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海德公园的圣诞集市: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赵晓光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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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三落三起》(赵晓光 刘杰著)一书，用生动详实的笔墨，叙述了邓小平政治生涯中著名的“三落三起”。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 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