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战乱洛阳驯养事件:中日甲午战争（四）

6、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国力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却是：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

清朝末年，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但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1894年11月26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入北京，引起举国震惊。这天慈禧太后召见枢臣，大家以为她会对时局有所垂询，但没想到太后突然宣布把光绪皇帝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并贬斥主战派大臣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这与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

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是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他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名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了颐和园的山光水色。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就这样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

五、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1、台湾民主国及其反对割台的斗争

中法战争结束的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防务，建立台湾省，设置巡抚施政。当初刘铭传为巡抚，后邵友濂继之。甲午战争前夕，邵友濂内调湖南巡抚，台湾藩司唐景崧署理巡抚。《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侍读学士文廷式带头呼吁严惩“卖国贼”李鸿章以及战败失职的逃将，接着一些御史和疆臣、一些中小官吏也上书条陈，抨击卖国行径，以康有为首的著名的“公车上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马关条约》中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的条款，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的抗议高潮。割台的噩耗传至台湾，台湾同胞更是义愤填膺，“捶胸泣血”，“聚哭于市中”。他们奔走联络，“鸣锣罢市”。并且冲进巡抚衙门，宣布饷银不准运走，制局不能停工，税收应全部留供抗日之用。台湾绅民联名致电清政府，表示“誓死守御”。他们发布檄文：“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官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批准条约。但是，他顶不住慈禧太后和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于是在5月2日批准了《马关条约》。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如期交割台湾。5月20日，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全省文武官员撤离台湾。同时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于6月2日与日本签订了交接台湾的字据。李经方在美国顾问科士达的陪同下，前往台湾。他不敢登上台湾岛，只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会见日本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一纸卖国文契，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岛上的所有财产和全体人民出卖给了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5月25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表明永远隶属清朝之意。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不愿割让台湾，所以没有立即走。为了挽留巡抚唐景崧，于是推举他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5月底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唐景崧便逃到厦门，这样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民主国流产。

这时台湾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刘永福，他是甲午战争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台湾军务的，率黑旗军渡台驻防台南，这时成为台湾抗战的领导者。除刘永福部黑旗军外。各地的群众抗日武装也纷纷起来，最著名的有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部。日军派兵占领基隆、台北后，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组织抗日义军，在爱国志士徐骧等领导下，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博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从6月到10月，台湾军民在粮草不济、武器弹药缺乏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唐景崧撤离后，刘永福率黑旗军坚守台湾，表示“众人一心，兵民一气，不计生死，共御倭夷”，协同义军共同抗敌。刘永福几次派人到内地求援，但清政府严密封锁，不准大陆接济台湾抗日军民，致使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徐骧等先后壮烈牺牲，刘永福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动摇，弃军内渡。10月21日，台南失守，整个台湾为日军所占。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打了大小100多仗，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日本这次所谓“接收台湾”，动用了兵员约5万人，夫役2万余人，历时5个月，伤之及疲病遣返者达3万余人，主力军近卫师团伤亡过半，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的50年里，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2、台湾民主国的性质

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性质，有三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未经清廷认可，因而是一种反对清朝统治，摆脱中国的“独立”行为。当时担任李鸿章赴日议和的外交和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写道:“在台湾，反对割让台湾的清绪很激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发表宣言，声称新政权要用武力反抗移交。”1983年再版的由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第四卷写“台湾民主国”一段历史时，标题即为“独立记”。直到目前，有人仍然认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搞“独立运动”，“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分裂主义行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台湾民主国具有一种自立或自主性质。林甘泉在《试析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一文中认为，建立民主国的目的“是要保国土而不是立新国”。张九州、彭乃坤、戴鹏在《爱国志士丘逢甲》一文中认为，台湾民主国的建立是在“清廷弃地”的情况下，“为守卫祖国疆土而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即'台民此举，无意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而已”。戚其章在《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认为台湾民主国既不是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的国家”，也不是另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种抗日保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应变措施。它虽然“改省为国”，但“仍隶清朝”，即仍然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怎么能斥之为“分裂主义行为”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陈彪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一文中认为，“存在了短短五个月的台湾民主国，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产物，而且是资产阶级化的绅民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它作为清廷与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的妥协外交路线的对立面来到了近代史上。后人要指责它的不足之处，那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否定它作为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地位，那是任何偏见所无能为力的。”

我们认为：所谓的“独立”说，完全是对台湾民主国性质的一种曲解。翻遍台湾民主国的所有文献，从未发现有“独立”这种提法，而只见到“自立”的字样。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晓谕全台的布告中，即有“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今须自立为国”等语。但是，在台湾民主国文献中，普遍使用的还是“自主”的提法。如唐景崧告示又称：“惟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湾民主国镇守台南帮办军务刘永福告示亦称:“倭寇要盟，全台竞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所不忍见，更何怪我台民发指眥裂，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而为自主之国。”台民的布告更明确地指出:“今己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这三份具有代表性的台湾民主国文献，反复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在朝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但“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誓与土地共存亡”，因此“抗不奉诏”而成立“自主之国”，御敌寇而保台。

在这里，“自立”或者“自主”，与所谓“独立”的含义是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的。其实，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并不是一种独立行为，而是对清廷把祖国领土割让给异族的一种抗议；台湾绅民并不是对清廷不忠，而是处处要为清廷效忠。

首先，从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动机看，当时台湾人民的“自主”，乃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他们出于对清政府割台的不满，为避免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台湾岛宣布自立，成立台湾民主国。他们认为，成立民主国“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其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捶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拒日割台，以待挽回之机。二是不使日本有所借口，免得朝廷为难。对此，唐景松一再说明:“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借口，牵涉中国”。

其次，台湾人民的“自主”，不但不是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而是要保卫台湾，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台湾民主国成立以后，其领导者不仅在言上而且在行上都表示要效忠清朝。民主国成立的当天，唐景崧就电奏清廷，表示“仍奉正朔，遥作屏藩”。翌日，他又以大总统的名义电告台民：“即日议政，定为民主国……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唐景崧还讳言民主国的独立与主权，自始至终称台湾民主国为“自立”，并力言“自立”并非“独立”。刘永福、丘逢甲等同样如此。他们一再解释成立民主国有不得已之苦衷，如在民主国的《独立宣言》中说：“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在他们给清廷的奏折中也表示：“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立，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民主国大将军刘永福在其盟誓书中说得更明白：“变出非常，改省为国，名为自立，仍隶清朝……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并表示“如有机，自仍归还中国”。由此可见，“民主国”依然是大清的疆土，台岛居民仍是大清的百姓，成立民主国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再看台湾民主国定年号为“永清”，实则宣布永远隶于清朝。其国旗的图案为“蓝地黄虎”，也不是任意设计的。其用意有二：一是参照清朝的黄龙旗，龙在天上，虎在地下，以示尊卑之分；二是“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清朝。此外，唐景崧还千方百计向清政府表露他的总统职衔的双重性。身为总统，在他上奏清廷的电文与奏折中仍用巡抚职衔，只有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方用总统称谓。为表明心迹，唐景崧的署衔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前署理台湾巡抚”。这种称谓真有点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唐景崧当时并不想把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

复次，从唐景崧受任民主国总统的私人动机看，是想竭力为清朝拯救台湾，以图清政府对他的奖赏。唐景崧科举及第，在宦海里浮游半生，才由一个区区吏部主事升为署理巡抚。从他上述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循规蹈距的大清臣民，而不是一个有野心之辈。他出任总统，并不是想在台湾称王称帝，而是想通过这种途径保住台湾，尽一个臣民之责。唐景崧当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和清朝的避免扩大事态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作了回大陆受清廷处罚的准备。不过，他私下仍希望继续执掌台政，阻止日人进攻。到时，即使日人占领了台湾，当他重返大陆时，或许不受国人责骂，反而得到奖赏。唐景崧这种复杂的心理，足以说明他成立民主国不是闹分裂独立。

最后，台湾民主国刚一成立，就派道员姚文栋为游说使，“使诣北京，陈建国情形”。这也说明台湾人民的“自主”不是脱离祖国而搞什么“独立”。在台湾民主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它与苏、浙、闽、粤诸省大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陆各省也曾给予各方面的支援。由此可知，把台湾民主国说成是搞“独立运动”或成立“独立的国家”，是毫无根据的。

综上所述，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清政府被迫割台，台湾即将沦为殖民地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产物，参与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绅民，始终视台湾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现了他们与祖国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和强烈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