超过百万平方米。为扭转被动局面，广州市政府甚至在前不久于当地五星级酒店设宴，邀请200多家开发商出席，向他们介绍今年的土地供应计划。一个现实的前景是，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难以消除，那么，它们很可能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倒逼作用，从而使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得不转向。

很显然，土地财政缩水，正在使我国房地产调控面临考验。由于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陷得很深，它们也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实际的好处。现在，当市场调控的深入迫使地方政府必须放弃这种利益追求的时候，它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其症结显然已经不在于房地产市场本身，而是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地方政府能否经受住这一考验，关系到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成败。

（华商报，2011年9月3日）

史玉柱“最贵微博”背后的市场监管难题

巨人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玉柱8月24日在其个人微博上发言，对中国人寿意图控股民生银行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一旦中国人寿的并购成真，民生银行将失去民营机制的民生银行，失去核心竞争力，告别高速成长。尽管这条微博不久以后即已删去，但由于史玉柱在市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知名人物，其微博拥有400万粉丝，因此还是得到了广泛传播。随之，民生银行股价出现了可观的上纱，从8月24日到26日的三天里，其H股上升3.9%，A股上升5.2%，照A股价格计算，史玉柱在这三天里的浮盈达到2.362亿元，史玉柱的这条微博也被称为“史上最贵微博”。

史玉柱的这个行为因此而受到多位法律界人士的批评。有律师认为，史玉柱既是上市公司董事，又是二级市场的交易者，他巧妙地通过正话反说，通过反对中国人寿控股来暗示相关信息，这是一种利用双重身份的擦边球行为。如果中国人寿没有并购民生银行的计划，则史玉柱的言论是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已经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如果史玉柱不能合理解释其言论，为自己撇清操纵股价的意图，则其言论已经涉嫌操纵市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是，我们通过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回顾，却发现对史玉柱的指责是建立在中国人寿没有发布有关信息这一基础上的。然而，媒体报道告诉我们，事实上，就在史玉柱发布这条微博的前几十分钟，中国人寿副总裁刘家德在中国人寿业绩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中国人寿依然看好银行股，并有意增持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无论通过股权形式融资，还是采取债务形式，“我们都会提供支持。”由此可见，史玉柱的这条微博，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因此，如果说史玉柱发布的这条微博有违反证券法之嫌，那么，这个帽子同样可以扣到刘家德的头上。有证券分析师认为，史玉柱的这条微博引起民生银行股价大涨，但是，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那更可以认为，是刘家德的讲话引起了民生银行股价大涨。

其实，无论是史玉柱的这条微博，还是刘家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所涉及的都是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管理的一个难题。中国人寿有意增持民生银行，但还没有付诸行动，其公司高管是否可以在业绩发布会上将这种意愿向外透露？史玉柱作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不希望有别的机构进入从而动摇自己在民生银行的地位，这种想法是否可以随便向外表示？按照现行市场监管的有关规定来看，似乎都是不可以的，中国人寿只有公布符合证监会规定的格式文本，并且刊登在证监会认可的“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上，才是合法的，对史玉柱也有同样的要求。但是实际上，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在发布年报、半年报等业绩公告时，通常都同时召开了业绩推介的新闻发布会，这在一些大型央企已经成为习惯性动作。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司高管通常都会透露许多并未在对外公布的格式文本内记载的信息，比如最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高管都在其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它们提高铁道部信贷利率的消息，而这个重要信息同样未曾通过信息披露的格式文本公布。

资本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信息市场，因此，市场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理。但是，此次由史玉柱的这条“最贵微博”引起的风波表明，期望将上市公司的所有信息发布都用一纸格式文本管制起来，是不符合市场现实的。按照现在的制度，无论是中国人寿的高管还是史玉柱，都必须三缄其口，做一个“沉默的人”。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有关人员的闭口，并不表明相关信息不存在，它反而可以因此而成为让少数人垄断的内幕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人寿高管的表态还是史玉柱的微博，都是在公共场合面对不特定人群所发出的，其实都起到了公开有关信息的作用，投资者可以据此了解到双方的立场所在，并且对其可能产生于股价的影响作出判断。反之，如果按照管理者的想法，上市公司的的所有信息都必须以格式文本的形式在“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上刊登，除此之外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媒体都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只怕市场信息会处于更隐蔽、更混沌的处境，内幕交易更是会如鱼得水，泛滥成灾。

此次史玉柱“最贵微博”引出的这一场风波，可以让我们看到市场信息监管的难点所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贡献出具有符合市场实际的智慧，也许还需要一点监管部门割舍自我利益的勇气。

（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31日）

创业板“达标”不能光看融资额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8月26日在第三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创业板正式推出以来，在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市场各方参与积极有序，初步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也许是为了配合尚福林先生的这个讲话，证监会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9日，在创业板挂牌上市企业已达256家，融资总额达到1840.71亿元。

创业板市场建立到现在尚不足两年，但它已经成为整个A股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最近两年来，在股票发行市场上，位于深市的创业板市场和先于它出世，其实性质可以归为一类的中小板市场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其风头盖过了长期“称王”的沪市主板。在交易市场上，虽然创业板由于流通盘比较小而在整个市场的交易额中所占比例较低，但在主板市场行情疲软的背景下，它不断地出现市场热点，也强烈地吸引了投资者的眼球。

尚福林先生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创业板“预期目标”的概念，并且认为已经“初步达成”。但是，这个“预期目标”究竟是什么？自从这个市场开设以来却一直显得很模糊。必须注意到的是，我国创业板市场开设的背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为了给具有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途径，这个目标在我国货币政策收紧以后，显得十分正确。但是，回顾两年来的创业板现实，尽管上市公司日趋增多，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属于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却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并没有因为创业板的出现而有所缓解。指望以一个中小板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能够用来证明创业板达到“预期目标”的证据，也就只有这1800多亿元融资额了。

但是，1800多亿元融资额的实现，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尚福林先生在他的讲话中提供了部分答案，这就是“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权力在这个市场中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虽然创业板市场建立以来，证监会号称奉行的是“市场化”的原则，但权力并没有放松对这个市场的利用，哪一个公司能够获准上市，不仅要由证监会旗下的发审委说了算，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有很重要的话语权。至于尚先生所说的“市场参与各方”，按通常的理解，自然就是指上市公司、保荐机构和投资者，但在这个构成中，“共同努力”通常只体现于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至于投资者，他们能够充当的角色只能是被动地承受前两个市场参与方“共同努力”之下出现的结果，也就是不断地向市场奉送真金白银。很显然，是“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的推动，是“市场参与各方”的操纵，才导致了1800亿元融资额这个“预期目标”的达成，而投资者，自然是这1800亿元融资额的奉献者。

但是，如果仅仅把投资者当作市场的奉献者，而将需要向他们提供的融资回报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那么，这个市场必然是不成功的。我国的主板市场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怨声载道的市场，就是政府将这个市场当作取之不尽的“摇钱树”，用它来满足欲壑难填的上市公司的圈钱需求，在这一点上，创业板市场尽管只有两年历史，已经比主板市场走得更远。过高的发行价、上市以后迅速破发、保荐人潜伏入股、公司高管高位疯狂抛股兑现，所有这一切，都与投资者期望的创业板“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在以保荐人和基金等为代表的市场主力的操纵下，创业板股票上市以后出现了大起大落，这个市场一方面将创业板公司高管迅速地打造成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中小投资者的财富置入绞肉机中。1800多亿元融资额的出现，已经成为权力部门用以夸耀政绩的招牌，但它只是满足了极少部分能够敲开权力审批之门的企业的圈钱需要，并不能改变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困境。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发行与交易两个轮子互相牵制、齐头并进的市场，但创业板市场却成了融资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很显然，有关领导只是看到了它在权力掌控和资本操纵之下出现的融资数据，并且为此沾沾自喜，却看不到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无奈的“被奉献”，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政府利用市场拓展融资渠道的功利需求的写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证监会才会把通过不择手段出现的巨量融资额当作创业板市场达到“预期目标”的证据来加以吹嘘，却无视在这个数字背后投资者血淋淋的付出。

（国际金融报，2011年8月29日）

“月饼税”让月饼变了味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到了，年轻白领们正等待着在这个节日与家人团聚。但是，“单位发月饼也需缴个税”，当这条消息出现的时候，这让许多白领感到很纠结。

其实，税务部门对月饼之类由单位发放的福利物品按个税法征税，并不是从今年的中秋节开始的，而是早已有之。税务官员面对媒体的采访，对此并没有避讳，而是明确表示，单位发放的月饼、提供给员工的免费一日游之类，均应作为应税所得与当月发放的工资薪金合并计征个税。看来，人们早已为这些福利支付了税金，只是由于通常都是单位代扣代缴，大家不明所以罢了。

税务部门征收“月饼税”，自然是有法可依的。但尽管如此，这种税收的出现，仍然引起了人们的感情上的挫伤，以至议论纷纷。从表面上看，单位给员工发放的月饼，虽然不是货币，但事实上省去了员工为购买月饼而增加的支出，等于为员工增加了一笔收入。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财富转移，税务部门征税就有了理由。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对于像月饼之类的物品，它不是单位给员工支付的劳动报酬，而是作为一种对员工的爱心关怀而推出的举措，而当税收出现的时候，这种爱心关怀就开始变味了。

尽管税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并不等于税务部门可以不顾民意，不顾舆情而收税。国家在征税时其实需要为某些财富转移“网开一面”，诸如月饼之类主要在于提供人们享受亲情交融、丰富人际交往的物品，就是一个应该留出的空间。税务部门也许因此而多收到了一笔税，但由此而给社会带来的不愉快因素，却是清晰可见的。

“月饼税”之类税收的出现，其实反映出我国的税收出现了见缝插针的趋势，而且这种见缝插针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普通民众。最近围绕着婚姻法司法解释而出现的“房产加名税”的风波，尽管国税总局已表示暂未考虑，但一些地方税收部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其实质也反映出税务部门过度地盯住了普通老百姓腰包的倾向。其实，按照这种见缝插针的思路，不仅“月饼税”的征收理直气壮，单位请员工聚餐似乎也应该征税了，因为对员工来说毕竟省下了一顿口粮，等于也是增加了财富。但如此一来，这个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税收给某些财富转移活动“网开一面”，这并不是要求税务部门放松税收征管，而是要求税务部门改变在个税征收上见缝插针的作风，给社会留出必要的人际往来的弹性空间。不能不指出的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我国个税流失确实比较严重，比如资本利得税长期处于“暂不征收”的状态，对于灰色收入更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长期无法从税收上建立起管理机制。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导致工薪阶层成了个税的主力，而收入渠道广泛的富人却心安理得地处于个税征收的边缘化。因此，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更重要的是堵住这方面的漏洞，而不必盯住普通百姓口袋中的“蝇头小利”。

（京华时报，2011年8月28日）

银行加强铁道部信贷管理是一种进步

日前，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召开的中期业绩推介会上，这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分别表示，他们已经加强了对铁道部信贷的管理。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说，建行对铁道部的贷款余额约1100亿元，利率已上调到基准水平，同时，建行还上收了各个支行与铁路和公路相关贷款的审批权限。中行行长李礼辉也说，中行对铁道部的信贷余额为807亿元，该行也已将贷款利率到基准水平。

两家银行不约而同地将对铁道部的贷款利率上调到基准水平，这显然与“7·23”事故后铁路系统出现的变化有关。8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决定，在开展高铁及其在建项目的安全大检查的同时，适当降低高铁运营初期的速度，并暂停审批新的高铁建设项目。铁路系统近几年出现了高速扩张，这种扩张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十分高，而银行之所以会来者不拒地向铁路系统提供信贷支持，显然有基于这种高速扩张能够产生的利益作出的考量。现在铁路系统出现了变化，这无疑将动摇原先的考量。因此，两家银行作出的这种调整，可以视为是它们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经营机构，在其从事信贷业务时，必须对信贷对象的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但在这同时，商业银行对优质信贷对象的依赖又很强烈，而由于我国政府在投资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政府的投资项目是商业银行的首选对象，2008年底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投资大单，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由政府投资的项目所承揽。近年来，铁道部热衷于高铁建设，对银行信贷的要求十分大，而由于它又是一个政府机构，因此在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几年来，工农中建四大行向铁道部的贷款集中度已经逼近15%的监管红线。商业银行不仅乐于向铁道部提供贷款，而且还普遍将利率从基准水平下调了10%。

银行信贷过于集中于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这深刻地反映出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问题所在。一方面，政府主导了大多数投资项目，尤其是投资额巨大的“铁公基”项目，在不断上升的存款压力之下的商业银行急于寻找优质信贷对象以赚取存贷息差，使它们的信贷对象越来越集中于这种政府背景下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改制的不够彻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可以予取予夺的“小金库”，在政府的统一调度下，面对这种有政府背景的信贷要求，商业银行也很难发挥出自主权。近期各地出现的政府性债务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路径之下产生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此次建行和中行两家银行加强对铁道部信贷的管理，取消对其利率的优惠，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

其实，虽然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将类似建行、中行这样的大银行称为“国有商业银行”，但严格地说，它们在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以后，都已经不是再是国有的独资银行，而是包容了各种成份的股份制银行，政府在这些银行中承担的角色也只能是股东，而不是可以对其发号施令的“上级部门”。因此，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转变观念，放弃以前那种担当政府投资项目坚强后盾的角色定位，而是要以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建行、中行此次加强对铁道部信贷的管理，正是往这个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华商报，2011年8月27日）

“事业单位”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自肥

按照北京市编制办的要求，今年8月底前，全市区、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将在全面梳理自家情况后，拿出清理规范方案。对全市范围内事业单位的清理规范工作，将在2012年2月底前基本完成，届时，北京市有万余事业单位将得到清理。（8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业单位”，是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按理来说，在现代社会的组成结构中，按这个“单位”是否从事经营行为来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是合理的，比如，政府部门虽然是一个单位，但它自身不从事经营活动，而其公务活动又会产生费用，因此它必须由财政拨款来维持存在，也就是由纳税人来养活。将其称为“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相对应，可以起到称说的方便，但这种分类决定了“事业单位”在社会组成结构中必然应该占较低的比例。但在我国，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除了承担行政职能的政府部门之外，大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公益服务的机构都被划入“事业单位”的范畴，导致“事业单位”从业人员队伍庞大，政府财政开支也居高不下，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企业驱赶到市场上，让它们在自主经营的同时自负盈亏，政府不再管它们的生死。但在这同时，我国却开始形成了“事业单位”的体制，“事业单位”越来越被当作一个肥缺，成为人们选择就业时的一个追逐目标。除了“事业单位”的工作较为稳定以外，最重要的是，“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以后的社保享受明显超过了“企业单位”的职工，一个在剧团里只是跑跑龙套的“路人甲”，只要取得了“事业单位”的身份，其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居然可以远远超过从大型企业退休的高级工程师。

两种“单位”出现的这种分野，是在最近一二十年里逐渐形成的。与“企业单位”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载沉载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事业单位”正在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中“旱涝保收”的一个领域。经过多年的努力，“企业单位”的大锅饭打破了，但以政府机构为代表的“事业单位”的大锅饭却越来越坚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自肥导致的结果，政府将分配的权力向自身倾斜，公务员不断地加工资，其福利待遇也不断提高，以至每年参与公务员招考的大学毕业生如过江之鲫。由于“事业单位”在职工收入、养老等方面确立了相对于“企业单位”的优势，因此，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努力挤进“事业单位”的队伍，使“事业单位”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能享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荫泽，除了政府部门之外，一些原先由政府财政拨款养活的非政府机构虽然被划在“事业单位”之列，却只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比如一些从事地方戏曲演出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已经处于整个社会的边缘，其职工收入也低得可怜。

现在北京市准备对“事业单位”进行清理，似乎表明了决策部门对庞大的“事业单位”队伍进行改革的决心。但是，只要权力自肥的这套机制没有触动，这种改革充其量只是让一部分已经边缘化的“事业单位”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困境，而政府机关依然可以安心地享受“事业单位”种种桌面上的或者桌子底下的利益。多年以来，政府在不断地强化对经济运行的掌控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对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对于已经投入到市场的“企业单位”，政府的管理功能却在不断削弱，对企业职工个人利益的保护也日趋虚化。与公务员工资连年提高形成对照的是，一个企业职工工资条例呼喊了多年却难以出台。“事业单位”在利益上的强化，正在制造社会的裂痕，削弱整个社会的创业精神，因此，决策部门不仅应该清理“事业单位”中的种种乱象，更重要的是要下决心改变政府利用决策权自肥的制度路径，减低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在就业上的吸引力，很显然，这有待于更深入的体制改革。

（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26日）

经适房退出有利于理顺房地产市场

近日，广州市传出了关于停建经济适用房的消息。有报道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已经表态，在广州市保障房的建设中，未来将逐步降低经适房、限价房所占比例。而业内对此的解读是，未来广州新增保障房可能全部以公租房形式建设，停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广州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就此认为，经适房和限价房离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不会太远了。（8月24日《上海证券报》）

建设经济适用房，曾经一度被视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的一个途径来加以推广。但是，围绕着经适房的建造、分配，却不断地出现丑闻，有公职人员参与经适房申购的，有开着宝马申购经适房的。这种乱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经适房所面临的制度困境。经适房是政府和开发商让利推出的一种限价房，但它仍然需要申购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即使是按照政策规定，经适房的消费对象也不是真正的低收入乃至无收入者，它所能解决的只是漫长的民众收入梯级中的一级，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起到缓解城市低收入者住房困难的作用。显然，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倾斜于整个购房群体中并不是最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是有违社会公正原则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适房在某些人眼里，俨然已经成为一块肥肉，在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中国，公职人员和有关系的人员参与经适房申购，甚至公然打出“团购”的旗号，就不是一件十分让人感到突兀的事了。

经适房在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的旗号之下，曾经被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都确立了建造多少经适房的目标。但是这种通过拍脑袋得出的决策往往与实际脱节，使经适房陷入一种尴尬的地位。以上海来说，为了让更多家庭进入购买范围，政府制订的申购标准不断放松，导致一些在住房上并不很困难的家庭也能购买到经适房，使经适房的意义出现变异。前不久有媒体探访上海已经交付使用的三个经适房小区，发现交房5个月后，其真实的入住率还只有30%。当然，在大量经适房空置的同时，是大量连经适房都无力购买的低收入和无收入者仍然处于望房兴叹的困境之中。

经适房面临的这种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既违反了市场化原则，又违反了广义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原则，也就是兼顾住房的居住型功能和投资型功能的共同发挥，一方面积极发展商品房，另一方面则应考虑到低收入和无收入者的实际问题，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保证他们的居住需要，但政府提供保障房必须注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不能破坏社会公平。说到底，经适房制度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一种产物，由政府包办了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它面临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困境，便是必然的了。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经适房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准备让其退出保障房领域，这有利于理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我们的住房消费应该建立起有条理的梯级结构，满足各个层次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在这个“消费链”中，经适房是找不到它的合适位置的。必须指出，在目前的房地产调控中，商品房的开发在土地供应、银行信贷等方面受到了多重限制，这虽然有利于遏制开发商的过度膨胀，但却使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受到了遏制，从整体上看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和谐发展。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原则，公租房、廉租房等安居性住房的建设应大力推进，在这同时也不必偏废商品房的开发建设。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保障房的建设，至于商品房建设，则应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可以考虑减少干预。让有力购房者购买满意的商品房，先行实现提高居住质量的目标，让无力购房者能够住上公租房，分享现代化生活的快乐，从而构建起房地产市场有次序的梯级消费结构。

（京华时报，2011年8月25日）

民企协会经营“政商人脉”为什么有市场

据昨天（8月23日）出版的《新京报》报道，多名企业人士爆料，一个叫做“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的机构以拉人入伙授予职务、收赞助费等方式敛财。由该协会主办的“中国企业发展自主创新论坛”今年5月在国内广发“英雄帖”，只要交1.68万元参会费，据称就可以在会上见到国家领导人。这个论坛日前已经召开，吸引到了200家左右的民营企业参加，但让民营企业家们不满的是，并未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出席论坛。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同任何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敛财的机构一样，这个协会无非是通过收会费、卖职位、卖奖项等手段来掘金，甚至也打起“慈善”的旗号来掏民营企业家的口袋，这与当下中国各种披着神圣的外衣搂钱的社会形态倒颇有几分融洽。然而，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还有更高的一招，那就是向民营企业家们鼓吹可以请到国家领导人或者部级以上政府官员与会，并可以与企业家们合影留念，当然，在这背后都需要钱来开道铺路。这对于民营企业家不能不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着妙招，此次这个协会之所以被人曝光，只是牛皮吹破了，套用一句市场术语，他们办的这个论坛没有做到“银货两讫”，才导致东窗事发。

民营企业家协会，一个应该是为民营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拓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所干的却是从民营企业身上拔毛敛财的行当。但这样的协会为什么能够有市场？这主要就在于民营企业家们对“政商人脉”有浓厚的情结，他们甚至为了获得一张与领导人的合影而愿意一掷千金，使协会能够建立在这种“市场需求”的肥沃土壤中。显然，这个协会所从事的行当，切准了民营企业家的需求，而那些在市场上颇具精明眼光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愿意掏钱给这些协会，无非是看中了协会可能提供的“政商人脉”，期望着与政府官员建立起人际关系，给自己戴上一项“红顶商人”的帽子。这个协会正是抓准了这个“市场需求”，才能够将这种敛财生意越做越大。

从这个类似于周瑜打黄盖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格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民营经济面临的畸形生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与具有高度垄断的国有经济的竞争中却处处居于从属地位。同时，政府对经济的高度渗透使民营企业家看到了与政府官员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为了寻求到生存发展的机遇，民营企业家们才不得不精心构筑自己的“政商人脉”，类似通过花钱参与一个论坛之类的活动寻求一次见面或者合影的机会，只是末流的手段，更多的腾挪运作，则在我们看不见的幕后施展。

其实，此次“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没有请到领导人参与论坛，使事情穿帮，倒是一件好事，如果请到了，那些领导人岂不是成了协会敛财的工具。政府需要意识到，民营企业家们热衷于建立“政商人脉”，折射出的是我国经济形态还存在着许多非市场化的因素。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对某一家民营企业赐予特殊政策，也不是对某一位民营企业家给予特殊待遇，而是需要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制度，让所有的民营企业能够与国有企业展开充分的和自由的市场博弈。只有当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的时候，民营企业家才会对构建“政商人脉”失去兴趣，类似“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这样的敛财机构也就会自然地失去市场。

（新京报，2011年8月24日）

行政干预逼出的房价拐点不是真拐点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房价指数表明，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综合指数为100.09，环比增幅已连续3个月收窄，且逼近持平。其中，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停涨。面对统计局出示的这一数据，众多专家认为，在楼市调控政策持续高压下，房价拐点已渐行渐近。（8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展开一年多来，有关房价拐点的预测经常能够听到，但每每落空，一年来，各个城市的房价仍在顽强地上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仍很强烈。但这一次，看来有希望成为现实，因为就像统计局指出的，环比增幅已经连续3个月收窄，那么，在市场现有格局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的条件下，房价的“K线图”很有可能进一步收缩，出现下跌就是可以预期的了。

房价出现拐点，标志着市场调控终于开始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是，可能出现的房价拐点，并不是在市场自我调节之下实现的，而是被强硬的行政干预逼出来的。一般地说，住宅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的变化。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被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因此其市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GDP依赖”使其产生了过度的投资投机功能，以至这种力量遮蔽了住房的居住和改善功能，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泛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不得不祭出对这个市场的行政干预手段，其中最为有效的便是在众多一线城市推出的商品房限购政策。

几个月来，随着限购政策的坚守，一些城市原本铁板一块的的房价终于停止了疯狂上涨的趋势。从表面上看，限购政策使房地产市场的买卖双方力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它使原本很活跃的投资投机力量基本上被清除出了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市场潜在的投资投机需求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因为行政力量的遏制暂时无法施展罢了。很显然，如果现在取消或者放松限购政策，那么这股投资投机力量马上就有可能反扑进市场，受到遏制的房价很快将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不仅不可能在目前的关键时刻改变限购政策，甚至正在考虑将限购推广到二三线城市，让投资投机力量彻底失去用武之地。

但是，这种依赖行政干预逼出来的房价拐点，显然不是真正的市场拐点。投资投机力量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前几年政府对其采取的不适当扶持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在政府对于市场具有强有力操控的情况下，活跃的民间资金缺少合适的投资渠道，而在通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仍是一个可靠的保值增值手段。限购政策的出现使这部分力量受到了压制，但造成其生成的客观原因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显然，行政干预笼罩下的房地产市场，同以往地方政府对市场过度利用所造成的局面一样，都是对市场正常功能的扭曲，因此都会在市场上留下后遗症。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变革，其标志不应是房价在短时间里的起伏，而是市场结构的全面理顺。目前实行的限购政策，有其出台的理由和特殊背景，在短期内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如果当房价在限购等行政力量的逼迫下出现下降，就以为房地产调控已经大功告成，从而鸣金收兵，就会导致市场很快回到老路上去。因此，有关方面应该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在做好保障房建设的同时承认房地产投资的合理需求，同时强化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并逐步淡化限购等行政干预手段，让房价出现的拐点成为真正的拐点，避免将来因为政策的改变而再度引起市场的反复。

（新京报，2011年8月23日）

A股暴跌，外因为辅，内因为主

昨日（8月19日），A股市场又出现了一轮强烈的暴跌，截至下午收盘，沪深两地股指都出现了接近1%的跌幅，特别是在A股市场影响巨大的上证指数，昨日最低时已逼近2500点，清楚地显示出目前A股市场所处的险恶环境。

对于A股市场出现的这新一波暴跌，舆论普遍将其归为受外围市场影响。确实，由于美国劳工部在8月18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有所抬头，就业形势也仍然不乐观，刚刚度过美债危机的美国股市在当天又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由于欧债危机不仅没有顺利解决，甚至已开始向银行业蔓延，导致8月18日的欧洲市场也是跌声一片。隔夜美欧股市出现的如此惨况，自然容易对A股市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从今年8月初爆发美债危机以来，特别是标普公司将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调低以后，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了一场血雨腥风之中，不仅美欧市场，包括亚太地区市场都深受重创。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美国作为二战结束60多年以来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由于多年来它建立了在全球市场上重要的龙头地位，因此它一旦出现问题，顿时使世界市场失去了方向。可以预见，在现存格局之下，只要美国未能成功走出这轮危机，那么，全球市场要想在短期内能够重新有所作为，基本上只能是幻想。

但是，如果我们把A股市场出现的暴跌，也简单地归结为外围市场暴跌的拖累所致，那就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A股市场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一样的是，虽然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这个市场基本上还是一个局限于供境内居民交易的市场，外部资金不大可能对市场产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在于A股市场作为一个用人民币交易的市场，受制于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通用货币这个现实，这实际上在A股市场与外围市场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防火墙。当然，我们不能说外围市场对A股市场行情一点影响也没有，比如，美国经济的低迷使其市场购买力下降，会对我国的出口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使A股市场上一些出口型上市公司的效益出现下降；再如，由于我国一些大型央企已在香港上市H股，它们的股价在跟随香港市场出现向下波动的时候，也容易传导到其在内地上市的同一公司的A股。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是个别的而不是普遍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A股市场近期的暴跌这个表面现象，看到其自身存在的真问题。

我国A股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一直是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受到重视并且推广的。最近一年来，我国为了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胀势头，推行了从紧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流向企业的通道被收窄，这使一些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开始绷紧。面对这种情况，政策导向开始把股市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境的一个窗口来加以使用，导致我国股票发行出现了“大跃进”，明显超过了市场的实际承受能力。这从证监会市场部近日公布的一份材料上也可看出，今年上半年我国股票发行总股本比去年年底增加了5.05%，但股票总市值却反而减少了0.46%，这意味着上半年全体投资者损失了约1.45万亿元，平均每个账户损失上万元。这部分损失的金钱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新增加的那部分上市公司那里。显而易见，宝贵的社会资金被少量企业以圈钱形式霸占，它对解决泛化的中小企业资金紧缺问题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却对市场资金起到了严重的抽离作用。

将市场作为政策工具，是一种违反市场客观规律的做法，它的直接结果便是使A股市场行情出现了“牛短熊长”的特点，投资者不断为股市的成长付出血汗的代价。A股市场的这种市场格局离管理当局所倡导的“市场化”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使它难以承当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让投资者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功能。因此，A股市场近期出现的暴跌，外围市场暴跌只是辅助性的原因，内部所出现的制度性的缺失才是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无视这个基本特点，将A股市场暴跌的原因只是简单地归结为外围市场，那就会对A股市场自身存在的问题无动于衷，拒绝对市场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革，从而使市场永远不可能出现进步。

（环球时报，2011年8月20日）

税务部门应倾听“假公告”中的真民声

最近几天，一份据称来自国税总局的“47号文件”《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成为众多媒体热衷报道的内容。根据这个公告，据称国税总局对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进行了修订，以避免“年终奖越多、税后所得越少”、“多发1元，个税多缴2万”的问题出现。但是，国税总局昨天（8月15日）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这个所谓的“47号文件”是有人伪造，国税总局从未出台过这样的文件。

“47号文件”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形式得到了传播，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个造假的政府文件是如何出笼的，要弄清楚其中的是非曲折，还有待国税总局以及司法机关进行深入的调查，给出事件真相。但即使到目前为止，此事留给社会的教训已经是多方面的。比如，在这个假冒文件的传播过程中，众多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媒体在作报道时，普遍未能对国税总局进行采访，而只是人云亦云，导致虚假信息在短时间里出现了迅速泛滥。

而就社会公众来说，这次造假事件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税收的常识课。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依照税法的规定，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与国家的其他财政收入明显不同的是，税收具有由国家强权维护的强制性和一统性，它在征缴时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因此不管依循什么样的标准，总是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在与“左邻右舍”进行比较时感受到某种不公正，这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众收入形式千差万别的大国更是如此。以年终奖来说，它的一次性发放使年底或第二年年初的某一个月收入暴增，所应缴纳的税赋也随之大幅度上升，以至出现了“多发1元，个税多缴2万”的怪现象。按一些人的想法，如果能将年终奖分摊到12个月，需缴纳税赋就会摊薄，这种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但是其实，即使按照现在已被指为造假的所谓“47号文件”的算法，也会有另外的一部分人反而会多增加从年终奖派生出的税赋。

但是，尽管税收很难寻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征收方案，但国家在征缴税收时又必须把公平公正的目标放在重要位置，这又是税收所具有的调节社会再分配的功能所要求的。税务部门作为代表国家向公民征缴税收的执行机关，必须善于倾听民声，采纳其合理意见，使税收尽可能公正向公平的目标靠得近一些。今年，我国完成了对个人所得税的一次重大调整，从9月1日开始，个税起征点将从现在的2000元上调至3500元。这次税收调整，虽然不能说可以让每一个纳税人满意，但它完成了政府意志与民声的一次良性互动。因此，税务部门应该从各种嘈杂的声音中看到真正的问题，来推进税收制度的日渐完善。

以此次造假事件来说，公然伪造政府文告欺骗社会的行径无疑已经触犯法律，国税总局将其揭露以正视听是职责所在，制造这一造假事件的始作俑者理应受到舆论谴责和法律惩处。但在这同时，税务部门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当这一假冒的文告在媒体上披露以后，得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认为这是税务部门的一个善举，现在当它被揭出假冒真相以后，税务部门不应该因为两国之间的不存在而对这种民声嗤之以鼻，而是应该从中倾听到民众对减轻税赋、实现税收公平的殷切期盼。必须指出，个人所得税虽然在国家整个税收中只占有比较小的份额，但由于它的征收对象都是个体的民众，因此它直接地与民众的个人感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就目前个税征收方面的实际情况来说，民众不满意的地方犹有存在，此次围绕着年终奖征税发生的造假风波只是这种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罢了。再如，一些公民积多年心血写了一本书出版以后，其稿酬却被以当月一次性收入征收个税，明显也存有不公之处。关于此事，民间早已存在质疑，但从未见税务部门对此进行过研究和善意回应。难道对此的改进也需要以一个假冒的政府文告才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吗？

（新京报，2011年8月16日）

实体书店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有关实体书店经营不下去的消息，不时会出现于报端，尤其是一些被赋予了“城市地标”标签的书店，一旦因为生意做不下去而面临倒闭的时候，总是能在社会上激起一阵波澜，舆论不断地呼吁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让实体书店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最近，这种呼吁受到了政府响应，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实体书店的重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因此正在制定并将要下发相关的扶助政策，加强城乡图书发行网点的建设，“要让群众像买菜一样随手买到书”。

目前，我国各个行业都在呼吁政策支持，政府也确实不断地在推出对某些行业的扶持政策。但对于图书销售业来说，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它的困境还有其特殊性。现在说到图书销售的困境，一些专家总是认为图书销售的利润太薄，书店赚钱太少，因此无法与一些高盈利的行业竞争，其实，熟悉图书出版的人应该知道，目前我国单本图书销售的利润并不薄，从一些网络书店动辄可以打下六到七折的折扣仍能生存的现实来看，单本图书的销售利润率应该有30%到40%，这种利润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包括家用电器、服装等在内的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但是，类似家用电器、服装这样的商品，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充足的销售量足以让商店保持持续经营，而书店的困难在于，单本图书上的厚利不足以解决总体销售量太少的问题。

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让群众像买菜一样随手买到书。但现在对于图书销售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并不是读者买不到书，而是读者买不到需要的书。买菜与买书毕竟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菜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但图书则是一种精神消费品，并不是人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因此其市场不像菜市场那样是一种刚性需求，而是充满了弹性。消费者对于图书的需求，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因此图书销售市场是一个细分市场，这种细分的特性给图书销售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书店不可能为了满足个别读者的需要而将所有的图书摆上柜台。因此，以为多开书店就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其实与市场并不对路。

实体书店目前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网络业的发达，使阅读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纸质图书离成为古董的日子虽然还很遥远，但它的逐步衰微已经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不可能因个别读者对纸质图书的迷恋而继续成为市场主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商业形态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也会影响到图书销售。网络书店的兴起适应了这种变化趋势，因此在实体书店衰退的同时，网络书店正呈现出越来越火热的景象。必须指出的是，网络书店的兴旺，不仅仅在于其由于省去了实体书店的经营成本而可以大幅打折，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图书销售的个性需求，具备了实体书店无法抗衡的竞争优势。因此，有关部门如果确实需要对图书销售进行政策扶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引导图书市场适应这种新兴的商业形态。

目前出台的对实体书店的扶持政策，还是停留于传统的市场管理手段，更多地是运用政府的力量，要求对书店进行房租等方面的减免，但这种扶持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对房屋出租企业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其生命力也是难以长久的。我们应该打破那种所谓书店是城市“文化标签”的观念，书店的减少并不等于阅读的消退乃至文化的凋蔽，而只能证明、这种经营业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的实际需求。因此，对书店的政策支持，不应该停留于保证书店的存在，而是应该引导书店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市场需求，必须看到，相对于其他商品，图书是最为适合于网络销售的商品之一。因此，对实体书店的政策支持，应该更多地引导城市里的大型书城积极开拓网络销售，争取在本城的网络销书上占据制高点。而那些小型书店，政策可以引导它们组建集团型的网络书店。这种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网络销售，可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利益，也有利于图书销售市场的繁荣。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8月15日）

社保基金挑不起“救市”的重任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减为AA+，犹如在全球资本市场刮起一股可怕的旋风，使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美欧、亚太地区的主要股指都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其力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场面。但这一次，A股市场似乎大有“独善其身”的姿态，在度过了最初的慌乱以后，很快稳住了阵脚。其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据说，在A股市场上素有“国家队”之称的社保基金在市场陷于危机之时果断出手，进场救市，使市场很快稳定了下来。看来，这一次社保基金真的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关于社保基金入市，社保基金理事会并没有发布任何信息，但媒体的报道已经说得有鼻子有眼，日前有报道称，“此轮中国股市暴跌之后，社保基金已经进场抄底。另外，据社保基金账户所在的某证券公司人员透露，社保基金于8月9日开市后不久进场，涉及资金至少百亿元。”（8月12日《东方早报》）翻检其他媒体，与此描述大体相当的消息充斥市场。这样的新闻报道，虽然“新闻五W”的要素缺失得很厉害，但对市场人气的鼓舞自不待言。“百亿社保资金进场抄底”，已经成为推动近期A股市场行情上升的一个重要砝码。

社保基金此次是否入市，或者说它是否承担了“救市”的功能，在当下的A股市场监管体制中，这是一个无从索解的问题。社保基金参与股市，这在中国资本市场早已不是新闻，但是，社保基金如此作为的动机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诠释。按照社保基金理事会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填补基金的缺口。据称，我国建立社保基金的历史不长，但在老龄化社会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它的资金缺口已越来越严重，因此，期望通过入市来使资金滚大。但按照证监会的说法，社保基金的入市则是为股市引入一个重要的资金渠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扩容速度一直是全球老大，但资金跟不上却使市场行情一直只能做全球小老弟，而庞大的社保基金入市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社保基金入市便一直被视为市场的一大利好，特别是在股市行情低迷的时候，每当传出社保基金入市的消息，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政府“救市“的一种手段，证监会对此的态度也是顺水推舟，市场皆大欢喜。

但是，社保基金入市真的能挑起“救市”的重担么？或者说，社保基金有为资本市场拯当“救市”的责任么？众所周知，社保基金是民众的“救命钱”，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只能赢不能输，但这与资本市场充满风险的特点是不相容的。很显然，社保基金入市，非常容易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凌驾于市场法规之上，从而产生诸如内幕交易等破坏市场公平的操作行为。社保基金由政府直接控制，在我国这样一个还停留在“政策市”阶段的市场中，它的操作完全可以与政策调控配合默契，从而保证在与交易对手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由于我国现行的特殊的管理体制，社保基金不像其他机构投资者一样，需要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管制，而是完全可以超脱于市场监管之外。比如某个股票出现连续性的大幅拉升，其控盘者如果是一般的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一些私募性质的民营机构，就有可能涉嫌操纵股价，但如果社保基金做了它的控盘者，即使它在交易过程中确实有什么不合法规之处，按目前的现实也很难追究它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把社保基金当作“救市”的一个天使，那么，实际上就只能允许社保基金成为市场中可以特立独行的一个交易者，也就是说，它可以依凭政策的特别关照，获取别的投资主体所难以获得的市场利益。但是，这样一来，社保基金就等于成了市场中最大的一个“庄家”，市场的公正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资本市场长期表现为“牛短熊长”，投资者叫苦连天。但这个市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市场资金太少，而在于过度的扩容超过了市场的承受力，再加上生生不息的内幕交易让中小投资者成了牺牲品。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即使社保基金把它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进来，充其量只能形成一个稍纵即逝的短牛市，最大的可能反而是让社保基金陷入不可预测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保基金入市之上，社保基金的缺口需要国家建立更周详的方案，比如将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的若干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而不应鼓励其进入风险莫测的资本市场，事实上社保基金也挑不起“救市”的重任。

（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5日）

CPI高悬，加息还是“提准”？

国家统计局昨天（8月9日）公布了7月份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CPI同比上涨录得6.5%。继今年6月份达到6.4%的高位以后，CPI指数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再一次创出新高。它深刻地表明，物价上涨仍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而政府不断推进的物价管控手段还没有发挥出看得见的作用。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遏制CPI上涨势头，仍然是政府职能部门首当其冲的一项重要工作。

CPI的高涨，意味着从去年以来开始出现在我国的通货膨胀不但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正表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低以后，长期居于世界经济龙头地位的美国出现了衰退迹象，这使全球市场失去了方向，不仅各国资本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股灾，而且商品市场也出现了剧烈动荡。随着各国普遍采取宽松政策以应对危机，对我国遏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将产生严重的对抗作用，从而有可能使我国的物价继续疯狂上涨，未来CPI走势不容乐观。

自从去年下半年我国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以后，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当局，央行便开始了收紧流动性的日常管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央行已经连续4次加息、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每一次CPI数据公布的前后，央行都会推出“提准”或加息的手段，使其成为与CPI数据公布相呼应的一种“组合拳”。但从中也可看出，在政策调控手段的运用中，央行更偏向于使用“提准”这种数量调控工具，而对加息这种价格调整工具的使用十分谨慎。在7月份CPI数据公布以后，如果央行需要继续推出“组合拳”，那么，是选择加息还是“提准”，显然是一个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经过步骤紧密的连续动作，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21.5%，尽管央行官员曾经表示，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不存在上限，但是这种单向度的对流动性的挤压，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中小企业普遍陷入资金困境，导致民间高利贷泛滥，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为了照顾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对这种明显违反国家金融政策的高利贷表现出了暧昧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采取高压手段。但是，这虽然可以让中小企业解决一时之困，却使其经营成本出现了大幅上升，导致物价出现快速上升，成为推动CPI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央行对加息动作的推出表现得过于谨慎，一个直接的结果是，我国目前的银行储蓄利率与CPI之间的“剪刀差”已经越来越大，按照7月份的CPI水平，我国目前的负利率已经高达3个百分点。负利率的存在，意味着储户的资产缩水，也意味着资源错配，一些能够得到银行信贷支持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利用这种错配剥削储户的利益，这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众习惯于以储蓄作为基本理财手段的国家，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因此，央行在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选择上，应当更注重于运用加息工具，努力缩小随着CPI走高而正在扩大的负利率口子。这不仅是为了帮助居民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政策导向修正在我国投资领域存在的资金成本过于低廉的问题，压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过高的投资冲动。

当然，不断地加息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特别是加息所带来的房贷利率上升，将直接导致大量自住型和改善型购房者的支出增加。但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可能兼顾到所有的方面，对于央行来说，最重要的是抓住主要矛盾，对于当下的金融市场来说，储蓄负利率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主要矛盾。

（新京报，2011年8月10日）

CPI居高不下将是一个长期现象

国家统计局昨天（8月9日）公布了7月份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CPI同比上涨录得6.5%。这个数据虽然高于此前一些研究人员提出的预期，但与大众对目前物价的认知倒是基本吻合的。在6月份CPI已经达到6.4%高位的一个月来，我国政府运用多种手段调控物价，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已经具备了市场化基础的经济体里，政府管控物价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正在进入一个上升通道，这也决定了CPI的居高不下将是一个长期现象。

本轮通胀的形成原因，前期的说法是由于前两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泛滥，出没于市场的热钱首先推高了房价，继而又推高了各种商品的价格。这种分析应该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把通胀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此，却又失之简单。最近一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紧，并且至今看不到放松的迹象，即使局部领域因为过紧的货币政策推行而出现了问题，货币政策管理当局也没有改弦更张的想法。这种从紧货币政策的推行，对市场上的流动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突出的表现便是房价已经很难涨上去了。

但是，实体市场的商品价格却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大幅上涨，这种涨价潮已经从去年的一些并非满足民生基本需求的小宗商品发展到了对民生基本需求有重大影响的大宗食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猪肉，在7月份的CPI构成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高达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政府几个月来对猪肉市场的管控还没有收到效果，而且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也很难收到效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旦到达某个位置，除非供求关系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否则要求它回到原点，实在是不可能的。对于类似猪肉这样的大宗食品的价格飞升，如果仍将其视为投机资金的作祟，显然未能抓住要害。

中国CPI不断走高的根本原因，固然有流动性泛滥之下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在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与市场经济原则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政府的管制力使其有能力加大货币供应量以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同时政府的管制又使经济运行的成本居高不下，社会为了政府的利益支付了过高的交易成本。但是，目前政府管制价格的手段却仍然沿用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有手段，未能对既有的经济手段进行改革，因此这种管控的最终结局是经常性地使民众感到失望。

更令人忧虑的是，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政府债务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事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已经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次危机将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为了应付其日益庞大的政府债务，无疑将再一次启动滥印美元的机器，从而推动世界大宗商品出现新一轮涨价潮。由于中国的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建立了挂钩机制，因此，我国政府的物价控制将面临新的更加复杂的困难，物价上涨势头将变得难以阻挡，那么，CPI势必也将水涨船高。在未来几个月里，即使CPI不再表现得像最近两个月里如脱缰野马那样疯狂走高，要求CPI在短期内出现可观的下降，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CPI居高不下，受伤害最大的无疑是民众。最近一两年来，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并且收到了一些效果，从今年9月开始，个税免征点也将提高到3500元。但是，在不断走高的CPI面前，民众增收的这些成果很快便化为乌有。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CPI高企的严重性，并且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尤其是政府需要切实推行对自身机制的改革，放弃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民众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长江商报，2011年8月10日）

交强险巨亏根在责任义务界定不清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交强险业务经营亏损达72.4亿元，其中承保亏损97.1亿元，投资收益24.7亿元。以已赚保费为基数，2010年经营亏损率达9.6%。这是交强险自首次披露年报以来出现的年度最大亏损。（8月8日《羊城晚报》）

在一般人看来，交强险无疑是我国保险业的暴利险种，我国增长强劲的交通运输工具，加上强制推行的市场开拓手段，使这个险种的业务增长量有了可靠的保证。但是谁能料到，它居然出现了巨额亏损，从2007年7月交强险实施至去年年底，交强险承保共计亏损187.4亿元。更令人不安的是，交强险的亏损在去年出现了急剧增加，仅去年一年的亏损额就占到了这一险种推出4年半以来总亏损额的将近一半。

交强险出现亏损，最直接的原因是收入的保费不足以抵付日益增长的赔付率。交强险是一种以小成本费用保证交通安全保障功能的险种，但是近年来，我国交通工具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虽然这为交强险费率的增加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在这同时也使交强险的赔付出现了急剧增加。据统计，交强险赔付率从2008年的68.6%上升到2010年的82.3%，赔付率的上升幅度已经高于费用下降幅度，这也导致2010年的交强险综合成本率达到112.9%。

当然，赔付成本的提高也是导致交强险亏损的一大原因。资料显示，由于人伤赔付标准、医疗费用、汽车零配件价格、修理工时费用等逐年提高，交强险案均赔款已从2007年上半年的3498元提高至去年下半年的4930元，增长了41%。但是，交强险的保费收取却还是停留在原有水平，甚至有所下降。2008年2月，保监会下调了交强险基准费率，并同时提高了责任限额。受此影响，续保业务单均保费从2007年上半年的1406元降至去年下半年的1074元，降幅达24%。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交强险出现亏损几乎就是必然的。

交强险的推行，为我国交通安全和交通事故处理提供了保障，但是如此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亏损，影响到了这个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状况显然必须改变。我国国内目前的经营模式对政府、企业和监管机构的责任义务界定不清，在实际经营中引发诸多问题。比如。目前的交强险经营模式，在其前端要求保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不盈不亏”的原则来推行这个险种，但在这个险种的后端，又要求保险企业按商业化原则来运作，保险公司自担经营结果，导致其业务经营困难。这种把所有的社会责任都交给保险企业一肩扛的制度安排，在削减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的同时，对保险企业也是不公平的。

改变交强险的亏损困境，需要做的是针对不同的车辆运输市场，设定不同的保险运作模式。国外的交强险主要采取商业化经营模式、代办模式和社会保险模式三种，我国应借鉴国外的这种划分，推动完善国内的交强险经营模式，并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交强险各项成本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压缩交强险的经营管理成本。同时，政府可考虑减免交强险营业税，并对农用拖拉机、城市出租车等承担着一定的民生功能但又亏损严重的车种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华西都市报，2011年8月9日）

股票市场能成为郭美美母女的避风港吗？

郎咸平教授日前在第一财经《解码财商》客串了一回新闻记者，对“炫富女郎”郭美美小姐和她的母亲郭登峰女士进行了一场专访。从这个专访可以看出，郎咸平教授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他在采访中代替采访对象说了许多话，竭力撇清郭小姐与红十字会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他成了郭美美小姐的“干爸”。现在有媒体说郎教授为这个采访收了某方面200万元巨款，但一般来说，这种私相授受的钱款来往，即使找到郎教授本人，他也一定不会承认的，这个真相要大白于天下，有待真正的新闻记者下更大的功夫进行挖掘。

这场访谈，在郭美美小姐早先微博炫富的基础上，借助电视平台，完成了母女俩的一次共同炫富。郭登峰女士在访谈之中介绍自己早就是一个有钱人，而她之所以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在20多年前即已踏足股市，在1990年用几万元投资赢到了几百万。这句话放在今天股市已成民众财富绞肉机的背景下，无疑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有媒体给郭女士算了一笔账，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实现这样的暴富，殊无可能，但是，这个账算得并不周密，因为当时深圳股市的“老五股”大都有过拆股行动，比如1990年底的深发展就曾经将1股拆成32股，拆股以后它的股价又出现了令人咋舌的填权行情，因此，如果其时郭女士手中恰好有深发展股票，在短时间里实现如她所称的暴富，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在初期的沪深两地股市，实现类似暴富的投资者，并不在少数。

但是，郭女士在电视上轻松说出的自己这段经历，仍然是充满疑问的。因为，熟悉中国股市的每一个投资者都知道，这个市场在度过了早期的那一段辉煌时期以后，随着它迅速地被纳入到权力的麾下，它马上就演变成为一个供企业圈钱的场所，不再是投资者的乐园。因此，虽然其后也出现了几次短暂的牛市，但更漫长的熊市早已把投资者折磨得精疲力尽，那些在市场发展初期赢了钱的人，如果不是及时转向，大都输得一干二净，甚至有人因无法承受从暴富到赤贫的打击而了断了性命。郭女士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投入了股市，也算是一个老股民了，不知道她在其后的市场操作怎样，她有什么能耐能够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

郭女士是一介平民，她在这次访谈中与女儿共同出演的炫富虽然让很多人不能认同，但在当今的价值多元化社会里，也只能由她去。但是，由于郭美美事件与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机构扯上了关系，因此舆论的追问也就有了合理的依据。郭美美在这次访谈中说她给自己封一个什么“中国红十字会总经理”，只是出于爱慕虚荣的胡口乱说，但是由此而引出的红十字会内部的疑问却越来越多，红十字会赖以生存的社会诚信基础已经破败，最近其接受社会捐款数量剧减就是一个证明。在这种情况之下，郭美美母女将财富来源说清楚就显得十分必要。

现在，郭美美母亲说自己是依靠炒股发的财，但是这种笼而统之的说法显然缺乏说服力。虽然在普通人看来，股票市场的行情十分混沌，但是股票交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具有充分的公开性，每一笔交易都有纪录，因此股票市场虽然充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但它难以成为这种交易的避风港。尽管由于市场监管的乏力，很多猫腻都被掩盖了起来，但是权力如果较起真来，还是可以凭借这种原始纪录将事情查得一清二楚的。日前法院对有名的“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纵市场案进行了判处，就清清楚楚地查明了汪建中从事“抢帽子”交易的55次交易，买入股票花了多少钱，卖出股票得了多少钱，一共收获了多少非法所得，都有案可查。不知道郭美美母亲是不是有勇气接受这样的检查？

郎咸平教授的这场采访，并非全无一点价值，他至少让我们窥视到了中国富人的一点生活真相。郭美美的那个“干爸”，也就是叫王军的那位先生，可以动辄送人豪车，投资出去的千万巨款也可以随便放弃。看看投资市场上每天在富豪之间为了金钱而发生的明争暗斗，这个王军真的是视金钱如粪土，好有境界啊。郭美美母女和那个面目不清的王军，他们无疑生活在天上，而我们生活在人间，他们和我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中国版“天上人间”图。当然，郭小姐已声明这个王军不是红十字会里的王军，而是另外一个王军，想想这实在是一个太普通的名字，估计在马路上随便喊一嗓子，一定会有很多人应声。于是，很多猫腻便在这种混沌之中搪塞过去了，这一场由郭美美小姐一手制造的“炫富闹剧”留给民众的无非是一些感官的刺激，此番郎咸平教授导演的这场专访不过是这场桃色闹剧中的一个小高潮罢了。接下来，红十字会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最新曝出的其下属机构以慈善之名推销保险的丑闻，又要它忙上一阵了。

（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8日）

美债降级，世界经济秩序开始重组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北京时间8月6日上午宣布下调美国长期主权债务的评级，从原先的AAA级别调整至AA+级别。由于这个消息的出现正值周末，因此全球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还未有反映，但在此之前，全球市场于8月5日顺着各个时区从西到东扩展开来的一场“股灾”已经事先提醒人们，尽管美国驴象两党就美国债务上限达成了协议，奥巴马总统也已经签署了提高美债上限的文本，但是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可以想见，随着周末假期的结束，从8月8日开始的一个新的交易周，全球市场将面临怎样的血雨腥风。

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自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三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也许正是由于美国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提限纪录，因此对于本次美国债务出现的风波，许多分析家不以为然，甚至将其视为美国两党政治争斗下的产物。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美国历史上有过这么多提高债务上限的纪录，却未曾出现像此次这样大的曲折，这表明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情况。尽管最终美国政府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此次危机，但标准普尔作为一个评级公司，显然已经看到了其中存在的新的问题，因此才毫不留情地下调了美债的评级。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是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特别是自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后，全球市场以黄金储备来制约美元泛滥的唯一障碍被彻底排除，从此美联储就可以毫无节制地滥印美元，而美国可以凭借其主导货币的地位向全世界输送美元，利用国际的力量来化解其因滥印美元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风险。40年来，美国正是凭借着向全世界发行债券来应付其庞大的政府开支，而世界各国政府也被绑定在美国债券上难以脱身。然而，这种债务缠身的格局使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经常性地增加货币发行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更是不顾全球的反对，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进入贬值通道，给成为美国债主的世界各国带来了实际的币值损失。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无疑有更深的切肤之痛。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内消费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GDP的有效上升，大幅度推进了出口贸易，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这本来对于提高国力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这种高额的外汇储备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中国政府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期望以此来减低美元贬值损失，日积月累，以至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但是，此次美国暴露的债务危机，却使中国购买的美债和国库里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面临难以阻挡的贬值风险。随着美国两党达成协议，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得以提高，联邦储备局再一次加印美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之事，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新一轮美元的贬值。因此，标准普尔将美国债券的评级调低，几乎是没有悬念的一件事。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美国自上世纪20年代金融危机后最为严重的一次，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但从现在面临的局面来看，美国并未从这个危机中完全解脱出来。更令人悲观的是，除了不断地加印美元以外，奥巴马政府拿不出更为有效的手段来走出危机。而由于美国经济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必将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格局的重组将在所难免。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在短期内很难清晰地显示出来，但如果把观察的维度放在一个比较宏阔的背景下，这种格局的变化轨迹便会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这种格局重组缺少心理上的准备和技术上的应对，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在这种危机之中寻找到可以发展的机遇，反而会受其拖累而陷入一场传染病似的“次生危机”。

（晶报，2011年8月7日）

上海“11·15”大火案，法庭外的追审

去年发生在上海的“11·15”特大火灾事故，给上海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这起事故相关6起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引人注目的是，在火灾发生后第一时间内被拘捕的两位电焊作业工人判得最轻，他们虽然都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前者获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后者干脆免予刑事处罚。与此相对应的是，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大都被判以10年以上重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领受重判，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所决定，而是基于他们所从事的犯罪行为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法院公布的材料可知，对于发生大火的静安区胶州路教师公寓所从事的节能工程，掌握了发包权的静安区建交委此次共有4名国家公职人员接受审判，其中3人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另有1人犯有滥用职权罪。在承包并转包这一工程的国有企业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公司，也有两位高级管理人员在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同时犯有受贿罪。法院的审判已经将这些国家公职人员的罪责一一呈现，正是他们的滥用职权，给这幢大楼埋下了可怕的火种。而他们的滥用职权，又总是与受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滥用职权是为了给受贿提供方便，而一旦接受了他人的贿赂，又必须滥用职权才能实现与行贿者的勾兑。

今天，这些将公权用来交换私人利益的犯罪分子不得不为他们的罪孽买单。可以想见，站在法庭上的他们一定连肠子都悔青了，毕竟10多年的牢狱生涯与八面风光的官场人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当法官的法槌敲下的时候，“11·15”大火中的58条冤魂就能闭上他们的眼睛，那无疑又是失之简单的，法律可以追究高伟忠等人的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却无力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可以滥用职权，可以受贿。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这场法庭上的审判，进一步在追审这个制度路径上的“犯罪诱因”。很显然，正是因为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强劲渗透，加上公权力长期失守的监督，使公权力的执掌者能够为所欲为，心想事成地以权谋私，最终直接酿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一幢大楼的装修工程，选择谁来施工，本来应该由这幢楼里的居民作主，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却落在与其并不相干的政府那里。官商勾搭在一起，使这些工程成了它们取之不尽的财富矿藏，而民众的切身利益则成为这些官员和商人眉来眼去地交换利益的筹码。

一场特大火灾事故，使这个工程背后的权钱交易原形毕露，违法犯罪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正审判。但是，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这场大火的发生，高伟忠等人的受贿行为，就会被成功地掩盖起来，而他们的滥用职权罪，更是会被当作合法的施政行为而得到肯定。如果这场大火没有发生，可以推想的一个情景是，当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它一定会被当作一个样板加以推广，那些通过行贿取得了工程承包权，然后又将其层层转包出去的不法商人，也一定会以成功企业家的面目坐上政府摆设的贵宾席，公权力的执掌者也便有了更多的接受贿金的机会，为了保证这条渠道的畅通，他们的滥用职权也一定会表现得肆无忌惮，明目张胆。最后留在脚手架上干活的便只有那些“无证”的电焊工，甚至是临时工，民众的生命财产就在权钱交易的欢声笑语中交付给了不知深浅、伊于胡底的命运之神。一场大火使这场戏不能再演下去，但是，那些没有失火的工程，不也正是循着这样的路径在推进着的么？

上海“11·15”大火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惩办滥用职权的官员是法律的职责。但是，揭露这种滥用职权的途径，不能依靠一场偶发的大火，而是应该切实地转变政府职能，从根子上堵住过于庞大的公权力参与经济活动的巨大空间，让那些惯于滥用职权的官员无法施展，让商人只能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来赚钱，而不必去与政府官员做掩藏在幕后的金钱交易。法律只能追究大火后直接的犯罪行为，却无法触及更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要实现这个目标，有待于更大力度的政府体制改革。看着高伟忠等人在法庭上低头认罪的情景，每一个公权力的执掌者，都应该警醒，而这种警醒不能止于“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境界，而是应该看到把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关到笼子里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华商报，2011年8月6日）

“限地价竞房价”政策还需更进一步

继试点“限地价、竞配建政策性住房”等土地出让方式后，北京商品房市场增添了一种全新的土地出让方式。8月4日，北京首个“限地价竞房价”的地块——门头沟区永定镇东辛坪村项目挂牌上市。据悉，这是北京市国土部门又一破解高房价难题的新举措。

所谓“限地价竞房价”，按照北京市国土局的解释，就是在地价事先确定好了之后，再设定一个最高售价。然后由所有竞买人报出未来在该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承诺销售价格最低的就是土地的竞得人。

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对商品房的土地供应实行的是“招拍挂”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价高者得”的原则，哪家开发商出的价最高，土地就归哪家开发商所有。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通过竞拍使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出让土地的地方政府也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它的弊端也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在开发商的追逐之下，土地价格扶摇直上，促使“地王”频出，导致商品房的价格也随之不断地攀升上新的台阶，脱离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使商品房市场成为远离居住需求的一个投资投机型市场。而且，这种制度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在“土地财政”制度的驱使下，地方政府普遍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抱有观望敷衍的态度。

此轮房地产调控开展以后，这种极易助推房价上涨的“招拍挂”制度受到了舆论广泛的批评。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的制约，在目前彻底取消这一制度还缺乏可行性。“招拍挂”制度至少保证了商品房土地供应的公开透明，试想，如果由掌握了土地供应权力的地方政府将土地私相授予某些开发商，必然会出现权力与开发商之间的“寻租”交易，而开发商绕过“招拍挂”低价取得土地以后，它反而有了更多地攫取市场暴利的机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房价下降。北京推出的这个“限地价竞房价”措施，对原有的“招拍挂”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一方面，出让土地事先确定价格，避免了在竞拍者哄抬之下地价的无节制飙升，另一方面，它将土地提供给对未来房价出价最低者，既保证让开发商能够保有其合理利润，又切断了开发商随意推升房价的可能性。在以往“价高者得”的模式之下，参与竞拍的开发商为了得到土地，可以毫无顾忌地报出高价，因为它们可以把这种成本转嫁到市场，但在现在这种“价低者得”的模式之下，开发商参与竞拍就必须认真的掂量一番，在竞拍机制的作用下，开发商必须以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来得到土地，从而有利于压低房价。

因此，北京市此次推出的“限地价竞房价”制度，对于目前正在深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一种新的思路。当然，这项政策刚刚推出，就其内容来说还有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地方。比如，政府对于所推地块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就需要有足够的理由。此次北京市推出的东辛坪村项目地块，出让价限定为222285万元，每平方米成本地价为5850元，即使以政府限定的房屋销售最高限价13600元/平方米计算，地方政府的得利也超过40%，如果这个地块在竞拍中得到的销售价更低，地方政府得利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就将更高。

我国商品房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土地成本占有的比例过高，此次北京市推出的“限地价竞房价”制度，还没有在改变这个现实上作出更多的努力。显然，政府在采取措施遏制开发商从市场攫取暴利的同时，还必须对自我的利益追求作出有力度的限制。只有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努力，减少从房地产市场“掘金”的冲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环球时报，2011年8月6日）

“股市黑嘴”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备受股市投资者关注的“汪建中荐股案”日前在北京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被称为“股市黑嘴”的原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建中被判处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获有期徒刑7年，同时处罚金1.25亿元。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在2007年1月9日到2008年5月21日期间，汪建中采取先买入个股，后利用北京首放名义通过媒体对外推荐其已买入个股，并且在股票交易时抢先卖出，人为影响个股交易价格。汪建中以此手段，买入38个股票，操纵市场55次，累计买入和卖出的成交额分别为52.6亿余元和53.8亿余元，非法获利1.25余亿元归个人所有。

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汪建中所从事的这种行为并不神秘，它就是市场上经常见到的“抢帽子”，在法官对汪建中案进行判决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沿用了这种说法。但是，“抢帽子”虽然是一种具有欺诈性质的行为，然而其行为却并不一定能够让行为者心想事成，事实上，因从事“抢帽子”而深套其中的也大有人在。然而，汪建中却不是这样，从法院公布的材料看，至少在受到追究的那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抢帽子”做得很成功。为汪建中进行辩护的律师认为，他买卖股票的资金没有达到法律上“两个10%”的规定（即买入股票的交易量占股票总交易额的10%以上，买卖股票的资金量达到买卖该只股票资金总量的10%以上），因此“操纵证券市场”的罪名扣不到他身上。但是这正好说明，汪建中凭着少量资金的运作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在这方面的本事让人惊叹。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是什么力量给了他这样的能量？

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指出汪建中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他是由中国证监会颁发资格证书的的一位注册分析师，他所创办的北京首放也是由证监会认可的合格咨询机构。正是有了这样的资格，汪建中才能够利用公共媒体为自己的“抢帽子”行为提供平台，从而吸引到尽可能多的投资者充当其事先潜伏的股票的“垫脚石”。我国资本市场对于证券投资咨询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凡从事这一业务的人员必须具备由证监会认可的资格，其所供职的投资咨询机构也必须具备由证监会认可的执业资格，汪建中和他的北京首放正是这种具备了合法身份的分析师和咨询机构。很显然，汪建中能够在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与其具有这样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证监会对于分析师和咨询机构有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只有通过其组织的考试才有可能获得证书。但是，类似汪建中所从事的“抢帽子”的行为，并不能通过考试反映出来。因此，证监会给予他的这种资格，事实上给他的“抢帽子”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投资者之所以会相信汪建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权力背书的信任。当然，证监会将包括在报刊上发表一篇股评之类的文字纳入管理轨道，其本意不是为了保护汪建中这样的人，但是用一套制度来人为地给予某一部分人以这种特权，其反映的只能是权力对经济事务过度管理的偏爱。事实上，它并没有使证券咨询变得更有秩序，反而使类似汪建中这样的人有了更广阔的从事内幕交易的天地。

在汪建中案判决以后，主审法官和证监会的官员都向媒体发表谈话，在对犯罪分子严加声讨的同时，都希望投资者不要迷信“股市黑嘴”，要有独立研判市场的头脑。但既然如此，管理部门又有什么必要再给一部分人颁发这种资格证书，让他们继续在市场上招摇惑众呢？要求投资者不要迷信所谓的市场咨询，首先要求撤除权力赋予部分人的特权，减低它在市场上的作用。事实上，证券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测不准”，对于未来行情的走向，分析师并不比普通投资者有更高的洞察力，证监会颁发给他们的资格证书也不可能提高他们分析市场行情的准确度。对于这种完全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的活动，权力还是退到它应该呆的地方更好。

（京华时报，2011年8月5日）

地价“市场化”，房价必然“随行就市”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8月2日举办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公开听证会，根据其发布的数据，广州中心城区的基准地价，拟由原有基准日2009年7月1日的水平调整到去年7月1日的水平，由此，中心城区的商业、居住、工业用地平均价格分别达到10297元/平方米、3364元/平方米、692元/平方米，上调幅度为64.3%、110%和2.7%。（8月3日《广州日报》）

2009年7月1日到去年7月1日，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突飞猛进”的一年，房价涨了，地价自然也要涨，不然钱都让别人赚去了。因此，广州市国土局作出的这个调整，似乎很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道理，用国土局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基准地价调整后更贴近市场”。这位负责人还说，“新基准地价的水平只为实际成交地价水平的7成左右”，由此看来，国土局到底是政府机关，不像开发商那样贪得无厌，很有点“道德血液”。

但是，国土局代表政府管理的土地并不是商品，而是一种全民拥有的资源。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土地相当于商品生产的“原料”，但是这个“原料”并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通过民众的授权拥有的。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土地却已成为一种奇货可居的商品，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出售，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得利者，并且形成了难以打破的“土地财政”制度。很显然，在近年来房价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权力之手，不断推高土地出让价，成为房价上升的一个重要推手。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去年各地举行的土地拍卖会上，频频爆出令人咋舌的“地王”，从表面上看这是开发商的丧心病狂，实际上地方政府才是这种高地价的最大得益者。随着最近一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入，这种疯狂的土地拍卖已经好久没有登场了，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因此而受到了削弱。现在，广州市国土局作出的这个决定，生动地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已经坐不住了，习惯了从土地中攫取利益的地方政府，不能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很显然，尽管广州国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基准地价不等于涨价，但是市场法则告诉我们，当土地这个“原料”的价格出现了上涨，房屋这个“成品”的价格怎么可能不上涨呢？

土地的交易成本在我国房价构成中到底占多少份额，一直是一个谜。但是，前不久杭州的一个开发商一不小心将其捅了出来，在其公布的一个叫“钱塘帝景”的价格明细中告诉我们，这个销售价27500元/平方米的楼盘，其土地使用权取得费为5674元/平方米，加上7404元/平方米的税金，地方政府得到的利益高达62%以上。“钱塘帝景”公布的这个价格明细，在发改委要求的“一房一价”的基础上走过了一步，因此很快又被拿掉了。

此次房地产市场调控已经耗时一年多，出台的各项政策也被称为“史上最猛”，但其效果却不能让人乐观。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便是，这场由政府主导的调控，始终没有能对政府在这个市场所占有的利益动刀，房地产开发商被作为缺乏“道德血液”的一个群体受到了舆论的谴责，投资投机型需求在越来越严厉的限购政策面前无法施展，但惟有“土地财政”制度依然如坚冰一块巍然不动。然而，当“土地财政”制度依然横亘于市场的时候，调控的前景显然是乐观不起来的。楼市调控要收到实效，需要市场各方面的利益主体作出努力，而政府作为这个市场最大的一个利益主体，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打破“土地财政”制度所形成的坚冰。

（新京报，2011年8月4日）

美债达成协议，中国仍需警钟长鸣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7月31日晚间宣布，美国会两党已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从而避免了美国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的严重危机的发生。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好消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拥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量已经全球第一。美国参众两院如果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前未能达成协议，导致美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那无疑就是让中国承受其党争的恶果，别的不说，光是因此而使美国政府债券丢失AAA信用评级，就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情景。现在，美国能够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这不仅让奥巴马政府度过了难关，事实上也让中国暂时地放下了心。

其实，美国债务协议的解决，并不是太意外的事。尽管在此之前，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里争执不断，但这种争执更多地体现为党派利益之争，是两党为了各自的选票而在挟持对方。由于美国债务问题对全球经济走向作用巨大，因此两党的这种争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焦虑，IMF总裁拉加德女士也发表谈话希望美国两党为了全球利益而结束党争，不能把世界各国的利益作为扩大一党利益的筹码来加以利用。事实证明，美债违约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无法承担的，因此，在债务期限的最后关头，不管议员们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在行动上，只能让有关的协议通过，让全世界高度紧张的美国债务危机也算可以暂时解除警报了。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债问题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在美国现存的14.3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总额中，美国国内及国外投资者持有的各类短中长期国债约为9.74万亿美元，而在这9.74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中，约有4.45万亿美元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债务持有国，中国的持有额已基本稳定在占美国公共债务总额的12%左右，这一额度甚至超过美联储持有额两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对美国此次发生的债务危机严重关切。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中国固然要承担因美元贬值而出现的外汇储备损失，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将导致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衰退，这对于刚刚出现复苏苗头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消息。

此次美国债务危机暂时消解，但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很难说这次危机的警报已经完全解除。此次美国驴象两党之所以敢拿债务违约的筹码来维护和争夺自己所需要的政治筹码，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在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没有强劲的对手，也就是说，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仍然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根本无法撼动。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外汇储备结构单一，大量持有的美元倒逼着中国不得不继续把自己绑定在由美国掌控的这架“货币战车”上，因此，中国仍将不断地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中国必须具有这种心理准备。

自1994年以来，中国就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不遗余力地囤积美元，导致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出现“泛滥成灾”的问题，中国既需要美元，又受困于美元。2005年实行的汇改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基本格局，截至今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3.2亿美元，其中70%是美元资产。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中国不得不以大量持有美国债券来减少贬值损失事实上已陷入“美元陷阱”。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依然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国对此应当抱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加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国内市场。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一方面需要政府放弃单纯拉升GDP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民众收入的有效增长，使国内市场的活跃能够具备雄厚的消费力基础。

（晶报，2011年8月3日）

珍贵文物成碎片，故宫里的动车事故

一定是交上了“华盖运”，原本应当只被小众关注的北京故宫，今年接连曝出丑闻，强烈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小偷门、锦旗门，一件件接踵而至的事情使故宫在世人面前出丑，余波刚过，又传出故宫所藏一级文物宋代哥窖瓷器青釉葵瓣口盘被摔碎的新闻，国人闻之，无不心痛。虽然故宫号称正在积极进行修复，但常识告诉我们，即使依靠先进的科技可以让这件文物重新粘合，它也已经只是一件“仿制品”，其文物价值已经不能与原件同日而语了。

网上已经有人在计算这件被摔碎的文物的价值，有说价值1亿，有说价值几千万。其实，珍贵文物的价值体现，是无法用金钱来作衡量的。文物之所以得到普世的珍视，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历史，承载了人类的记忆，而它的破碎，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破碎，意味着人类记忆的中断。

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不是故宫的私家秘藏，而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的财富。因此，面对这起令人心痛的事故，民众有权进行追问，而故宫方面也给国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但是，对当事人再重的处罚，甚至就像有人指出的需要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仍然不能改变这件文物已经损毁的事实。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故宫这样的地方，应该说具备了顶级的文物保管技术，居然会出现这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这件文物的破碎，发生在对其进行无损检测的过程中。上海文物专家钱汉东先生说，“如果按正常的流程，是根本不会出事的。”芸芸大众虽然不是文物专家，但仅仅凭常识，就应该相信钱先生此说的可靠性，否则，经常进行文物检测的故宫就应该天天发生损毁文物的事情了。一定是故宫的管理制度出现了重大漏洞，才导致了这起不应该发生的事故的发生。这很有点像刚刚发生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动车事故。在一应技术设备号称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避免列车追尾等事情发生的情况下，这一起惨绝人寰的恶性事故偏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尽管对这起事件的调查尚在进行之中，要到9月份才能公布初步的调查结论，但我们可以相信，一定是铁道部和其下属单位在管理上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才导致了这起恶性事故。

而故宫在处理这起事故所表现出的态度，与铁道部在处理动车事故上的所作所为，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4日，但故宫方面根本不打算将其公开，而是对有关人员“封口”，准备将其隐瞒下来。但是，故宫忽视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一面出现了错字的锦旗会通过网络的传播成为故宫无文化的铁证，现在，一条微博曝料又将故宫隐瞒了26天的事故揭橥天下。而在那起动车事故中，铁道部初始的态度同样是能瞒则瞒，甚至企图以属于“不可抗力”的天灾来搪塞过去。这是长期失守于舆论监督的公权力养成的作风，故宫管理部门虽然不是一个政府机关，但作为一个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文化事业单位，在文化气逐渐失去的同时，却也已沾染了公权力的通病，这就是缺少了对民众的谦卑态度，放弃了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并且希望借用权力的保护来躲过责任的担当。公权力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动车事故上，也不仅表现在故宫文物遭遇破坏这件事上，而是已经弥漫于我们置身的整个社会。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民众的利益被排挤，被压缩，而权力的失误总是能够得到屏蔽，得到保护。很显然，如果没有众多微博的声讨，动车事故的处理就不会向着我们已经见到的良性的方向发展，它真的可以被包装成一件“天灾”而流逝过去；至于这起故宫文物被破坏的事件，如果没有一条微博的曝光，它就更可以轻轻地掩盖过去，在故宫里便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7·23”甬温线动车特别重大事故，因为有那么多乘客不幸罹难而引起了全民的关注，故宫的这起事故，并没有什么人死去。但它们从本质上都反映出目前弥漫于社会的权力轻薄、玩忽职守的风气。高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摆脱了以往的手工操作，但是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仍然需要由人来支配，如果我们缺少了守土有责的人，那么，高科技反而可能成为可怕的破坏者，人不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安全，珍贵的文物也将被视如草芥。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公权力放下尊贵的身段，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民众交到自己手中的权力，以负责的作风来行使这种权力。

（新浪评论，2011年8月1日）

证券报很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

2011年7月，上海一家证券专业报纸度过了创刊20周年的纪念，报社印制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随报发给每一个订户。在这个纪念册里，这家报纸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回顾了报社成长壮大的历史，每一个读者翻阅之下，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报社发展之神速。

这家证券报发展壮大的20年，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20年，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社会急剧转型的20年，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几乎都出现了新的排列组合，证券报所在的报业也不例外。20年里，有多少报纸因为失去了市场而难以生存，最终淘汰出局，唯有证券报，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它犹如一个“不倒翁”，活得有滋有味。证券报的致胜秘诀是什么？这本纪念册里没有介绍，但是，只要看一看证券报的报头下印着的那句“广告语”，就可以猜出其中的奥妙。中国仅有的几家证券报都是以“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的身份出现于市场的，很显然，是这个由政府行政机关赋予的特权给证券报创造了滚滚财源。

每一家上市公司都要按法律规定完成信息披露，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则，中国资本市场对此自然也有周密的规定。但是，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上，中国资本市场却比国际市场多了一道程序，上市公司所有的信息披露文件必须在由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上刊登，才为有效。这使得证券报不用通过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就得到了巨额的利润。在这一点上说，它很像我国泛滥成灾而饱受诟病的高速公路收费，高速公路上层层设置的收费推高了我国物流业的成本，成为当前催涨物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证券报信息披露收费对于资本市场流动性起到的也是抽离作用。最近两年一些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价格畸高，殊不知其中有一块正以信息披露费的名义流向这些证券报。如果说目前的新股发行体制已经成为蚕食投资者利益的绞肉机，那么以信息披露费名义稳获暴利的证券报，无疑是这架绞肉机上的一个齿轮。

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初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通过报纸这一载体发布，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候报纸还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工具。但是，就在证券报出现的这20年来，信息流播形态已经有了更快捷的途径，这就是网络，报纸传递信息的功能已经逐渐让位于新兴媒体形式。网络的兴盛不仅使人们接受信息的途径产生了改变，事实上也对证券交易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今天，那种类似茅盾小说《子夜》中描写的大呼小叫的交易场景已经成为绝响，更多的投资者选择的是静悄悄的网上交易，而他们接受市场信息的途径，基本上也是通过网络这个载体。因此，在报纸上刊登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实际上已经多余。事实上，现在各上市公司的信息，都是当晚即已在沪深交易所的官方网站上刊登，有的重大信息甚至在信息生成时即已通过网络对外发布，第二天在证券报上再刊登一下，不过是满足了必须在报上刊登这一条陈年规定。如果一个投资者仍然满足于从报纸上获取信息，很难设想他能够在股市交易中稳操胜券。

但是，这种已经落后于时代急剧变化的信息披露方式，目前却丝毫不见改革的迹象。证券报作为这种制度模式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可能有推动这种改革的动力。上市公司对这种信息披露费的付出毫无怨言，尽管按规定在一家证券报上刊登即可，但它们更热衷于把信息发布在所有指定报刊上。证监会作为这种制度的创立者，虽然已经感受到这种制度的落后，并在两年前创业板市场设立的时候做过一些改革，承认创业板公司的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网络，但在主板市场上却丝毫不愿让步。就这样，证券报、上市公司和证监会通过信息披露这个纽带，达成了利益的高度统一，证券报可以坐享权力赐予它的大笔利润，上市公司通过信息披露费的付出，实际上收买了舆论对自己的监督，而证监会则通过赐予证券报的这种“权力红利”，将本不属于它管理的证券报成功地收编为自己的舆论工具。我国资本市场建立20多年来，造假公司前赴后继，但是却没有一家是由证券报首先揭露的。相反，它总是积极地根据证监会的意思，不断地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市场涂脂抹粉，媒体所应具有的监督和批判功能已经丧失殆尽。自然，这样的报纸只可能拜倒在权力的脚下，而不可能充当投资者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仍在以高速度的步骤发展，但与这种发展不协调的是，很多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应有的治理，以至不断地需要投资者付出惨重代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必须加强，而不能放松，而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改革一切不适应当下市场形势的旧存的格局。作为监管部门来说，不能为了一己的功利需要而继续把证券报作为信息披露的指定载体，这种权力产生的指定带来的一定是市场关系的扭曲，一定是处于交易末端的投资者的利益牺牲。证券报通过寄生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获得了发展，但在它的另一面却是投资者的无谓付出，这种局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如果说目前还不能马上废除证券报的信息披露指定资格，那么，可以做的一点起码是，在证券报大把大把地从上市公司收进信息披露费以后，它应该成为一张免费报纸，无偿提供投资者阅读。简单地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中的任何参与者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

（学习时报，2011年8月1日）

房价下跌五成，银行业如何能安之若素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中国的房价即使在现有基础上下跌五成，银行业也能够承受。这是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最高首长就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针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作出的最新的，也可以视为最权威的表态。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正在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少疑问，很多人担心如果随着调控的深入而引起房价大幅度下降，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无疑会等比例上升，从而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动荡。现在刘明康主席的表态洋溢出一片乐观气氛，看来中国的银行业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

其实，刘明康主席在这里说的房价下跌五成，按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尽管国内确实有一批专家级人士不断在放出预言，认为未来数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将出现崩盘，房价跌去一半不可避免，但是对于尚处新兴阶段、无论是居住型需求还是投资乃至投机型需求都十分巨大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这种预言除了可以收获大众的欢呼以外，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刘明康主席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最高首长，没有预测房价走向的任务，他提出房价下跌五成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认为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银行业仍然可以承受，却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话题。

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刘明康主席作出这个判断，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前一时期各大银行普遍进行的房价下跌压力测试。由于房地产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很强，房价一旦大幅度下跌，借贷者将出现无法归还贷款的可能性，从而给银行信贷的安全带来威胁。长期以来，房地产信贷一直是被商业银行当作优质贷款业务来开发的，这也是造成房价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开展以后，商业银行被要求收紧对房地产的信贷，目前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输血”确实已经大为减少。央行刚刚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房地产贷款累计新增7912亿元，同比少增5985亿元，房地产贷款增速正在回落。与此同时，央行通过不断提高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吸收了1.3万亿元左右的人民币，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导致一些商业银行的房贷出现问题，这些准备金率足以应付短时间内出现的银行业危机，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不会因此而出现破产倒闭之类的问题。

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看待银行业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那又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房地产业在经济运行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则由于拉动GDP的需要，房地产业更是长期被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使得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各行各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依赖，甚至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深深地陷于房地产市场而难以自拔。这种市场格局对我国的银行业运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可以想见，当商品房的房价普遍性地出现下跌五成的情况，中国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将陷于凋蔽，在这种情况之下，商业银行需要面对的可能不单单是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归还贷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各个行业的企业都有可能成为银行的赖账者。很显然，当房价下跌五成真的成为现实，银行业是不可能独善其身、安之若素的。

实际上，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入，长期以来建立在通过投放房地产信贷获取高收益的银行业已经开始面对挑战。中国银行业协会刚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0-2011）》中指出，今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动力趋于平缓，利润增速只能保持在20%左右，虽然这仍然算得上高增长，但相比于2010年34.5%的增速，其下滑幅度显然更值得警惕。银行业利润出现下滑，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房地产市场调控，但不断收紧信贷规模，尤其是停止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使银行业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收益来源，则是一个事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过于单一的顽症。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只是暂时地止住了前一时期疯狂上涨的脚步，再加上限购令的推行使成交出现了减退，房价下跌至多表现为个别城市的个别楼盘，离普遍性的下跌还很遥远，银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当房价下跌五成真的成为现实的时候，银行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是难以想像。

（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日）

保荐人是IPO监管对象而不是监管者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公告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谷建华、杜卫民和中国建银投资证券保荐代表人李光增、赵渊等4人，因为在保荐过程中存在问题，分别被证监会采取监管谈话的措施和予以警告。媒体在发布这条消息时，称这是证监会对违规保荐人进行的“处罚”，其实，从法律上来理解，“处罚”的一个要件是当事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执业资格的失去或者经济上的损失，严重的甚至包括司法处理。显然，监管谈话和警告并没有给当事人造成这些利益上的损失，因此将其称为“处罚”未免小题大作。

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实行的保荐人制度，是在两年前IPO重启时开始实施的。2009年5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对于保荐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定。根据证监会的公告，华泰联合证券的两位保荐人是因为违反了这一管理办法的第二十四规定而受到监管谈话的。这个第二十四条说：“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机构尽职调查工作的要求，对发行人进行全面调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很显然，证监会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已经赋予了保荐人相当于监管者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于保荐人来说，其实是难以做到的。

保荐人所服务的证券机构，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依靠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中介服务而赢利，而生存。从这一点来说，保荐人与它的服务对象也就是IPO企业，其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要上市，保荐人要帮助其上市，两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企业完成了上市，保荐人就是完成了一个项目，企业通过IPO圈到了资金，保荐人所在的证券机构得到了大笔的中介费，保荐人本人也可以因此而得到他所在机构的报酬甚至嘉奖。很显然，如果要求保荐人像第二十四条所要求的那样，对IPO企业进行全面调查，也就是发现它们的问题，那就等于要求保荐人断送自己的利益，这是任何一个有经济理性的保荐人都不会干的。

事实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也注意到了保荐人的这种角色定位，其中第五条就有这样的规定：“保荐代表人应当维护发行人的合法利益，对从事保荐业务过程中获知的发行人信息保密。”这个规定与第二十四条规定显然是矛盾的，当保荐人发现了IPO企业的问题时，他是根据第五条的规定帮助其保密还是根据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揭露其问题，这需要保荐人作出一个取舍，而对于保荐人来说，这种取舍的标准无非就是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一定会更倾向于为IPO企业掩盖问题，也就是按这个办法所说的为其“保密”。 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需要有建立在IPO企业与保荐人之上、超越利益关系的强有力的监管力量，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保荐人放弃商业利益来保证IPO企业的质量。

我国资本市场IPO重启两年来，出现了不少问题，投资者意见一直很大。究其原因，确实与保荐人未能尽责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忽视了保荐人的商业属性，一厢情愿地将部分市场监管责任交给了保荐人，而放松了对保荐人本身的监管。IPO保荐服务是一个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在这个市场，保荐人早已经不是“面南而坐”的官商，而是要自己想办法在市场这个汪洋大海中觅食吃，这种特性决定了保荐人必然会对企业的要求百般迁就，为它们提供包装，帮助它们掩盖问题，使它们至少在表面上符合上市要求，甚至使它们能够有理由定出一个远超自身实际水平的高发行价。要根治IPO中的这种乱象，要求保荐人尽责固然是重要的是，但更要紧的是对目前的保荐人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将其与IPO公司一起纳入监管的范围，而不是在他们出现问题以后，通过“恨铁不成钢”式的监管谈话，对他们谆谆教诲一番就了事了。

控制地价才是控制房价的关键

国土资源部7月17日公布了今年二季度全国主要城市的地价监测情况。二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的总水平为3000元/平方米，同比增长8.85%。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各种用途的地价的平均水平，如果撇除了其中增幅较缓的工业用地项目，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项目的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11.76%和10.73%。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开展已经一年有余，政府出台的调控措施越来越严厉，但是收效却不是很理想，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房价公报说，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只有3个，也就是说，还有67个城市的房价仍在上升。

房地产调控为什么收效不大？将两个部门公布的数据放在一起观察，可以找出一个基本靠谱的答案，由于在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对于原先的土地供应制度基本没有触及，因此，地价仍在上涨。显然，如果地价不能得到控制，要求房价出现下降，实在有点一厢情愿。

土地在商品房的价格构成中占多少份额，这个问题一直混沌不清。但是，日前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新闻说，杭州一个叫“钱塘帝景”的楼盘在开盘时公布了它的建造成本，这个楼盘的销售单价是27500元/平方米，其中土地使用权取得费为5674元/平方米，占销售价的20.6%，另外一项是在商品房建造、销售过程中政府所收取的税金，为7404元/平方米。这两项相加，就达到了13078元/平方米，占房价总额接近50%。由此可见，在目前高企的房价中，有大约一半的利益其实是被地方政府拿去了，而地方政府收获这种利益的途径，就是土地出售和收取税费。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其实在地方政府手里。

按照我国的法律，土地一律由国家所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土地国家所有实际上变成了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土地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为房价的高企打下了重要的“第一根桩”。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市场当作推动地方GDP和补充地方财政不足的一个重要工具，以至形成了久治不愈的“土地财政”制度，在去年市场调控展开的初期，仍然不断地推出“地王”，对调控形成巨大的反讽。在民众的强烈呼吁和中央政府的干预下，现在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掘金的冲动已经有所收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地王”不再出现，但地价却仍在上涨。因此，要让房地产市场调控收到实效，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供应路径。

令人纠结的是，尽管“土地财政”制度已成为造成房价高企的一个突出问题，但从目前的市场调控来看，政策所向尚未触及这个要害。日前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出台调控新政，并要求将商品房限购政策扩大到房价涨幅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但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对既有政策的深化，从这些政策的实践来看，它们对下一阶段市场走向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是充满疑问的。

需要追问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土地财政”而难以放手，显然，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从最近曝出的政府性债务问题也可看出端倪。因此，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需要中央政府作出统一部署，包括对现行的分税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创造条件让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摆脱出来。只有当民众不再需要为居住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支付高额成本的时候，房价才有可能出现可观的下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才能成功落地。

公布成本才能使楼市调控对症下药

日前，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钱塘帝景”楼盘在开盘之际将“开发成本及销售价格组成”的明细表公布在售楼处，迅速蹿红网络。尽管第二天开发商就将公开这个明细表的展板收了起来，但透过这个已经外传的明细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商品房价格暴涨的症结所在，对未来市场调控的方向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以开发商公布的6号楼的明细表来说，它的销售价是27500元/平方米，由5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第一项“土地使用权取得费”为5674元/平方米，第二项“住宅开发成本”为5665元/平方米，第三项是“期间费用”（由管理费、财务费和销售费组成）为2232元/平方米，第四项是“预期利润”为6525元/平方米，第五项是“税金”7404元/平方米。除了开发商要赚取的6525元/平方米利润外，其成本高达20975元/平方米。

在20975元/平方米的成本价中，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使用权取得费”和“税金”，两项相加达到13078元/平方米，占成本总额的62%以上。问题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和收取税金这两条途径，已经成为市场中的最大得利者，政府实施的“土地财政”和繁多的税费收取，是造成房价高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当然，开发商列出的税金是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杭州市地税局相关人士说，开发商的税金主要包括7个方面，分别为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资金、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其中前五项税费约占总销售收入的10%，所得税为净利润的25%，土地增值税一般按照总销售收入不低于2%预缴，最后清算，多退少补。“钱塘帝景”的所有税金应该在6544元/平方米，而不是开发商公布的7404元/平方米。但即便如此，按地税局人士说的数字，“土地使用权取得费”和“税金”两项相加仍然达到12218元/平方米，占成本总额的58%以上，并不改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获利最多这个事实。

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至今已一年有余，可以视为这个市场建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调控，而且至今尚未有“鸣金收兵”的迹象，显示了政府顺应民意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但是，调控的效果却不甚理想，虽然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成交量下降的情况，但民众最为关注的房价却仍未见到有效的松动，调控正在进入僵滞的状态。一个最为实质性的原因，就在于未能触及政府在这个市场中的利益。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被地方政府作为推动GDP上升和补充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工具，得到了过度的扶持，今天要求政府转身来遏制这个市场，其实是要求政府减少从这个市场掘金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日前财政部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高达56875.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2%，在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滞涨、民众收入不见增加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这种突飞猛进显得十分刺目，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高税收显然是构成财政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期望利用开征房产税来降低房价，是多么不现实的一种想法。

“钱塘帝景”公布的这个成本明细表，第二天就收了起来。我们不知道这是开发商自己的行动还是当地政府要求他们这样做的。但很显然，开发商公布商品房的成本构成，这是一个超过政府调控措施的“自选动作”，而它触及的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房价高企的要害。长期以来，开发商被视为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乱象的罪魁祸首，一直受到舆论的声讨，但从“钱塘帝景”的价格明细表可以看出，开发商为自己留出的利润是6525元/平方米，占其房价总额的23%，考虑到一个楼盘的开发通常要经历数年的时间，这样的利润率显然不能算太高。当然，开发商在降低房价方面并不是没有潜力可挖，但是如果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利益如磐石一样不能撼动，那么可想而知，调控的最终结果便是重复以往几次调控走过的无疾而终的老路。

从今年5月开始，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定，商品房销售实行了“一房一价”的制度。其实，如果不对开发商的定价制度进行约束，仅仅明确“一房一价”是没有意义的，类似北京钓鱼台7号院30万元/平方米的天价也可以在这个制度下出现。只有要求开发商公布成本，我们才能看清房价高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调控也才能对症下药，收到实效。“钱塘帝景”开发商的“自选动作”只是昙花一现，但从其在网上热传的程度来看，开发商的这个行动显然是受欢迎的。因此，调控政策需要在“一房一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开发商公布开发成本，把构成高房价的一切元素都晒出来。

扩大商品房限购城市要想到将来如何退出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执行商品房限购政策。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开始调查分析部分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成因，并准备据此草拟新一轮限购城市的名单。

自国务院在今年1月推出“新国八条”后，国内一些大城市普遍根据要求实施了商品房限购政策。限购政策的推出，是政策动用行政力量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种强劲干预，从根本上说，限购政策似乎不符合市场自由交易的基本原则，因此一直受到舆论的批评。但是，从这项政策实施将近半年的实际效果看，它对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其正面效应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随着限购政策在大城市的推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却在暗潮涌动，特别是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一些“卫星城市”，今年上半年内的房价涨幅明显超过了受压制的大城市。今年4月北京举行的一场春季房展会上，出现了火爆场景，而担当主角的是来自北京附近二三线城市的楼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当月房价环比涨幅达到0.6%的二三线城市包括宜昌、韶关，环比及同比涨幅较高的还有南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秦皇岛、丹东、吉林、牡丹江等城市。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原来涌动于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力量在受到抑制以后，正在挖掘新的投资热点，鉴于以往这股力量在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它们在二三线城市可能兴起的房地产投资狂潮，政府不应熟视无睹。因此，就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说，将商品房限购政策扩大到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商品房限购政策作为短期内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一剂猛药，固然有其一定的效用，但它毕竟是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对房价所起到的只是抑制作用，而不可能真正解决房地产市场长期存在的病根。事实上，即使是年初推出的“新国八条”，已经表示这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政策，表明这项政策总有一天是要退出的。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当限购政策退出的时候，那些受到抑制的投资投机力量是不是会卷土重来？而一旦这种假设成为事实，那么，一个可想而知的结局便是，因限购政策的推行而受到抑制的商品房价格很快会出现强烈的反弹，此轮调控便前功尽弃了。

因此，政府在扩大限购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将来这一政策退出后的应对之道。限购政策的推行为政府解决房地产市场乱象提供了“时间窗口”，政府应该抓住这段有利时机，解决市场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推进保障房的建设，从土地供应、资金等方面保证它的顺利推进。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当保障房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基本能够满足中低收入者住房基本需求以后，商品房市场即使恢复自由交易，投资投机力量即使有能力将房价进一步炒高，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政府应当在推行限购政策的这段时间内，积极转变职能，从陷得过深的房地产市场中抽身出来。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将房地产市场当作推升GDP、补充“土地财政”缺口的一个重要工具来推进，这是造成保障房建设滞后、商品房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立场也使地方政府对市场调控缺乏动力。必须指出的是，调控发展到目前，虽然力度越来越大，但政府在这个市场中的利益基本没有触及。很显然，如果不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政府依然是市场中的最大得益者，那么，投资投机力量就有了炒作商品房的坚强后盾，要求房价平稳运行显然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公共债务高企击破GDP的神话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审计署公布的我国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政府性债务的数据，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针对一些外资机构对我国政府性债务数据真实性的怀疑，7月11日，审计署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此次审计涉及的每一笔债务和每一个数据都是有据可查、真实可靠的，不存在个别机构和个人毫无依据、凭空推测出的所谓‘低估’或‘遗漏’的问题。”但是，审计署的这个表态并未能使市场放下心来，同一天，财政部代理发行的首批地方政府债务市场反应不佳，最终中标利率远超此前预期，并且有部分3年期债出现流标。

其实，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即使是中国政府内部不同的部门，对于政府性债务的计算也会出现差异。审计署、银监会和央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估算，在规模和定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因此得出的数据也会有不同。以其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来说，审计署只统计地方政府依据法规用来投入自身基础建设平台的贷款，因此得出的这一部分额度是4.97万亿元人民币，但银监会和央行的定义则要宽泛得多，由地方政府提供的非正式的融资担保也包括在内，因此银监会估算这一部分债务总额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而央行则认为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对于一些外资机构提出的不同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不妨本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态度来听取，而没有必要给其扣上“毫无依据”、“凭空推测”之类的帽子一概排斥。7月11日，渣打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规模已占中国GDP的71%。在这份报告里，渣打银行没有使用审计署的“政府性债务”这个概念，而是采用了“公共债务”这个概念，包括中央政府官方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估算额、铁道部债务以及实施最近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重组的成本。按照这样的定义，渣打银行认为，截至2010年底，中国政府性的公共债务大约为28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中国当年所达GDP规模的71%。（7月12日网易财经）

渣打银行提出的这个数据，它的准确性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份报告将公共债务与我国的GDP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警醒。众所周知，我国的GDP在去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老二”，这是一直让我们引以为荣的一个成就，但是，由于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政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而消费和外贸则一直表现得相对疲软，因此快速增长的GDP反而给我们的经济平稳发展埋下了隐患。政府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只有行政权力，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拉动投资，却无法决定由市场说了算的消费和外贸，这正是造成政府性的公共债务爆发式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渣打银行的这个数据不准确，却无法否认这些高企的公共债务正是这几年表现得越来越火热的“GDP指挥棒”种下的恶果，这些高企的公共债务，击破了我们多年构筑起来的GDP的神话。

政府性的公共债务之所以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重大话题，它突出地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彻底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仍然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并以最方便拉动的GDP指标来作为政府的政绩，从而给经济全局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后患。面对高企的政府性债务，有关部门反复强调一切仍在可控范围内，民众不必过于担心。对于一个仍然可以利用丰富的行政资源支配经济的政府来说，有关部门的这个表态确实不是虚言。但是，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其实很有限，无非是要求银行买单，而当银行无力承受的时候，政府又可以利用财政力量对其进行援助，最终还是由民众来买单，而政府不会因此而损失一根毫毛。

朱民出任IMF高官不代表中国权重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昨日（7月12日）宣布提名现任总裁特别顾问，来自中国的朱民为IMF副总裁人选，如果此项提名获得通过，朱民将成为IMF在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副总裁的中国籍人选。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选出任IMF的副总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的重要性。IMF建立60多年来，虽然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上作出过不少努力，但由于它基本上是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特别是在全球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纵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工具，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平衡的考虑是相对薄弱的，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框架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西方自己的利益，2008年发端于华尔街的一场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扩散，成为一场几乎波及全球的重大危机，至今在一些国家伤痛未平，与美元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的这种强势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自危机发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强烈呼吁对IMF进行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改革特别提款权等，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一位中国籍人士成为IMF的副手之一，这也显示了这个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尤其是在拉加德替代卡恩出任新总裁后正在努力营造其新气象的决心。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IMF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它的议事规则必须遵守国际组织的法定程序。IMF以各国或者各个经济体在这个组织中的出资份额来安排每一个参与者的议事权，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组织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至今仍握有“一票否决”权，这与它在这个组织中的投资份额有直接的联系。当然，美国在得到这种好处的同时，也接受了另外的制约，比如具有美国籍的人选不能出任IMF的总裁，这也为这个国际组织建立起了相对公平的议事规则。现在，一位来自中国的人选出任IMF的副总裁，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总的议事规则。说得极端一点，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在IMF内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朱民这个“中国人”不可能动用他副总裁的有限权力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朱民出任IMF的副总裁，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的一份荣耀，但更主要的还是他个人的成就。资料显示，朱民长期从事银行实务工作，他在国内曾经担任过中国银行副行长，负责财务和司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法律和合规，以及战略和研究等工作。其后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负责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征信事务。朱民还在世界银行工作过6年，并在2010年加入IMF，任总裁特别顾问。这种经历使他在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任职也使他具备了很强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就像拉加德所说的，朱民“对IMF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刻的见解，我期待着得到他的建议。”很显然，拉加德在履新之际挑选朱民，看中的是他的个人能力，而不是为了增加中国在IMF中的权重。

事实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选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官，朱民并不是第一位。在他之前，就有章晟曼在1995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等高级职务。2008年，中国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在章晟曼、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权重并没有任何增加，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高官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脱去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外衣，而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无愧于他们所担任的这个职务。现在，朱民出任IMF的副总裁，同样必须完成这一个身份的转变。

自三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让其更多地体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益。中国的这种诉求是合理的。IMF目前的权重分配是在二战刚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上所形成的，那时候，美国由于本土未受战争创伤，反而借助战争而崛起，同时其代表着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从而受到全球的拥戴，在当时的环境下，由它主导IMF等新建立的国际组织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年“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以后，IMF的权重分配如果一仍其旧，就不能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有序运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IMF的投票权应当与成员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世界GDP的24%，但它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达到32%，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个“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GDP的21%，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只有11%。这种格局显然使IMF很容易沦为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而无法真正公平地照顾到所有成员国的权益，也无法维护已经有很大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健康运转。但是，要改变这个格局，中国显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本国人士出任IMF高官上，而是需要联合其他有类似诉求的国家和经济体，进行艰苦的努力。

目前，随着IMF出现的人事变动，这个机构正在出现改革的迹象。但是，对于IMF来说，首要解决的问题却并不是中国翘首以盼的权重改革，而是欧洲一些国家陷入的财务危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爆发已经年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几天，欧债危机正持续发酵，意大利的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引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再一次出现剧烈动荡。如果这股仍在恶化的欧债危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很可能会使三年来各国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付诸东流。在这方面，IMF显然已经面临巨大挑战，新任总裁拉加德和包括朱民在内的她的同僚必须找出行之有效的化解之策，才能使IMF赢得世界各国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